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的凤凰县城。土家族人。

陶峙岳 （1892.09.18—1988.12.2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湖南省宁乡市仙凤乡人。在军旅生涯中，历任湖南省督军公署参谋处上尉参谋，谭延闿部“护字营”营参谋长、营长，湘军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 1949年9月25日，率驻新疆的10万国民党军官兵通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和平解放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领导部队屯垦戈壁、建造城市，使新疆逐渐走出贫困，成为闻名的农业示范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12月26日在湖南长沙病逝，享年97岁。

周世钊（1897年3月12日—1976年4月20日），字惇元，又名敦元，别号东园。湖南省宁乡市东湖塘镇朝阳村（清五都东湖塘石子冲）人。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历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民盟主任委员。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留下了毛泽东与周世钊、柳亚子、郭沫若等人相互唱和的经典作品。

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1986年12月28日），1902年10月1日出身于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李聪甫（1905-1990），名明，号老聪，幼称凤池，湖北黄梅人。1911-1917年，在黄梅县读私塾、小学；1918-1921年，任江西省九江市赵恒兴中药店学徒；1922-1924年，随县中石椿山学医；1925-1929年，开始行医；随后至九江行医；抗战后，先后在樟树、湘潭、湘乡、新化、溆浦、沅陵等地行医；1946年至长沙；1952-1956年，任湖南省立中医院院长，兼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1957-1965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兼任湖南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任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兼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1976-1980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7-1990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1990年4月去世。致力中医药事业70年，在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卓有贡献。 著有《麻疹专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李聪甫医案》《李聪甫医论》，主撰《脾胃论注释》，合著《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主编《传统老年医学》，并有日文翻译出版。并有诗集《老聪诗词剩草》出版。

1908.1.16-1969.11.30。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生于湖南省衡永郴桂道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村）。早年当过店员。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熊东遨，字日初，号楚愚，别署忆雪堂。1949年生，湖南宁乡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楹联学会、美国《环球吟坛》、新华诗社、诗刊子曰诗社顾问；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湖南诗词协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诗词创作和理论研究。先后担任“世纪颂”、“沈园杯”、“屈原杯”、“根祖杯”、“百诗百联”、“聂绀弩奖”、“湘天华杯”等多届全国诗词大赛评审委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在湖南电视台开辟“诗词曲联”系列讲座，将传统诗词教学搬上屏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词曲联入门》、《古今名联选评》、《诗词医案拾例》、《画眉深浅》、《求不是斋诗话》、《仙侣同舟集》、《忆雪堂选评当代诗词》等三十馀种。参与《诗经鉴赏辞典》、《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花鸟诗歌鉴赏辞典》、《清诗鉴赏辞典》、《中国旅游名胜诗话》、《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百年文言》等十馀部大型文献辞书的编撰。

张龄（1910～1979），湖南湘潭人。字剑芬。号“无诤居士”。自幼悟性奇佳，九岁能文，乡里目为神童。十九岁时，任湖南彬州县长。此后历任国民政府秘书等政界公职，并在东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校执教。张氏自幼崇信佛教，及长，先后皈依太虚、虚云、南亭等大师，且热心于佛教弘法事业。其书法及所撰诗、文、对联颇为佛教界所称道。台湾各大寺院之碑文、塔铭、对联等，出诸其手者为数甚多。故氏在台湾佛教界享有“湖南才子”之美誉。民国六十八年逝世，享年七十。张龄老居士有佛门联圣之称，其作品多署名“张剑芬”。

邓华（1910年4月28日-1980年7月3日） ，湖南郴县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八路军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旅政治委员，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吉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古田会议、长征、湘南起义、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湘赣战役、广东战役等，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协助彭德怀指挥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组织指挥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及1953年夏季反击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7月3日在上海病逝。

田翠竹（1913—1994），湖南湘潭人。曾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湘潭白石诗社社长，有《翠竹诗稿》

