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十五卷目录

戎政典第十五卷

兵制部汇考一

上古

黄帝有熊氏始用干戈，以征不享，以师兵为营卫。
按《史记·五帝本纪》：轩辕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使，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周一

周制，天子六军，大司徒率比闾、族党、州乡之属，以旗致万民，而听命于大司马。大司马定军旅卒伍之制，以九伐正邦国，起军治守。《春官》：典瑞以牙璋发之。按《书经·周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注〉《夏官》：卿主戎马之事，掌国征伐，统御六军，平治邦国。平谓强不得陵弱，众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按《诗经·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笺〉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乱，羡卒尽起。〈正义〉天子六军千乘，今三千乘，则十八军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厉王之乱，荆蛮内侵，众少则不足以敌之，故羡卒尽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职》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馀为羡卒，唯田与追寇，竭作起军之法，家出一人，故乡为一军，唯田猎与追寇皆尽行耳。今以敌强与追寇无异，故羡卒尽起羡馀也。以一人为正卒，其馀为羡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纵令尽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盖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举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数有改易，六乡之内，不必常有千乘。况羡卒岂能正满二千五百也。当是于时，出军之数有三千耳。或出于公邑，不必皆乡遂也。〈朱注〉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盖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凡百人也。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大全〉安成刘氏曰：兵车，战斗之车。驾马，所谓小车也。重车，辎重之车。驾牛，所谓大车也。兵车一乘，则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车一乘，则将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朱子曰：三千，孔氏以为兼起乡遂之兵。王氏谓会诸侯之师。此皆以辞害意之过。诗人但极其盛而称之耳。

《大雅》：笃公刘，其军三单。
〈传〉三单相袭也。〈笺〉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国之制，三军以其馀卒为羡。今公刘迁于豳，民始从之，丁夫适满三军之数。单者，无羡卒也。〈正义〉重衣，谓之袭。三单相袭者，谓三行皆单，而相重为军也。此谓发邰在道，及初至之时，以未得安居，虑有寇钞，故三重为军，使强壮在外，所以备禦之也。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传》曰：王者之后称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后，以有大功而改封于邰，明为大国公爵。公刘是其曾孙耳，故知仍为大国，当作三军。《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羡谓家之副丁也。今言其军三单，则是单而无副。故知公刘迁豳，民始从之，其众未多，丁夫适满三单之数，无复羡卒，故称单也。以《周礼》言之，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然则从公刘之迁，其家不满此数，故通取羡卒，始满三军也。〈朱注〉三单，未详。〈大全〉新安王氏曰：大国三军之法以治兵，彻田什一之法以储粟。周家军制彻法，皆起于此。

鲁颂《閟宫》：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
〈朱注〉千乘，大国之赋也。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将重车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则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徒步卒也，三万举成数也。车千乘，法当用十万人，而为步卒者，七万二千人。然大国之赋适满千乘，苟尽用之，是举国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国三军而已。三军为车三百七十五乘，三万七千五百人，其为步卒不过二万七千人，举其中而以成数言，故曰三万也。〈大全〉三山李氏曰：按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则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鲁地方百里，则无缘有千乘。司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注论语》以为，古者井田，方里为井，十井为乘。百里之国，通计万井，则鲁地百里当有千乘矣。合从包氏说。安成刘氏曰：《王制》谓：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说推之，与《王制》合，是鲁当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赋出兵，据司马法及小司徒之说推之，则成方十里，为田百井，出车一乘，每乘马四匹，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头，驾重车在后，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为田万井，止出车百乘，积十同为十万井，始得出车千乘。其十万井，开方，则方三万一千六百井，馀一万八千亩有奇，为方三百十六里馀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数曾多，不合于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为当从包氏之说。虽与集传不合，然朱子《注孟子》千乘之国，亦尝以为地方百里，出车千乘矣。华谷严氏曰：《鲁颂》多夸大之词，曰千乘，曰三万，不必求其数之尽合也。〈正义〉《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今复其故也。司马法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计鲁方七百里，为车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记》云：制国不过千乘。然则地虽广大，以千乘为限。故云大国之赋千乘。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计千乘有七万五千人，则是六军矣。与下公徒三万数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礼》：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乡为一军，此出军之常也。天子六军既出六乡，则诸侯三军出自三乡。下云公徒三万，自谓乡之所出，非此千乘之众也。此云公车千乘，自谓计地出兵，非彼三军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数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圣王治国，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军之制。若从王伯之命，则侯国之大小，出三军、二军，若其前敌不服，用兵未已，则尽其境内，皆使从军，故复有此计地出军之法。但乡之出军，是正，故家出一人。计地所出，则非常，故成出一车，以非其常故优之也。〈笺〉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言三万者，举成数也。〈正义〉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皆《夏官》叙文也。举成数者，谓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万耳。如此，《笺》以为僖公当时，实有三军矣。答临硕云：《鲁颂》：公徒言三万，是三军之大数。又以此为三军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当时从上公之制，备三军之数。此叙云复周公之宇，故此笺以三万为三军，言其复古制也。又以凡举大数，皆举所近者。若是三万七千五百人数，可为四万。此颂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应减退其数，以为三万。故答临硕谓此为二军，以其不安，故两解之也。

