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四百四卷目录

经籍典第四百四卷

纲目部汇考一

宋

宁宗嘉定十六年，经筵讲读官进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按《宋史·宁宗本纪》不载。按《玉海》：嘉定癸未，经筵讲读官进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并九朝名臣经筵奏议，中兴诸臣奏议。
理宗端平二年，诏太学陈均编《宋长编纲目》，补迪功郎。
按《宋史·理宗本纪》：端平二年三月乙未，诏太学生陈均编《宋长编纲目》，进士陈文蔚著《尚书解》，并补迪功郎。
嘉熙元年二月，以朱熹《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
按《宋史·理宗本纪》：嘉熙元年二月癸卯，以朱熹《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
度宗咸淳十年，经筵官，进读《资治通鉴纲目》。
按《宋史·度宗本纪》不载。按《玉海》：咸淳甲戌，经筵官进读《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终篇，赐笏带、鞍马、香茶，并赐秘书省御筵。

明

景泰帝景泰　年，脩《宋元通鉴纲目》。
按《明外史·刘实传》：景泰时，侍臣荐其文学。召脩《宋元通鉴纲目》。按《柯潜传》：罗璟，字明仲。天顺末，进士及第。授编脩。预脩《宋元通鉴纲目》。进洗马。按《丘浚传》：进侍讲学士。《续通鉴纲目》成，擢学士。按《杨守陈传》：进侍讲学士，同脩《宋元通鉴纲目》。
宪宗成化九年，命校勘《通鉴纲目》。
按《明外史·谢铎传》：天顺末进士，授编脩。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言：《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制治资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曰振纲纪，而小人无畏忌；曰励风俗，而缙绅弃廉耻。饬官司，而污暴益甚；恤军民，而罢敝益极。减省有制，而兴作每疲于奔命；蠲免有诏，而徵敛每困于追呼。考察非不举，而倖门日开；简练非不行，而私挠日众。赏竭府库之财，而有功者不劝；罚穷谳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惩。以至脩省祈祷之命屡颁，水旱灾伤之来不绝。禁垣被震，城门示灾，不思竦动旋转，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则诚为忧也。愿陛下以古證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而载籍不为无用矣。帝不能从。

纲目部汇考二

朱子《资治通鉴纲目》　卷。按《朱子自序》：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
适厥中，而未成也。至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槁，脩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彊，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故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括以就此编。盖表岁以首年。
逐年之上，行外书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虽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

而因年以著统，
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

大书以提要，
凡大书，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大者。变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也。

而分注以备言，
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除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