1913-1994，号寿翁，湖南湘潭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华诗词学会、湖南诗词学会、湖南楹联学会、湘潭市楹联学会顾问，湘潭白石诗社社长，民革湘潭市委员会顾问，湘潭市政协委员、常委，湖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少年时从师王伯良、许笃斋学诗，弱冠即为报人，曾任《湖南衡报》等报社编辑。抗战期间，先后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科员，桂林军官学校（黄埔后期）中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上校秘书等职。1949年，投身革命，加入湘潭地下民革组织，是湘潭民革创始人之一。以诗、词、联著名，与诗坛名宿宗子威、叶恭绰、杨云史、赵朴初、钱钟书、李可染、程千帆等就诗词创作均有过书信往还，与知名学者马璧、郑拾风、肖艾、彭靖、周士一、赵甄陶等结下深交。1944年，客黔阳与彭靖唱和，刻有《龙标酬唱集》传世，辑有《东游纪事诗》1卷，收入诗词100余首。1983年，出版《翠竹诗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晚晴楼名胜古迹楹联集锦》（天津人民出版社）。其诗作曾收入《太平洋鼓吹集》、《五四以来诗词选》、《中国当代诗词选》等书。美国白宫档案馆藏有其诗作，亦为美国纽约诗社名誉社长。

1914-1993，湖南省益阳县人。陈鼎忠天倪五子。“一二九”运动时任武汉学联主席，并与沈钧儒先生等“七君子”同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解放后任贵州大学教授。历任昆明工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教授。

蔡子川右注余诗既竟，语余曰：“诗言志，子之志则既闻命矣，敢问作诗之由，或亦读者尚友论世之一助也。”余尝闻韩愈氏之言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诗者，鸣之一端，而鸣不必皆诗。时鸟鸣春，候虫鸣秋，其为鸣则是矣，然未闻有目之为诗者。余之鸣，犹蝉翼之振，蛙腹之鼓，而被之文字，则正韩氏所讥之乱杂而无章者，曷足以言诗哉？ 余年十一时，先君馆于长沙周氏，余随侍焉。君课以坊本历史，说文部首与守温字母，期在疏通文字，略识文字源流与音韵基础。君以《古文笔法百篇》授周公子，余则跽椅上旁听，如是者一年。年十六，君讲学湖南大学，余获与共寝处者又一年。君授以汉魏六朝文，韩愈、王夫之、章炳麟及己所作文各若干篇，经史百家，则听任左右采获。有所质疑，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惟词章靳不以传，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余不能仰体父志，居周公馆时，往往将所作五七言绝句厕文稿中以进，君亦勤为修改。至十六岁，积稿已裒然成帙。柳午亭丈见之，谓诗风近龚定庵。罗庶丹丈见《读项羽本纪》诗，谓押险韵能稳，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丈为余点定《咏雪》（七律四首）、《次韵张昕谈禅》（七律四首）、《春江引》（七古）、《狂歌赠王生》（七古，各诗均载一九三二年湖大期刊，今不可觅得）。丈嗜酒，酒后高睨大谈，汗漫无涯涘，尝诏余曰“熔铸经史入诗则品高”，又曰：“学诗当以青莲为宗。”为讲《越中怀古》绝句，目光如炬，眉睫飞动，至今犹仿佛见之。为《玩月》诗云：“若逢天上玉楼成，天将召我归霄汉。”果以是年谢世（余挽诗七律二章，亦载湖大期刊）。为余改诗者，先君外，独丈耳。生无华屋，死失山丘，知己之感，存殃之悲，曷云能已。一九四四年初秋，余为《大去行》，刊布于沅陵《中报》。主笔汉阳蔡叔和为按语，比之杜老之《北征》，拟于不伦，徒滋愧恧。然抗战八年，流血万里，未更见有诉之声诗，形诸咏叹者，亦可异也。一九四七年一月，余梓行《两间庐诗》于长沙。刘寅先丈序之，语多溢美。解放以后，纽有所作，长沙彭君岩石评为“寓沈忧于平淡”，于是向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至是君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船山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叠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宇。”此吾湘之自然环境，所谓地录也。屈子怀沙，贾生赋鵩，李太白洞庭赊月，杜子美岳麓诛茅，柳子厚汨罗祷风，韩退之衡阳放酒，自古迁客骚人，流寓湖南者，史不绝书。若屈、若贾、若李、若杜、若韩、若柳，皆旷代文宗也，然其流风遗韵，均及身而泯，湖南所产，未见有能殆庶者，岂地灵不必人杰耶？朱明末叶，大儒王船山崛起衡阳，盖去屈子几二千年矣。清咸同间，其遗书稍稍出于屋壁，乡人慕化，作者蔚起，号为湘学。余生丁末造，未能躬逢其盛。先君子日与诸耆宿雍容揖让，论学衡文，余小子亦获于应对进退中亲謦欬焉。一九六八，先君弃世，享寿九十。斯时父党均已先逝，而文化大革命则以不可向迩之势烧葬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而湘学?焉以尽。 凡此，余学文之经历也。余非欲以诗鸣，更未敢欲以诗名。今之此集，类皆鸣其所不得不鸣。其为鸣则是矣，乌得谓之诗哉？更何敢望以诗名哉？蔡子为注刊行，其将暴余诗之不文耶？其将促余诗之速朽耶？ 此书之付梓也，出版社同仁与金君丹元实促成之。皆取人为善，成人之美者，谨致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述元叙于昆明莲花池畔，时年七十有六。

