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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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诗经部总论三

宋郑樵诗辨妄四家诗
齐鲁燕赵四诗，土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孔颖达曰：三家之诗字与毛公异者，动以百数及證之他书。三家之学非徒字异，亦并与文义，俱异矣。当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于子夏，其书贯穿先秦古书，惟河间献王好古博，见异书深知其精，时齐鲁韩三家皆列于学官，独毛氏不得立。中兴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众、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学者，翕然称之。今观其书所释《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毛最后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说，多从齐鲁韩氏，迨至魏晋，有《左氏》、《国语》、《孟子》诸书證之，然后学者舍三家而从毛氏，故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传十篇而已〉从韩氏之说，则二南、商颂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于周衰，以次商颂作于宋襄公之世〉，从毛氏之说则《礼记》、《左氏》无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诗独存于世也。
二南辩
《二南六州汉志》：扶风县东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诗得于周、南，系之《周南》，得于《召南》系之。召南本于所得之地而系之耳，盖歌则从二南之声。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尝与其间二南之诗，后世取以为乐章，用之为燕乐，为乡乐，为射乐，为房中之乐，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南之为义盖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为义盖如是也。周世未有乐名南者，维钟鼓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氏载季札观乐，为有象舞箾、南舞籥者，详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当时，见古乐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则南之为乐古矣。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时，而东周亦然，与十三国风无异也。若以为周衰之诗，此齐鲁韩之学也，而周之盛时无一篇可取，所谓尽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学不如毛氏之密也。
关雎辩
齐鲁韩三家皆以《关雎》为康王政衰之诗。扬雄曰：周康之时，《关雎》作于上杨，赐曰康王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阙诗人本之衽席而《关雎》作。范晔有曰：康后晚朝《关雎》作，讽薛君章句，亦谓《关雎》咏淑女以刺时。详诸上文，皆谓作于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关雎》之应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观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如此则《麟趾》、《小雅》、《鹿鸣》诸诗皆非治世音无疑矣。曰：非也。盖诗者，乐也。古人以声诗奏之乐，后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则取是诗而奏之，以申警讽，故曰作。作之为义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谓其诗始作于衰世也。孔子言诗皆取诗之声，不曾说诗之义如何，如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皆乐之声也，非谓《关雎》之义。如此序诗者取以为《关雎》之义则非矣。大抵古人学诗，最要理会诗之声，夫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为之为义亦作之意，既谓之作，则翕纯皦绎、有声有器，非但歌咏而为《周南》、《召南》之为。正如三年不为乐，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之为，谓之为谓之作者，皆乐之声也。
国风辩
诗者，声诗也，出于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诗皆可歌，歌则各从其国之声，周、召、王、豳之诗同出于周，而分为四国之声；邶、鄘、卫之诗同出于卫，而分为三国之声，盖采诗之时，得之周南者系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系之召南；得之王城与豳者系之王城与豳；得之邶鄘、卫者系之邶鄘、卫，盖歌则各从其国之声。《何彼秾矣》之诗何以不列之于王风？盖为诗之时则东周也，采诗之地则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离》之诗何以不列之于二南？盖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之地，闵其坏而思其旧，其诗虽作于西周，其人则东周也，故列之王风。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则东周也。幽厉何以不曰风？以其地则成周也。如此则《木瓜》虽美齐而在卫；《猗嗟》虽刺鲁而在齐；《泉水》、《载驰》等诗皆卫诗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劳卫武之宾》、《之初筵》不附其国而在二雅，皆以声别也。夫风之诗出于土风；而雅之诗则出于朝廷大夫尔。文王之诗见于风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诗见于风者，豳风是也。平王之诗见于风者，王风是也。雅颂之音与天下同列国之音，随风土而异，若谓降《黍离》而为国风，则豳诗亦可降邪？大抵《诗》有三百，皆以声别，古人采诗之时，随其国而系之，圣人无容心于其间也。至于称其国之名号，亦然。如三监之地自康叔得国已统于卫，今其诗之在顷襄文武者，亦分而为三，不专曰卫。唐叔封唐在燮父时已为晋矣，至春秋时实有其诗，今其目乃为唐也。《七月》以后多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诗乃皆为豳。在盘庚时，商已为殷，故颂有殷武，今其颂乃皆为商得于其地、系于其国云耳。圣人何容心哉？尝观夫子之论诗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夫谓雅颂各得其所可也，而谓乐正者何哉？盖乐者，乡乐也。乡乐即风诗也。十五国风之中，惟邶鄘、卫其国相近，其声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犹有隔绝也。夫子平时见鲁太师所传三国之声，时有异同，及其环辙之时，见卫人所歌之声，从而正之，故乡乐曰正而雅颂。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诗有十五，此国风之别也。