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辞事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资治通鉴纲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检阅，自备遗忘而已。若两公述作之本意，则有非区区所敢及者，虽然，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因述其指意条例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后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谨书。
按：《明宪宗御制序》：朕惟朱子通鉴纲目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明天理、正人伦、褒善贬恶。词严而义精。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大矣。顾传刻岁久，间有缺讹，甚至书
法与所著凡例提要或有不同。是以后人疑焉有考异考證之作两存。其说终莫能定。朕尝深求其故矣。盖凡例提要，乃朱子亲笔以授门人，使据之以成书，及书既成再加笔削，则随事立文。时有小异，而大体终不出乎劝惩之外。岂可一一致疑其间？昔者五经同异，赖汉宣帝命诸儒讲论于石渠阁，亲称制临决，然后归一。朕于纲目斯有意焉，特命儒臣重加考订。集诸善本證以凡例，缺者补之，羡者去之，事关大义。若未踰年改元者，依例正之。至若汉初纪年首冬，惟景帝中后二年，旧史误列冬十月于岁终。朱子虽以传疑，而吕东莱大事记已考正于次年首矣。此则宜从吕氏，其馀书法与凡例小异无大关涉者，悉仍其旧尽去考异考證不使并传，所以免学者之疑，成朱子笔削之志也。考订上呈，具如朕意。纲目于是为完书矣。于戏是书所载自周、秦、汉、晋，历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明君良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疑事悖理咸得以折衷焉。俾后世为君为臣者因之以为鉴戒劝惩，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图臻于善治其于名教，岂小补哉？然则是书成，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因命缮录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诸梓，以传爰序首简俾读者知所自云。
按：《李方子后序》：春秋鲁史之旧名也，编年鲁史之旧制也，策书鲁史之旧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谓《春秋》？为作曰其事，则述其义，则作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
道以正霸图。严君臣辨，内外惩恶而劝善。其要归于拨乱世。反诸，正笔则笔削，则削非圣人孰能作之？故春秋史也，而谓之经。自圣经，孤行三家，各以所闻为传。舛午异同不能尽合于圣人之意，学者病之，然其大经大法，所以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固非专门名家之流所能掩蔽之也。粤自纪传创兴，而编年之法废，细大不捐，猥酿不纲。而策书之法废，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见，不能不谬于圣人，而惩劝之法又废矣。独司马公处史法废坠之馀超然远览，推本荀悦《汉纪》以为《资治通鉴》一书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贯绳联，粲然可考。而《春秋》编年之法始复其功，可谓伟矣。若策书之法，公尝著于稽古录，而不引之于此以相附。近广记备言曲畅旁通，包括既众前后相承，若长江大河顺流东趋，虽欲尽为界限而莫可得。盖其详固未易记识，而其大要亦未易以概举也。至于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系武后之年黜中宗之号，与夫屈原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若此类，其于春秋惩劝之法，又若有未尽同者此子。朱子纲目之所为作也，踵编年之成文，还策书之旧制，一年之内纲别其条。一条之下采摭其要，井井有条如指。诸掌细故浮辞固，就刊削。至言确论复多增补简而周详而整纲。仿春秋而参取群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至于大经大法则一本于圣人之述作，使明君贤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后世权谋术数利害苟且之。私一毫无得参焉，则是继《春秋》而作，未有若此书之盛者也。况于兼策牍之制，会文质之中，不使孤行以启后世。异同之说，其亦毫发无遗恨矣。或曰：然则此书之作曷为不继《春秋》？丽泽先生吕公之为大事记也，固接于获麟且托始而迷。先几斋居感兴亦即言之矣。今而不易何也？曰：事记之书用马迁之法者也，故续获麟而无嫌。《纲目》之书本《春秋》之旨者也，故续获麟而不可，夫固各有当也。自有史册而有《春秋》，自有《春秋》而有《通鉴》，有《通鉴》而有《纲目》，其间盖欲晚岁稍加更定，以趋详密，而力有未暇焉者。 然其大经大法之所存，是岂秦汉以后操觚执简之士所能历其庭而涉其级哉？岁在庚午方子始获传此于嗣子寺，正君而服膺焉。试吏南来负以与，俱会建安。真侯德秀惠临此邦，暇日取而读之，喟然叹曰：大哉深乎！信《春秋》以来未有此也。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慨郡计堇堇无乏，乃相与隐覈渗漏之财，复求寺正君新校。之本参定而锓诸木，盖将上裨乙夜之观览，而下淑学者之讲明。阅岁书成，而侯易帅江右元戎将启行矣。于是亟以告诸朝廷，请上其板于成均以给四方之求，且庶几乎转以上。闻又俾方子书其所为刻之。故方子固不得而辞也。昔者窃闻之二程子倡明，斯道以续绝学之传，其于史事，若未数数然也。然伯子读《汉书》，未尝辄遗一字。叔子每观史至半，必掩卷思其成败，其有不合又复深思研精。若此岂有他哉？学之全体大用，固当无所不用。其极也，至于此书之成。义正而法严，辞覈而旨深，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使司马公见之必将心满意惬，有起予之叹。而王氏高谈性命绝灭，史学卒稔夷狄之祸，君子所以深诛而不听者也。虽然《五经》备而后《春秋》作，《五经》言其理，《春秋》言其用，理未极于精微，《春秋》未易学也。朱子首释《四书》以示入道之要，次及诸经而后可以读此书焉。学者必循序而学之，然后本末兼该，内外融贯。其于学之全体大用，傥庶几乎？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养其内，而急其外，遽以此书为先，夫岂不足措之？事业终不若体用两全之为纯。且懿也，故具论之而著，书之凡例立，言之异同，又附列于其后，使览者得考焉。嘉定己卯冬十月庚午，门人文林郎泉州观察推官李方子谨书。

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凡例》

一卷。按：王柏序《通鉴纲目》之惠后学久矣。李果斋后语曰：著书之凡例，立言之异同，附列于其后。然有是言也，而未见是书也。五十有馀年，莫有知其详者，未尝不
抚卷太息，遐想于斯焉。噫麟笔绝，而史法坏司马公。鉴古托始，三侯之僭命自是权谋变诈之习益深。坑师灭国，干统夷族相迹而奔。兴废离合，轇轕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其端如毛，朱子推絜矩之道，寓权衡之笔，大书分注，自相错錝以备经传之体。史迁以来，未始有也。苟非发凡释例，一以贯之，则述作之意，孰得而明劝惩之意？孰得而辨？而大经大法所以扶天伦，遏人欲，脩百王之轨度，为万世之准绳者，何以见？直书不隐之实，是岂寻行数墨，强探力索者所可，得其彷佛哉。宜后学之所大恨也。一日观讷斋赵，公文集间有考亭往来，书问乃知，纲下之目，盖属笔于讷斋，而昔未之闻，讷斋曰：凡例一册已抄在此，信乎？果有是书也。尘编将发，影响自露，及因上蔡书堂奉祠，谢君作章，为赵之。姻力嘱其访问，曰：尝毁于水，
而未必存。越一年，始报曰：凡例幸得于赵君与峦录以见授，如获天球，弘璧复得。傃轩赵公本参校互正，遂成全书。今诸本所刊序例即此。凡例之序也，其后列十有九门，总一百三十有七条。凡下有目，目下有类。正统无统之分，甚严有罪无罪之别亦著。或君其王，或主其帝，或以盛书，或以僭书，或以得失书，或以更革。建立书有以自为，自称书者有以贤，否用舍书者有以可戒，可法书者有以示疑，著伪书者。或著刑臣有功之始，或著刑臣与政之始，或著外家与政之始。征寇诛杀之不同，薨殂卒死之有异，条分缕析该覈，谨严治乱跃如也。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鲁史之旧文不见，其笔削之迹正，以无凡例之可證。朱子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非夫子之为也。今纲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义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子。至若曲笔乱纪，隐慝匿情。有先儒之所未尽者，悉举而大正之。盖深以邪说横流，诚有甚于洚水猛兽之害。有不可辞其责朱子，亦谓《纲目》义例益精，密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开历古之群蒙，极经世之大用，谓之续《春秋》亦何愧焉吁！朱子之书，流行天下无有遗者，独此一卷。晦迹既久，殆将堙沦。不广其传，则读是书者终无以释疑而辨惑。遂锓梓于稽古堂，与同志共之有。宋咸淳乙丑正月望金华王柏书。
按：《文天祐序》：右通鉴纲目，凡例得之。今贰车潘公〈子舆〉，盖金华始锓木，而学者多未见也。是书固宜与《纲目》并出，然自乾道壬辰，今百年矣。彼先后显晦之，故抑
有其数耶。发凡以言例，夫子何隐乎尔？而使后之人随义，而昭明之殆有所属。不然夫子岂靳乎？是而不传哉？执传例以求《春秋》，勿可执是书，以求《纲目》则可。微《纲目》无以知《春秋》；微是书，无以读《纲目》，信其传之，不可不广也。贰车念家学考，亭谓刻诸学官以惠我。人既成矣，复相语曰：安得并刻《纲目》？备此一书，以为宣学钜丽之典也。郡文学掾庐山文天祐谨识。

