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清江苏武进人，字尚之。监生，少贫，耽于著述，与同里赵翼、杨伦、黄仲则等七人号毗陵七友。官南召知县。有《教经堂集》。

沈业富（1732年—1807年），字既堂，又字方榖、方谷，号味镫老人，室名味镫斋、味镫书屋。江苏省扬州府高邮州（今属扬州市高邮县）人，书法家。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式癸酉科江南乡试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式甲戌科第二甲第二十二名进士出身。点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清书。二十二年（1757年）：翰林院散馆，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二十五年（1760年）：以翰林院编修充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二十七年（1762年）：以翰林院编修充任山西乡试副考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撰制诰、办院事，勤于其职。二十八年（1763年）告假回籍调理。三十年（1765年）：以翰林院编修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外授安徽颍州府知府，改太平府知府。三十四年（1769年）：安徽太平府知府。当涂官圩决堤，水灾，乘坐浴盆巡察各村落，得到赈济的有五十万口，密劝富家粜米赈济，檄令禁止灾民辗转掠夺，使各村自保。有人举发某富户不粜粮，沈业富将举报人鞭笞，责骂：「汝奉何明令，使富家出粟耶？」民众于是稳定下来。三十六年（1771年）：安徽太平府知府。泗州水灾，上级大吏檄令沈业富前往赈灾、清理户口弊病，民受其惠。*时值大瘟疫，设局施药、埋尸，掩埋暴尸十馀万棺，沈业富本人则绝荤祈禳。前后督促府属各县种植杨柳数百万株，官路成荫。*时有以邪法异说诱惑大众的人割辫子教唆叛乱，搜捕令下达，安徽各府都骚动，只有太平府不乱捕一人。*有兄弟兴讼互告，沈业富发现两造的诉状都出自同一人，杖打主使兴讼的人，兄弟悔悟和好如初。*有老师、学生互告，各揭疮疤，沈业富把桌上堆了一尺高的案件卷宗都烧掉，说：「尔词必有稿，可上控郡守焚案，不汝靳。」两造都哭了，停止诉讼。四十二年（1777年）：以安徽太平府知府护理江南分巡安徽道，兼管芜湖关税务监督。四十三年（1778年）：仍以安徽太平府知府护理江南分巡安徽道，兼管芜湖关税务监督。贵池县有土地争讼，上诉到中央，检视旧的诉讼纪录跟文书，得出明朝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在官署纳税注册的地契，沈业富怀疑平民知悉闰月的不多，对照《明史》七卿表，确认当年确实有闰四月明文，便以此官契定谳。在知府任上共十六年，兴利除害，有惠绩。总督曾将其方法颁布在其他府施行。四十六年（1781年）：自安徽太平府知府迁河东盐运使。闰五月暂署安徽道。*当时河东盐池遭淡水渗入，产量大减，商运引进蒙古盐，也很耗费人力财力。盐产恢复正常后，弊多商困。沈业富认为盐池自古为利，不应该废止禁革，但若放任人民自行贩卖，必会导致蒙古盐越区内侵。沈业富提出「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商弃瘠据肥，一也；费浮地远，夥攫其利，二也；佥代之期，贫富倒置，三也」。于是订立均引顺路之法，统合三省经营盐业的地区以三等均分，再以道路相近者，顺配为五十六路，每路一签，各商掣签决定所属。于是赂绝而弊不行。四十九年（1784年）：以母老请终养。离职后，乾隆末年废止商运，蒙古盐果然内侵，至嘉庆十一年仍回复旧制，都如同沈业富预测。嘉庆十二年（1807年）卒，年七十二。个性惇厚，坚持于朋友，黄景仁卒于官署，为其治丧又搜辑其遗稿。回乡在家閒居之后，士人南北往返常造访沈业富。工行书，风韵天然。沈业富以耆宿提倡风雅，香山、洛社文人集会风尚赖之不坠。

【生卒】：1746—1809 【介绍】： 清江苏阳湖人，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自号更生居士，居家十年而卒。少时诗与黄景仁齐名，交谊亦笃，时号洪黄。景仁家贫，客死汾州，亮吉亲赴山西，为经纪丧事。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而论人口增加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有《春秋左传诂》、《卷施阁集》、《更生斋集》等。