益阳陈君述元，余老友天倪翁之叔子。年十二、三即能诗，余尝叹为才子。阅十馀岁，复见所作，则已卓然自立。顷者，印其《两间庐诗》数十首求序于余，曰：“后不复作矣。”盖述元娴欧文，好其学，以为诗不足以尽其才。余甚壮其意，然犹欲广之焉。 天倪翁，今之高密，亦龙门也。文章抗晃贾，诗近大苏；广居论学，每标一义，往往出人意表，然皆人人所读书。盖其才之锐，足以奴仆其学之博，无空言也。翁仲子云章，余从女德芬之婿，本习土木，而好政事文学，亦高睨大谈，至或与翁龃龉。而述元日者直视翁疾言曰：“大人古文固未工，即诗亦胡不若某某者。”某某，江湖诗人也。翁大怒，立起攘臂哗，至报以市井语。他日，余从容谓翁曰：“述元之文余未见，未知于翁如何？若诗则百炼之中，灵光隐现，其才有非翁所能易视者。”翁不答，犹细语詈之，盖亦心喜余言也。 昔袁简斋以“性灵”说诗，人多诋訾。余独节取其言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夫宁独诗，文亦有别才焉；夫宁独文，学亦有别才焉。翁尤才于学，述元尤才于诗。伟哉，三分天下之才，父子欲有其二矣。虽然，诗不关学，言其初耳，其既固非学莫能精且大。盖诗者可以不作，而不可以必不作。惟无别才者，学愈多，诗愈拙；有其才者，学愈富，诗愈工。夫天下之大，事物之赜，莫非学也，即莫非诗文也。 云章不为诗，然当力学，乃足以继翁之谈。述元已工诗，尤当博学，乃足以张翁之教。夫以述元之才，年甫三十，诚浸淫中西之学之益久，于诗必有欲已而不得已者，必有不求工而甚工者。然则《两间庐》之诗，乌得止于是哉。 一九四六年丙戌季冬盅园刘宗向寅先序。

诗之为义，本之性情，而协乎音律者也。《记》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盖志之所之，音节亦随以异焉。逊清末叶，据乱之世也。其为诗者，率凄怨其情，叫嚣其气，惨然若不可终日。迨至民国，更益以鄙倍佻亵之词，纤仄委琐之曲，古所谓亡国之音，无乎勿具矣。 家君生长乱世，内伤小己，外悼军国，感时抚事，骨折心惊。故少年所作，多出入阮步兵、杜少陵两家。或稍为险怪，与卢仝、李贺相颉颃。年三十，乃自悔曰：“吾将以文学移易风俗，今反为风俗所移易，是物主而我客也。”于是尽取少作焚之，以啴缓庄裕之音，写温柔敦厚之旨，期以起衰而兴治。会世运日非，偏弦独张，而无与和者，其趣弥高，其情弥苦矣。 余与季弟述元，束发受书。家君刚日授经，柔日授史，独词章靳不以传。命余治工业，弟习祛书，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述元敏悟，间治词章，请正于家君。家君谕之曰：“汝诗虽未深造，然能自出机杼，颇有才气。倍道兼行，亦可追踪时贤。然多愤郁之言、奔放之作，于拨乱反正之元音，未有当也。” 呜呼，世局凌夷，寒门困惫。家君富有之业，穷无所施。其布于世者，仅泰山之一毫芒。余困于土木之役，未能赓绍；以继志述事，望之述元。然如泛舟大海，浮天载地，茫乎莫得其涯涘也。故于其所至者，徇友人之请，稍为刊布，著其既往，以策其将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陈云章撰