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

卷按：起莘自序，先正朱文公先生，脩通鉴《纲目》。观其自序，有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监戒昭。万目毕张，而几微著，则知先正致
力是书者，其有补于世教甚不浅也。又曰：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条例于篇端以俟。后之君子则知先正注意是书，其有望于后人发挥，而讲明之者亦甚不浅也。且夫先正书法，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则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类。义固可见。若其变例，则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笔书之。如张良在秦而书曰韩人，陶潜在宋而书曰晋处士，扬雄在汉而书曰莽大夫。吕后在一统之时而以分注纪其年，武氏改号光宅而止书。中宗嗣圣之类是皆变文见意者也。至于其间微词奥义，又有不可得而遍举。如陶侃以藩镇入击贼，而必书温峤。以陶侃讨峻褚渊，以旧臣为司空，而必书于齐王道成。称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书其爵五代，冯道失节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类，殆未易察傥徒。习其句读，而不究其指归，则先正书法之义隐矣。此固鲰生所以妄意，发明有不容自己者，况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内中国而外四裔，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昔孟轲氏以孔子作《春秋》，与抑洪水，放龙蛇，驱虎豹者，异事而同功。切谓《纲目》之作，其有补于世，教殆亦有得于《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泯。是乌可不讲究而发扬之哉。今兹所述止，欲发明书法指意，使之显著而已。其间亦有先儒，已尝议论者，则不复述。或虽已有议论，而指意不同者，则自以己意附见。又有虽当发明，而先后义例相类如一者，亦不重举。求其大要不过如是，虽未能贯通奥旨，然于其大义亦或略见万分之一。世之君子，傥因瞽言而不徒以史学视之，亦足以无负于先正之志矣。管见之愚如此，幸毋诮其僭后学。遂昌柘溪布衣臣尹起莘谨序。

元刘友益《朱子纲目书法》

卷。按：揭傒斯序，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
谷梁左氏以下，无虑数十家。而义犹有所未明，疑犹有所未解者，鲁史不可复见。且圣人之制作也，后之羽翼六经者，宜莫如朱子犹不敢言《春秋》。然纲目之作，非深得圣人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纲目》者，亦无虑数十家，既有《春秋》为之义例，又有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为未远。而又有亲及其门者，然言愈烦而义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庐陵刘氏——《纲目》书法者，其辞则公羊谷梁，其义则《春秋》，而其志则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汤武。然汤有惭德武未尽善。舜禹之后得天下者，莫如汉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此朱子之志也，刘氏讳有益字。益友遭宋讫录，闭门读书既深，于经复长于史。其为此书几三十年，寸寸而较，铢铢而积，微辞隐义高见。特识既足以启发，千载而中有无穷之忧。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刘氏《纲目》。书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呜呼，后之览是书者，尚求其志哉！天历二年六月十日揭傒斯谨序。
按：贺善序先生既取《纲目》，要领命善为之赞矣。至是复曰：夫子是书，其笔削之精，微正在变例，又不可不知也。然大要不过辨名分、正纲常，以示劝戒。尔岂固
取褒贬之权，以自与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其志也，因即书法而求之，有迁北踰年而仍补。书其六年者，存中国也，有始即王位，而即大书元皇帝者，予正统也。或取他人子为太子，则独书太子即位，而无名别世嫡也。或立危病者为皇后则止书皇。后崩而不氏惜母仪也，立后书氏讥属少，则书其名曰刘娥。而后江沱之分明，立妃书氏讥欺人，则书其名曰杨太真。而后闺门之行饬，将正太后以弑君，则子生先书：魏主之子。而人知无二上矣。将责嗣君以渎伦，则前朝先书以为才人，而世知有三纲矣。或杀人，而书于殿内以讥其暴。则刑人者必以义。或弃贤而书，未入宫以讥其褊，则退臣者必以礼。非日食不书，晦朔甚杀臣之忍则特书。十二月晦而淫虐止矣。非星变不书，昼夜志女宠之阴，则特书万年宫夜大水而惑溺惩矣。谋反有主名，而书曰：霍氏谋反。谓其举族皆反也。则乱略知所戒，讨罪先渠魁，而书曰：讨尔朱氏。谓其举族可诛也。则逆党自此孤或死之异地，而书于陷城以明其节。或爵于异代，而书于始。卒以予其忠不掩其名以劝贤，则有以叔侄，而一语两书疏。并列其罪以惩恶，则有以父子，而一语两书。刘两国各兵而同书之，以示谋人。人亦谋之，之讥两国异事，而不殊之。以为忘忧，忧必及之，之戒若此者，不可胜举。皆变例也，皆所以垂世教也。呜呼！备矣。非朱夫子其孰能修之？非先生孰能明之？抑尝请于先生，曰，或者以是书为门人之作，又或以为未脱槁之书。何如？曰：皆非也。胡不观《纲目》篇端之自叙乎？夫子固曰：辄与同志取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括矣。且如尚书集传。止曰：订定岂肯夺门人之名，以为己作哉？若以为未脱槁者，则又不然。夫子之修《纲目》也，书成之岁仅踰强仕，非晚年之绝笔也。是后二十八年，修书者复九，如诗传，易启蒙，通书解诸。书皆在《纲目》，已后成安。有书未脱槁而遽及他书耶？书未脱槁而可谓之通贯，晓析如指诸掌耶，即此二说可以涣然冰释矣。因志于此以解议者之惑。至顺壬申二月中和节门人贺善再拜谨序。
按有益子矩跋先君子《通鉴》《纲目》书法，义例贯通始终如一。洞见朱夫子笔削之旨，有非私智臆说之所可及也。书成，冯君子羽自国学录示朱夫子。《纲目》凡
例无不吻合。但于立后例，某人下狱例略有异同。而先君子殁，且二年矣。然求之书法，有确乎不可易者，岂朱夫子之例亦若诗传？有新旧说之未折衷，欤不肖抱遗书究，凡例于是二节，既不敢致疑于先君子之书，又不敢以朱夫子之说为未然。谨志于篇首以俟同志相与正之。时至元二年丙子十月朔男矩百拜谨述。