按《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订义〉郑康成曰：此所以劝民使之者，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　吕氏曰：五家为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袤。故使之相保。保有二义，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盖兼言。　郑氏曰：闾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　郑康成曰：族是百家。　陈君举曰：百家之中，不幸有死者，相与办其葬事，不使五家与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后众轻易举也。　吕氏曰：族独以四为数，欲凑成百人故也。　郑康成曰：党五百家。救，救凶灾也。　陈君举曰：大利害，大患难，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后足以相救。　郑康成曰：州二千五百家。赒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　陈君举曰：水旱凶荒，欲以相赒，又非五百家所能办。惟二千五百家，则其地必阔，必无皆水皆旱之理，庶几有无可以相通。　郑康成曰：乡万二千五百家。宾，宾客其贤者。　郑锷曰：凡此比闾族党州乡之制，载于《地官》。盖王国之六乡，而在近郊百里之内也。平居使之相保，相受如此。故有事，则用而为六师。余
考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盖合比闾族党之民以为之，而不见其制。今观此文，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乃知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乡之制，合为比闾族党也。盖上言施法于邦国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则所使所令者，乃邦国都鄙之君也。以是观之，诸侯之国，六乡之制，与王国皆同，可知。

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贾氏曰：凡军旅田猎所用民徒，先起六乡之众。郑康成曰：旗，画熊虎者也。徵众，刻日，树旗，期民于其下。　郑锷曰：余考周家之制，熊虎为旗，大阅之时，师都载之。治兵之时，军吏载之。盖众之所在，以威为先也。

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
史氏曰：致民于王门，备不虞也。　郑锷曰：变出于非常，奸雄或将乘之。故致民守于王门。王宫固有宿卫之人，乡遂之众，宜守王门之外。　郑康成曰：节，六节，有节，乃得行防奸私也。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舍。
史氏曰：国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易氏曰：稽国中及四郊、都鄙者，举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乡、六遂、邦甸者，举上下以见其中。　史氏曰：夫谓其身，家谓其居。如止知其居，则土著之民在尔。僦寓转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家所以兼言也。　易氏曰：夫谓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举其凡也。家谓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则其目也。　黄氏曰：九比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专掌比法，盖乡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亩，其中为公田也。故其职又曰：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考夫屋以待政令。国中，六乡也。四郊，六乡之馀邑也。六乡四闾之吏，司马法：闾方百里，三万家。四闾十二万家，六乡为七万五千家，其馀五万五千家为四郊，此亦大约也。乡之民杂必比而居之者，使各从其类而习其事也。邦国、都鄙皆本司徒乡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数。而邦国则受其比，要内外之势，详略不同。

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徵令。
王昭禹曰：颁比发者，颁校比之度数也。　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　贾氏曰：车谓革车及大车。辇，人挽行。　易氏曰：六畜以备公家之用，车辇以待师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数，则众寡。六畜车辇，皆有一定之数。　又曰：施政教，则据其数而举饮射之类。行徵令，则据其数而起师田之类。