风有正变辩
风有正变，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独出于《诗序》。皆以美者为正，刺者为变，则邶鄘、卫之诗谓之变风可也。缁衣之美武公驷铁，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之变乎？必不得已从先儒正变之说，则当如谷梁之书，所谓变之正也。谷梁之春秋书筑王姬之馆于外书，诸侯盟于首止，皆曰变之正也，盖言事虽变常而终合乎正也。《河广》之诗曰谁谓河广一苇航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锐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车》之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诗曰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其淫佚之行如是其丑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谓变之正也。序谓变风出乎情性，止乎礼义，此言得之，然诗之必存变风，何也？见夫王泽，虽衰人犹能以礼义自防也，见中人之性能以礼义自闲，虽有时而不善终蹈乎？善也。见其用心之谬，行己之乖，倘返而为善，则圣人亦录之而不弃也，先儒所谓风之正变，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变辩
二雅之作皆纪朝廷之事，无有区别，而所谓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谓之大雅、小雅，然则小雅以《蓼萧》为泽及四海，以《湛露》为燕诸侯，以《六月》、《采𦬊》为北伐南征，皆谓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大于《鹿鸣》乎？或者又曰小雅犹言其诗典正，未至浑厚大醇者也。此言犹未是，盖小雅、大雅者特随其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则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别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见于夫子未删之前无可疑，然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节南山》之刺；大雅，《民劳》之刺，谓之变雅可也。《鸿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谓之变乎？盖谓诗之次第皆以后先为序，文、武、成、康，其诗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厉王继成王之后，宣王继厉王之后，幽王继宣王之后，故二雅皆顺其序，国风亦然，则无有正变之说断断乎不可易也。诗之风雅颂亦然，诗之六义未尝有先后之别。
豳风辩
周、召、邶鄘、卫、王、郑、洛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夫子未删之前，季札观周乐国风之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陈、秦、桧、曹、豳，此今诗国风之次第。十五国风初无增损，或谓夫子离卫降王，进郑退齐，入魏与秦，以一己之私揣摩圣人之意，无是理也，然圣人必以豳之风置之桧、曹之下者，何也？盖习乱者必思治伤，今者必思古桧，终于匪风思周道也。曹终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后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风之思周道，则陈淫桧乱之治一变，而复见豳风之正，圣人序诗所以寓其变于十五国风之末者，此也豳风、豳雅、豳颂。圣人以豳诗列于风、雅之间，谓其不纯风，而可以雅，骎骎乎移风而即于雅也，所以系风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谓《七月》、《鸱鸮》之诗，其言则雅，其体则风，虽非妇人女子之言，实妇人女子之体也，故列之风雅颂之间，圣人有深意也。
齐鲁卫三家之诗皆无《七月》篇，或谓豳风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当一国之事？周礼有豳雅颂，岂不为有豳诗，而今亡之乎？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七月》篇，然则豳诗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豳之风同出于
周而分于西。
风雅颂辩
风雅颂，《诗》之体也；赋兴比，《诗》之言也。六义之序，一曰风，五曰雅，六曰颂，其后先次第，圣人初无加损也。三者之体正如今人作诗，有律、有吕、有歌行是也。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圣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语亵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唐之平淮夷颂汉之圣主得贤臣颂，效其体也。然所谓风雅颂者不必自《关雎》以下方谓之风；不必自《鹿鸣》以下方谓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谓之大雅；不必自《清庙》以下方谓之颂。程氏曰诗之六体，随篇求之，有兼备者、有偏得其三者，风之为言有讽谕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类，皆可谓之风；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之类，皆可谓之雅；颂者，称美之辞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驺虞》之类，皆可谓之颂，故不必泥风雅颂之名以求其义也，亦犹赋诗而备比兴之义焉。
颂辩
陈休斋云颂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于神明，是其诗专用于郊庙，盖鬼神之事战国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国颂》，屈原有《谲颂》，秦人刻石颂功德，汉有圣主得贤臣颂，唐有磨崖中兴颂，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谓此说不然，盖颂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为戒，成王小毖为求助与？夫振鹭臣工、闵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诸侯，之臣子祝颂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颂，后世扬雄之颂充国，陆机之颂汉功臣，韩愈之颂伯夷，郑颂子产之不毁乡校，盖有是焉。《礼记》载美哉轮焉，美哉奂焉，君子称其善颂善祷亦犹是也。凭诗之言而疑后世作颂之过，非的论也。
商鲁颂辩
鲁颂是僖公已殁之后，序中明言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是颂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宫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盖奚斯作《新庙》耳，非作颂也。而汉班固
《西都赋》序其误自孟坚始，

