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四百十五卷目录

经籍典第四百十五卷

史学部总论二

《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

昔孔子删书，上断尧典，下讫秦誓，著为百篇。观其尧舜之际，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三代以下，约束赏罚，而民莫敢违，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周衰史废，《春秋》所书，尤谨密矣。非惟史有详略抑，由时君功德薄厚，异时而殊文哉。自司马氏上采黄帝迄于汉武始，成《史记》之一家，由汉以来千有馀岁，其君臣善恶之迹，史氏详焉，虽其文质不同，要其治乱兴废之本，可以考焉。

《编年类》

昔春秋之后，继以战国诸侯交乱，而史官废失策书所载，纪次不完，司马迁始为纪传表志之体，网罗千载，驰骋其文，其后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义，书元最谨，一时无事，犹空书其首月，以谓四时不具则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纪，下正人事，自晋荀悦为《汉纪》始复编年之体，学徒称之，后世作者皆与正史并行云。

《实录类》

实录起于唐世，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后兵盗相交，史不暇录，而贾纬始作《补录》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际尤多，故矣天下乖隔，号令并出传记之士，讹谬尤多，幸而中国之君实录粗备，其盛衰善恶之迹，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职官类》

尧舜三代，建官名数不同，而周之六官，备矣。然唐之之兴，皆因秦隋官号而损益之，至于车服印绶，爵秩俸廪，因时为制，著于有司，《书》曰：无旷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职恭位，此尧舜之所以端拱无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仪注类》

昔汉诸儒得《古礼》十七篇，以为仪礼，而《大射》之篇独曰：仪盖射主于容，升降揖让，不可以失。《记》曰：礼之末节，有司掌之，凡为天下国家者，皆不讲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国之典，存乎礼官，秦汉以来，世有损益，至于车旗服器，有司所记遗文故事，凡可录者，皆附于史官云。

《杂史类》

《周礼》：天子诸侯皆有史官，晋之乘，楚之梼，杌考其纪事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国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异，寻亦磨灭，其存无几，若乃史官失职，畏怯回隐，则游谈处士亦必各记其说，以伸所怀，然自司马迁之多闻，当其作《史记》，必上采帝系世本，旁及战国荀卿所录，以成其书，则诸家之说可不备存乎。

《伪史类》

周室之季，吴楚可谓彊矣，而仲尼修《春秋》，书荆以别之，虽其屡进不过子爵，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三代之弊也，乱极于七雄，并主汉之弊也，乱极于三国，魏晋之弊也，乱极于永嘉以来，隋唐之弊也，乱极于五代之际，天下分为十三四，而私窃名号者七国，及太宗受命王师四征，其系累负质，请死不暇九服，遂归于有德，历考前世，僭窃之邦虽，因时苟偷，自强一方，然卒归于祸败，故录于篇，以为贼乱之戒云。

《刑法类》

刑者，圣人所以爱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杀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执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审得其当也，故法家之说，务原人情极其真，伪必使有司不得铢寸轻重，出入则其为书，不得不备，历世之治，因时制法，缘民之情，损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类》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记之，禹贡及周之兴，画为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抚四荒之表，职方之述备矣，及其衰世，诸侯并争，并吞削夺，秦汉以来，郡国州县废兴治乱，割裂分属更易不常，至于日月所照，要荒附判，山川风俗，五方不同，行师用兵，顺民施政，考于图牒，可以览焉。

《氏族类》

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尧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于黄帝，而姓氏不同，其后世封为诸侯者，或以国为姓，至于公子公孙官邑谥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系世本言之甚详，秦汉以来，官邑谥族不自别而为姓，又无赐族之礼，至于近世，迁徙不常，则其得姓之因与，夫祖宗世次人伦之记，尤不可以不考焉。