洪亮吉(1746-1809) 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初名莲，字华峰，中更名礼吉，字君直。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编修，督贵州学政。嘉庆四年(1799)上书陈时政之弊，触仁宗，流放伊犁。次年赦归。主洋川、梅花书院讲席。为乾嘉学派著名学者，著述甚富。兼工辞章，诗与黄景仁、孙星衍号"洪黄"或"洪孙"。骈文为一时翘楚，具兼人之勇，有万殊之体，与胡天游、袁枚并称三大家。词清疏俊爽，自具面貌。有《洪北江诗文集》、《更生斋诗馀》。

洪亮吉（1746年10月17日—1809年6月24日），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祖籍安徽省徽州府歙县，寄籍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恩科榜眼。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学者、文学家，曾发表人口学说。洪亮吉原名莲，字华峰。乾隆三十七年改名礼吉，乾隆四十六年参加礼部会试春闱时，改名为亮吉。因祖父洪寀入赘而寄籍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洪亮吉六岁父亲洪翘去世，家贫，寡母蒋氏携洪亮吉和弟弟洪霭吉，以及三个女儿投靠娘家。洪亮吉刻苦读书，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洪亮吉一直住在蒋家，设塾任教。乾隆三十三年（1768）与大舅蒋树诚之女结婚。洪亮吉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诗人黄景仁、学者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工骈文，与汪中并称。乾隆三十四年（1769）洪亮吉中秀才。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三十六年两次参加江南乡试，均未中。于是与好友黄景仁同往安徽太平府，作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府校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洪亮吉得知母亲病故，从浙江绍兴赶回家中，途中大哭落入河中，幸而得救。他守丧三年，教学童为生，租住在常州白马三司徒巷，贫困度日。乾隆四十四年（1779）夏，洪亮吉赴京，在四库全书馆参加江南进呈图书的校对工作。第二年，洪亮吉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又一年，应春闱落榜。遂前往西安，充陕西巡抚毕沅幕府，协助编写《续资治通鉴》，并参与编撰《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同幕有汪中、戴震、王念孙、邵晋涵。后来在河南作幕府，校刊书籍，编写《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怀庆县志》。1783年，黄景仁在山西运城病重，托付身后事给洪亮吉。洪亮吉从陕西七百里奔丧，千里扶柩回乡安葬。

【生卒】：1747—1823 【介绍】： 清江苏武进人，字亿孙，号味辛、收庵。乾隆四十五年举人，官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知府。主通州、石港讲席，工古文，好学深思。诗与同里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齐名。有《亦有生斋集》。

三十年前，于方坳堂斋壁，见李少鹤兄弟诗而异之。其后，得交刘子松岚，袖所为《二客吟》者。又见李石桐重订《主客图》。及松岚官沈阳，又为黄仲则刊诗集于京师。

然其所自为诗，天机清妙，寄托深远，初不泥李氏兄弟之说。即于申辕故里，亦不专主沧溟之格调；抑且不专执渔洋之三昧也。松岚与予往复商略斯事，迨今又十余年矣。而其气骨日益高，其取法亦日益上迬者。

李沧云视学陪京时，沧云方自订诗集。予与别语：“惟勖以勤，与松岚研求作者之意。”而前年（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年），李春湖为石桐锓续《主客诗》二卷，予亦为辨析。学唐律者，必求杜法之所以，然又深以不得与松岚面质为憾。今松岚自晋阳来京师，宜有以对榻畅论者。而松岚出示此二卷，亦即日影出都门，又匆遽不得备申也。故于其《岭外》二集，聊撮数语于简端。他日再序其续卷，当必有更进于斯者矣！

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年）夏四月廿有八日北平翁方纲

【生卒】：1753—1818 【介绍】： 清江苏阳湖人，字伯渊，又字渊如，号季逑。乾隆五十二年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以骂和珅，不留馆，改刑部主事，官至山东督粮道。少工词章，与同乡洪亮吉、黄仲则等齐名。后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必通其义。曾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另有《尚书今古文注疏》、《芳茂山人集》等。