王延寿等
《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

反谓鲁颂是奚斯所作，商颂明言正考父得商颂十六篇于周之太师，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义，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颂，此盖出于韩诗以商颂出于春秋之世，故为此说。 尔当汉之时，诗之序未出，宜乎言诗者之牴牾也。二颂之作当以序为正。
逸诗辩
《狸首》，《礼记》射礼，诸侯以《狸首》为节。其下文云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郑氏，以为《狸首》之诗。《驺虞》、《狸首》、《采蘩》、《采蘋》，古之乐节也，日用之间不可阙，今《狸首》亡逸，《诗》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观《狸首》诗可见矣。《骊驹》，前汉王式传曰客歌《骊驹》，注以为逸诗，今大戴《礼记》客去
祈昭昭十二年。周灵王好游畋之乐，子祭托于祭公，谋父作祈，昭之诗以正王心，其诗曰祈昭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麦秀史记箕子过故殷墟而伤之作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河水。僖二十三年，晋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赋《河水》，杜注以为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则春秋之世其诗犹存，今无之矣。
《新宫》，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商份曰管与笙，类也，皆有声而已，故《新宫》诗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子享昭子，赋《新宫》，谓之赋则有辞矣。后汉明帝亦取焉必见其辞，故得之以播歌咏，盖未有有诗而无词者，周礼祈年吹豳雅于管籥之类，必得有辞、采荠〈咨〉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荠》，汉制宗庙乐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肆夏》，《左传》金奏《肆夏》，以之三谓三章。《国语云一右樊君出入奏
玉，夏王出入奏玉，夏亦金奏。
三夏，《国语》云樊遏渠谓之三宫，盖系钟而奏此三曲惟金奏，故诗亦亡、
《九夏》，周朴钟师之职奏九夏
王，夏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亦名樊昭夏。牲出入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童夏，齐夏、
族夏、械夏、敖夏，皆金奏。郑康成谓《九夏》皆诗篇名，颂之类，今亡，是以颂不能具焉。
诸儒逸诗辩
《论语》云素以为绚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举硕人之诗，而素以为绚兮之句，不存阅《唐棣》之诗而偏其反而之。语不载，则诗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韩诗雨其无极，伤我稼穑，今亦不见于诗而无正，篇无其辞。齐鲁韩诗并无《七月》篇。

亡诗六篇

《鱼丽》之后亡其三，《南陔》、《白华》、《华黍》也。《南山有台》、《南有嘉鱼》之后亡其三，《由庚》、《崇丘》、《由仪》也。六篇之诗同在一处，不应中间，《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二诗独能存也。按《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笙入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又曰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此六诗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谓亡其辞者，今《论语》亡字皆读为无字，谓此六诗于笙奏之，虽有其声，举无辞句，不若《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于歌奏之歌人声也，故有辞尔。此歌与笙之异也　。辩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乐。歌，主人声堂上乐也；笙，镛以间堂下乐也，谓之笙镛。乃间歌之声皆有义而无其辞，束晰徽之补亡六诗，皮日休补《肆夏》，不知六亡诗乃笙诗，《肆夏》乃金奏，初无辞之可传也。

