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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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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大紫荆勋贤(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生于中国广东省潮安县,是国学家,在中国研究、东方学及艺术文化多方面有成就。
生平
饶宗颐为潮州知名学者、工商金融界名流饶锷之长子。
年少时候,禀承家学,常常在家中的天啸楼饱览群书。天啸楼是当时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量数以万计,俨如小型图书馆。饶自小被父亲训练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及散文。1932年,续编父亲《潮州艺文志》,于《岭南学报》刊登。1938年,中山大学因为日军南侵而迁往云南。饶在途中病倒,停留在香港时认识了王云五和叶恭绰。从此他正式开始了国学研究。当时他协助王云五编写《中山大辞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协助叶恭绰编写《全清词钞》。1949年移居香港,1952年至1968年期间于香港大学任教。饶曾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3年)、广东文理学院(1946年)、香港大学(1952年—1968年)、新加坡大学(1968年—1973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1970年—197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1973年—1978年)、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1978年)、日本京都大学(1980年)、澳门东亚大学(1981年)、温州师范学院(1991年)、复旦大学(1992年)、广东美术学院(1993年)、中山大学(1935年及1993年)、北京广播学院(1994年)、杭州大学(1994年)、深圳大学(1995年)、韩山师范学院(1996年)、厦门大学(1996年)、台北华梵大学(1998年)、南京大学(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1999年)、武汉大学(1999年)及北京大学(2000年)。
1962年获得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
1965至1966年,他于法国国立科学中心,从事研究巴黎及伦敦所藏敦煌画稿,并把研究结果著成《敦煌白画》一书。1978年退休后在法国、日本、新加坡、泰国、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美国周游讲学,举办书画展,并先后受聘为多位内地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其他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93年12月,他获得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颁予的人文科学博士学衔和法国文化部颁授的文化艺术勋章。1997年,他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华学》,并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授予第一届视觉艺术奖。1998年,获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当代国学大师”的荣誉。2000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以表彰他在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2001年,他获得俄罗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5年,由饶宗颐教授书写《心经》,并由当代著名篆刻家唐积圣先生鑴刻,「心经简林」树立于大屿山昂平一址。200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聘请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终身成就奖。2011年,他入围亚洲电视举办的感动香港十大人物评选。2011年,获澳洲塔斯曼尼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术成就
