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二十六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二十六卷

书经部总论六

明焦氏笔乘

尚书古文

国子学正梅鷟曰：《尚书》惟今文四十二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尽汉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其补。舜典二十八字，则窃易中文、明诗、中温、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等句，则窃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句，则窃论语允执其中等语，成文征苗，誓师赞禹还师等，原无此事。舜分北三苗与窜三苗于三危，已无烦师旅伪作者，徒见舜典有此文，遂模仿为誓召还兵，有苗格诸语，益稷赓歌，亦窃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窃孟子忸怩之语。泰誓三篇，取语孟百姓有过在余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语，其外引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傅说武成诸篇，文多浅陋，必非商周之作。相传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之，不知竹简漆书，岂能支数。百年之久，壁间丝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献书者之饰辞也。梅作有成书，不知今尚流传否？聊记于此，以俟明者。

群书备考尚书源流

孔子叙书始自唐虞者，以其运中天而治化隆也。伤周道之既东而深有望于鲁，故录伯禽之《费誓》焉。叹王风之不竞而惧其入于秦，故录穆公之《秦誓》焉。
邵康节谓孔子知周之必入于秦，故书终于《秦誓》。诗录夫秦风，先儒多非之，然其说亦有理。鹤林玉露载之甚详，

后遭秦火，百篇亡缺，幸而得济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谓之今文。
伏生名胜，为秦博士。以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汉，兴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八篇，即作《尚书》，大传以教于齐鲁之间。孝文时，遣晁错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按。伏生所传只二十八篇，《泰誓》一篇，武帝时，河内女子所献，故合为二十九篇。然所献者载白鱼火乌之祥，乃伪书也。伏生教齐鲁时，授同郡张生，张生授欧阳生，欧阳生授倪宽，倪宽授欧阳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于张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而欧阳最盛。

而传之者，欧阳大小夏侯也。
欧阳歙八世，传书教授千馀人而不免多赇之败。倪宽亦出其门以循良课，最而赞成封禅，可惜也。夏侯明皇极之，大旨而垂意于青紫之得，何欤？

其后孔安国得孔壁所传科斗文字，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
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伏生之书考论其文义，，定其可知者，得伏生所诵《盘庚》等五篇相合，又多伏生二十五篇。《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共五十八篇．安国并依古文间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其馀篇简错乱，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作传。巫蛊事起，不得奏私传其学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张霸之徒遂伪造古文《尚书》二十四篇。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然非孔旧本，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元亦为之注，刘歆欲立古文学，官移责诸，博士甚力。然
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霸本为古文者也。晋时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谧又从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赜，赜乃于前晋奏上其书。时又缺《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姚兴云于大航头得其书奏上，而古文始行焉。至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颇改其辞，如旧无颇、今无陂之类是也。自是而隶古之书，遂变矣。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氏赵岐注，孟氏引古文《尚书》所有之文，皆曰《逸书》盖未尝见古文故也。惟太史公尝从安国授书，故迁所载多古文。说今史记所引书与序皆与孔氏本合，

而奏立之者，梅颐姚兴也。当时为之传注者，在汉则有伏生、刘向之辈。
伏生作大传，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以金縢作于周公没后，刘向作洪范五行传溺于灾异。又汉儒注曰，若稽古殆三万言、郊禘六宗牵合附会，皆不得圣人之意者也。

在隋唐，则有费甝刘焯之徒。
隋初始，流河朔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穿凿烦杂炫就而删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未为得也。孔颖达之正义，因费疏而广之，陆德明之释，文待陈郑而刊定王肃之释，驳李显之新释，皆未当。

至宋之注，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伤于凿，
即新经《尚书》，乃王雱所撰。而安石修定者，最为乖谬介甫。又有《洪范》传，

苏轼伤于略。
东坡书传，驳正王氏之功为多其于引征以为羲和，贰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诰以释衰服冕为非礼。又云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哀痛之语，平王当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皆自出己见，不随人笑哭者也。