退之有言：士有旷百世而相感，诚不自知其何心。苟非世之所稀，胡为使予欷歔而不可禁。乃有文章之应求，同于风义之感激者。宗啸吾司马，生有轶才，雅好诗歌，亦既不懈而入于古矣，流连作者之林，读《瓶水斋诗》而笃好之。铁云先生天才亮特，超乎尘壒之外，冠剑远游，与奇气相发，诗篇雄峻，畦町独辟。同时朋辈既无与抗手，即求之高、岑、欧、梅，且变化匪由于拟议也。风徽未沫，诗卷流传之本渐稀。阳湖黄仲则、秀水王仲瞿丰才啬遇，略等先生，顾数十年中，遗集皆四五刻，纸贵蓺林。《瓶水斋集》则不绝如线，啸吾锐意覆刻行世，然而薄宦羁栖，铅椠不易。就同志诸君谋之经岁，工未及半，啸吾遽捐馆舍。玄文在箧，以待侯芭，而《瓶水》一刻，又君未竟之绪。边竹潭鹾尹再谋之同志，乃得告成，时宗君之逝已将一年。昔袁中郎得徐文长遗草于故纸中，赏奇感叹，作叙有「微至」之言；今舒氏遗集得啸梧而益广其传，吾尤望世有袁中郎其人，以传文长者传啸梧也。然而幽奇磊落之士，生而连蹇，不得已以空文自见。铁云之落魄戎幕，略似文长；啸梧之浮沉下位，差类仲则。则夫数寸之遗书传与不传，要之不必为酱瓿之覆，亦仅同骏骨之求而已。可胜慨哉！仁和谭献仲仪叙。

余去岁罢官东旋，其冬侨寓吴门，始与都人士相见。有言贝子木遗集者，将鸠赀付刻。索其诗读之，觉其有异，乃终其卷，且反覆之，不忍舍。美哉诗乎！其数十年寝食于此者乎？其沈雄坚卓，胎息于少陵，无一字一句不锤鍊而成乎？其得江山之助，与其胸中奇气相摩荡以出之者乎？余于是知有子木，且知是为子木之诗。因复询其生平，盖具有干济才，壮年尝佐扬威奕将军戎幕，不避艰险，冀有所树立。既而无成功，乃往游京师。归，复之浙，又尝之黔、之滇、之蜀，足迹半天下，而卒穷愁落寞，患难颠倒，以底于死。初，庚申之变，子木自浙迎母以去。越岁，杭城再陷，母子相失。子木出没死生，寻母不获，负罪引慝，无地自容。不得已就直隶制军刘公之聘，未及相见，道卒旅邸。呜呼！文人之穷一至此哉！顾子木之卒也，刘公即驰使，殡殓如礼，且致书其家，又厚资之，俾迎其丧以归，终葬于先人之墓。是子木不得志于生前，犹幸遇贤主人于身后，是诚刘公之高义，又孰非子木之奇才名动公卿有以致此哉？昔乾隆中，吾乡诗人黄仲则终身坎壈，殆与子木等，至于今《两当轩集》风行海内，子木之诗时有与仲则相似，他日《半行庵集》当与并传不朽乎？子木佐戎时尝有《咄咄吟》二卷，具载当时军中利病，今不及刻，刻其编次成帙者。工既竣，请序于余。余与子木素昧平生，不宜有言，言之未必尽。然读其诗，爱其才，悲其遇，恻恻焉若有不能已者。爰就所见于其诗及后所闻约略诠次如右，尚望都人士习于子木者详言之，以补余之不逮也。同治五年丙寅冬仲，阳湖恽世临次山氏。

峻公：示悉，拜诵大作，佩极佩极。七古数篇，尤堪击节。七律组诗，和韵次韵，皆苦人所难，而公掉臂游行，信是才大如海矣。“出门”数句，可谓得仲则之神。明晨有暇，往陵园品茗否。请还示。寂上。