饶宗颐的研究领域甚广,时间跨度很宽,上至夏商下至明清,并且著作甚多,仅仅其中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便有十四卷二十巨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专著逾八十种;论文1000多篇。
除此之外,他精通甲骨文。艺术成就
除了学术的研究外,饶宗颐也擅长书法、书画、诗词、古琴,而且造诣极高,赢得甚高的评价。
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认为:「先生法书上追汉魏,下迈苏黄。山水人物,尤苍茫澹远,自辟蹊径。而古文辞骈丽并擅,义正旨远,道德、文章、书画,辛亥以还,公其巨擎也。」季羡林教授对他的诗词非常赞赏:「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为诗词,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欲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而人们对他书画的评价:「选堂先生的书画,清狂跌宕不可一世,温文雅逸莫之与京。在当代,只有溥儒有此浓馥的书卷气。但溥画失之枯硬瘠薄,其笔法过多『作家』气。选堂先生笔墨丰润华滋,行笔自由放任;若无绳墨,却自有法度。」戊申清和 饶宗颐 时客香港之薄凫林
壬寅春。
辛亥夏初,罗杭烈于香港两小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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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
江苏溧阳人。1924年肄业于北京大学文预科。历任省立保定中学和私立培德中学国文教员、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学海书院教授兼编纂、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生前出版有《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诗词散论》、《杜牧诗选》、《杜甫》、《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盦丛稿》、《灵溪词说》(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盦序跋辑存》、《冰茧盦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发表论文120馀篇,多数收入上述各论文集。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的顾问。先生性嗜古典,喜诗词。
在中学时,就练习写作古文、诗、词,与同学共结诗社。18岁高中毕业后,即以诗词作品就教于籍忠寅、张尔田等前辈。上世纪40年代,还曾加入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先生发起创办的“饮河诗社”。先生曾在《自传》中叙述自己诗词创作的特点:“我从小就喜欢作诗词,后来治史之馀,不废吟咏。我作诗词,都是抒写真情实感,不为敷衍酬应之篇、无病呻吟之作。至于艺术风格,则是在承继古人之基础上以求创新。我熟读《诗经》、《楚辞》以及汉魏至明清诸名家诗集之后,拟取阮籍、陶渊明之寄兴深微,李商隐之情韵绵邈,黄庭坚、陈与义之笔致峭折,而熔于一炉,自创新境,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至于作词,则因才性之所近,小令取法秦观、晏几道,慢词取法周邦彦、姜夔,亦兼采他家之长,蕲向于深美闳约。”先生生前只在报刊上发表过部分诗词作品,但手订了三卷《冰茧盦诗词稿》。