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

卷。按幼学自序，余尝自恨赋性鲁钝，学不迨人。历代陈迹，懵懵无知。用是伏读文公《通鉴纲目》，志在涉猎，冀可粗通。奈其中有假字，古文有援引幽邃，或句读疑
难读。而值之训故，弗明理辞弥踬，未免澄凝绎味，郑重覃思，甚至移日通宵，竟不会其指要。乃重寻古史，申请老师虽举南荣之宿，滞冰释于一旦，复苦华子之忘，病尤剧于中年。以故不揆筦锥妄拟，窥指烦墙间之笔札勤窗下之。编抄䌷翻经传，群书采刺儒先曩，说事必穷其波源，而随加演注。字必究其巢穴，而即便翻音。凡载《纲目》文辞，靡不锐心覈实，至如山河形，胜动植飞潜南北方，言荒裔殊俗，亦无或失。悉用旁搜旧书之解者，见有不同说，或相戾兹皆，兼录务广异，闻其有所引，根据未详，钻研未至，不肯凿空，决臆宁如夏五郭公句，投若涉疑昧，则必剖判义理而注曰：句绝或备录一句，全文而注曰：为句庶尔后读之。脱复迷忘赖有此编矣。犹患属辑无伦漫然难检，遂本《纲目》篇章，揭以帝王载祀，虽然按《纲目》义例，以得统之国大，字特书无统之国。两行分注，且无统之作。动辄二三多至十数，若皆小字分注，似觉要领支离。今从变例，以闰秦吕后新莽刘元南朝五季不得统者，与晚周汉晋隋唐正统之国一体。特书如七雄、西楚、曹魏孙吴、北朝君国及诸窃号僭名俱不枚标。显列大概欲端绪，同归便于披阅而已。非敢别为义例，而故相牴牾也。编始于大德己亥，迄于延祐戊午积二十年七。易稿而编甫成，以其荟蕞丛集，颇可省览。因题之曰：《通鉴纲目》集。览既成六年三，复雠正每一过目，辄见舛遗先哲有云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噫诚哉言也。彼且云，然况謏闻陋识者乎？其盘根错节，尚有望于畜德醇儒云于时。岁次甲子泰定元年正月灯夕前一日古舒望江慈湖王幼学行卿端拜谨书。