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
郑氏曰：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
刘执中曰：三年则大比，谓简去其老疾不任役
者，补其阙落不成伍者。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易氏曰：会，聚也。小司徒以军制，聚万民，自伍两以至军师，咸在焉。独言会万民之卒伍者，先王之军制，调兵必五数，出兵必百数。不五数，不足以调兵，故积数起于五人之伍。不百数，不足以出兵，故积数起于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阵，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阵，二千五百人之师，成一大阵，万二千五百人之军，成五大阵。　郑康成曰：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　郑锷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比之闾，即五伍之两。四闾之族，即四两之卒。五族之党，即五卒之旅。五党之州，即五旅之师。五州之乡，即五师之军也。万二千五百人为乡，合之以为一军。王之六军，出于六乡。举一军之制，则六军之制，皆可得而知。　郑锷曰：说者谓五人为伍，则左右前后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则二十五人矣。两两相比，则谓之两二十五人，纵横皆五。何以谓之两耶，盖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为卒，则横纵皆两矣。唯卒之横纵皆两也，其法起于五人之伍，故以两名之。　李景齐曰：天子曰万乘，诸侯曰千乘。天子六军，大国不过三军，此定制也。然尝考司徒卒伍之制，而约之以司马法，不能无疑。司马法曰：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则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约而计之，兵车一乘，则三两
之数。四乘，则三卒之数。百乘，则三师之所舍。五百乘，则三军之所合。积而至于千乘，则六军聚焉。是则六军之数，适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军言之，则不足于万乘。以诸侯之千乘言之，则不应有六军。是何也。大扺悉天子之畿内，以为军则足以容万乘，而所谓六军者，特寓于六乡，乃天子宿卫之兵尔。其馀六遂都鄙之兵，盖不与焉。悉诸侯之国以为军，则大国有千乘。而所谓不过三军者，仅止于五百乘耳。非其不足于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卫之兵数约之，此周人居重驭轻之法。唐人府卫君子，谓其得乡遂之遗者，盖出此。　陈君举曰：军旅之法，立于伍，成于卒。五，夫数也。五人为伍，则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帜，可以别识，不待旌旗，可以指挥。五伍为两，则以人为伍，以卒为旅，以旅为师，以师为军，则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帜旌旗用焉。故以两为卒纵横，皆两参两什伍之法定于此，其为军赋因此而已。　朱氏曰：出军之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到第三，便著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则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齐处。