乐章图

歌诗《乡饮酒》，燕飨皆用之。《鱼丽》〈间〉、《南有嘉鱼》〈间〉、《南山有台》〈间〉，此三诗乡饮酒燕礼用之歌。《鹿鸣》，燕礼升歌。《鹿鸣》、《皇皇者华》，燕飨用之。《四牡》已上六诗皆小雅合乐诗。《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已上皆二南合为乐诗。夫子所谓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者，以此
射乐，即乐节，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射必先行乡饮酒礼。《驺虞》〈王〉、《狸首》〈侯〉、《采蘋》〈大夫〉、《采蘩》〈士〉，周礼乐师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为节，今《召南》诗中有《采蘩》、《采蘋》、《驺虞》三诗，而《狸首》独亡，已上三诗皆《召南》
笙诗，乡饮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南陔》〈笙〉、《由庚》〈间笙〉、《崇丘》〈间笙〉、《由仪》〈间笙〉，皆小雅逸诗，为六笙歌
管奏。管与笙一类，皆竹吹之，独燕礼升歌取《鹿鸣》，下管《新宫》，自春秋至后汉犹存，今亡，注见逸诗。
金奏《肆夏》三夏，王夏、九夏皆金奏，即颂诗之类，见逸诗。
丝奏三百篇中之诗，皆可被之弦歌，故琴中有《鹊巢》操，《驺虞》、《伐檀》操，《白驹》操，皆今诗文。又古人谓之雅琴、颂琴。古之雅颂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将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诗，如文仲子归而援琴，鼓荡荡之什，乃知声至隋末犹存。
房中之乐，二南诗用之为房中之乐，周有房中乐，汉有房中词乐，唐山夫人作，高祖乐用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两君相见之乐，文王太明绵辩曰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雅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鄘至豳无一诗在数，或曰周礼篇章吹豳诗、豳雅、豳颂，则豳疑于入乐矣。然听吹雅颂而无豳风，非今《七月》等语，此欧阳文忠公疑其别有豳诗，于今不存也。
删诗辩
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夫子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篇。孔颖达曰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夫《诗》上自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刺陈灵公，上下千馀年，而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夫迢迢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语，亦不俚也，胡为而删之乎？墙有茨桑中等语，至俚，又胡为而不删之乎？则知删诗之说与春秋始隐终获麟之事，皆汉儒倡之也，大抵得其乡声则存，不得其声则不存也。周之列国如滕薛，如许蔡，如邾莒等国，夫岂无诗，但鲁人不识其音则不得其详。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十五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诗，则当环辙之时必大搜而备索之，奚止十五国乎？然圣人不欲强备者，何也？盖以天下情性美刺讽咏亦不过是也。删之之说非夫子本意，汉儒孔安国倡之，文中子极笔载之，善乎？邵康节诗曰自从删后更无诗。康节之诗非谓夫子果删诗也，盖谓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诗序辩
汉兴四家之诗，毛诗未有序，惟韩诗以序传于世。齐诗无序，鲁诗之序有无未可知，诗之序大概与今序异，韩诗得序而益明，汉儒多宗之，如司马迁、扬雄、范晔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时，此韩学也。毛诗至卫宏为之序，郑元为之注而毛氏之学盛行，又非韩所敢望也。或者谓大序〈即关雎序〉作于子夏〈王肃郑元萧统皆云〉；小序作于毛公，此说非也。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诗第为之传，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谓大序作于圣人，小序作于卫宏，谓小序作于卫宏，是也。谓大序作于圣人，非也。命篇大序盖出于当时采诗太史之所题，而题下之序则卫宏从谢曼卿，受师说而为之也。按《后汉儒林传》云卫宏，字敬仲，从谢曼卿学毛诗，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盖尝谓诗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为，采诗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审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且有实状，然后致之太师、上之国史，是以取发端之二字以命题，故谓大序是当时采诗太史之所题。诗之小序，序所作为之意，其辞显者其序简，其辞隐者其序备，其善恶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殚者则亦阙其目而已，故谓小序是宏诵诗说而为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辞委曲明白，非宏所能为。曰使宏凿空为之，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诗说为之，则虽宏有馀矣。意者毛氏之诗。历代讲诗之说，至宏而悉加诠次焉。今观宏之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于《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于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所谓取诸书之文有至数句者，此也。《关雎》之序既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亦足矣。又曰风，风也，风以动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载驰》之诗既曰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而作，又曰卫懿公为狄所灭。《绿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也。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其美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所谓杂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后继之。《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国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耆养老乞，言此所谓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也。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诗序》出于卫宏，则风雅正变之说、二南分系之说、羔羊蟋蟀之说或郁而不畅，或巧而不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发语而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发语而曰闵天下无如召公之为臣，《雨无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正也。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此不可不辩也。
诗笺辩
张华《博物志》曰圣人制作谓之经，贤者著述谓之传。〈孔毛左氏〉郑氏注毛诗而曰笺，不解此意。孔颖达云笺表也，识也。郑氏以毛诗悉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纪识其事，故特称笺，馀注无所遵奉，故谓之注。欧阳永叔深排郑学，以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汉时四诗并作文字，各有不同，虽三家不如毛诗之密，然不可谓无所长也。郑氏笺诗传意有不同者，以己说易之经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书则可知矣。吉蠲为饎，郑氏以蠲为圭，吉圭为饎则韩诗之言也。素衣朱襮，郑氏以襮为绡，素衣朱绡则齐诗之言也。其耕泽泽，郑氏以泽为释，其耕释释亦《尔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郑氏以舟当作周，周人之子则朱育集字之言也。艳妻扇方处，郑氏以艳为阎，阎妻扇方处则汉杜钦传之言也。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则郑于经不谓之注，而谓之笺。笺之为言魏晋间所以致辞于皇太子诸王者也。郑尝以君师之礼待毛公而不擅改圣人之经明矣。观其注《礼记》，玉藻杂记、颠倒不伦之处，郑虽理之使条贯，亦不敢易其先后，姑于注下发明而已，则其改字不出臆见愈可信矣。古诗云读书不到康成处不敢高声论圣贤，吾于郑氏诗笺见之矣。

