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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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籍典第二百七卷

春秋部雜錄三

《程端學春秋本義》：通論《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貶害之也。聖人曷嘗先定凡例而修《春秋》哉？或曰子之本義有云：義見某年某事者，非凡例邪？曰：非也。《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為法於天下，曷嘗設凡例以待其事而書之哉？如朱子謂何嘗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者，得之。若當時史氏之作，則凡例之說或有之矣。亦未必若今之說《春秋》者拘。拘執彼以比此也。及乎孔子借魯史以作經，因事設教，凡非天子之事而私相盟者，其私盟之罪無不同也。而其為盟，則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焉？私相會者，其私會之罪，無不同也。而其為會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焉？私相侵伐者，其侵伐之罪，無不同也。而其侵伐，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焉？此孟子有彼善於此之說也。惟其罪之無不同，故有義見某年某事之云。惟其情之有淺深，罪之有輕重，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論，以見其義。此亦理一。分殊之謂學《春秋》者，即此而推之，則凡入滅圍取朝聘奔。如凡非王事而諸侯僭焉？大夫攘焉者，其罪皆可見，而其情罪之輕重等差亦不能逃焉。曰：然則孔子徒議其罪而已乎？曰：未也。議其罪，將以懲其惡。懲其惡，將使之反諸無惡而已矣。故曰：克己復禮。克己，所以復禮也。不克己，則不能以復禮。不懲惡，則不能以遷善。故《春秋》為克己復禮之書。而後世但知聖人議人罪惡而已。此凡例褒貶所由興也。自凡例褒貶之說興，而聖人之心不白於世，其書雖存其用，則泯矣。此非細故也。此說《春秋》之大弊也。人能痛掃其弊，以至於無《春秋》，其庶幾乎？愚所言者，凡例之陋。若夫褒貶之繆，則邵子、朱子、鄭夾漈、呂朴鄉諸家之說已悉於綱領。茲不復論弒君之賊，夫人所能知也。然致弒之由，則有漸。自某君之失其道而肆意侵伐入滅，民困而財耗也。馴而至於戕其身，自某君之家不齊，妻淫而子奢也。馴而至於滅其家，自某君之失其馭，而使大夫專國君，若贅旒也。馴而至於祿去公室，自某君之失其權，而使某卿帥師，軍政之在臣也。馴而至於弒其君，《春秋》皆歷書之。以為天下之大戒使凡為君者，防微慎始，兢兢業業，而不敢肆。此正所謂屬辭比事之法。惟其弒其君，罪大惡極。夫人所能知，故本義但云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惟其屬辭比事有以著其見弒之由。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說以明之，而非舍弒君之罪。但著人君之過而已也。〈按程端學春秋本義已載總論此又本義之緒餘耳故列

之雜錄

〉

大凡先儒傳此一經，必有一得。特以褒貶凡例之說汨其心思，故不得盡善耳。是以先儒之說不敢妄加去取，必究其指歸，而取其所長。二家說同，則取其前說。前略後詳，前晦後明，則取其後說。其或大段甚當，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刪則刪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則改之。如《呂朴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未免去其一二。如《程子春秋序》。子丑寅建正之類，不能無疑，故闕而不錄。竊倣朱子所謂不敢於注腳上添注腳之法，使觀者簡明易見。云爾非敢自執己見。凡非己意者，一切去之也。所以敢爾者，以其有經為之主也。經意本渾成明白，因傳而益明者，固有之矣。因傳而晦且鑿者，亦不少也，故說之。合於經者，取之。其不合者，去之。其法甚約也。其或取兩說者，以一說之意，未足以盡此事之旨，故必兼見。而其義始備，其或必附己意。云者亦以先儒之說與經相違云。爾非敢舍先儒之說，而主一己之見，亦非敢勦先儒之意，以為己之意也。