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郑锷曰：军制已定，则有征伐之时，起之以为军旅。四时之閒，作之使趋田役。有盗之际，比之使作追胥。閒暇之时，令之使出贡赋。无不可也。　黄氏曰：乡之军制，寓于比闾族党州乡。故会其卒伍，而为伍两卒旅师军。盖常自为六军也，用之于起军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贡赋，皆乡法也。军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车少人多，役随事多少车不出，皆临时作之田。虽为六军，盖不止七万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当时比之，不使临事纷错也。野皆不如此，不会卒伍，大抵乡车人不相须，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会之于卒伍，野车人相得其用，在车无竭作之事。故合之于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军为车千乘，以司马法三百家共一车约之，七万五千家止得车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赋也。大抵六乡皆守兵，会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军备其人而已。车马之赋，不尽出于民，则以公车充之。校人有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车。乡赋，闾师徵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贾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给土地，则据土地计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遍知其人数。　郑锷曰：上文于岁时入数，大比受，要之后而言，乃会万民之卒伍，则民数既定，然后军法可制也。军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何耶。盖会万民之卒伍者，所以起军旅也。此言可任之人数者，所以作田役也。将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将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观其所受者上地，则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观其所受者中地，则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观其所受者下地，则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盖因其受地之优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馀不足也。说者谓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为三等者，盖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余以为，此言六乡受地之法，学礼者，见遂人颁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至馀夫亦如之，乃谓六乡受田之法，与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殊不知经之所载，自王畿之乡，遂都鄙，至于诸侯之邦国，凡授田之法，自有四节。《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此一节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节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此又一节也。《大司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节也。即是四节考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乡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马》言诸侯国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继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为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与遂同，又不与都鄙大司马同，非六乡田制而何。何则上地当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当食七人、六人，下地当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乡在内，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则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则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则授以
下地。所以然者，将以强内故也。若六遂所授，则不可与乡同，故别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见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莱五十亩，莱百亩，莱二百亩，不与乡同，则以遂地远而瘠授之莱，乃所以饶远而已。又以爵位考之，乡大夫爵与遂大夫同，乡师爵与遂师同，小司徒爵兴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则小司徒掌授乡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则小司徒所言为六乡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则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于大司徒言之。施政职于九畿之外，而令其军赋，则大司马事。故邦国之田于大司马言之。以是观之，谓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者，妄说也。　吕氏曰：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参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马法之出士徒数，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为不胜计以虑败也。故不尽用之，虽败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实数也。自此以后调发者，皆用实数。幸而一胜，不幸而一败，则皆不可救矣。晋作州兵乃是尽数调发，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鲁成作丘甲，曹操案户籍得三十万众，苏秦以齐王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万。而曹操谓崔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是皆以实数调发。惟诸葛孔明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过十二万。孔明所用八万，常留四万，以为更代。蜀之所以强者，以孔明不尽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万二千。数年之閒，所折者不过二万耳。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
陈及之曰：竭作，郑氏谓尽行，非也。田猎所以教民习兵事，则不可不皆教之。及其当田也，今日发某甲，明日发某甸，亦不一时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则不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若曰尽行，不胜其扰也。　李景齐曰：因地之上中下以处其民，因民数之多寡以任其力，此周家均民之良法。以司徒之制约之，三农八家，四十有八，而可任止于二十人者，以一家之中老幼常居七分之四，少壮常居五分之二也。平居而耕，有故而战者，皆其家之少壮也。曰平居而耕，可也。有故而战，而少壮悉任之，则无乃妨农事乎。无乃阙于仰事俯育乎。盖家之可任者，虽或二人，或三人，而凡起役徒，无过家一人。则农桑之不废，仰事俯育之无所挠者，以其有羡卒不之征也。若夫田猎以习战，追胥以捕盗贼，则竭作何也。盖田与追胥，其暂耳，则非恶其为尽征也。虽然，司徒之制，率三农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而又有羡卒之法，此其用民力至宽也。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则甸六十四井，为夫一千二百八十八人矣。司马法则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数，如彼其众，而征于司马，不能十之一。若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则以甸计之，一井八家，则六十四井为家五百一十有二，宜士徒滋多也。而仅止于七十五人，民尽可以为兵，而不尽以为兵也。不特是耳司马法，又曰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百里之成，自甸之外，又加三十六井，宜其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又何耶。籍民以为兵者甚备，而至于征调，则不过此耳。然则民之可伍者，不悉以为兵，而隶之以为兵者，比征调则又益损焉。先王之休民力如此。

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听其辞讼，施其赏罚，诛其犯命者。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馀子。
郑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灾寇。　郑司农曰：当徵召会聚百姓，则小司徒召聚之。馀子，谓羡也。

大军旅，帅其众庶。
郑锷曰：大军旅，则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帅其众庶，以趋大司徒之所致。

小军旅，巡役，治其政令。
黄氏曰：役，卒役也。《小雅》曰：劳还役。　贾氏曰：小军旅，谓使臣征伐。大军旅，天子亲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行。若大功役，则大司徒巡行之。　郑锷曰：小军旅之时，人徒虽寡，然战，危事也，安得无筑军垒，修城堑之役。宜有政令以齐一之，小司徒巡行其役，而治其政令，则人畏威而趋事，无敢慢矣。黄氏曰：六乡不与于司马之征发，有王命起之，则小司徒帅而致之司徒，司马调发郊军，则其吏帅之，小司徒巡察之，而治其政令。　王氏详说曰：小司徒于大军旅，帅众庶，而不言治政令。于小军旅，言治政令，而不言帅众庶。是众庶之事，小司徒可帅而致于大司徒，而不可得而治也。政令之事，小
司徒可用于小军旅，而不可用于大军旅也。