各种文体皆有独具之美学特徵，所以培养其特徵者又必有独具之社会条件。条件异则所以掌握其特徵者难。吾国今日文人，生乎文辞文体与夫科学文化大异古人之世，而欲学为古人之诗若文，甚难于古人，非才之不及，盖所学内容与途径之异也。然欲发扬吾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继承传统文学之精华，则学为古人诗文之事又不能尽废。此事虽不宜求之于常人，固可求之于专家。余辈生文辞文体变革初成之后，较早生十年以上之前辈，旧学根底，已大不相及，学为古人之诗若文，已难望其项背。后生余辈十年以下者，非有特殊之才学，则其难弥甚。弥望今日旧体词坛，则大学古典文学专家多不暇为，为之者又多非所谓专家，条件失违，绪功不继，故犹东坡当日，不免兴黄茅白苇之叹也。沚斋陈永正教授，生岁后余二十年，由乎文化背景之变迁，其欲工为古文辞也本极难。顾先生夙承家学，渊源有自；在大学又获从名师，广守专家之业，治古文字、古文献之学久，咀含群籍，博闻强记。余读所注古人诗，深叹其绩学。数年前又获诵所惠自作《诗词钞》，弥惊其古体诗词之精工，皆源汲风骚，转益多师。诗撷八代之古香，得四唐之雅韵，取烹炼于西江，拓意匠于清人。五言古体，多比兴如嗣宗，亦有清真近渊明者；《养鸭老人行》，不啻香山乐府；《游连州帝后岩》、《暮航抵哈尔滨》，于唐宋如韩、苏之运奇笔，于清人如康、黄之阐新知。近体则渊静自然如王、孟，生新峭刻，工为活对如山谷、后山；而《纪梦七首和定庵》，则瑰丽恍惝，神追原作矣。七言古体，豪气希太白，深情涵义山；《赠吴静山画师》、《老牛行》，则杜陵之写实矣。近体绵邈俊逸，兼为义山、小杜；琢句雕对，依然宋贤西江；于清人则风怀倜傥近仲则，清机肫挚兼二樵。而善用幽微之辞，以状难写之境，则五七言之工者皆然。词作多以情行，而姿丰致密。“奄有梦窗、白石、小山之长”，莫《序》固已言之。然其中亦有隽雅如玉田，畅适如重光者；若“独夜揽凉月”之《水调歌头》、“凉风万里”之《鹊桥仙》，“屈子牢忧聊抑志”之《临江仙》、“谷霭遥生”之《沁园春》，亦不妨其合辙苏、辛也。统观先生之作，能排极难之势，收迈俗之功，如芳葩美卉，挺生黄茅白苇之外，不独于同辈上下为罕见，且可攀方文体变前之先辈而嗣响于古人，谓非间出高才不可也。抑所作之得力于博学，尤有逾于得自高才者。盖处旧文变革之后，欲为继旧开新之业，学需双重，非博不济。余上述感受，仅为读先生初集而发。时经多载，先生新作又添，欲合初集重选以付刊，余雒诵未遍，何能测其所进。以过时管窥，承命为序，又焉能避浅陋之有损高明耶？幸大雅恕而正之。

西元二千零五年，陈祥耀拜序于福建师范大学之意园，时年八十有四

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

顾炎武语录：“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集黄仲则诗：“只知独夜不平鸣，更值秋来百感并。一日尚存休灭性，不妨明日有狂名。” 龚自珍语录：“……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 集龚自珍诗：“幽光狂慧复中宵，尘劫成尘感不销。赖是小时清梦到，四厢花影怒于潮。” 陈寅恪语录：“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鲁迅语录：“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古人并不醇厚》见《花边文学》） 郁达夫语录：“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目下流行著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聂绀弩语录：“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馀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散宜生诗＞自序》）“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散宜生诗＞朱正注本后记》） 邵燕祥语录：“……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疾恶如雠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见《夜读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全文参看本书“附录″） 钱理群语录：“……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著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杨宪益、李锐、黄苗子、邵燕祥……等等）的试验證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又随便，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２０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

当了一次“文抄公″，套用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中的话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各家“先代为言之″，且奇警精辟、生动传神，只好照录可也。

在下医馀为诗，正如聂翁所说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旨在自娱″。关于诗的游戏论，在我心中思之已久，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书中有《游戏与诗》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哲语连珠，全面详尽。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比他早一百多年，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它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之后，又有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王国维所论之“文学″当然包括诗在内，而且诗是文学“大家族″中最重感情者。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童真″和“缘情″。童真，“六九童心尚未消″是诗家的最高境界；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提到“诗缘情″说，人们自然会想到“言志″和“载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为己所用，他们把“言志″、“载道″的真善内涵抽去，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改制成两把枷锁，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另诱以科举功名，压以文字大狱，就像一把双锋利剑，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代代无穷。后又有“服务论″，诗成了服务小姐，“顾客″便是上帝，要察颜观色，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莺歌燕舞，供上一笑。后更有“工具论″，诗变得更加可怕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之一，如此，“为诗欠砍头″（陈寅恪句）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游戏″，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更何来无忌童言。总而言之，各家所说的“游戏″是指心灵的游戏，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尘世当大赦之，不要让它去“服务″，去投其所好，也无涉功利，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任情率真，无拘无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文赋》），钱理群所评的“打油诗″正是这种境界。拙诗道：“我爱诗真略带油″。