曰子之引諸家之說，其亦有重複者，何也？曰此編竊倣朱子集註之意。先訓詁而後事實，而後議論。議論即本義也。其圈下復引諸家之說者，其餘意也。或其前後始末也。蓋春秋一事兼數義，本義之外別有餘意，又有前後始末一家之言，豈能盡該？故引諸家之說以足之。諸家之說豈免重複哉？欲其成文，故不得盡刪也。所謂前後始末者，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大凡春秋一事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而先儒或略之，乃於一字之閒而究其義，此其穿鑿附會想像測度之說所由生也。今似此者，悉埽除之，使經文渾成明白，即始而見終。庶學者可以理義推詳，不得以小巧私智窺聖人之意者，本義之旨也。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說《春秋》者，終莫之省，甚可惜也。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未若是之甚也，終則天王不若一列國之君始也。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張也，終則專國而無諸侯始也。吳楚未若是之橫也，終則伯中國滅諸侯始也。諸侯之伐國未甚也，終則至於滅同列之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始也。大夫執一國之權，終則至於弒其君始也。子弟預一國之政，終則至於篡其位始也。諸侯放恣而妄動，終則至於滅其身始也。夫人昏姻之不正，終則至於淫亂而奔亡。又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昏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其終卒有姜氏弒閔遜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而衛侯朔入于衛。又書公至自衛，又書齊人來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築郿告糴于齊，而新延廄。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人知此法則一字褒貶與先定凡例而作《春秋》之說久當自廢，不必多辨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非常之事。此說自三傳至於今，凡傳《春秋》者皆能言之。其亦孔門弟子聞於聖師之言，歟然而三傳卒不能守其言。《左氏》多以《春秋》之事為禮，《公穀》亦有以為喜之、嘉之者。夫既得禮矣，喜之、嘉之矣，則是常事也。豈有非常之事？而聖人以為禮為可喜，為可嘉哉？諸儒踵三傳之繆，而不察同，然一辭甚可怪也。其辯既各見於本義，辨疑或問茲不復論。

《程端學春秋本義問答》：問元年春王正月，此《春秋》開卷第一義。而正朔一事，亦吾儒所當明辨者。今本義以正月者建寅之月或問中引用蔡氏書傳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辨證甚明。然竊詳朱蔡之說，月數雖不改，正朔則必改。商建丑，則正朔必用十二月。周建子，則正朔必用十一月。特紀月之數不改耳！故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十二月為歲首。《七月》之詩，二之日鑿冰，以十一月為歲首。凡朝會大事，必以正朔行事。今既以正月為建寅之月，則是周未嘗改夏正也。而又引趙氏云：王正月者，王者之所頒。葉氏云：王者以正朔一天下，豈有周為天子而乃頒夏之正朔乎？周改正朔矣，而乃仍以夏之正朔一天下乎？大概如左杜胡張諸儒之以建子為正月，則於王正月三字甚順，而於春之一字有未安。若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於春字甚安，而於王正月三字有所未妥。此乃千古不斷之疑，請更詳之。