徐昭文《资治通鉴纲目考證》

卷。按昭文自序《资治通鉴纲目》子朱子所修之书也。朱子祖《春秋》而修是书，所以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昭文窃尝读《纲目》，而考凡例，据凡例以證《纲目》。今诸
刊本所书之纲，与所定凡例或多不合。至如承统之帝，或称为主嗣君之号，或加于前，此皆有关乎君臣父子之教义理，得失之大者也。又若正统曰：帝。而有误，书主者无统曰：主。而有误书帝者，太子即位书名，而或不书。王公继世书嗣，而或书立。汉初因秦正朔。而或误书夏时贤臣卒，书官爵，而或误加谥号，封爵除拜，或不加贵属，或不加宦者，无以著其与政之祸，弑君弑后或误书杀，或不书进毒，无以正其罪恶之实。若临视，如幸征讨攻击，诛斩弑杀殂薨卒死。凡此之类，相因互误者，不能悉举。初朱子之修是书也，凡例既定，晚年付门人，讷斋赵氏接续成之。今所存语，录多面命之辞，手书告戒，至甚谆切其曰：纲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岂讷斋属笔之际，尚欠详谨。故有脱误失朱子之本意。初学受读者，不能无疑也。果斋李氏曰：朱子盖欲稍加更定，而未暇焉。勉斋黄氏亦曰：《纲目》近能成编，每以未及修补为恨，牧庵姚氏序，国统离合表仅得三误：其一则建安末年，误书延康。今刊本已正之矣。新安汪氏考异多，所究明惜其未精也。昭文僭不自揆，辄本大贤之立言，摭诸儒之同异。反覆订定，补漏正误，注于各提要之下。间亦窃附己意，以明君臣父子之教，夫妇适庶之别，正统无统之名，内夏外裔之分，外戚养子之祸，女宠宦寺之权，虽一得愚见，庶或有以推广。述作之本义名曰：《资治通鉴纲目》，考證以俟君子正焉。
按明朱右序：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鉴纲目》凡例，以證刊本。脱误及补朱子之未备。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后之人，其功不细矣。予乃为之序，曰：大道之
世典礼，命讨皆原于天，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书，不作可也。大道既隐礼乐，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资于众。吾夫子盖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礼，命讨之。权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时明王不兴治教，靡著奸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马氏述，左氏为编年，而发原于韩赵魏，亦以王纲所系，典礼所存。而天下之大经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纲目》。其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贤否。大书以提其要，分注以备其辞，诚有得于笔削，遗意后世之鉴戒昭矣。近代尹起莘发明，既相依附汪克宽。考异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参会今本，未免致疑。兹读徐君考證，则涣然冰释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进毒。操懿进爵，必加自为。刘裕朱晃称帝，必著其姓。君臣之义凛不可犯。汉昭烈章武三年，分注建兴晋武太康十一年，分注永熙父子之伦有叙不紊，如汉景尊太后，则加薄氏。帝禅立张后，则加贵人于以别嫡庶，贵贱之分。窦宪曰：舅。梁冀曰：后。兄杨坚曰：后。父杨钊曰：贵妃。兄于以惩外戚，僭窃之祸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辈皆书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跋禄官南诏酋龙之卒，皆以死书，于以戒四裔侵陵之渐。李从珂必书养子，又以著异姓绝嗣之危，他如高后废，少帝则改曰：主。霍光辅少主，则改曰：帝。至若临视如幸，攻讨诛弑，莫不注意而备书之一字。褒贬善恶靡逃，然后朱子立言之旨，无毫发爽。其君臣贤否之实，治忽盛衰之机，已瞭然于心目间。学者自是无缺，略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谓公且勤矣。使朱子复生，必将有起予之叹。是书之行讵不有关于世教也哉。其徒将锓梓，以传遂书于首简。
明汪克宽《资治通鉴纲目凡例考异》一卷。按克宽自序，或问《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为也？夫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辞，而三传各立。凡例后之言，
《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将数十百家言，人人殊，学者将安取衷哉？子朱子笔削《资治通鉴》为纲目，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表岁年以仿首时之体，辨名号以正名纪，即位改元以正始，书尊立崩葬以叙始终，书篡弑废徙以讨乱贼，书祭祀以著吉礼之得失，书行幸田狩以著巡游之荒怠，书恩泽制诏以著命令之美恶，书朝会聘问以著宾礼之是非，书封拜黜罢以见赏罚之当否，书征伐战攻以志用兵之正伪，书人事以寓予夺书灾祥。以垂劝戒片言只字，如持权衡以较轻重，铢积黍分芒忽靡忒。故手笔凡例一卷备列。所以笔削之法学者据此，以求纲目之旨，不须更设注脚，而史外传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视诸掌与传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盖不翅霄壤矣。然鲁斋王公刊之金华，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传之未广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于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于后，学欲锓枣，俾远其传。海宁任用和以其子从余游闻而乐之。乃刻诸家塾，余因考其同异，以附于后。并识其所从来之颠末于卷首云。

陈济《资治通鉴纲目集览正误》

卷。按济自序《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惟胡三省音注优于诸家。第篇帙浩繁，人不易致，故学者多读《纲目》。《王行卿集览》为《纲目》而作，是以盛行于世。惜其
草率欠精，缪戾为多。如三家文，若元表政君之类有误。初学非浅，蚤岁阅习，见有未当，辄用他书考正，无虑四百馀条。间有标举，而无注者，阙其所不知。固无足议。亦为逐一考补，久而成编，至今三十年矣谓夫。摭前人之短，非谨厚者所为。藏诸巾笥不以示人，历年既久，重加修改，义有所疑。旁质同志索槁观之时，见与可力劝，梓行亦不之许。自念少好史学，颇尝究心，每见集览于《纲目》，不易晓处，当释而不释者尚多。甚欲别为一书，通载详注，而力衰目昏，不能著笔。深为殁齿之恨。犹虑一旦溘，先朝露姑掇旧槁大字净书，以遗儿辈习之，非有隐于人，楚齐失得，徒贻当世讥议云耳。
按杨士奇序：朱文公因司马文，正《资治通鉴》作纲目五十九卷。大书为纲，分注为目其书。则孔子作《春秋》之义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分注既详，
而其言与事，或出于深僻，有非浅眇所能遽通。昔王行卿尝著集览，以便学者，其意善矣。然其间不无文选蹲鸱之陋，亡友右春坊赞善，陈济伯载为正其谬误四百馀事，名曰：《集览正误伯载》学博识端于此书，致力勤，而历年多考据，精切殆无馀憾，有助于纲目者也。其书故藏于家，近陪太师英国公在史馆间论及纲目。书公益深叹集览之误，因出伯载所著，公阅而是之，曰宜广其传，遂取梓行之嗟乎。纲目有关治道之书也，伯载此编诚不可无者。太师公勋德大臣，好贤重儒之有素，而图其不泯，所存厚矣。士君子有志尊主庇民之道，而欲稽古以扩充焉者，是编岂小补之哉？建阳尹旴江张光启氏，既以尹氏发明，徐氏考證，及集览考异纂集于《纲目》书中，而属书林刘宽绣梓，复请是编刊于卷末，以备全美，其用心亦勤矣。予深嘉之，故为序诸简首，宣德四年杨士奇序。

