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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赋、比、兴之说，由来旧矣，此不可去也。盖有关于解诗之义，以便学者阅之即得其解也。赋义甚明，不必言。惟是兴、比二者，恒有游移不一之病。然在学者亦实无以细为区别，使其凿然归一也。第今世习读者一本集传，集传之言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语邻鹘突，未为定论。故郝仲舆驳之，谓「先言他物」与「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别？是也。愚意当云：「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是，则兴、比之义差足分明。然又有未全为比，而借物起兴与正意相关者，此类甚多，将何以处之？严坦叔得之矣。其言曰：「凡曰『兴也』，皆兼比；其不兼比者，则曰『兴之不兼比者也』。」然辞义之间，未免有痕。今愚用其意，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其兴而比也者，如关雎是也。其云「关关雎鸠」，似比矣；其云「在河之洲」，则又似兴矣。其兴也者，如殷其雷是也；但借雷以兴起下义，不必与雷相关也。如是，使比非全比，兴非全兴，兴或类比，比或类兴者，增其一途焉，则兴、比可以无浠乱矣。其比亦有二：有一篇或一章纯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比「比」疑系「分」之误。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赋也」。如是，则兴、比之义瞭然，而学者可即是以得其解矣。若郝氏直谓兴、比、赋非判然三体，每诗皆有之，混三者而为一，邪说也。
兴、比、赋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验其人之说诗也。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就愚著以观，如卷耳旧皆以为赋，愚本左传解之，则为比。野有死麇，旧皆以为兴，无故以死麇为兴，必无此理，则详求三体，正是释诗之要。愚以贽礼解之，则为赋。如是之类，诗旨失传，既无一定之解，则兴、比、赋亦为活物，安可不标之使人详求说诗之是非乎！诗序者，后汉书云，「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是东汉卫宏作也。旧传为子夏作，宋初欧阳永叔、苏子由辈皆信之；不信者始于晁说之。其后朱仲晦作为辨说，极意诋毁，使序几无生活处。马贵与忽吹已冷之烬，又复尊崇，至谓有诗即有序，序在夫子之前，此本王介甫。以有序者存之，无者删之，凡数千言；无识妄谈，不顾世骇。其末云：「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薄而不可解者，可尽信之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曰出于国史之采录，或出于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耳。至于辞语鄙薄，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古人安有鄙薄辞语。祖其意可矣。』」按贵与尊序若此，而犹为是遁辞，盖自有所不能掩也。愚欲驳序，第取尊序者之言驳之，则学者可以思过半矣。诗序庸谬者多，而其谬之大及显露弊窦者，无过大雅抑诗、周颂潜诗两篇，并详本文下。抑诗前后诸诗，皆为刺厉王，又以国语有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之说，故不敢置舍，于是两存之曰「刺厉王」，又曰「亦以自警」；其首鼠两端，周章无主，可见矣。潜诗则全袭月令，故知其为汉人。夫既为汉人，则其言三百篇时事定无可信矣。观此两篇，犹必尊信其说，可乎！