吕祖谦伤于巧。
《泰誓》至《洛诰》，凡十八篇，前段多不注，

林之奇伤于烦。
林少颖集解朱子曰：林书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后非其所解。

乃以属九峰蔡氏而书传，有所归矣。
蔡氏讳沈季通之子朱子以书属之，乃作集传。

古今私评评书三端

蔡九峰谓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所引古书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辞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订于科斗古文，错乱糜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国书是假。书谓大序格致极轻，却疑晋宋间文字，况孔书。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之见，可疑之甚。又《春秋》、《礼记》、《孟子》、《荀子》间与今书不同者，如《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经乃无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申。观宁王又庶言同，则亡怿多一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安可必书无缺文乎？安可谓所引者之皆谬乎？释书者欲尽解之，是难逃晦翁之讥也。又欧阳公日本歌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通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按今世经书往往有外国本，则书之独全于日本者，未可知也。

贝琼文集中星解

中星见于作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无定位，各于四时考之。南方而尧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郑氏本于孔注互见之说，诸家无以异之，盖南言朱鸟，则知东为苍龙，西为白虎，北为元武矣。东言大火，则知南为鹑火，西为大梁，北为元枵矣。西言虚北言昴，则知南为星，东为房矣。余求之经而参之考亭所论，岂特以互见为文哉。天道至幽，至远，而圣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鸟，以二十八宿各复于四方，而星鸟适见于昏中，故举而言之。至于仲夏，则朱鸟转而西，苍龙转而南，而大火适见于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则元武七宿之虚宿。冬之中星，则白虎七宿之昴宿，故于此独举一宿焉。大抵天以星为体而有广狭远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则载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馀，月皆举二十八宿。而此独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举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则知尧典所载岂非以其中之所见而言乎？圣人考中星，以正作讹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谓术不违天政不失时者如此。然尧时冬至日，在虚昏中昴至朱子之时，则日在斗昏中壁，此见岁差之由。而岁差之由恒于中星知之，苟以为互见其法，无乃甚疏耶吁。差之毫釐，谬以千里，而学者不之详也，故表而著之。

周洪谟文集殷民叛周论

或问：武王之伐，商也。书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是言王者，无敌也。又曰篚厥元黄绍我周王是言人心悦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国殷民扇乱不已，虽化训三纪之久，而闲之犹艰，故先儒谓《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皆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谓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观之，则所谓倒戈执篚于吊伐之日者，不几于虚文乎。圣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皋子曰：是，盖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敌执篚而来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纣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弃之黎老也。其后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纣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奸回也。何以？明之书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又曰：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则商臣之党。纣虐民者，皆天下之奸回罪人，不可谓不众也。故孟子谓武王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而朱子以为皆党纣虐民者也。然灭之云者，岂噍类无遗哉。不过歼其渠魁而馀孽之，犹存者不知几千万人，诛之不可胜诛也。既不之诛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仆念其国统之绝者，愤怨不已，故乘三监之隙而胁其民以叛也。今夫盗蹠一呼聚党数百，犹能糜人之国，其故何哉？胁之而已矣。岂有纣党之在渊薮者，犹众而不能胁四国之民以叛哉。故多土曰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皆谓商民为所胁者众，故宽宥之而不加诛也。虽以四国民命为言，而曰商王，士曰尔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则实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毕命，曰毖殷顽民，亦指殷之馀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兹殷庶士席宠惟旧，则极数殷士之恶而无一语。以及殷民也，数千载之下读者不得其意，乃谓殷民既怨殷而归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谓周之顽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纣子武庚及其馀党耳。使诚以为叛周者非纣馀党，乃前日涂炭之民，则圣人伐暴救民之意，终无以暴白于天下，后世而乱臣贼子得以藉口矣。予故为详辩之。