刘氏《资治通鉴纲目合刻各注》

卷。按刘宽序：文公先生修治鉴纲目一书，权轻重于一字，寓褒贬于直书，微词奥义，未易观读。近代尹氏为之发明推究本。义微显阐幽，而文公笔削之深意粲
然明白。汪氏又为之考异，徐氏又为之考證，其分注名物，难知句读难晓，又得王氏为之集览，陈氏又为之正误，是书可谓明矣。惜乎各自卷帙，学者难于披阅，有终身不得见者，莫不慊然。今得族弟仁斋先生剡纂，而辑之合而为一。俾读者开卷，而尽得之。真无馀蕴美矣。至矣谨用誊录端，请二三明儒三复校正。敬寿诸梓，嘉与四方君子共之，岂不快哉。宣德龙集壬子季冬良日，书林京兆九十三翁刘宽谨识。

冯智舒《资治通鉴纲目质实》

卷。按智舒自序，夫《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乃考亭朱夫子之所纂修者也。起自周，衰迄于唐末。一以《春秋左传》为法，大书其纲，分注其目。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
迹皆有所折衷之，而合乎千万世之公论矣。夫何其中援引该博，无非六经子史之蕴奥，郡邑沿革悉由历代帝王之变移。虽有老师宿儒奚能究竟一二也哉。近代以来，古舒王氏为之集，览其间地舆多有欠缺，事物尤有失，遗士类观之，靡不憾焉，愚因不揆，谫才妄发肤见。乃于暇日，与门人吴锜邓杰辈，谨将是书再四校勘，逐一搜寻其典故遗漏者。一以元儒所著，五经笥为的随篇而释之，其地舆欠缺者一遵我朝所颁，一统志为宗，归类而附之，由是历年，一纪易槁五遭，始克成，编名曰：《质实》。盖有以质證，其虚诞之辞，而得夫真实之理也。书既成矣，尤虑夫衒名易售，获罪难逃。谨藏于箧，不敢示人，必俟高明君子正之。然后庶可行世。兹因门人请序诸首，余岂能文者哉？姑书此数语，用记岁月云耳。时成化元年春正月，吉旦建安木石山人冯智舒顿首载拜谨书。

黄仲昭重刻《资治通鉴纲目合注》

卷。按仲昭自序：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其述作之体，自不同也。然吾夫子之作《春秋》，因鲁史所载之事，而以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定其是非，以垂万世之鉴戒，则其
体固史。而其道实与易、书、诗、礼、乐、诸经并行而不悖焉。子朱子因司马文正公所辑《资治通鉴》而修《纲目》，盖仿吾夫子《春秋》之法也。其事固因历代之所纪载，而所以定其是非以垂鉴戒者，亦何一而非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乎？读史而不从事于斯，则虽贯穿今古，而无或遗，则亦不免为玩物丧志。其于脩己治人之道，亦奚补哉。仲昭承乏提督江西学政，因为学者定读书之法，其于诸史则欲其熟观，纲目以端其本顾。书坊刻板，岁久刓缺，而其所附考證考异及集览正误三编，俱类刻于各卷之后，殊不便于览观。又元儒庐陵刘友益所著书法一编，甚有功于朱子。提要之旨，建安冯智舒所集，质实一帙，尤有功于王氏。舆地之详旧，皆未尝附载于篇也。仲昭每欲重新缮写，而取上五编之言，各附入本条之下，刻梓以诏学者，第患其工费颇夥，非独力所能办耳。一日以语，同寅婺源汪君、从仁君慨然曰：是书重刻于世道，不为无补。当相成之，遂募书人缮写成帙。请抚州儒士𥟖哲吴锜、邓杰等精加校。雠以正讹缪，复相与规措其工费，方将登梓。而君以贺圣寿，入京仲昭，亦以职务行。部俱弗获督其成，遂付南昌滑守张浩同守汝舟俾募。工刻焉，盖经始于弘治癸丑之春，至是凡四阅岁而工告毕。因识其颠，末以见仲昭及汪君，所以重刻是书之意。云弘治丙辰闰三月甲戌后学莆阳黄仲昭书。

纲目部汇考三

《宋史·艺文志》编年

朱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又《提要》五十九卷。
张公明《大宋纲目》一百六十七卷。