1914.5.28-2005.12.23，原名匡一，号“九一”，斋名笔帘留香处、五金屋、二象室、夜吟馆。江西修水人，生于安徽安庆。黄庭坚三十二世孙。五岁学颜、柳字贴，诵诗词。后学“二王”书。早年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学界名宿，我国著名成就的者、教育家、书法家。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书画篆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被学术界称为“黄绮文化现象”。尤其在书法创作方面，独创“铁戟磨沙”体和“三间书”，“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中国北派书风”，“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1944年9月在昆明简师任教，1946年9月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8月在张家口工程学校任教，1951年3月在天津津沽附中任教，1951年8月在天津津沽大学任副教授，1979年12月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1981年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六届常委。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河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河北省社科院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会、河北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等。2005年12月23日17时，因重症肺感染、呼吸循环衰竭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1岁。

思越人·奉题黄绮兄词稿（丙戌五月） 罗庸
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我和黄绮老友为金石文字之交行二十多年了。这金石之交的涵义，倒不仅局限于都有金石文字的爱好，更由于经历了颇不平凡的凄风紧雨而心颜未改。我们还有一点共勉的志趣，就是相约不愿做“书奴”和“词奴”。有时就被人误为“别调”或“异端”似的。我没有用自谦的借口，推让给蜚声词坛的耆宿们为之作序，而径然承担任务，或许就因为这点情绪的鼓舞。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章敬和（1916-2011），湖南湘乡人。湘乡诗社创始人之一，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理事。年少从军，后为教师。著有《宜闲诗草》。

孔子之教弟子，有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自道也，而文为犹人。而躬行君子，未之有得。以是知圣门以行谊为先。其于文芒之末，不汲汲也。 　　章生敬和，从余游有年。盖笃志力行人也，经史之暇，辄拈笔为诗，类皆抒写性灵，不作依傍语。既吸收中西新教育，抱负益宏。适值抗战时期，思以救国者为荣。于是决志出山，叹毛锥子不足为用矣。别后寄诗，余喜其道力之坚。虽枪林弹雨之中，而以整以暇若是，又以见生之以游为学，举凡山川之壮丽，人物之瑰奇，无一不激发其志气。故别不多时，已非复吴下阿蒙矣。然骇间询其近状，知其以病归。而家贫亲老，仍理旧业，从事舌耕，不复作漫游想矣。言次,出《宜闲诗草》示予。寻又驰一纸书索序。夫以一日之勤，得片时之闲，以诗消闲，闲乃不失之逸。以偶然之闲，留过去之迹，以闲吟诗，诗更不病其浮，于是以为诗，与吾夫子余力学文之训，不相背驰，而诗人为斯用大矣，生以为宜。 　　诚然，观生之遇虽穷，其气益壮，宁久作雌伏者？如生之年富力强，苟奋其大无畏之精神，出而为民除障害，策治安者，则所谓乘长风破万里浪者，岂异人任？于是知生之前程未易量，即诗之大观未遽止焉。 　　予江淹才尽之年，言不足重。感生情谊之笃，书以与之。未知有当于生,以为宜欤否也。（文纯甫 1940年）

1918-，原名镇湘，益阳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诗词学会理事，武陵诗社顾问，纽约《四海诗社》名誉顾问。1986年创建武陵诗社。

胡遐之（1926.4.15～2000.12.5），原名霞光，字义银，笔名胡须、辛酸、星森，晚年自号荒唐居士，斋名荒唐居，湖南衡东县霞流镇杨梓村人。15岁开始发表诗歌，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汉《民风报》、《独立论坛》 杂志记者、编辑，湖南《共产党员》杂志编辑组长、岳麓书社社长等职，兼任湖南省诗词协会副会长兼《湖南诗词》主编。因《虫鱼篇》招祸，1957年被错划“右派”，1978年平反改正。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全球汉诗诗友联盟总会名誉理事。著有《荒唐居集》、《荒唐居诗词钞》等。“诗人胡遐之墓”，由著名诗人邵燕祥题写。

黄去非，1969年生，湖南岳阳人。现为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

刘松山，1973年生，湖南益阳人。供职于湖南省中共益阳市委办公室。现为湖南省益阳市楹联家协会主席。

吕可夫，网名儒夫子，称自闲斋主，祖籍湖南新邵。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华夏诗联书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会员，长沙市楹联家协会主席。

韩秀丽，湖南人，在广州工作。喜爱对联文化，平时多在中国楹联论坛学习大家所长，虽灵性不足，但热情洋溢，会一路坚定执着地努力下去。

蔡聪，字昌齐，号笔湘居士。1991年生，湖南浏阳人。现任长沙市楹联家协会副主席、浏阳市楹联学会副会长。系中国楹联学会、中华诗词学会、湖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著有合著《丹桂五枝年并少——当代联坛青年五人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