《传记类》

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

《欧阳修文集》《正统论序论》

臣修顿首死罪，言伏见太宗皇帝时，尝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晋汉周事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为伪，梁为伪则史不宜为帝纪，而亦无曰五代者，于理不安，又今司天所用崇天，历承《后唐书》。天祐至十九年，而尽黜梁所建号，援之于古，惟张轨不用，东晋大兴，而虚称建兴，非可以为后世法，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历家不识古义，但用有司之传，遂不复改，至于昉等初非著书，第采次前世名号以备有司之求，因旧之失，不专是正，乃与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三代用正朔，后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汉以来，学者多言三代正朔，而怪仲尼尝修《尚书》《春秋》，与其学徒论述尧舜三代间事甚详，而于正朔，尤大事乃独无明言颇疑，三代无有其事，及于春秋得十月陨霜杀菽，二月无冰，推其时气，乃知周以建子为正，则三代固尝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时，又知圣人，虽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盖非商周之为，云其兴也，新民耳目，不务纯以德，而更易虚名，至使四时，与天不合，不若夏时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为正汉始，稍分后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为号，由是而后，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而已，所以同万国而一民也，而后世推次以为王者相继之，统若夫上不戾，夫天下可加于人，则名年建元便于三代之改岁，然而后世僭乱假窃者，多则名号，纷杂不知所从，于是正闰真伪之论，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尧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论说，而明自秦昭襄讫周显德，千有馀年，治乱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论者，靡有定说，伏惟太宗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谨，采秦以来讫于显德终，始兴废之迹，作正统论，臣愚不足以知愿下学者，考定其是非，而折衷焉。

《正统论上》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论，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三国，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干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周秦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五代之际也，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然同归于贼乱也，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其可疑者，三也。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始终，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也，然而论者众矣，其是非予夺所持者各异，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何哉？盖于其可疑之际，又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也。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北齐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至于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固结，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惟天下之至公大义，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无所私疑得其决，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所谓非圣人之说者，可置而勿论也。

《正统论下》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彊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夺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然，诸儒之论至于秦，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其说多不同，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是汉人之私论，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可置而勿论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崇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功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时周衰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犬戎，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之制，特其号在尔，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其私东晋之论者曰：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黜吴楚，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耳，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倖，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也，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夫晋之为晋，与夫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耳。自惠帝之乱，至于悯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悯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其可得乎？春秋之说，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诛，况欲干天下之统哉！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耳。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其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能承百王之统者，何哉？曰：质诸圣人，而不疑也。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彊耳，此圣人有所不与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彊于诸侯矣，圣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则功与彊圣人，有所不取也，论者又曰：秦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秦之所以兴者，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坚，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馀者，彊其最彊者，苻坚当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受此名也。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论者，犹以汉为疑，以谓契丹灭晋天下无君，而汉起太原，徐驱而入，汴与梁唐晋周其迹异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耳，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难，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齐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正统或问》

或问子于《史纪本纪》，则不伪梁，而进之于论正统，则黜梁而绝之，君子之取信乎？后世者，固当如此乎？曰：孔子固尝如此也，平桓庄之王于春秋，则尊之。书曰：天王于诗则抑之，下同于列国，孔子之于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当然也。梁贼乱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统，其为不可，虽不论而可知，然谓之伪则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生杀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尧舜桀纣皆君也，善恶不同而已，凡梁之恶，余于《史记》不没其实者，论之详矣，或者又曰：正统之说不见于六经，不道于圣人，而子论之，何也？曰：孔孟之时，未尝有其说，则宜其不道也，后世不胜其说矣，其是非予夺人人自异，而使学者惑焉，莫知所从，又有偏主一德之说，而益之五胜之术，皆非圣之曲学也。自秦汉以来，习传久矣，使孔孟不复出，则已其出而见之，其不为之，一辨而止，其纷纷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呜呼！尧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义，自秦以后，德不足矣。故考其终始，有是有非，而参差不齐，此论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或者又曰：论必据迹，则东周之时，吴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统也，子独不论，何也？曰：东周正统以其不待较而易知，是以不论也，若东晋后魏则两相敌，而予夺难，故不可以不论，吴徐楚非周之敌，虽童子之学，犹知予周也，何必论哉？