1990年10月5日,缪钺先生收到程千帆先生寄来的先生致刘永济先生的书信复印件,其后给程先生的回信说到:“钺致友人书札,多未存稿。此次重读诸复制件,恍如隔世。其中诗词,亦有未存稿者,可以补入也。”秉承先生之意,笔者开始留心收集先生手订《冰茧盦诗词稿》以外的作品,渐有收穫。 近年来,笔者因为撰写《缪钺年谱》和编选《冰茧盦论学书札》(暂名),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从报刊书籍(如《学衡》、《国风》、《四川大学校刊》、《人民川大》、《文献》、《吴宓日记续编》、《茅于美词集》、《方豪六十自定稿》等)和先生致友人(如刘永济先生、陈槃先生、张志岳先生等)的书信中,又陆续读到较多先生手订《诗词稿》以外的作品,于是就编成了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份《冰茧盦集外诗词》。此处的“集外”,是在《缪钺全集》版《冰茧盦诗词稿》之外的意思。2011年5月10日于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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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正(1941.12—),字止水,号沚斋。
男,原籍广东省茂名高州市,世居广州。196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广州市第三十六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考取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南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岭南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诗教学会会长。昔人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不独陈叔伊疑之,余亦疑之。
后读《梁溪漫志》云:“作诗当以学,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又曰:“大凡作诗,以才而不以学者,正如扬雄求合六经,费尽工夫,造尽言语,毕竟不似。”益知有才无学,所为诗要非本色,况无才者耶?永正世兄以多才积学之士,穷年著书等身,于诸子百家史志之文,博观慎取,旁及道藏内典,穷极问学,其学殖之深且邃可知。故其为诗,典雅宏赡,磊珂豪宕多奇语,余窥其意,亦每未能尽其指也。世咸知永正能诗,而不知其蚤年即以博奥澹雅之才而为词,时一曼声,寂漠求音,孤清写艳,与其诗方轨并驰,独不轻示人耳。人谓沚斋诗,出入宛陵、昌黎、诚斋之间,其词奄有梦窗、白石、小山之长。永正正当盛年,以其才其学,固非诸家所能囿,再假以岁月,其诣足以上陵诸家,亦非必不能至。今斯集之成,读者自能有所体会,且复验余言之不过也。至其书,上取籀篆汉晋之苍劲古拙,如松抱霜之骨,梅无媚世之姿,其成就又在诗词以外者矣。癸酉蒲月冈州莫仲予序
各种文体皆有独具之美学特徵,所以培养其特徵者又必有独具之社会条件。
条件异则所以掌握其特徵者难。吾国今日文人,生乎文辞文体与夫科学文化大异古人之世,而欲学为古人之诗若文,甚难于古人,非才之不及,盖所学内容与途径之异也。然欲发扬吾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继承传统文学之精华,则学为古人诗文之事又不能尽废。此事虽不宜求之于常人,固可求之于专家。余辈生文辞文体变革初成之后,较早生十年以上之前辈,旧学根底,已大不相及,学为古人之诗若文,已难望其项背。后生余辈十年以下者,非有特殊之才学,则其难弥甚。弥望今日旧体词坛,则大学古典文学专家多不暇为,为之者又多非所谓专家,条件失违,绪功不继,故犹东坡当日,不免兴黄茅白苇之叹也。沚斋陈永正教授,生岁后余二十年,由乎文化背景之变迁,其欲工为古文辞也本极难。顾先生夙承家学,渊源有自;在大学又获从名师,广守专家之业,治古文字、古文献之学久,咀含群籍,博闻强记。余读所注古人诗,深叹其绩学。数年前又获诵所惠自作《诗词钞》,弥惊其古体诗词之精工,皆源汲风骚,转益多师。诗撷八代之古香,得四唐之雅韵,取烹炼于西江,拓意匠于清人。五言古体,多比兴如嗣宗,亦有清真近渊明者;《养鸭老人行》,不啻香山乐府;《游连州帝后岩》、《暮航抵哈尔滨》,于唐宋如韩、苏之运奇笔,于清人如康、黄之阐新知。近体则渊静自然如王、孟,生新峭刻,工为活对如山谷、后山;而《纪梦七首和定庵》,则瑰丽恍惝,神追原作矣。七言古体,豪气希太白,深情涵义山;《赠吴静山画师》、《老牛行》,则杜陵之写实矣。