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吴志·诸葛恪传》注引《吴书》）。

谨案，《隋志·儒家》：杜氏《体论》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旧、新《唐志》同。恕字务伯，晋征南大将军杜预之父也。官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斩鲜卑小子一人为程喜所劾，免为庶人，徙章武。阮武谓恕曰：「今向闲暇，可潜思成一家言」。遂著《体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卒于徙所，《魏志》有传。八篇者，一曰《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听察》，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书盖亡于唐末，《群书治要》载有六千余言，不著篇名，审观知是《君》、《臣》、《行》、《政》、《法》、《听察》六篇，其余《言》篇、《用兵》篇略见《御览·六帖》，而《意林》以《自叙》终焉。今录出校定为一卷。恕又有《笃论》，别载于后。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二月既望。

畿字伯侯。魏书有传（《意林》。案：《魏书》王沈撰。沈卒于晋泰始二年，恕卒于嘉平四年，《魏书》之成，未必在嘉平前，则《叙传》晋人编附。）。

嘉平四年四月，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

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后，志盈欲满，罪戮忠良，诛及胤嗣，元凶已极。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患，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

昶等或欲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冠；或欲四道并进，临之以武，诱间携贰，待其崩坏；或欲进军大佃，逼其项领，积谷观衅，相时而动：凡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也。然施之当机，则功成名立，苟不应节，必贻后患。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撰饰舟楫，罗船津要，坚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计，殆难必施。

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特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

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坏，使还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馀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

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忠贤，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魏志·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又本传亦载此对，有删节。）。

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魏志·王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