毛传不释序，且其言亦全不知有序者。毛苌，文帝时人；卫宏，后汉人，距毛公甚远。大抵序之首一语为卫宏讲师传授，即谢曼卿之属。而其下则宏所自为也。毛公不见序，从来人罕言者，何也？则以有郑氏之说。郑氏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有此说，人方以为毛公亦作序，又何不见之有乎！嗟乎，世人读书卤莽，未尝细心审究，故甘为古人所愚耳。兹摘一篇言之。郑风出其东门，小序谓：「闵乱，思保其室家」；毛传：「『缟衣』，男服；『綦巾』，女服。愿为室家相乐。」此绝不同。馀可类推。今而知诗序既与子夏无干，亦与毛公不涉矣。郑又曰，「诗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其言并无稽。
诗序来历，其详见于古今伪书考，兹不更述。郑氏于序「关雎，后妃之德」下曰：「旧云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然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小序为大序，大序为小序，不可晓。又或谓关雎序为大序，馀为小序，尤非。今小、大之名相传既无一定，愚著中仍从旧说，以上一句为小序，下数句为大序云。或又以小序名前序、古序，大序名后序。愚著于小序必辨论其是非；大序颇为蛇足，不多置辨。宋人不信序，以序实多不满人意；于是朱仲晦得以自行己说者著为集传，自此人多宗之。是人之遵集传者，以序驱之也。集传思与序异，目郑、卫为淫诗，不知已犯大不韪，于是近人之不满集传者且十倍于序，仍反而遵序焉。则人之遵序者，又以集传驱之也。此总由惟事耳食，未用心思，是以从违靡定。苟取二书而深思熟审焉，其互有得失，自可见矣。
集传使世人群加指摘者，自无过淫诗一节。其谓淫诗，今亦无事多辨。夫子曰「郑声淫」，声者，音调之谓，诗者，篇章之谓；迥不相合。世多发明之，意夫人知之矣。且春秋诸大夫燕享，赋诗赠答，多集传所目为淫诗者，受者善之，不闻不乐，岂其甘居于淫佚也！季札观乐，于郑、卫皆曰「美哉」，无一淫字。此皆足證人亦尽知。然予谓第莫若證以夫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谓淫诗，则思之邪甚矣，曷为以此一言蔽之耶？盖其时间有淫风，诗人举其事与其言以为刺，此正「思无邪」之确證。何也？淫者，邪也；恶而刺之，思无邪矣。今尚以为淫诗，得无大背圣人之训乎！乃其作论语集注，因是而妄为之解，则其罪更大矣。见论语通论。集传每于序之实者虚之，贞者淫之。实者虚之，犹可也；贞者淫之，不可也。
今有人非前人之书，于是自作一书，必其义胜于彼乃得。集传于其不为淫者而悉以为淫，义反大劣于彼，于是仍使人畔而遵序，则为计亦左矣。况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能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盖深刺其隐也。且其所从者偏取其非，而所违者偏遗其是，更不可解。要而论之，集传只是反序中诸诗为淫诗一著耳，其他更无胜序处。夫两书角立，互有得失，则可并存；今如此，则诗序固当存，集传直可废也。
集传主淫诗之外，其谬戾处更自不少。愚于其所关义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馀则从略焉。总以其书为世所共习，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鉴之耳！
毛传依尔雅作诗诂训，不论诗旨，此最近古。其中虽不无舛，然自为三百篇不可少之书。第汉人于诗加以其姓者，所以别齐、鲁、韩。齐、鲁、韩原本无此「齐鲁韩」三字，疑脱，今补。诗既皆不传。俗犹沿称毛诗，非是。人谓郑康成长于礼，诗非其所长，多以三礼释诗，故不得诗之意。予谓康成诗固非长，礼亦何长之有！苟使真长于礼，必不以礼释诗矣。况其以礼释诗，又皆谬解之理也。夫以礼释诗且不可，况谬解之理乎！今世既不用郑笺，穷经之士亦往往知其谬，故悉不辨论，其间有驳者，以集传用其说故也。
欧阳永叔首起而辨大序及郑之非，其诋郑尤甚；在当时可谓有识，然仍自囿于小序，拘牵墨守。人之识见固有明于此而闇于彼，不能全者耶？其自作本义，颇未能善，时有与郑在伯仲之间者，又足哂也。
苏子由诗传大概一本于序、传、笺，其阐发处甚少；与子瞻易、书二传亦相似。才人解经，固非其所长也。
吕伯公诗记，纂辑旧说，最为平庸。
严坦叔诗缉，其才长于诗，故其运辞宛转曲折，能肖诗人之意；亦能时出别解。第总囿于诗序，间有龃龉而已。惜其识小而未及远大；然自为宋人说诗第一。