答，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所可疑者，魯公即位之在正月也。何謂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蓋商改夏正以十二月為歲首矣。而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周改夏正以十一月為歲首矣。而《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用夏正數月。其曰：一之日觱發。正指十一月，亦未嘗改十一月為正月也。其他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顯然可考。秦改夏正以十月為歲首矣。而《史記》云：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又每歲首先書冬十月。漢用秦正，每歲首亦先書十月，未嘗改十月為正月也。至漢武帝改曆法，用夏正，每歲首始書正月。此皆不改月數之明驗。而所謂改正朔者，惟即位與朝覲會同，則商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秦以十月，行事以新天下耳目耳！葉氏所謂王者，以正朔一天下，如此而已。然其敬授民時，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天子諸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仍用夏正。觀《詩》、《書》、《易》、《周禮》及《月令汲冢》等書與《春秋》，凡非時必書之事，可見矣。蓋四時斷不可易，天子順時以施政，斯民依時以興作。向使周以十一月為春，以二月為夏，五月為秋，八月為冬，則二十四氣皆差，而農作非時祭祀，非節蒐狩，非名夫夏之孟。夏天子嘗麥庶人薦麥。夏之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若周之孟，夏豈有麥？周之孟秋豈有穀？而《月令》、《王制》言之乎？蒐者，仲春擇取禽獸之名。苗者，仲夏除獸害苗之名。獮者，仲秋順時殺物之名。狩者，仲冬圍守取物之名。若周改四時，行之則違時，害物。名實錯亂，聖人肯為之乎？惟其四時民事不可移易，故班律授時，仍用夏正。而建丑十二月不改為春正月，建子十一月亦不改為春正月，惟其商周即位朝覲會同等事在十二月、十一月。故有改正朔之名。況改正朔三字乃漢儒所自言，於經無見。凡商周秦於歲首稱十二月、十一月、十月者，即其所改正朔也。凡商周秦稱正月者，皆建寅月也。由是觀之，春在王正月之上既甚順，而王在正月之上亦甚妥。此朱子晚年之論，始定欲改孟子註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周十一十二月為夏九十月之說，而其書己遍行於世。故蔡氏解書親承朱子之教而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不然何敢背其說而反孟子集註之論哉？今陽恪夏正辨實出於朱子門人，㬊淵親聞其師之論。愚所以敢於本義或問用夏正而取趙氏、葉氏之云者，以此也。何謂可疑者？魯公即位在正月也。蓋商既以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及三年終喪即吉十有二月。朔，伊尹又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凡商王即位必在十有二月也。蓋古者君喪嗣子踰年始即位，改元必在所建之歲首。次第推之，周之王與諸侯即位亦當在十有一月，何獨春秋在建寅正月即位乎？此其可疑者也。及考《唐志》，春秋時，晉魯宋各自有曆法，當獻惠之世，大扺皆用夏正。由是知春秋時，魯公不奉周王正朔，不於建子十一月即位，而以建寅正月即位。故孔子因舊史而不革直書之，以見當時諸侯之僭亂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然《唐志》之外更無他書可考，不敢質言之。而其可疑者，亦粗通其一二矣。愚所以敢於本義引朱子晚年答㬊氏之說以明之者，此也。夫夏正、周正之說雖為《春秋》開卷第一義，固不可以不講，而《春秋》大義則在於正義、明道、尊君、抑臣、貴王、賤伯，內夏外裔，防微慎始，因事立教以正人心，以扶綱常。其夏正、周正之說乃後儒自為異論，自相矛盾。《春秋》先務正不在此也。曰班曆授時，亦國之大事。周亦當在十一月，然則本義引趙氏云：古者天子嘗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所謂今年冬者，果在何月也？曰此無明文可考。今依蔡氏說，則周當在冬十月。其或班曆授時在冬十二月，亦不可知也。曰商周既以寅月為正月，安在其為改正朔，安在其為諸侯奉天子正朔乎？曰古之班曆授時，猶今之授時曆。自漢武帝，歷魏晉隋唐以至於今，皆用夏正，國之大事皆在寅月。今之授時曆，雖與古異制，然使民依時作事則同也。天下孰敢不遵，孰敢自定曆法哉？此即古者奉天子正朔之義，斷不可因漢武以來不改正朔而遂廢班曆也。夫夏之四時非夏之四時也，天之四時也。夏不敢違天而授時，周敢違天而授時乎？由是觀之，商周雖改正朔，而班夏之時亦何傷哉？

問，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此一節孔子不以桓公為非。程子斷然謂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朱子一依程說。今本義序自謂祖述程朱，而於此一事，乃取荀卿而不從程子，何也？此正人倫之大節，綱常所係，恐必合從程朱為是。