乡师之职，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戮其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军旅会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辇，帅而以至乡师，则正治之而已。　贾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军之外，别有民徒，使役皆出于乡。　郑锷曰：不有以正之，则所出者或非其夫家，众寡之正数，不有以治之，则所聚者或违乎会同军旅之戒禁。此乡师平日掌戒令纠禁之职也。郑康成曰：輂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蕃营。司马法曰：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易氏曰：戮则不特诛之而已。小司徒之用众庶，遂人之起野役，皆有犯命之诛。而乡师四时之田，与此言戮者，军旅会同，事大体重，以肃众志也。

乡大夫之职，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以旌节辅令，则达之。
贾氏曰：大故谓灾变寇戎之事，警急，须人，故乡大夫令州长以下，使民各守其闾。　黄氏曰：徵发虽有号令，无节不达，守法之严如此。乡大夫专行考察行艺，以兴贤能，而令民守闾之事参焉。乡大夫皆卿也，是为军将。　郑锷曰：令出于口，或得以伪，为旌节，则有合符之验。大司徒所谓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则使天下皆不得通。乡大夫所不达者，特乡闾之閒而已。

《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与其赏罚。
郑康成曰：致之于司徒，掌其戒令赏罚，则是于军因为师帅。

《族师》：以邦比之法，帅四闾之吏，以时属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黄氏曰：比闾党州皆以五而登，惟闾四族变其中者，所以为联法也。故五家为比，有联则闾合。四闾为族，有联则党合。如是则比闾族党，无不合者。居则五家为比，十家为联。行则五人为伍，十人为联。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师》曰：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人民之什伍是也。乡合，非野法也。四闾为族，八闾为联，八闾二百家。军法虽四而调一，要必以是而起。郑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数调之，使劳逸递焉是也。大司马有车有徒，故十人为联，则伍合。二伍二百人为联，则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计之，七十五人共车三伍，百二十五人为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则皆什也。晋荀吴毁车为行，而曰以伍共车为先。又曰：困诸阨又克，盖当险野利用徒，尽合车人而用之，故谓之以什共车。此本先王微意，荀吴窥见之耳。然必素相联合，故仓卒可用。

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岁终，则会政致事。
郑鄂曰：一族之众，居则有比闾之联，而卒伍犹未之合。有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于作之而师田行役，族师遂为一卒之长，欲其师行之有统，则必合为卒伍。欲其攻战之必胜，则必简其兵器。合则使之联而不散，简则使之精而无敝。又用鼓铎旗物率之，至于师田行役之所，犹恐其在军之不肃，复掌其治令戒禁刑罚。既已防之于其前，又有以驱之于其后，孰敢不率哉。至岁终会其一岁所行之政，而致其事于乡大夫，则一族之政举矣。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三年大比，则以考群吏，而以诏废置。
吕氏曰：先王自封建诸侯外，有閒田散在诸侯之国。或谓诸侯有罪，则削其地以为閒田。若有功，则以閒田增封之。天子平时各命王官以掌之，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田，以总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维之意。　郑锷曰：邦国者，畿外之诸侯。都鄙者，畿内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邑者，六乡之井地郊里，则自国中以至六乡，其地域不为不广。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不为不多。其畜车辇，不为不众。如使县师尽得而掌之，又从而辨之，从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于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则知其不同于司徒矣。

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器，以帅而至。
黄氏曰：司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于天下。必有县师关节，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发民为兵，而主民之官，不应全不知，故使其属行司马之法。作，起也。起其众庶马牛车辇，而后会其车人卒伍。邦国都
鄙乡法卒伍虽素定，而车人不相须，甸稍县都野法车人相须，而县鄙居民未尝为卒伍。故于此皆以司马之法会之，五人为伍，百人为卒，离则皆伍，联则皆什。百人为卒，乡为四闾，野为四里，车徒异部，多少称事。　王氏曰：车有车之卒伍，若司右所谓合车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谓会万民之卒伍是也。