《明正统论》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接，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三代秦汉唐晋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犹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东周魏五代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东晋后，魏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而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与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不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夫所谓正统者，万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论者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绝则王者之史，何以系其年乎？曰：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过也，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则史可法也。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尚绝十四年，而后续然为周史者，记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汉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败是汉之统，尝绝十五年，而后续然为汉史者，载其行事，作《王莽传》，是则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正统万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职也，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记事惑亦甚矣，夫正与统之为名甚尊，而重也，尧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义，而得之也，自秦汉而下丧乱相寻，其兴废之迹，治乱之本，或不由至公大义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也，正统之说曰：尧舜夏商秦汉魏晋而绝，由此而后，天下大乱，自东晋建武之元年，止陈祯明之三年，凡二百馀年，其始也，有力者并起而纷争，因时者苟偷而假冒，奋攘败乱，不可胜纪，其略可纪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犹分为四东晋宋齐梁陈，又自分为后梁而为二后魏后周，隋又自分为东魏北齐而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统，其后后周并北齐而授之隋，隋始并后梁又并陈，然后天下合为一，而复得其统，故自隋开皇九年，复正其统。曰：隋唐梁后唐晋汉周，夫秦自汉而下，皆以为闰也，今乃进而正之作秦论，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而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东晋后魏议者，各以为正也。今皆黜之，作东《晋论》，后《魏论》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进而正之作《梁论》，此所谓辨其可疑之际，则不同之。论息而正统明者也

《魏梁解》

予论《正统辨》：魏梁不为伪议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魏梁皆负篡弑之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恶三尺童子皆知，可恶予不得圣人之法，为据依其敢进而不疑乎？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而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则人之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凡恶之为名，非徒君子嫉之，虽为小人者，亦知其可恶也，而小人常至于为恶者，盖以人为可欺与。夫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尊于国君，而不能逃大恶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恶不可掩也，就使四君因人诛绝，而其恶彰焉。则后世之为恶者，将曰彼不幸遭逄，圣人黜绝而不得为君，遂彰其恶耳，我无孔子，世莫我黜，则冀人为可欺而恶可掩也，如此则侥倖之心启矣，惟与其为君使不得掩其恶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纣不待贬其为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颜闵，则喜方之桀纣，则怒是大恶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后知予之不黜魏梁之是也。

《司马光史剡》

愚观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其细琐繁芜，固不可悉数，此言其卓卓为士大夫所信者云。

《虞舜》

尧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于畎亩之中，瞽瞍与象，犹欲杀之，使舜涂廪而纵火，舜以两笠自捍，而下又使穿井，而实以土，舜为匿空，出佗人井。
剡曰：顽嚚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此特闾父里妪之言，而孟子信之过矣，后世又承以为实，岂不过甚矣哉？
舜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剡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舜以天子为勤，故老而使禹摄也，夫天子之职，莫勤于巡守，而舜犹亲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恶用使禹摄哉，是必不然，或曰《虞书》称舜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礼记》亦称舜葬于苍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予独以为不然，何也？曰：传记之言固不可据，以为实藉使有之，又安知无中国之苍梧，而必在江南邪。虞书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载升于至道，然后死耳，非谓巡狩为陟方也。呜呼！遂使后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圣人，岂非孔安国与太史公之过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启于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皆去益而归启，遂即天子位。
剡曰：父之位传归于子，自生民以来如是矣，尧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启果贤，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择启而归焉，是饰伪也。益知启之贤得天下心，己不足以间，而受天下于禹，是窃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启以违父之命而为天子，是不孝也。恶有饰伪，窃位不孝，而谓之圣贤哉？此为传者之过明矣。

《夏桀》

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剡曰：是言也，存为后世之惩，劝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谮西伯于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云云既出，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
剡曰：纣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释，而又献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谮于纣也，岂所谓遵养时，晦以蒙大难者哉？且纣惟不胜其淫虐之心，故为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为，则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虽受地于西伯，而为之如故，谁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无此，何以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作为礼乐法度，仅以小治及其后世任法度之威，以督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夫戎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以为贤，乃离间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剡曰：所贵乎？有贤者为其能治人国家也，治人国家舍诗书礼乐法度无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国之所以乱也，不如我戎，无此六者之为善。如此而穆公以为贤而用之，则虽亡国无难矣，若此其何能霸哉？是特老庄之徒设为此言以诋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为实，而载之过矣。