近日昆山新刊唐、宋、元人诗解，约十馀种，竟少佳者，似亦不必刊也。
郝仲舆九经解，其中莫善于仪礼，莫不善于诗。盖彼于诗恪遵序说，寸尺不移，虽明知其未允，亦必委曲迁就以为之辞，所谓专己守残者。其书令人一览可掷，何也？观序足矣，何必其书耶！其遵序之意全在敌朱。予谓集传驱之仍使人遵序者，此也。大抵遵集传以敌序，固不可；遵序以敌集传，亦终不得。
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皆丰道生一人之所伪作也。名为二书，实则阴相表里，彼此互證，无大同异。又暗袭集传甚多；又袭序为朱之所不辨者，见识卑陋，于斯已极，何苦作伪以欺世？既而思之，有学问识见人岂肯作伪，作伪者正若辈耳！二书忽出于嘉靖中，称香山黄佐所得；当时人翕然惑之，几于一鬨之市。张元平刻之成都，李本宁刻之白下，凌濛初为诗传适冢，邹忠彻为诗传阐，姚允恭为传说合参皆盛行于世。道生又自为鲁诗世学，专宗说而间及于传，意以说之本传也。又多引黄泰泉说，泰泉即佐，乃道生座师，著诗经通解者，故二书多袭之。因谓出于佐家，又以见佐有此二书，故通解中袭之也。其用意狡狯如此，今世此二书已灰冷，然终在世，故详之，无俾后人更惑焉。其尤可恶者，在于更定篇次，紊乱圣经，又启夫何玄子以为之先声焉，丰氏鲁诗世学极骂季本。按季明德诗学解颐亦颇平庸，与丰氏在伯仲间，何为骂之？想以仇隙故耶？
朱郁仪诗故，亦平浅，间有一二可采。
邹肇敏诗传阐，文辞斐然；惜其入伪书之魔而不悟耳。何玄子诗经世本古义，其法紊乱诗之原编，妄以臆见定为时代，始于公刘，终于下泉，分列某诗为某王之世，盖祖述伪传、说之馀智而益肆其猖狂者也。不知其亲见某诗作于某代某王之世否乎？苟其未然，将何以取信于人也？即此亦见其愚矣。其意执孟子「知人论世」之说而思以任之，抑又妄矣。其罪尤大者，在于灭诗之风、雅、颂。夫子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颂各得其所」。观季札论乐，与今诗编次无不符合。而乃紊乱大圣人所手定，变更三千载之成经，国风不分，雅、颂失所，罪可胜诛耶！其释诗旨，渔猎古传，摭拾僻书，共其采择，用志不可谓不过勤，用意不可谓不过巧；然而一往凿空，喜新好异，武断自为，又复过于冗繁，多填无用之说，可以芟其大半。予尝论之，固执之士不可以为诗；聪明之士亦不可以为诗。固执之弊，人所知也；聪明之弊，人所未及知也。如明之丰坊、何楷是矣。抑予谓解诗，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亦为此也。凿亦兼妄，未有凿而不妄者也，故历叙古今说诗诸家。于有明丰、何二氏诪张为幻，眩目摇心，不能无三叹焉，何氏书刻于崇祯末年；刻成，旋遭变乱，玄子官闽朝、为郑氏所害时，逃去，或云郑氏割其耳，或云中途害之。印行无多，板亦燬失。杭城惟叶又生家一帙，予于其后人重购得之。问之闽人，云彼闽中亦未见有也。大抵此书诗学固所必黜，而亦时可备观，以其能广收博览。凡涉古今诗说及他说之有关于诗者靡不兼收并录；复以经、传、子、诗所引诗辞之不同者，句栉字比，一一详注于下；如此之类，故云可备观尔。有志诗学者于此书不可惑之，又不可弃之也。然将来此书日就澌灭，世不可见，重刻亦须千金，恐无此好事者矣。
以上论列自汉至明诸诗解，皆能论其大概如此。若夫众说纷纭，其解独确，则不问何书，必有取焉。
诗韵一道，向靡有定，罔知指归，予谓亦莫不善于宋人矣。吴才老始为叶音之说，而集传奉为准绳焉，叶音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字之音也。盖其但知有今昔，不知有古韵变音，强以求叶而读之，此古韵所以亡也。如「天」、「人」本同韵，乃于「天」字为「铁因反」，以叶「人」字；「将」、「明」本同韵，乃于「明」字为「谟郎反」，以叶「将」字。此不知古韵之本同而妄为其说也。夫同为一韵，奚叶之有！且世无呼「天地」为「订地」，「明德」为「盲德」者。又既曰叶，此叶彼，彼亦宜叶此。今试以「天」字为主而改「人」字之音以叶之，以「明」字为主而改「将」字之音以叶之，不知「人」、「将」二字又当作何音耶？不可通矣。古人用韵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亦无邦土殊音之说，亦非人可以私智揣摩而自为其说者。大抵字有其音，音出于口，皆从喉、腭、舌、齿、唇分别得之。如今韵之东、冬、江、阳、庚、青、蒸，属喉；真、文、元、寒、删、先，属腭；鱼、虞、歌、麻、尤、萧、肴、豪，属舌；支、微、齐、佳、灰，属齿；其鱼、虞、歌、麻、尤又以舌兼齿，故与支、微亦共为一韵；侵、覃、咸、盐，属唇。