《马端临·文献通考》编年考

《通鉴纲目》

五十九卷。
陈氏曰：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遗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著此书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此书尝刊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今版在监中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
朱子自序曰：温公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绍兴中胡文定公。因公遗槁修成举要，历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今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括以就此篇，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月之久近，国统之离合，辞事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资治通鉴纲目》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自昔注书，首尾多不相照。虽《资治通鉴》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编集非出一手故也。姑以一事论之，汉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鉴并书于夏秋之后，盖编缉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故，误系之岁末耳。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余尝考之，皆不免差误，亦随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草本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缉，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多故有此误。余因诸生有问亦，为正之矣。然则，该贯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于丧志可也。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编年考

《续资治通鉴纲目》　卷。
成化十二年成。

续编《宋元通鉴纲目》　卷。
琼山丘浚著。

《通纲集览正误》　卷。
右赞善陈济著。

《十七史纲目》　卷。
奉化舒津著。

《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五十九卷。
尹起莘著。起莘，遂昌人，隐居不仕，学问该洽。

《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
王幼学著。幼学，望江人，苦朱子《纲目》。援引幽邃句读疑难，乃博采经传著，为此书以便学者。

《通鉴纲目附释》　卷。
宋太史曰：孔君克表历考义例异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所未发，及发之而未当者，备疏其纲之在目中。音义事證及名物度数之属，仍取史照胡三省，王幼学三家，会萃群书，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

《通鉴纲目朱墨》　卷。
林文之著。文之，字子彬，福清人。为文平易，高古学者皆宗师之。

《纲目考异》　卷。
汪克宽著。克宽，祁门人，少颖悟力学，隐居教授号环谷先生。

《纲目测海》　卷。
何中著。中乐安人，以古学自任弘深该博。

《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
永新刘友益著。积勤三十年，寸较铢评，微词隐义，启发千载，中有无穷之忧，揭傒斯称之，曰：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续纲目管见》　卷。
晋江蔡清著。

纲目部总论

《宋·周密·齐东野语》《纲目》疑误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馀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馀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云：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不应书法倒置如此，亦恐误书耳。
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云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大理。少卿赵绰固谏上，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帝乃释之。按《通鉴》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赦，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此乃绰欲摩诃从坐，而帝特赦之耳。纲目误矣。
《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云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谏？曰：臣不居重任，知谏不从。上曰：知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显，何亦不谏？曰：臣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按：此实责其知炀帝之不可谏，而犹立其朝耳。今纲目乃书上言世充拒谏，易其语曰：然则何以立于其朝？失其实矣。
《纲目》：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云。云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当依通鉴作是岁为是。
《纲目》书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谓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后，册讫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
《都穆铁网珊瑚》《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世传为朱子手笔，无复致疑。后新安汪氏既为考，异上虞徐氏，以纲与凡例，往往不合。复著考证，余谓《纲目》作于朱子，则其所书，当无误谬。何以？来后人纷纷之说，尝读朱子文集，见其与门人赵师渊数书，则《纲目》成于赵氏。惟凡例，乃朱子之笔耳。李方子亲受业朱门，其言《纲目》曰：朱子欲稍加更定而未暇，鲁斋王氏去朱子未远，其序凡例谓尝见赵公文集纲下之目，盖属笔于赵也。元庐陵刘友益作纲目，书法其门人，疑以为非朱子之书。则友益不以为然，岂未尝亲见手札，及王李之言而误云耶。

《纲目部纪事》

《宋史·道学传》：朱熹，所著有《通鉴纲目》行于世。
《陈宓传》：宓，丞相俊卿之子。少尝及登朱熹之门，熹器异之。所著有《续通鉴纲目》。
《处州府志》：尹起莘，字耕道，遂昌人。隐居不仕，学问该洽有感于古今治乱兴亡之变因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为著发明五十九卷大行于世，魏了翁称其深得文公之意，祀于学。
《元史·姚燧传》：燧先在苏门山时，读《通鉴纲目》，尝病国统散于逐年，不能一览而得其离合之概，至告病江东，著《国统离合表》若干卷，年经国纬，如《史记》诸《表》，将附朱熹《凡例》之后，复取徽、建二本校雠，得三误焉，序于《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岁改元，在兴废存亡之际，以前为正。当从建本，于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书三年，后主禅建兴元年，建本无三年，则昭烈为无终。徽、建皆曰后主，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尽十六卷，凡曰后主者，失于刊正也。当于三年下注帝禅建兴元年，明年大书帝禅建兴二年，庶前后无龃龉也。其三，天宝十五载注肃宗皇帝至德元载，明年惟曰二载，为无始。当大书二载上加肃宗皇帝至德，使上同于开元。三者均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统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兴，才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异，岂不于统大有关乎。详见《序篇》。
《隐逸何中传》：所著有《通鉴纲目测海》三卷。
《吉安府志》：刘友益，永新人。家贫力学尝为人佣书以给膏火或竟夕危坐，默诵不少，休积十数年，经传子史天文地志，律历象数，靡不淹贯。宋末兵乱，卜筑山间不与世接，著《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揭文安公序之，谓昔之知《春秋》，莫如朱子世之言《纲目》者。非深知朱子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刘子《纲目》书法者也。书法之作，积勤三十年，寸较铢评。其微词隐义，不但启千载之秘，中盖有亡穷之忧，其志可谓远也已矣。为人外通内介，神情潇然。年八十五卒，揭公复为之铭，其墓居邑西水，窗学者称为水窗先生。
《明外史·王尊素传》：天启四年，万燝廷杖，以创重卒。尊素上言：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竟殁于磨牙砺齿之凶竖。后世有秉董𤜶笔，继朱子《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郎中万燝以言事廷杖死，岂不上累圣德哉。《南居益传》：居益，字思受，尚书企仲族子、师仲从子也。师仲父轩，吏部郎中，尝著《通鉴纲目》。
《儒林传》：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有《纲目凡例考异》。《文苑传》：孙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所著有《通鉴前编纲目》。