《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
贾氏曰：授之田野，若下夫一廛百亩。简其兵器，若族师旗鼓兵革。　黄氏曰：乡以州党居民，会其卒伍，即为军法。故常自为六军。而田与追胥皆竭作，遂虽以县鄙居民，而其军赋在丘乘，军师田役皆有司马之法，作其众庶，而后会其车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预定。是则正卒犹不尽起，况羡卒乎。士师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谓之乡合，则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仓卒可用，遂未尝比，安能临时尽起而用之乎。故以为郑之说未尽然也。惟起徒役无过家一人者，似是。然野之制军，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车，则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则小司徒所谓无过家一人者，仍为乡法耳。六遂民数与六乡同，权力相并，事体略等。先王诚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异常有进退，故以岁时稽而授之，皆农民也。故惟教之自卫力穑之事，授之田野，野盖虞衡欤。　王昭禹曰：兵器不简，则稼穑不可得而教。必先卫其地域而有之，然后斯能致力于稼穑。不然，虽有粟，不可得而食。

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及其六畜车辇，辨其老幼废疾，与其施舍者。
郑康成曰：登，成也，犹定也。夫家犹言男女也。　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众寡，六畜车辇，遂师又以时登，则遂师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曹氏曰：校登必以岁，时盖前岁之已登者，逮于今则增损不同矣。一时之已登者，越三时，则耗亡不等矣。民自生齿以上，皆登于版，耕稼起于一夫，而王畿千里之民，无不各任其力。调兵起于伍长，而六军七万五千之众，无不各禀其令。虽车辇器械之琐细，牛马六畜之猥冗，无不素具于籍。一旦有事，随取而足。盖其凡目可稽，而储备有实，此功用在乎素讲，所谓事前定，则不困者此也。

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以令师田，以起政役。
郑康成曰：职谓九职分其农牧虞衡之职，使民为其事也。《载师》云：以物地事授地职，互言矣。贡，九贡。赋，九赋。政役出徒役。

若起野役，则令各帅其所治之民而至。
贾氏曰：起野役，若小司徒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之类。令各帅其民而至者，谓县正已下，县正云若将用野民，则帅而至，是县正受遂人之令也。

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诛之。
郑康成曰：遂之大旗熊虎。　贾氏曰：遂人虽是大夫，合用鸟隼之旟致众。今遂人掌众，与大司徒同，故得用熊虎为旗。　王氏曰：乡师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谓大旗，亦司徒之大旗。于是建焉，于遂言遂之大旗，则乡可知。于乡言司徒之大旗，则遂亦可知。

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王昭禹曰：言事而又言师田，则事乃力政之事。郑锷曰：国有功役之事，又有师田之事。功役则用当役之人，师田则众民竭作。故于事言野役，于师田言野民。　黄氏曰：事谓司空事典帅而致于稍人，稍人帅而听于司马。

《遂师》：军旅田猎平野民，掌其禁令。
郑康成曰：平谓正其行列部伍。　易氏曰：如大司马狩田之礼，陈车徒有司平之。

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各掌其县之政令徵比，以颁田里，以分职事，掌其治讼，趋其稼事，而赏罚之，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易氏曰：众之所集，多寡不等，则移民以执事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简之，任之也。

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
刘执中曰：稽考其功程，会其群吏所集之事职否，而正其诛赏。

酂长每酂，中士一人，各掌其酂之政令，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以治其丧纪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则以旗鼓兵革帅而至，若岁时简器，与有司数之。凡岁时之戒令皆听之。
易氏曰：先王寓兵于民，而其器亦出于民。无事则藏之，器无不完。有事则出之，器无不利。盖至于百家，而后兵器始备。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族师以
旗鼓兵器帅而至，酂长亦以旗鼓兵革帅而至。盖以是帅之，以是用之，所谓不教而殃民者，无有矣。
郑康成曰：简器，简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
大夫。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黄氏曰：一车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为甲长，谓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为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盖一丘二十五人，起羡卒矣。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乡之法，则曰国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则凡曰为邑者，盖国以容六乡，邑以容六遂，甸稍县都皆其邑之所积。则稍人之职，得不继于遂官之后乎。　郑康成曰：主为县师，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黄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举稍以包甸。都鄙乡法不为丘乘之制，其馀则野法。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盖不为丘乘者，非其所当令也。