近体绵邈俊逸,兼为义山、小杜;琢句雕对,依然宋贤西江;于清人则风怀倜傥近仲则,清机肫挚兼二樵。而善用幽微之辞,以状难写之境,则五七言之工者皆然。词作多以情行,而姿丰致密。“奄有梦窗、白石、小山之长”,莫《序》固已言之。然其中亦有隽雅如玉田,畅适如重光者;若“独夜揽凉月”之《水调歌头》、“凉风万里”之《鹊桥仙》,“屈子牢忧聊抑志”之《临江仙》、“谷霭遥生”之《沁园春》,亦不妨其合辙苏、辛也。统观先生之作,能排极难之势,收迈俗之功,如芳葩美卉,挺生黄茅白苇之外,不独于同辈上下为罕见,且可攀方文体变前之先辈而嗣响于古人,谓非间出高才不可也。抑所作之得力于博学,尤有逾于得自高才者。盖处旧文变革之后,欲为继旧开新之业,学需双重,非博不济。余上述感受,仅为读先生初集而发。时经多载,先生新作又添,欲合初集重选以付刊,余雒诵未遍,何能测其所进。以过时管窥,承命为序,又焉能避浅陋之有损高明耶?幸大雅恕而正之。西元二千零五年,陈祥耀拜序于福建师范大学之意园,时年八十有四
陈君永正以所为诗见示,风格超拔,寄兴深微,异乎现代之所谓能诗者。
诚能覃思深造,不务浮名,蕴蓄既深,则精华外发,其所成就必有过人者。黎二樵先生云:“绝境无坦步,高唱有裂笛。”深知为诗之不易,而穿云裂石之音,亦未尝不可以企及也。陈君其勉之。黄海章丁卯春日
唐人诗“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
”顷者,读《沚斋诗词》二卷,风韵飘潇,才情掩映,拟之现代侪辈之作,沚斋诗词得不谓为绝代风华遗世独立者乎。陈君之文,吾知之矣,陈君诗词,则今始知之。陈君于我辈为少年,而诗词于我则不止为劲敌。方今骚坛冷落,耆宿凋零,念他年君辈仔肩之重,不胜惆怅之至。都下早秋,吟窗叶落,草此为序,我劳何如。孔凡章一九八七年九月廿日
《沚斋诗钞》一卷,盥诵数过,如沐清风。
大抵五古之佳者,体兼韩孟,擅比兴,窈曲而深。《暮航》一章,思路上契蒙庄,意境与笔力俱到,自为前人所无。七言歌行,纵横跌宕,雅近坡翁;《书燕台诗后》,则铿锵明丽,纯是唐之正声,而非变体。近体亦从学古中创格,语多巉刻,迥不犹人。在今高唱诗体变易之日,陈君潜心迈往,尚友古人,得非所谓特立独行之士也欤。《沚斋词钞》一卷,深于寄托,以比为赋,在藻词掩映之中,绝非一览可了。
其缠绵婉曲之情,固足以同契珠玉,令人心醉目迷,但命意敷辞,往往非古人之所有,而又为今人之所无;盖由于吾人处境,曲折艰难,较诸前人,直如两个天地,是岂古之意识古之言辞所能尽者乎。诸作之中,如《水调歌头》刻意坡翁,《西窗烛》蕴藉深沈,《减字木兰花》轻清浏亮,均能于古之途径中,直捷表达今人之境地与心情外,其他若《乌夜啼》,若《忆汉月》,若《千年调》等,多用大句重笔,含郁怒之气,以逞激荡之情者。统观全集,词笔远挹欧、晏之清华婉曲,近承朱彊村、陈述叔之高夐峭拔,声气与前贤相通,而意皆由己出。与沚斋诗相较,其性格特立,声貌俨然,实二而一,一而二耳。戊辰静庵傅子馀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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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春儿文漪敬书于加拿大之温哥华
癸未三月儿文漪于加拿大之温哥华
蕙风词隐况周颐书于沪渎租庑之天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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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在中大中文系给七七级的同学讲授魏晋隋唐文学史,倒未曾给英男所在的七八级上过课。不过,说来也是缘份,七八级同学在毕业后,常常邀我相聚。他们一直关怀母校,帮助母校。特别是他们同窗之间,情深谊厚,常常使我感动。我虽然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和他们直接交流,可是,三十年过去,在这年级九十多位校友中,许多人的音容笑貌,也依然历历在眼。师友之间,融洽无间。我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六十年,而和没有上过课班级的学生,彼此一往情深,延续了三十年,也确少有。此中缘故,我实在也无法说清,祗能说是人生中难以遇到的缘份!
英男第一次让我看他的诗,是在他毕业后约十年的一次聚会上。记得那时他穿著笔挺的蓝色西装,神清气爽。席间,他从口袋里拿出几首小诗,说是让我看看,同时也问了些有关写作格律诗词的知识,我随便看看,也稍作评点。老实说,那时英男写诗,还未进入门槛,我在匆忙之间,也不知说些什么为好。