答，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齊人取子糾，殺之。謂桓公為弟，子糾為兄者，《公羊》、《穀梁》之論。而荀卿、司馬遷、杜預、孫太山、胡安定、劉原父、胡邦衡、孫莘老、呂東萊，凡三十餘家之說也。愚所以取之，蓋亦有為。大凡《春秋》書子某者必當立之子也。其單稱名者，必庶孽，不當立者也。又《春秋》凡書入於某者，篡位者也。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有子字，《公穀》雖無子字，而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則《左氏》、《公穀》皆有子字。桓公於此單書小白之名，又書入于齊，故《公羊》曰：其書入于齊，何篡也？《穀梁》曰：惡之也。程子以大義推之，而疑桓公為兄，非有所考也。雖引薄昭之言以為證，而朱子乃云：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之前。《論語集註》雖取程子之說，而又嘗舉荀卿之言，則亦不能無疑於其間矣。不特荀卿之言也。《史記·齊世家》亦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群弟恐禍及，故弟糾奔魯，小白之莒。杜預亦曰：子糾，小白庶兄。鄧驥亦曰：桓公，襄公之季弟。馬遷謂子糾為次弟，鄧驥謂小白為季弟，其亦有所據矣。夫孔子非不以桓公為非也，蓋取其厥後有仁者之功耳。豈真許其仁哉？其不足於桓公、管仲者，甚多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而孟子亦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本義祖述程朱。而此一事未敢盡從程子之說者，以《春秋》書法決之也。蓋大綱大領一宗程朱，而一事之有疑，一義之未安，豈可雷同其說而不之辨乎？夫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許桓公、管仲之功，如此，而孟子闢五霸為三王之罪人。朱子遠宗孟子者也。而集註引楊氏之言謂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又朱子近學程子者也。而作《中庸》或問辨程子之言，不少假其辨。修道謂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未合子思。本文之意，其辨隱微，謂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呂游楊三家之密。其辨程呂中字問答，則曰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其辨。程子謂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則曰未得為定論。其辨程子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則曰此則不可曉。如是者數十條，及觀朱子易本義與伊川易傳相悖者，不可勝紀。不可謂朱子不學程子也。蓋程子嘗謂義理無窮，或一時之論而未及定，或其門人傳授之。訛學者當守其大綱大領而辨其一二疑義，若一概以程子之言稱一好字，不究指意所歸，不求吾心所安，亦非程子所以教人之意。昔唐之王珪、魏徵，建成太子之臣也。及太宗殺兄，而王魏事之，固有大罪。然近代論治者，不可謂王魏為小人。王魏忘君事讎之罪，固不可縱，而其匡太宗致貞觀治功，亦不可泯。故朱子謂王魏功過不以相掩。似未取。程子論王魏後雖有功何足贖之語，此豈非人倫大節綱常所係？而朱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今以子糾為兄，桓公為弟，而管仲事之，正與王魏事太宗之事相似。又以孔子與人為善之意，與孔子不得已。而與齊晉之旨觀之，則《論語》許管仲之功，未為害義。若孔子作《春秋》，則嚴矣。《春秋》者，正義明道之書也。故《論語》許其功，而《春秋》定其罪。今觀《春秋》於此一事，則上書子糾以正其名，下書小白以正其篡，後又書殺子糾以正其忍，而聖人之情於是乎可見矣。愚既於或問辨之頗詳，亦不復贅述。明趙汸春秋師說，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說《春秋》者，往往流為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己。其於經旨安在？〈以下漢唐宋諸儒得失〉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澤謂若依史遷之說以說《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說《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為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為時所尚，故歐陽公說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為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說。《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左氏》而併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說。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惟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為虛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說《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併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說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師。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內兵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其說尤誤。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為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內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內兵以紀為主乎？故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為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而為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說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說得好。

凡說《春秋》不可惑虛辭，當務求切實。若胸中無主更惑虛辭，則終無所得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蓋解經文時或錯謬。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說春秋大義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虛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所說雖善，豈不近於虛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云失不班曆，此是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今云不班曆，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紛紜錯雜之說，誠亂人意。若胸中無主，既為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趙。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山云《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又或以為《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豈有此理？惟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最為平正，不失之偏。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退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耳。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