掌令丘乘之政令。
薛平仲曰：前乎县师之作众庶，既以其系于公邑者而总之矣。此言稍人之令丘乘，则以其出于公邑者而征之矣。盖遂地车赋之正法也。　易氏曰：丘即四邑为丘，乘即四丘为甸之所出，总名之曰丘乘，军制之始也。世之言军制者，曰五人为伍，至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六乡六军，凡七万五千人，为千乘。王畿十倍其数，则七十五万人为万乘。是每乘当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为甸，甸之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军制亦止于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为正卒，此徒役之大数。甸出革车一乘，此出军调发之数。是知每次调发，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车。其馀未调发者，可以应八次调发之数，所谓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者，非尽发此六乡之人，合诸乘之丘，共为一军也。或曰：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有比闾族党州乡之名，故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即有伍两卒旅师军之数。今合诸乘共为一军，而亦有伍两卒旅师军者，何也。曰：居乡则寓兵之制，出军则部伍之数。古者军国异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閒，既以伍两卒旅师军为万二千五百人之联，及其用也，亦以诸乘万二千五百人而统之。以伍两卒旅师军之法，使其战阵行列之际，无异乎平时统率之义，此丘乘之制，政令于是乎出。　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马所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耳。丘言其地，乘言其赋。所谓同，则丘地也。所谓徒役輂辇蜃车，则乘赋也。其作而帅以至掌其政令，以听于司马、司徒，则所谓令，丘乘之政令也。

若有会同师田行役之事，则以县师之法，作其同徒輂辇，帅而以至，治其政令，以听于司马。
王氏详说曰：县师既受法于司马矣，稍人又听于司马者，县师所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稍人所掌丘乘之政令，是县师之掌，遍于王畿之閒，稍人之掌，止于三等之采地。县师受法于司马，稍人又从而受司马之法于县师，以见小大之相维也。　黄氏曰：徵发之令，司马下之县师，县师下之甸县都复。以其法授稍人，据其法以作其众庶而帅之。稍人下士得主兴作事，而为之帅，其意密矣。以听于司马，听其分隶县师、乡官、稍人、甸官，其作事，县师受法于司马，稍人受法于县师，中外相应。
郑锷曰：先儒谓同徒者，司马所调之同。余以谓
一甸增二里，二里乃为一成。积至于百里，乃为一同，出车千乘，至于一同，则人徒车辇，可足用。故谓之同徒。非司马所调之同。　林氏曰：郑氏谓：司马所调之同，盖同则丘地，以其地之所聚，谓之丘。以赋役之同，谓之同。　易氏曰：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帅而为役，谓之同矣。　曹氏曰：古者不轻用民之力，故曰一岁之役不过三日，而更代则忽去忽来，无乃纷然扰民。是以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夫卒伍而言合，必有抽摘调发之宜，必有更休番戍之道。故先为联法以为出处之便，使凡出征者，有居外之势，而其联，则留以代其更役之事。凡出而有事，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谓同徒。其昼战则目相视，夜战则声相闻，行以车为卫，止以车为营。各致死力，以相应援，莫敢任意以驱驰，此车战之良法。

《春官》：小宗伯之职，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
郑锷曰：古者，大师则先有事于社与庙，然后载社主与迁庙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载社主将以行戮。用命，赏于祖。故载迁庙之主，将以行赏。小
宗伯掌社稷宗庙之礼，宜载以行。乃言立者，盖社本不在军，因用师始立之立者，出于一时之故，庙主为尊，载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肃钦之至。帅有司者，盖帅大祝也。大祝职曰：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故知此所谓有司为大祝明矣。