大概到新世纪之初,英男入住中大教师宿舍,离我家较近。有一回,他把一大叠诗稿,交给我看。翻阅后,觉得还好,而且知道了他对写诗有强烈的兴趣,也颇替他高兴。不过,那时彼此都忙著别的事情,我也来不及和他彼此切磋。
又过了好几年,我们虽同住一校,但见面不多。偶尔知道七八级的校友,有好几位热心写诗。手机电脑,成了他们传诗递简的飞鸿。我又听到七八级的校友们说,在这年级的诗客中,英男最为用功,他常在网页上发表诗作,得到好评。这回,他发给我《平沙集》,我仔细拜读,才知道他确实是学业大进。所写诗
作,与前两回交给我看的,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工夫不负有心人』,凡作事,祗要『一灵咬住不放』,是总能作出成绩的。英男的诗,风格属沈郁遒劲一路。试看他《自题平沙集》的第一首,便很容易发现在典雅的辞藻中,压抑著一股嵚嵜磊落之气。他那些纪念亡父、亡兄、亡友的诗,写得情感真切,哀伤中又流露出自己对生活不平的牢骚。我很奇怪,为什么他的风调,会显得如此深沈?一问英男,才知道他在大学毕后,经历崎岖。境内境外广阔的生活面,既让他对现实、对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让他对人生、对历史,有更深切的感悟。所以,在《平沙集》里,没有轻率的应酬之作,他落笔总是沈重的,认真的,严谨的。我看得出他在有些诗里,用辞遣句,反覆斟酌,甚至有时还会过于考究。但一题在手,总不会率意为之,草草了事。所以,这本诗集,虽名曰『平沙』,实质似苍岩。忧时论世,有棱有角;伤逝怀人,深沈老健。这和时下一些诗作,在无病呻吟中给人流滑之感,大不一样。『诗穷而后工』,英男经历过有顺有逆的人生道路,写出的诗,也分明留著或深或浅的脚印。沈郁中时有奇兀的风格,也照见出他的牢骚抱负和个性。
英男告诉我,近十年,他潜心读书,恶补经典。到而今,他也过了知命之年了吧,但竟仍焚膏继晷,勤奋向学,乐此不疲,实在令人感佩。我们从《平沙集》中,也可以见到他喜欢用典的习惯,这说明他读书之多,用力之勤。否则,他不可能处处拈来,让诗作添上了书卷之气。当然,好用典,也是一把双面刃。这一点,相信英男在创作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
我读书,往往如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至于写诗,近几年,
不晓得为什么全无兴致。比起英男的用功,自觉汗颜。也许年龄渐大,壮志消磨。在网络各种消息的引诱下,对著荧幕,反耗费了不少读书的时间。所以,英男嘱我写个小序,颇觉为难,不过,想到这一回,在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之际,英男捧出这本《平沙集》,让师友们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实在很有意思。再三踌躇,遂承嘱命笔,也作为我对特具凝聚力的中文系七八级校友,再三致意。
三十一年前那段无法超越的印记不可能抹去。神马并非都是浮云。
没有一滴雨会说自已造成了洪灾。但每个洪灾内边却都是一滴滴雨汇集而成的。
我在这个时间段也面临转型,走在从心灵封闭到心灵牧放的历史隧道里。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半叶,有相当文字为『受命行事,呜鞭示警』之作,『虽是受命之作,有著江湖庸医吞错自配假药的苦衷,也有大任于斯的年少春风得意和为左记云翳所遮的悲凉』。我在编审职称评审中的这段话,开始摒弃罪孽年代的窒息和崇拜,开始释放悄然萌动的惊异和好奇,开始沐浴潜滋暗长的开放和挣脱,因之与林英男们年青一辈也有了沟通可能。
一九八一年一月号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文学杂志,决定发表黄雨批评朦胧诗的文章《新诗向何处探索》。一九八○年十二月,作为理论编辑的我,约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的大学生,到文德路省作家协会,座谈朦胧诗。就新诗的革新与探索,开了一个会。记得有辛磊、林英男等应邀。辛磊即前些年写长篇小说岭南三部曲之《大清商埠》《大国商魂》的作者之一,第三部《大江红船》尚未写完,辛磊英年早逝,俊才痛失。近期,在和刘中国的闲聊中,被提及的同学中,林英男是频率很高的一位。这让我重新梳理过往的记忆、审理以往的作为。林英男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观点清晰、不同寻常,带有年青人的理论锐气和敏捷眼光。于是敲定他撰写一篇与黄雨商榷的文章,我问他在七天内,能否完成。林说:没问题。于是,我把黄雨文章的条样交给了林。于是,就有了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号《作品》上林英男的《吃惊之馀——就新诗的探索方向与黄雨同志商榷》长文。