读诗法

诗三百篇皆可歌、可诵、可舞、可弦，大师世传其业以教国，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习焉。诵之则习其文，歌之则识其声，舞之则见其容，弦之则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国君臣朝聘燕享赋诗见志，微寓相讽，鲜有不能答者，以《诗》之学素明也。后之弦歌与舞者皆废，直诵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义，故论者多失诗之意，夫文章之体有二，有史传之文，有歌咏之文。史传之文以实录为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扬其善而隐其恶，大其美而张其功，后世欲求歌咏之文太过直以史视之则非矣。《孝经》十八章，其及于《诗》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诗》者，以其无汉儒之说乱之也。盖尝论之善观诗者，当推诗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论诗者当达诗中之理，如子贡、子夏。善学诗者当取一二言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诗者不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如诸经所举之诗可也。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绵蛮〉，不过喻小臣之择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旱麓〉，不过喻恶人远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观诗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嗟、如琢如磨〈淇澳〉，而子贡能达之于贫富之间；巧笑倩兮，美目盻兮〈硕人〉，而子夏能悟于礼，后之说论诗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复，不过白圭〈抑〉，子路终身所诵不过。不忮不求〈雄雉〉，学《诗》至此，奚以多为？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宣王诗也，夫子以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诗也，左氏以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诗也，祭父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诗也，孟子以为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记礼者以为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闻不已〈江汉〉，记礼者以为三代之君，引诗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乎？达是诗，然后可以言诗也，不然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其为孑遗矣。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信其为极矣，必欲以实迹验之，则不可以言《诗》。善乎？孟子之言《诗》可谓长于《诗》矣，《诗》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从而释之曰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尝费辞而理自明，故横渠有诗曰置心平易始知《诗》。杨中立见之曰：知此诗者，可以读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诗有美刺

诗有美刺。美诗作于文武成康之世，歌咏太平而不显作者之名；而况刺诗当王室衰微、诸侯横恣、讥诃丑乱之迹，暴扬帏幄之私，则其隐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诗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节南山》刺幽王也，则曰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巷伯寺人伤谗而作也，则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祈父》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烝民》诗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如此则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诸诗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语求，必将观其意可矣。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饰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后世惟孟子言齐王鼓乐田猎，深识此意，观其言曰百姓闻王钟鼓管籥之音，车马羽毛之美，其讥之则曰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其美之则曰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欤，何以能鼓乐田猎也？正得此意，孟子长于《诗》，故其言自与《诗》合。