《孔子》

齐景公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云云。
剡曰：晏婴忠信以有礼，爱君而乐善，于晋悦叔向，于郑悦子皮，于吴悦季札，岂于孔子独不知而毁之？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贤令尹也，楚国赖之，亡而复存，危而复安，其志犹晏婴也，其言岂容陋浅如是哉？

《季布》

季布闻曹丘生招权倾金钱与窦，长君书使绝之，曹丘闻之往见，布揖曰：使仆游扬足下，名于天下，顾不美乎？何拒仆深也？布大悦，留数月，为上客厚遣之。剡曰：曹丘与长君善，而布与书使绝之，是以曹丘为小人也，及曹丘见以毁誉动己，而己善之，是养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毁誉动人，反养小人，以自利皆奸人之道也，果如是，则布恶得为贤大夫。

《萧何营未央宫》

萧何作未央宫，高祖见宫阙壮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剡曰：是必非萧何之言，审或有之，何恶得为贤相哉？天下方未定为之上者，拊循煦妪之不暇，又安可重为烦费以壮宫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闻宫室可以重威也，创业垂统之君，致其恭俭，以训子孙，子孙犹淫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骄侈乎，孝武卒以宫室靡弊天下，恶在其无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知而谓萧相国肯为此言乎

《洪迈·容斋随笔》《史汉书法》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畤，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洛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豨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淮阴击破，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豨，郦商传与钟离昧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军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豨，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历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见于今，则自尧舜二典始，周之诸侯各有国史，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见焉，更纂异同以为国语，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传其子迁䌷金匮石室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张晏以为言辞鄙陋，今杂于书中，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则泯没不见，司马之书既出后，世虽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规制，班彪固父子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探纂前纪，缀缉旧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大抵仍司马氏第更八书为十志，而无世家，凡百卷，固死其书未能全，女弟昭续成之，是为《前汉书》，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后汉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谓之《汉纪》，其后有《袁宏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宋范晔删采为十纪十八列传，是为《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其志，则刘昭所补也，三国杂史至多有王沈《魏书》，元行冲《魏典》《鱼豢典略》，张勃《吴录》，韦昭《吴书》，孙盛《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国典略》，员半千《三国春秋》，虞溥《江表传》，今唯以陈寿书为定，是为《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诸家，唐太宗诏房乔、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以四论太宗所作，故总名之曰《御撰》，是为《晋书》，至今用之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伪之国十数，其书尤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传今之存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郑公《隋书》，其它国则有和苞《汉赵纪》，田融《赵石记》，范亨《燕书》，王景晖《南燕录》，高闾《燕志》，刘炳凉书裴景仁《秦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实录，后唐修为书，刘煦所上者是已，而猥杂无统，国朝庆历中复，诏刊修历十七年，而成欧阳文忠公主纪表志《宋景文公主传》，今行于世，梁唐晋汉周谓之五代，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其后欧阳芟为新书，故《唐五代史》各有新旧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朱子大全集》《答赵几道》

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寻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然尝闻其说之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其正，当处不过知尊孔氏，而亦徒见其表，悦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于夫子者，实未知其折衷也，后之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唯苏黄门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圣人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虽其下文，未能尽善，然只此数句，已非近世诸儒所能及矣，惜其从初为学功夫本无次序，不曾经历，不能见得本末，一一谛当只其资质恬静，无他外慕，故于此大头段处窥测得个，影响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堕落，释老门户，中去不能就圣贤指示，处立得修己治人，正当规模以见诸事业传之学者，徒然说得此个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终止在文字，言语之间，其徒虽极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为拈出此个话头，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论史迁之失两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记者，曾为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书，偶思得此语，聊复奉告，不审以为如何也。

《史馆修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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