张吉文集禹贡疑误辨

贡于嶓冢导汉之下，则曰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于岷山导江之下，则曰东迤北会为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二条者，朱子及九峰蔡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诸水所潴，固无仰于江汉之所汇，而江汉二水并持东下又不见所谓北江中江者，执是以疑经之误其说甚。备愚尝亲历其地，细观其说，而以经文證之，乃知经文无误，二先生之说皆过论也。夫汇本训回乃下流泛溢，他水势不能泄，于是回旋渟滀潴而为泽之谓也。今春夏之间，江汉水涨，则彭蠡之水郁不得流而逆注倒积漭为钜浸茫，然数百馀里无复畔岸，其汇为泽盖如此，虽无仰于江汉之所入，然是因其下流牣，故湖水壅阏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泽。尔非谓江汉之水截入泽内而为汇也。若其截入为泽，则但如他条曰。至曰入可也。何必变文言汇哉。此东汇泽为彭蠡，东迤北会为汇，本无误矣。汉水不言会者，为江水所隔与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与汉互见也。逮夫二水渐消，则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与二水颉颃趋海。所谓其北，则江汉之浊流其南，则鄱阳是已。第江水浚发最在上流其流，则汉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则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并持东下，则江为中江，汉为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并流为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谓分支分派，判然殊途，为二江也。此东为北江，东为中江入于海，亦无误也。而理明义精如我朱子九峰，又其高弟乃皆不能无疑于斯，何与况经文简奥。其言南入于江东，汇为泽，盖亦无远不包而曰南。曰东与今水道屈折迤逦势正相符，今却又云今文自有谬处，与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强解，此不可晓也。又按江水自东陵而下，汉水自汉阳而下，其势皆渐趋东北，湖口为江汉所汇之处，正在东陵汉阳。东北与经文亦合，今却又云于汉水，则宜改曰南汇彭蠡于导江，则宜改曰南会于汇，此又不可晓也。若夫所谓横截南入于鄱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又谓至此而后一先一，后以入于彭蠡既汇之，后又复循次而出，以为二江此自说者之误，非经文之误也。盖经意以为汉虽入江而自循北岸，以达于海不可泯灭，故有东汇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为二水既合，则有江无汉，故既疑其误而复有取于郑樵之说，以为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二句疑衍。蔡氏笃信朱子不复别求其说，遂再立论以疑经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犹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于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非江之说，不为误乎？是不然。河源远出闷磨黎山，自积石龙门而下，气势雄猛流波汹汹，而洛渭二水近出鸟鼠同穴熊耳诸山，不数百里遂达于河，几不能见，安得与河为敌？若夫江源出于嶓冢，既不相远而其通流之地，大小虽殊终不相掩，则汉虽入江犹得各纪。其为汇为江入海之实，夫岂过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汉，故于兖州则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荆州。则曰江汉朝宗于海，对举二水而并言之，贡之立精义矣，呜呼。经赖真儒而明贡，有朱子及蔡氏者为之辨析其义，犹晦信乎，说难矣。

夏良胜文集读洪范

洪范谓帝锡九畴于禹而震怒不畀于鲧，归于治水成败之绩，呜呼。圣贤传道之际，其授受微矣。，若谓天所以畀，所以不畀，其然哉，夫道初无也。以有天地而有，有于天地，天地则付于物，物以呈文而道益著，圣人成而应之矣。其著与微，固有其时而著，必有其人也。盖有有其人而不遇其时者，未有有其时而无以应之者也。故先天而天弗违道在人而应之天也，后天而奉天时道在天而应之人也。应以天者，惟其人应以人者，惟其时，彼龙马负图八卦乃画，是道寓于图。伏羲生当其时以应之，然非伏羲不足以应也，故曰图为伏羲出也。然为八卦而出，虽曰不为伏羲而出亦可也。至于韶作而凤仪，春秋成而麟至，则道在人而著于韶与春秋，故天应之以瑞以昭其道也。凤与麟固非道也，然则龟负文而九畴叙，亦龙负图而八卦画，谓禹当其时足以应之而叙彝伦，则固也。谓其专应治水功成而出，某不知何如也？又谓以鲧绩弗成而震怒不畀，某益不知为何如也？夫功以人成道以时显，若鲧诚足震怒，然当其时有尧在矣。有舜在矣，天果为震怒鲧而不畀，独不锡尧舜而畀之乎，是知道以物而著者，故自有其时，当其时必有人也。故某曰龟书为九畴而出，非为禹也。非为禹而出，则固非为怒鲧而不出矣。况夫天本无心而有象，若谓怒是人而不畀锡，是人而畀之，是亦市井小丈夫。任情而予夺者，之所为殆恐天不若是之小也，是道之。所系固自有理数，又不若感应灾祥之论也。传曰治水功成，洛龟呈瑞，龟水族也。固以类应之，则河图为伏羲何功而出者乎。然则箕子何为云尔允执厥中，尧之道传于舜，必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是君臣之间其授受之际。警戒如是礼乐为邦孔子之道传之。颜渊必曰郑声淫佞人殆，是师弟之间授受之际。警戒如是，若箕子武王之授受，后尧舜而先孔颜者，虽箕子不得而臣，而武王盖以道之所在访之，若弟子矣。故其云尔者亦警戒之意也。惟鲧匪人则不畀，惟禹其人则畀之是天之意也。箕子惟其人，故得道之。传武王惟其人，故箕子以道传之也，亦天之意也。然则道之所在，天之所在，非其人而传，则为逆天。惟其人而不传，亦为逆天，逆天者废道也。此箕子所以不死，所以不臣而必传其道而不避者，亦天也。则武王所以得传其道于箕子亦天也，其所以示付托之重而欲武王承天之意有在矣。然则箕子何若是隐也？当其时君臣之名未正而师弟子之分亦未安也，故不得如尧舜孔颜之名言警戒，乃托天之付畀微示其意如此也。故曰圣贤传道之际，其授受之微也。若夫圣贤之言，固非浅陋所能窥，亦非敢有所致疑于其间也。
日知录舜典
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辞已明，则无嫌也。