《纲目部杂录》

《癸辛杂识》：余向闻林竹溪先生云，欧阳公脩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盖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纪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岂无窒碍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
《井观琐言》：尹氏发明学《胡氏春秋传》，刘友益纲目书，法学《公羊谷梁传》，书法文甚峻，洁似胜发明。但有因本文之误，而曲为之说者。如东晋晋王保故将陈安降汉，先是汉改号赵矣，此犹书汉误也。考之题要，汉正作赵，初无他义。书法谓书汉，所以志雠国而为安？惜唐永王璘反肃宗，命高适讨之。其书上皇，遣误也。书法谓不以肃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缩之戒，皆凿也。而唐诸臣，狄仁杰、郭子仪、李光弼等有卒书谥者，亦误也。又皆各为之说，可谓求索之过。盖《纲目》简帙浩繁，朱子仅成书，而未及脩改。故其大义虽明，而其间容有未备者，如帝或书上弑，或书杀卒，或书薨之类。可见不必曲为之辞。
汪克宽《纲目考异》殊无补于书法，徒加支离耳。夫吕后止称制，故犹书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称武氏。王莽男子也，故书名武后妇人也，故书氏《纲目》之权衡审矣。汪氏乃谓吕后当称吕氏，武后当称周。不达甚矣。唐中宗景隆元年，太子重俊杀武三思、武崇训。《纲目》书：重俊起兵诛三思、崇训宜矣。汪氏却云：此起兵讨贼，而罪人未得，但当书讨，不当书诛。且分注明言，杀三思、崇训，于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轻于立说，何哉？
《纲目》书曹操责孙权，任子，权不受命，盖欲其遣质于而权不遣也。尹起莘发明乃谓操负多罪，乃欲越江汉而责人。所谓有诸己，而欲非诸人者，此似不考文义之过，其引春秋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为。比然宣公平莒及郯欲释二国之搆，怨操责任子，欲求成于权耳。亦非比例南宋徐羡之傅，亮谢晦废其主，义符而弑之。及文帝立，能正其弑逆之戮，而不德其迎立之私。宜书讨弑以明帝心。《纲目》乃误书：讨杀尹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宋主下诏，暴其杀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谋，使羡之等罪止于杀二王。则讨而杀之足矣。予按宋书元嘉三年之诏，首云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又云羡之等实受顾托任同负图，送往无复言之节，事君阙忠贞之效，逞其悖心，不畏不义，播迁之始，谋肆酖毒，至止未几，显行怨杀，如此谓不正其大逆之谋，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轻于立论，而欲得书法之意见、是非之实难矣。
胡粹中《元史续编》又下于陈，桱续编德祐，北迁闽广，继立宋之统绪，犹未绝也。乃据抑景炎祥兴之年于分书，非《纲目》书蜀汉东晋之例矣。开卷缪乱如此，何以继紫阳笔削之旨哉？
《纲目》书齐主游南苑，杀其从官六十人。据北史从官自暍死耳。尹氏发明曰：虽非以刃兵杀之，是亦以暍？死杀之，此孟子所谓杀人以政者也。刘氏书法，亦本其说。徐昭考證，谓当从《史书》，从官暍死，且讥尹氏附会其说，以求合所误之文。愚谓徐说，固甚直截。然《纲目》无书，暍死之例，其文当分注于齐主游南苑之下，以从谨严之体。
《通鉴》载魏太武杀崔浩云，刊所撰国史于石，立于郊坛。东方所书，魏先世事，皆详实北人，忿恚相与。谮浩暴，扬国恶。魏主大怒，遂族诛浩。予谓浩脩国史，直笔自是其职，但不当刊石衢路耳。纵使以是获罪，何至遽赤其族？太武虽暴，不应至此。《纲目》书魏杀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书，柳元景传云：柳光世为索虏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其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北。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然后知浩，所以不蒙八议之宥者，自有其故，特因史事发耳。
《金台纪闻》：李少卿子阳旻，自南京来。与余论《纲目》数事，其论书新莽，云莽操温之徒，皆篡弑之贼。于魏书太祖，于梁书太祖，于新独斥之莽者。何实录也，何以谓之实录？各因当时之文也，新者国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继，世皆有天下庙号，偃然而莽死于乱兵之手。美恶无一定之谥，将从何书？书其国系之名尔。此《春秋》据事直书之旧例也。其言有理。又谓莽大夫扬雄死，与晋徵士陶潜卒，则为赘笔《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书，若曰借二人，以为汉晋起例。则孔子何以不得卒于《春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