毛郑之失

《何彼秾矣》之诗，平王以后之诗也，注以为武王之诗，而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按《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
故《诗》曰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断无疑。周颂作于康王成王之世，故称成王、康王，今毛郑以颂皆成王时作，不应得称成王、康王，故此，《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为成，此王功不自安逸执竞之不显，成康谓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谓成是王事，惟以《召南》为文武之诗，故不得不以平王为平正之王。惟以周颂为成王时作，故不得不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也，殊不知书中此类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后之诗，有平王以后之诗，不特文武时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没之后，在康王世也。《何彼秾矣》作于平王已后亦犹是也，不必谓武王诗。大雅中大明之维此，文王思齐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灵台之王，在灵沼绵之，文王蹶厥生，皆后世诗人追咏之辞，何尝作于文王之世？周颂之美成王亦犹是也。不必谓成王时作。毛郑解经不能无失，孰有大于此者？故特举一二言之。

诗亡然后春秋作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诗，而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何也？《黍离》降而为国风，天子无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矣，《春秋》始。隐公适当《诗》亡之后，谓《诗》亡者，雅诗亡也。予谓不然。《春秋》作于获麟之时，乃哀公十四年矣，《诗》亡于陈灵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谓美刺之诗亡，而褒贬之书作矣，非有定义也。

秦以诗废而亡

陈君举曰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尝观之《诗》，刑政之苛，赋役之重，天子诸侯、朝廷之严，而后妃夫妇衽席之秘，圣人为诗而使天下匹夫匹妇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启天下轻君之心，然亟谏而不悟、显戮而丕戾，相与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汤武之兴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离，盖其抑郁之气纾，而无聊之意不蓄也。呜呼！诗不敢作，天下怨极矣，卒不能胜，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后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呜呼！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祸速，而小民之祸迟而大，而诗者正所以维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序草木类兼论诗声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当仲尼之时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无所识之辞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辞也。故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论语》言他书不过一再，惟《诗》则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门弟子有能学《诗》者则深喜之，子贡、子夏在孔门未为高弟，至于论诗则与之，至子夏又发起，予之叹者深嘉之也。夫乐之本在诗，诗之本在声，窃观仲尼初亦不达声，至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质正于太师氏而后知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此言诗为乐之本，而雅、颂为声之宗也。其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声之盛也。又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言其声之和也。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惟《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睢》所以为美也。缘汉入立学官讲诗，专以义理相传，是致卫宏序诗以乐为乐，得淑女之乐，淫为不淫，其色之淫，哀为哀，窈窕之哀，伤为无伤，善之伤，如此说，《关睢》则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诗于风雅颂，曰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而不曰风，风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于二南则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骚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于《王·黍离》、《豳·七月》，则曰王为王城，东周之地；豳为豳丰，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风；《黍离》者，东周之风，而不曰《黍离》降国风，臣之序诗专为声歌，欲以明仲尼之正乐。臣之释诗深究鸟兽/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两汉之言诗者，惟儒生论义不论声，而声歌之妙犹传于瞽史。经董卓赤眉之乱，礼乐沦亡殆尽，魏人得汉雅乐郎，仅能歌《文王》、《鹿鸣》、《驺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鸣》，至晋又亡。自《鹿鸣》亡后，声诗之道绝矣。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鷕鷕，此天籁也。雎鸠之喙似凫雁，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萍，不识鹿则安知食萍之趣与呦呦之声乎？凡牛羊之属有角无齿者，则其声呦呦；驼马之属有齿无角者，则其声萧萧，此亦天籁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声如是，又得蒌蒿之趣也，使不识鸟兽之情状，则安知圣人关关、呦呦之兴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谓瓜苦引蔓于篱，落间而有敦然之系焉。若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者，谓桑叶最茂，虽未落之时而有沃若之泽，使不识草木之精神，则安知诗人敦然沃若之兴乎？陆玑者，江左之骚人也，深为此患，为毛诗作鸟兽、草木、虫鱼疏，然玑本无此学，但加采访，其所传者多是支离。自陆玑之后未有以此明诗者，惟《尔雅》一种，为名物之宗，然孙炎、郭璞所得既希张揖、孙宪所记徒广，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知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神农本经》有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陶弘景，隐者也，得此一家之学，故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两之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已得鸟兽草木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庶几衰，晚少备遗忘，岂敢论实学也？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也。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