古文尚书

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元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
欧阳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胜，胜从兄子建皆得伏生尚书。

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Annotation|内毒誓非伏生所传，师古并言之详见下}}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师古曰：见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师古曰：中者夫子之书也〉，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
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刘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国所献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乱，焚烧无馀。

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言此为最多者，明张霸加之以百二篇为伪〉。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
传末又言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而后汉书十四博士无之，盖光武时废。

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言刘歆者哀帝时歆移书太常博士欲立此诸家之学故也〉。
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
贾逵传肃宗好古文《尚书》，诏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为三卷帝善之。

马融作传，郑元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元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馀事，名曰《中文尚书》〈言参用今文古文之中〉。汉末之乱无传，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元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
又有王肃、范宁、李颙、姜道成注《古文尚书》，新唐书作姜道盛。

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
一《尧典》并舜典慎徽以下为一篇，二《皋陶谟》并益稷为一篇，三《禹贡》，四《甘誓》，五《汤誓》，六《盘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诰》，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无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并康王之诰为一篇，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费誓》，二十八《秦誓》，

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
孔氏正义曰，《史记》及《汉书》儒林传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马融云《泰誓》后得郑元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

且非今之《泰誓》〈有白鱼入于王舟等语董仲舒对策引之〉，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隋书经籍志曰马融郑元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馀绝无所说。
正义曰郑氏书于伏生所传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工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引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囧命》，二十四以一篇为一卷，九共九篇合为一卷，通十六卷以合于汉艺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数，此即张霸之徒所作伪书也，与旧唐书所载卷目不同。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上之。
正义引晋书云太保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阳臧曹，曹授汝南梅赜，遂上其书。又云其书亡失舜典一篇，此书东京以下诸
儒皆不曾见。郑元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氏》，赵岐注《孟子》。凡引此书文并注，云逸书

增多二十五篇。
《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引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大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囧命》，二十五

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
陆氏释文云梅赜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

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日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年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
正义言马融、郑元、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

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各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
帝曰 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

书序

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则《伯禽之命》、《康诰》、《唐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则不但书序可疑，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
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

五经得于秦火之馀，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馀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
鄞人言出其子坊伪撰，又有子贡诗传后儒，往往惑之。

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曰徐市倭国本者。徐市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
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郑康成注孝经来献，不言有《尚书》。

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
文公五年引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从二人，襄公三年引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正义。曰箕子商人所说，故谓之《商书》。

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
孔安国传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说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汉以来别无异。文史记夏本纪亦先九州而后道山道水。

《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
《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上，故左传成公十六年引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预注并以为逸书。国语周单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下也。单穆公引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韦昭解，亦以为逸书。

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駮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字叔然汉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以致慨于宋人。
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引征，顾命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

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寖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
近有谓得朝鲜本《尚书》，于洪范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来朝宴于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伪撰也。

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书。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涖政之语，莽遂依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然者，其必先之矣。

书传会选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以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间亦有未安者，遂诏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今按此书，若《尧典》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陈氏祥道〉。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谓是武王〈金氏〉，《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张氏　陈氏栎〉，皆不易之论，
又如禹贡厥赋贞主。苏氏轼谓赋与田正相当，泾属渭汭主。孔传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终主。金氏谓周当作君多方不克，开于民之丽主。叶氏、陈氏栎谓古者治狱以附罪为丽，皆可从。然所采既博，亦或失当。如金縢周公居东，谓孔氏以为东征，非是至洛诰，又取东征之说，自相牴牾。

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于字音、字体、字义，辨之甚详。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證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