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