如此之类，凡直呼其音则自然相叶，不必改音纽捏以为叶音也。若夫叶音，必其韵之本不通者，始可加以叶名。愚今分为三：一曰「本韵」，见上。一曰「通韵」，此以韵之自为通者而通之也；有入声与无入声自为通，见后。一曰「叶韵」，此则其本不相通者也。大抵诗中为本韵者十之九而有馀，为通韵者十之一而不足，为叶韵者尤寥寥无几。此或古之字音原与今别，今不可考耳，究竟不可谓之叶韵。叶韵者，不相通者也。古人决不以不相通之韵为韵。自此而三百篇之韵可以一意贯通，畅然无疑，使古韵昌明于世；其馀纷纷之说可尽废矣。详见后诗韵谱。
诗何以必加圈评，得无类月峰、竟陵之见乎？曰：非也，予亦以明诗旨也。知其辞之妙而其义可知；知其义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学者于此可以思过半矣。且诗之为用与天地而无穷，三百篇固始祖也，苟能别出心眼，无妨标举。忍使千古佳文遂尔埋没乎！爰是叹赏感激，不能自已；加以圈评，抑亦好学深思之一助尔。
孔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予谓人多错解圣言。圣人第教人识其名耳；苟因是必欲为之多方穿凿以求其解，则失矣。如「雎鸠」，识其为鸟名可也，乃解者为之说曰「挚而有别」，以附会于「淑女」、「君子」之义。如「乔木」，识其为高木可也，乃解者为之说曰「上疏无枝」，以附会于「不可休息」之义。各详本文下。如此之类，陈言习语，凿论妄谈，吾览而辄厌之鄙之。是欲识鸟、兽、草、木之名，或反致昧鸟、兽、草、木之实者有之；且或因而误及诗旨者有之；若此者，非惟吾不暇为，亦不敢为也。故编中悉从所略，并志于此。作是编讫，侄炳以所作诗识名解来就正，其中有关诗旨者，间采数条，足辅予所不逮；则又不徒如予以上所论也；深喜家学之未坠云。
周文，字绮生，嘉兴人也。体貌闲雅，不事铅粉。举止言论，俨如士人。槜李缙绅好文墨者，每召绮生即席分韵，以为风流胜事。……新安王太古，词场老宿，见绮生诗，击节曰：“薛洪度、刘采春今再见矣！”李本宁流寓广陵，与陆无从、顾所建结淮南社，太古携绮生诗，诧诸公曰：“吾能致绮生入淮南以张吾军。”诸公大喜，相与买舟具装，各赋四绝句，以祖其行。……
文字绮生，吴门良家女，流落为嘉兴妓所得，遂为嘉兴人。聪敏有殊色，能诗，善小楷，与姚士磷、杨瑞枝交好。槜李缙绅好文墨者，每召绮生即席分韵，以为风流胜事。绮生微辞，多所讥评。有押池韵用习家池者，绮生笑曰：无乃太远乎？诸公拂衣而起。绮生尝有诗曰：扫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说校书。盖自伤也。新安王太古，词场老宿，见绮生诗，击节曰：薛洪度、刘采春，今再见矣。李本宁流寓广陵，与陆无从顾所建结淮南社。太古携绮生诗诧诸公曰：吾能致绮生入淮南，以张吾军。诸公大喜，相与买舟具装，各赋四，绝句以祖其行。太古比及吴门，松陵一元氏者，已负之而趋矣。绮生既属身养卒，敝衣毁容，重自摧废，晨夕炷香于佛前祈死，不复为诗。时作小词寓意。一元氏以五七言回环读之，迄不得句，绮生乃开颜一笑也。尝有句云：侍儿不解春愁，报道杏花零落。知者咸伤之。后归沈同和。沈素不好文，色衰见弃，遂杜门茹素以终。沈千秋寄绮生诗，有空馀屐齿斜阳里，记得春心杨柳边。王端淑谓绮生有文心而无慧眼，失身琐类，悔何及哉。
游子乐府叙
古诗皆乐也，古乐皆诗也。离诗而称乐府自汉始，至唐而诗诸体分，乐府居一焉。至宋元以诗余词曲为乐府，而诗亡矣。余尝取汉乐府准三百篇：郊祀，颂之遗也；铙歌鼓吹，雅之遗也；琴曲杂诗，风之遗也。又取汉、魏、六朝、唐人诗准乐府：其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绝句易见者无论，若齐梁人《折杨柳》、《梅花落》，非五言律乎？虞世南《从军行》、耿纬《出塞曲》，非五言排律乎？沈佺期《卢家少妇》、王摩诘《居延城外》，非七言律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非五七言长篇乎？盖乐府备古今诗体如此。汉去古近，乐府多于古诗，六朝十之四，盛唐十之二，中晚以降，百不得一，诚难之耳。而好事者往往为拟乐府，用力勤而失之弥远，何以故？王僧虔云：诗有丰约，解有多少。诸曲调解有辞有声，而大曲有艳有趋有乱。今所传多不可解，迫诘屈曲，或谓缺文断简，或谓曲调遗声，或谓兼正辞填调，大小混录，取其讹误以为规萭，其不能合宜矣。