第一義，已不信《左傳》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為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先儒說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說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比之諸家，尚有繩準。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諸儒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真合於經。如曰經文脫漏經誤之類，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脫漏，未嘗誤者存。如君氏為尹氏、仲子非桓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

《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失。蓋《周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窺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則自孔子沒大義，即乖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自不少。況《公穀》乎？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只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聖經之害，莫此為甚。其間先儒之說，害義傷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識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其謬說足為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說，以為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城，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為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為害不細。前世士大夫學問卻未見有如此者。又見一說，以為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稟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為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為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說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卻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說，添一王字是為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別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說。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說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說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為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案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為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注釋，縱繆卻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疏，《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為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為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併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為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為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為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為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為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據《豳風》，則三正之說實不可破。若據《周禮》，則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案《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說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牽合。今學者若辦得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儒觀戲，更不暇考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致誤。但看年表等書，便是史遷詳密處。若曉得其法，然後可決《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為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為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為太子，蓋已誓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為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為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為得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以敗為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于長勺，云：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弒國，內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脅，殺子糾，譎取管仲，當是之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彊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據此說最為平正意不執滯。蓋在前讎，無可通之理。及襄，既以惡死，納糾之事，亦已在所可為糾乃僖公之子不得稱讎。惜魯力不足以納耳！桓公既立，以魯納糾之故交兵，互有勝負，既而為柯之盟。齊魯始平。自此之後，不當復言讎矣。夫姦淫之罪止在其身，豈可遷怒乎？糾與小白既是僖之子，故柯盟無所諱也。胡文定《春秋傳》用舊說者，多好如子同生。只據左氏傳發明自然正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皆正當之論。案《林少穎曰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由是以推，則魯之用禘，止行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乃於莊公廟行之，其僭禮甚矣。林氏之說，即趙伯循之說。趙氏誤取《禮記》斷章，澤已辯之於禮經大典矣。今案此，尊文王為所自出而以周公配，則實舛謬不可解。緣魯自有文王廟謂之周廟，其周公之廟謂之太廟。今於周公廟禘享文王，則當於周公廟迎文王主以就食於周公。以尊就卑，以父就子，恐無此理。故澤直截斷以為不然。據《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迎六廟之主，以就食於太祖，以卑就尊，於禮為順，實無尊就卑之禮也。若曰於周廟禘文王，迎周公以配，則禮尚順，但亦恐太僭。蓋絕類王者，又況遍尋傳記亦無文王廟禘祭事。學者於此，當闕疑，安得率意而言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蓋言惟王者，然後有禘。禘者，謂於始祖之廟。禘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不言群廟者，以下文諸侯大夫士推之，從可知也。蓋諸侯則自親廟而上及太祖，天子則自親廟而上及始祖之所自出，其義甚明。非謂止於祖廟祭所自出，而群廟皆不與也。周公廟自合子孫以祭，則謂之禘。經書禘于太廟是也。若文王廟，則以四時舉常祀理應特祭。若應禘之歲，或可迎周公主於周廟，以配享文王，如此則禮意不舛，然魯禘乃是變禮，不皆與天子同。