林英男文章,影响极之深广。那时候的《作品》是个很牛的刊物,发行量达七十九万份。时至一九八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上,发表了该校著名教授黄药眠的万字长文《关于朦胧诗及其他》,为黄雨辩护并对林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和批评。
这多少有些吊诡,也令人错愕。一位著名教授,放下身段,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如此的青睐。一场对新诗的理解歧见,有人力顶有人吐槽,这很自然,却然引发一场南北呼应的激战。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如今衍生开来,说『裙子要短,出名要早』。俊才精英就一定能够艳遇『出名要早』的强大身影么?林英男一九八二年毕业,罹难接踵而至,羊城晚报要林分配到羊城晚报工作,不成;一九八四年,省文化厅打算把他列人才第三梯队,调入省文化厅加以培养,也不成。学校某些政工用档案罗织评语,把他打入另册。虽然后来学校为他修改评语,删去不实之词,但已经耽误了许多机会。那年代档案如同一个生死簿,要你下地狱就升不了天堂。那时候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在中国舆论界很牛,是开放改革舆论的引领者先行者,林英男错失良机,历经了一场命运之战。
这场论战中,黄雨提出了究竟哪一种称得上是『新一代的诗』?『新诗如何创新,追求什么,朝什么目标探索?』的问题。他从一些新人的片言只语,摘下的关键词是『土壤』、『人民』、『不能靠梦活著』、『时代』、『改造外在世界』等,他用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回答了他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而他眼中的朦胧诗是,『脱离现实,思想苍白,语言离奇,玄之又玄,是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是『梦想自由者的绝望的情绪』。
与黄雨传统的、守旧的思维视野殊异,林英男认为:『十年动乱创造出奇特的一代。』『四五證明:醒狮睡了,睡狮又醒了。象五四前夜,历史又一次脱节了。亚洲大陆断裂了,在中苏边界;五大洲飘移了,在太平洋相撞。在历史的脱节点,他们愤怒;在断裂层喷射的岩浆中,他们垮掉;在大陆飘移的震荡中,他们迷惘,但他们站著,站著愤怒,站著垮掉,站著迷惘——站著思考,千百万年轻的脑袋在日夜掘进,要为地球的脑海增加新的皮层和沟纹。』黄药眠的文章,对林英男『青年诗人经常用的手法,是朦胧的意象』;要有『零星的形象构图』;『富有运动感的急速跳跃』;诗应该有『交叉对立的色彩』;要有『标点改进和语法的主观化』;写诗要『哲理和直觉的单独表现或熔合』;做诗『要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和奇特的语言结构』七点提纲,逐条进行了分析和反驳。这属于艺术上的探付,倒也无妨。但黄药眠论及朦胧诗理论的思想根源时,却有点煞有介事,似是而非,呈现荒唐做派与傲慢。他列举了四条:
一、看不清客观事物原貌,以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
二、把社会里的人都看成是各人自我的活动,变成自我展示的个人主义者了;
三、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力量把纷纭复杂事物加以类化;
四、对祖国的语言修养很差,又不肯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这真是文化固化不易撼动的生动写照。
对于时代的看法,黄药眠一面惊异林英男的『博学』,一面提出了他的定谳评语:『我们讲的是诗,为什么突然要扯到自然界这样的巨变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它呢?』『作者幻想出天崩地裂的恐怖的形象,好象地球都快要破灭的大灾难来临了,然后把大灾难作为前提,提出要写现代诗的结论。』
此论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今生何世?还有点晚清朝廷缉拿乱党的劲头。其实,林英男在与黄雨商榷文章中鲜明发出『他脚下的地却从现实世界的大陆分离出去』,到底『是年龄的距离,还是时代的距离』的天问。