即不然者，面目虽合，神情中乖，安足贵哉？闽人游太初，自为诸生，及仕为蜀理官，入为廷评，居京师为比部郎，使越，出秉宪岭南，参知藩政守郢中，积三十年之功为古乐府，不规规，法其调，袭其意，而调与意、时与古相得，国事民情，有所感概，形诸咏叹。率自创体裁，不复仿效，悲壮激烈，浑雄真致，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上者优孟之抵掌，胡宽之营新，丰次不失，为蔡中郎之虎贲矣。余亟善元微之持论乐府，沿袭古题，唱和重复，文有短长，义咸赘媵，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惟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马》、《丽人》诸歌行，即事名篇，无有倚傍，友人白乐天辈谓是论为当。明兴，自许为古乐府者，莫如历下、下雉，然且不免后生弹射，独太仓乐府，变有少陵卓绝之识，即他所拟，亦总之类虎头传神手。太初与元美生同时而不及从游，假令元美遇之，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矣。太初诗，诸体俱有至境，而沾沾乐府，抟心辑志三十年不休。夫三十年攻乐府，则其于诗诸体，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太初之以诗名，有以也。（南新市人 李维桢 撰）
懋孝字幼真，号晴峰，学者称长水先生，平湖人。嘉靖壬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编脩，升修撰，迁南司业。时史臣贵不离局，呼司业为嫁老女。至南益厌薄之，懋孝淡如也。寻以壬午主考南京，中式王少方系故相江陵戚，中蜚语，谪判两淮，投牒不赴。李维桢、孙植皆为白冤，懋孝无一言辨。退居淇林之上，授徒讲学。晚岁，产益落，庭户萧然，拥书万卷，日丹黄其间，寒暑不辍，故博洽近代无比。每有乞其文者，辄引纸疾书，不经思索，不加点窜，视其纸之长短，必竟幅乃已。著有滴露洛诵、石林四馀、贲园水，云诸编。论者谓其文神超骨秀，如秋涛晓月。诗集十卷，名淇林雅永，其论诗不拘绳尺，以雅为宗，务绝近代淫哇之习。虽当七子主盟，而能不染其肤廓。语于鳞亦谓幼真之诗，特畅于情，但阅其全帙，每多误入他人旧作。盖诗刻于没后，后人不暇深考，尽取老人所手录者，贸然授梓耳。予今特存其有可信者若干首，虽佳篇盈简，未敢辄登。湮没之咎，谁实司之。可悼也夫。
维基
龙膺（1560年—1622年），字君善，又字君御，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军籍。万历四年（1576年）湖广乡试第六十八名举人，万历八年（1580年）庚辰科进士。初授徽州推官，与汪道昆、屠纬真、李本宁、俞羡长诸名流，结白榆社，迁礼部祠祭司主事，后谪西宁同知，累迁户部郎中。三十四年八月升陕西按察司佥事，备兵甘州，三十五年丁母忧归，三十八年七月复除陕西屯田佥事，升副使，转为甘肃参政，调山西右参政，四十五年九月升左参政，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升南京太常寺卿。龙膺是著名戏剧家，作有《金门记》和《蓝桥记》。
全粤诗·卷五二四
李之世，字长度，号鹤汀。新会东亭人。以麟子。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举人。晚年始就琼山教谕，迁池州府推官。未几移疾罢归。著作极多，有《圭山副藏》、《剩山水房漫稿》、及《北游》、《南归》、《雪航》、《家园》、《泡庵》、《朱崖》、《息庵》、《水竹洞》、《不住庵》诸集。传世者有《鹤汀集》十卷，其中诗集七卷、文集二卷，卷一〇附录其弟李之标文度《凫渚集》。原刻《朱厓集》，一集《浮槎草》，二集《可庐草》，三集《歇园草》，四集《和苏草》，五集《韵语》，今已不传，惟附见于《鹤汀集》之中。《鹤汀集》前有李本宁《圭山副藏叙》、韩上桂《北游草叙》二文，可供参考。康熙《新会县志·艺文下》录其诗三十一首、清温汝能《粤东诗海》八首，《明诗纪事》六首。《鹤汀集》录有邑志小传、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八一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