先儒謂魯禘非禮，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澤以為據《禮記》，夏商諸侯皆有禘祭，是時祭之名。周始廢。諸侯禘祭而獨魯周公得行此禮者，是以殷諸侯之盛祭與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於周不為僭。此是成王斟酌禮意，所以殊異周公然。雖用殷禮，亦是五歲一修，非常歲之祀。其後周室既衰，始僭用於群公之廟。所以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為此也。郊之非禮，是平王時魯請于周天子使史角賜以此禮曰，然則何以知魯周公廟禘祭之為殷禮乎？曰：諸侯禘祭，本是殷禮，所以周公之牲是白牲。故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用之。騂剛是周牲，伯禽用之。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此，即殷時諸侯禘祭之制。周人以其太盛，逼近天子，故代之以禴。禴則從薄，薄則不合祭，而於當祫之歲舉祫祭焉？鄭氏云：三歲一祫。若魯，則當祫之歲，禘于周公，此為最異耳然。雖是殷禘禮，而三歲一修或云魯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但魯公以下雖皆與祭而禮秩。視周公，則皆降其後。諸公始皆用僭禮。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林少穎取《公羊》之說，謂以妾為妻。云致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以公無逆女，夫人至之文，則知妾媵而立為夫人，致之太廟，以當廟見之禮。此說恐非是據《春秋》，惟哀公以妾為夫人。僖公之時，猶秉周禮，不應全不畏公論而顯然致妾於太廟。又齊桓時為霸主，桓公之命曰無以妾為妻，豈有切近與齊世婚？莫如魯又是周公之後。乃公然廢周禮。違霸主之命，而以妾媵為妻，恐實無此事。又古者諸侯娶而後有妾媵所謂一娶九女也。今以妾媵為妻，是僖公嘗正娶矣。然則僖公果娶何國之女乎？據僖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十有七年，經書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然則此夫人姜氏再書于經者，豈所謂妾媵耶？其不可信，必矣。詩人頌僖公曰：令妻壽母。若以妾媵為夫人，豈所謂令妻乎？又傳嘗譏哀公立妾為夫人，曰：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矣。如此，則哀公以前未嘗有以妾為妻者，故知當據《左氏》事實以禘，而致哀姜著失禮為正。

林氏曰：三傳謂虞虢為諸侯，愚以為非。夫當時諸侯無小大遠近，皆與魯有朝聘之交，喪葬之及。與盟會征伐虞虢若實，諸侯安得六十餘年未嘗有事書于經乎？周封諸侯，唯宋以王者之後得封公。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亦不過侯爵。虞公安得特封公乎？凡國名，必取之于其地。今云虞者，獨取於其字，豈諸侯乎？然則虞公者，何人耶？曰：天子三公，如周公、祭公之類也。虢君亦然。雖於經無見，然《左傳》謂之虢公，醜則又何以知其非諸侯乎？凡經書滅國必曰滅某國，奪邑則曰取某邑。虢實列國，則何不云滅國而曰滅下陽乎？故知下陽者，虢公之采地，非國也。不曰晉取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故虞亦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聖人意者，不忍周室之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猶王敗于鄭，而經乃云陳人、蔡人從王伐鄭，與茅戎戰而敗，經不書戰而云敗績于茅戎之類也。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罪虞為首惡也。此書晉人執虞公者，見晉執天子之三公，不道之甚矣。

林少穎有春秋說數十處，然大抵不純。其書時日月下篇最善，其言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為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概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為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時日月凡兩篇，此篇最當理，故錄以備。觀覽

晦菴先生所以不主張《春秋》學者，蓋三傳已有異同而諸家又無定說，所以答門人問，云：諸家《春秋解》某信，不及胡文定公《春秋解》，某亦信，不及知得聖人意思是如此否？又謂學《春秋》者多穿鑿，嘗謂學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耳。又曰《春秋》自難理會，又曰此生不敢問，又門人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個王正月便說不去。又曰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案先生前後答門人之說，大略如此。所以先生終不肯解春秋者，亦由眾說不齊之故。然亦須曉先生微意，蓋說春秋者多泥褒貶。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貶，是欲矯諸家之失。孫明復說有貶無褒，先生則云：晉士丐帥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他是欲正孫明復之失，又當時說者尚新奇，故獨取蘇子由呂居仁說得較平是不取過高之失。又如定三傳，是非便見。三傳之失不取諸家，便見諸家之失。此等處亦已分明，但當時胡文定公春秋方為時所尚，先生若解此經，須是看得處處完備，乃可如此則亦甚難。然先生於大意已得之，澤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說。又先生謂左氏見國史，事可據。澤亦只依據左氏事實，別無他巧。又澤今日理整此書，亦是伊川、晦菴欲為而不及者，所以自謂是補續先儒未了之工也。