一九八○年,正是在『文革』『天崩地裂的恐怖形象』展现之后,正是『大饥荒』『大逃港』、『大灾难』,中国现代化这部汽车龙钟老态,步履蹒跚,一再踉跄,乃至不救之后;也正是邓小平听闻『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惊谔,万里看到幼儿在锅中取暖惨象的痛哭,彭德怀看到工人无裤可穿的怒斥之后,这就是中国环境的危如累卵、非开放不可的历史现场和时代形象。林英男的『时代距离』论所表述的一代年青人忧患、困惑,正是这场论战的命意点穴之笔。
文学史,不应该祗是作家作品的编年史,更应是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替代、转变的历史。文艺思潮,也绝非风格流变的演绎,更应是现代性理念的碰撞,交锋。这场朦胧诗论战的焦点,也正是在『现代性』两个轮子:市场化与人文化。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享的文明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具普遍世界意义的现代性了。现代性的共享性多样性并存,正是林英男们所孜孜以求的愿景。社会越封闭愚昧,其社会认同,越强制和盲从;社会越开明开放,其社会认同,越自愿和合理。历史的灾难太深重了,它也生成了一种进步,以往的一切都要用实践和理性去重新审理,包括朦胧诗和文艺思潮。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多元开放性和自我批判度,是否具有现代性思维模式,是否具有自创能力,是我们不可能避开的问题,别老拉上老外背书。
学生时代的创造性,往往被刻意追求一致斫丧自由的工具化社会化过程给扼杀了,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那无异是对学生才能、性格、命运的摧毁。六十岁一个甲子,正是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磨难、思考和行为,追问和践行生命的终极意义,焕发思想与精神之花那流动而常青的生机,在知识沈淀和经验积累完成之后,奉献社会,润泽修身,知事悟道的第二个黄金周期。
林英男三十一年前一时苍茫,掩蔽著另一时的辉煌,另一种成功,彰显著另一种精彩: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出版了学术论著和教材多种,他毕十年之功研究古诗词,写就了这本《平沙集》和呼之欲出的《谢灵运评传》。
《平沙集》系作者八十年代论战之后,三十年间内心感受抒发,志向踌躇呈现,静思超然沈积的一个集成板块,上口耐嚼一色,文采思考齐飞,堪称独树一帜之作。『恶木难成君子翳,呜条岂是太平林?』(《越吟》)『十年转石空留响,两掌抟沙独笑吾。』(《自题》)那种突围后的快感,挫折后的坦然,那种凄美;『萧寥晚雨扰禅那,俯仰沈沈问壁呵。』『襟抱一轮沧海月,迷茫即佛是燃灯。』那种生活磨难后的平静,淬砺后的静思,那种禅悟;『六十年愁罹率野,八千里路戴孤星。』『一寸溺灰同此劫,百年海客异乡风。』『屡折民肱无九转,壶翁朝暮作狙公。』那种对灵根身世的缅怀,个人际遇的感慨,辗转异乡的吟咏。其诗作对仗工整,用典丰富、精当,读来琅琅上口。那种韵律美和古典美,都是我所喜欢的。它的诗味浓郁,历史厚重,格律严谨,都是可传之久远的。是为序。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广州
平沙公于学无所不窥,而诗学用力最劬。唐时高达夫年三十五始学诗,而终能自出一头地,平沙公学诗更晚于高,而勤力诗道,孜孜矻矻,积年所为,洋洋大观。其志廉,故高旷沈雄,如蹈五丁;其行洁,故质实峻伟,如遇奇士;其学博,故驱驰坟典,如运密珠;其思深,故幽怀深致,如犀照水。清人说诗,有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之判,平沙公非不欲为诗人之诗也,而才为学所掩,下笔独典重如籀篆。窃谓此体肇之颜之推,后之得之者惟顾亭林,至公而三矣,盖真儒者之诗也。余蒙平沙公不弃,许以忘年,更以道合志同,时相盘桓,然亦未敢云知公。概乎言之,其诗无论古近歌行,儒者之志,一以贯之。又尝攻西学,不硁硁乎乡曲门户之见,故诸作议论正大,文辞排奡。此又公诗独造之境也。
于戏!乙巳以来,科举既废,中经陈胡之乱,红羊之劫,吾国文化,竟成土苴。公之情志,托于歌诗者具在,然季世鄙文崇质,识者盖鲜矣!
盐渎徐晋如于横艾执徐年彊梧协洽月游兆汭汉日
平沙壬辰夏于康乐园客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