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益铉（1834年1月14日—1906年12月30日），初名奇男，字赞谦，号勉庵，本贯朝鲜庆州，是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儒学家、独立运动家、爱国者。崔益铉曾于1873年上疏弹劾摄政的兴宣大院君，竟致其立刻倒台；1876年他由于聚众抗议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到黑山岛；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起兵反日，成为全罗道义兵大将，但很快被日军和政府军镇压。1906年，崔益铉被流放到对马岛并在那里绝食殉国。1962年大韩民国追授崔益铉建国勋章。

黄玹，朝鲜状元，强直爱国。1910年8月，日本强行吞并朝鲜，黄玹于9月10日（阴历八月六日）遗诗四首，吞下鸦片自杀殉国，享年五十六。

沈钧儒（1875年1月2日-1963年6月11日），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沈钧儒祖居在嘉兴城内南帮岸2号，现在改建成为沈钧儒纪念馆。清光绪甲辰（1904）进士。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6年，他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触怒当局而遭入狱，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之后，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陈叔通（1876年—1966年2月17日），名敬第，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曾参加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此后，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1966年2月17日卒于北京。

郭沫若（1892—1978） 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四川乐山人。1949年后曾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27年，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同游黄鹤楼故址。1938年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期间，曾采取各种形式，组织和团结文化界人士，在黄鹤楼故址上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55年访问日本别府市时，曾吟出“白云千载意，黄鹤为低徊”的诗句，借“白云黄鹤”表达对日本人民的友谊。后别府市专门为此诗建立诗碑。

田汉（1898-1986） 字寿昌。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组织创造社，创办南国艺术学院。1949年后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有《田汉文集》。

原名万安，广东澄海人，后定居于东莞塘西镇。早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与彭湃等人组织赤心社。1924年毕业回国后，任海丰中学教导主任，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翌年随东征军到汕头，受周恩来委派，任揭阳县长。1926年冬，任漳州各属政治监察员，积极推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 通缉，避居香港。同年秋，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邓演达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任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后，任龙溪县县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率领闽南部分人民武装，进入闽南山区，坚持反蒋运动。1938年初，任广东省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副主任。抗战胜利后，他携眷回乡，创办苏北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参事室主任、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饶宗颐，大紫荆勋贤（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生于中国广东省潮安县，是国学家，在中国研究、东方学及艺术文化多方面有成就。

饶宗颐为潮州知名学者、工商金融界名流饶锷之长子。年少时候，禀承家学，常常在家中的天啸楼饱览群书。天啸楼是当时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量数以万计，俨如小型图书馆。饶自小被父亲训练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及散文。1932年，续编父亲《潮州艺文志》，于《岭南学报》刊登。1938年，中山大学因为日军南侵而迁往云南。饶在途中病倒，停留在香港时认识了王云五和叶恭绰。从此他正式开始了国学研究。当时他协助王云五编写《中山大辞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协助叶恭绰编写《全清词钞》。1949年移居香港，1952年至1968年期间于香港大学任教。

饶曾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3年）、广东文理学院（1946年）、香港大学（1952年—1968年）、新加坡大学（1968年—1973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1970年—197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1973年—1978年）、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1978年）、日本京都大学（1980年）、澳门东亚大学（1981年）、温州师范学院（1991年）、复旦大学（1992年）、广东美术学院（1993年）、中山大学（1935年及1993年）、北京广播学院（1994年）、杭州大学（1994年）、深圳大学（1995年）、韩山师范学院（1996年）、厦门大学（1996年）、台北华梵大学（1998年）、南京大学（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1999年）、武汉大学（1999年）及北京大学（2000年）。

1962年获得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1965至1966年，他于法国国立科学中心，从事研究巴黎及伦敦所藏敦煌画稿，并把研究结果著成《敦煌白画》一书。1978年退休后在法国、日本、新加坡、泰国、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美国周游讲学，举办书画展，并先后受聘为多位内地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其他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93年12月，他获得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颁予的人文科学博士学衔和法国文化部颁授的文化艺术勋章。1997年，他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华学》，并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授予第一届视觉艺术奖。1998年，获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当代国学大师”的荣誉。2000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以表彰他在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2001年，他获得俄罗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5年，由饶宗颐教授书写《心经》，并由当代著名篆刻家唐积圣先生鑴刻，「心经简林」树立于大屿山昂平一址。200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聘请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终身成就奖。2011年，他入围亚洲电视举办的感动香港十大人物评选。2011年，获澳洲塔斯曼尼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饶宗颐的研究领域甚广，时间跨度很宽，上至夏商下至明清，并且著作甚多，仅仅其中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便有十四卷二十巨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专著逾八十种；论文1000多篇。除此之外，他精通甲骨文。

除了学术的研究外，饶宗颐也擅长书法、书画、诗词、古琴，而且造诣极高，赢得甚高的评价。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认为：「先生法书上追汉魏，下迈苏黄。山水人物，尤苍茫澹远，自辟蹊径。而古文辞骈丽并擅，义正旨远，道德、文章、书画，辛亥以还，公其巨擎也。」季羡林教授对他的诗词非常赞赏：「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为诗词，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欲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而人们对他书画的评价：「选堂先生的书画，清狂跌宕不可一世，温文雅逸莫之与京。在当代，只有溥儒有此浓馥的书卷气。但溥画失之枯硬瘠薄，其笔法过多『作家』气。选堂先生笔墨丰润华滋，行笔自由放任；若无绳墨，却自有法度。」

陈隆恪 1888-1956，字彦和，又作彦和，江西义宁人。陈三立次子，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与陈寅恪一起考取官费留日，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先后任南浔铁路局局长、汉口电讯局主任、九江税务局主任、江西财政厅科长、秘书、南昌邮政储蓄会业局副理，解放后历任上海邮汇总局秘书、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有《同然阁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