《春秋》所以難說者，蓋是去古既遠，多失事情。然《公穀》去古甚邇而訛錯已不一，況其他乎？如魯隱、桓齊、子糾、小白雖歷世大儒，亦莫能通其說。據何休以桓母是右媵，隱母是左媵。據澤說桓母是失禮再娶，而非媵。子糾之死，則據《論語》子路問管仲之事。夫子不答所問，而專論管仲之功。子貢有疑於夫子之言，故又問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可謂善問矣，而夫子亦殊不答所問，乃更推大管仲之功。至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言，學者疑之而皆不得其說。集注引程子之說以釋疑，以澤所見，此不過用後世大夫士庶人之禮以定尊卑以斷《春秋》。諸侯恐未能釋疑，而更增疑耳！不知古者諸侯立子自有定論，乃是論其母之貴賤。初不以年唯立適，而後論年耳。故《公羊傳》曰：立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其義甚明。必如此而後可以杜爭端、定民志，是故庶子雖甚長且賢，可以為君，而適子甚幼未堪國事，然聖人禮制乃在幼適，而庶長不論也。

春秋關涉大義最緊切者，有二事。桓公子糾齊陳恆是也。古人立子皆須論其母之貴賤，諸侯一娶九女皆有一定之班序。據《左傳》，齊桓，衛姬之子。杜氏曰：衛姬，齊僖公妾。又曰：子糾，桓公庶兄。《史記》亦同。子糾母，魯女。既是魯女，則位次不卑，當在衛姬之上。伊川既不信《左傳》，而專以年長斷其當立。又不復論其母之貴賤，然則適夫人無子而媵妾皆有子，儻賤妾有子而年又長，則當立賤妾之子乎？足以見當時禮制之必不然矣。夫媵妾既多，貴賤無等，寵子爭立，而無禮以為之裁制，將如之何？故九女班序之制決不可易。聖人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古人用之，安可廢也？娣媵之見於經者，如堯之二女，其一即娣紀。叔姬是從姊而嫁，亦娣也。伯姬歸于宋，經書三國來媵，則媵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娣之見於經者，又如此。何休注《公羊》之說，蓋雖眾多，然於其中，須有上下貴賤少長，如無適子而立妾子，則各隨其母之貴賤，而不專以年。若如伊川以桓公是兄，則以桓公為當立，而不知非諸侯立子之制也。夫宮閫之制，若非班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常為亂階。故何休立子之制，說《春秋》者決不可廢也。伊川固不屑於此。若澤則不過依三傳可據之文，探諸家禮意之合於人情者，而又別尋向上工夫，則如桓公子糾之事亦已明白，初不在於翻倒傳注而別為之說也。桓公子糾事在春秋經傳甚可解，在《論語》則甚難。既未有人曉得，只當闕疑為是。所謂向上工夫者，今且略說。蓋古人立子論適不論年長，縱不是適亦須論其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選擇群公子亦先論其母。今既不知子糾之母貴賤，已是難斷，所以只當闕疑。但據《穀梁先序》，公子糾次說公子小白。《公羊》謂桓公為篡，子糾貴宜為君，此是當時事情。又荀子謂桓公殺兄爭國，則子糾是於次應立。推尋到此，只見得桓公是篡，所以向上更有工夫。推到極處，則聖人之意自見。而《論語》方可說又子路子貢亦只曉得桓公是篡。蓋當時公論不直桓公，所以疑而問。《公羊》以桓公為篡，今試立例以推之，謂如齊襄公是適長嗣位，子糾是齊僖右媵之子，桓母卻非兩媵之數，乃是眾妾之子，則桓公是篡。若襄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與子糾同母，桓母卻是眾妾，則桓公亦是篡。若子糾母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糾於次亦應立。若子糾母是夫人娣姪，桓母卻是兩媵娣姪，則子糾亦應立。此又是一節。工夫上面更有工夫，在澤推《春秋》如推校日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人之心，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卻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