若军将有事，则与祭。有司将事于四望。
郑司农曰：谓军祭表祃军社之属，小宗伯与其祭事。　郑锷曰：军将有事，则与祭者，主帅奉祭小宗伯以职，当立之，奉之，故当与也。小宗伯已与祭于军中，则四望之祭，必遣其所属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先郑知此意，故读与祭，以上为绝句。康成以与祭连有司以下读之，恐不成文理。战必祷于神，欲气势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国家所赖以为阻固。是以将战则祷焉，欲其为兵之捍蔽。　黄氏曰：春秋有事于太庙，有事祭也。军将有事，谓将以军旅有事于鬼神也。祭，有司主祭祷者也。与如字祭祷，自有主者。小宗伯与之，偕军事重，将事于四望，谓将其事以往也。两将字各义。

肆师之职。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
易氏曰：师甸者田，而后用师者，必载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　郑锷曰：大甸，猎之甸，乃四时蒐苗狝狩之田。师甸，则大用师以对敌之时。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师则载社主与迁庙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大战则类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此有类造封祭之事，岂四时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师甸言社者，主也。宗者，迁庙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继祖者也。载主而行，不在国之常位，而祭不可以无位。无位，则鬼神无所依，故为位，然后祭。小宗伯于军旅甸后，祷祠为位，则止为位。于肄仪之时，肆师于用牲。以祭时则为位者，盖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礼故也。

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郑锷曰：上帝至尊，不可以渎。因其事类，然后告祭，故名曰类。类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庙之祭。此曰类造上帝，何也。盖王者出征，所至以事类告天，故兼言之。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则无。累土为坛，以封崇之，礼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顿兵之山川，则无类祃之祭。兵之所在，则宜有祭。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为之位。盖肆师主立国祀之礼耳。　郑康成曰：造犹即也，为兆以类礼祭上帝也。类礼，依放郊祀而为之者。　王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则谓之类。至其所而祭，则谓之造。记曰：类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小宗伯类社稷、宗庙，则为位。大祝之六祈，一曰类，二曰造。盖造非特祢上帝，亦谓之造。类非特上帝宗庙社稷，亦谓之类也。　项氏曰：上帝非祀不造焉，故特类而祭。若祖庙，则必造焉。此言类造，则在军中类其位而造焉，盖一祭也。
郑康成曰：封谓坛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贾氏
曰：山川众多，不可并祭，故祭军旅所依险阻者。王氏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过名山大川。易氏曰：以上皆军祭之礼，肆师为之位，无非依神以为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　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师为之位，亦如师甸用牲于社宗。

凡师不功，则助牵主车。
郑锷曰：胜败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师，亦有时而不胜。而谓之师不功战，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车，是失宗社。肆师掌为位，以祭社宗为职。大司马于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肆师为大司马之助而己。　李嘉会曰：牵主车，亦所以安神灵也。

《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郑锷曰：半圭曰璋，长七寸，瑑为齿牙之形，取牙齿之刚利，能噬齧兵之象。故执以起军旅。若屯兵于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纪律者，执此以治之。　李嘉会曰：兵者，服人之难。服如牙之噬物，必合而后止。故以之起军旅，所以治外。以之治兵守，所以齐内。牙璋则军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则军旅之小者用之。　林氏曰：郑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锄牙之饰，于琰则先言牙璋，有文饰也。贾公复曰：军多以牙璋，军小用中璋。中璋亦有锄牙，但牙璋文饰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时，宋司马请瑞以命其徒攻桓氏，魏有兵符，汉有铜虎符，发郡国兵，皆此类也。　《礼库》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专征，而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轻出。以《周礼·司马法》参考，王有四方之事，则冢宰徵师于四方，曰：某国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师至于某国。小宰掌其戒虎贲，奉书，以牙璋发之，则畿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济》：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则虽天子亲征，亦用诸侯之师。《诗》：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则所在皆成六师。刘文公平丘之会，对晋人曰：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则虽王人涖师，无过十乘，以为先行。
宣王复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东迁，以王人戍申甫扬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时，桓王伐郑，犹有陈、蔡、卫人，二百四十年閒，王人会伐屡矣。左氏未尝见车之出，唯败绩茅戎，王师自出，春秋深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