现在，请来看看本书封面，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上书“杂花生树，乱石崩云″八个大字，是我撰的集句联，“杂″“乱″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打油诗″。“杂″，朋友们可理解为“杂诗″、“杂文″、“杂家″、也可以看作是“杂货摊″。此外，“杂花″也是野花，我写诗既非家传，也无师承，纯属自通自娱，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至于“乱″，吾诗不言“志″，不载“道″，不入“温柔敦厚″囿内，不衫不履，无教无法，“情之所至，诗词自来″而已，上述种种，是不是“乱″了套？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中的“乱″字，善莫大焉！

清入张潮道：“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亦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无憾耳。″现《点灯集》编成在此，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不择言之病″,吾诗亦有，愧无良药，只好由它。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点灯》诸诗“口没遮拦，生动而过瘾”、并不以“口不择言″为病，反以为佳，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可见时代不同了。历史在进步，拙诗道：“友尽与时俱进者″，此所谓也。

是为自序。

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

诗歌须为时而作，白傅言之久矣。变风变雅，此内容变化之时也。宋词元曲，此形式变化之时也。乃至于语体白话，此受欧西诗风浸润，内容与形式皆变之时也。

吾友何君永沂，以其精微洞察之力，写机智辛辣之诗，针对时代，与白傅讽谕异曲同工，可谓为时而作。以“点灯″名集，显幽阐微，洞烛世态，此诗人立言之旨也。铸鼎象形，顽廉懦立，此诗人入世之愿也。读何君之诗，当作如是观。

《点灯集》作者自谓其诗“不伦不类、不规不矩、不温不柔、不敦不厚″，“正统派、庙堂派都看不上眼″。窃以为《点灯集》之价值，恰在于此。

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象，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象、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一个失掉自我的诗人，不成其为诗人。《点灯集》有黄仲则，有龚自珍，有聂绀弩，更有作者自己——一个昂然而立直面人生的智者。

我是“江湖一个野诗人″，未入庙堂，不属正统。酷爱聂诗、熊诗、何诗。聂、熊、何均为反温柔敦厚诗教之最力者，何尤甚。读他们的诗，可治文人的软骨證。

君诗取径广阔，今古同参，尤于当代名家之致意焉。读其诗，冷焰奇气，迫人眉宇；风雨鸡鸣，惊人好睡。尤复博采语汇，腐朽神奇；直抒胸臆，奴视风雅。或有病其放诞不醇者，不知其可贵处即坐是。温柔敦厚云云，乌足以牢笼才人也哉。

永沂先生正式出版《点灯集》，忆录以往所上笺启中的读后之语以代评：（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诗功日深，诗境日进，“不作人间第二流″，正非虚语。《自嘲》四律，郁怒排宕，如“诗随序变观桑海，邑有盲流愧杏林″，“未缘酒烈销前事，肃听宫深唱后庭″诸联，最与散宜生神似而非貌袭，佩服佩服。（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信） 拜读大作《点灯》（六——八月）选录，美不胜收。其中《大梦》二律、《主、奴才、奴隶》（六叠），皆淬然见道之音，非寻常吟咏。而《夜饮剡溪值月圆》一绝，淡墨浓情，尺幅千里，尤得风雅之正，讽诵涵茹，心胸开宽，不徒艺境高妙已也。（二零零一年九月廿一日信） 大诗《三笑》三律，曼衍鱼龙，忧深虑远，吾于笔墨外窥其用心，即以“我存我处费吟哦″品之，何如？大作熊鉴诗集代序，深入自得，而又足以阐发熊公诗心，论文难到之境也，佩服佩服。解“涌血成诗喷土墙″之“墙″，尤出人意外，顿开茅塞。（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信） 大作美不胜收，赠侯井天先生四律，尤见功力，“修道懒观儒外史，得闲来坐井中天″一联，概括侯公平生，深抉笺聂心事，巧切姓名而不伤雅，得散宜生家法，佩佩。（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永沂《点灯集》要正式出版，大喜。记得八年前我曾有诗题道：“敢在深宵大点灯，管他太守是田登。诗如紫外光犀利，穿透泉台十八层。″今觉意犹未尽，再题七律一首为贺：“何郎讽鬼又欺神，郁郁文章猛谑辛。说笑无妨三石假，言情必认十分真。点灯偏不留官面，起搏因怜缺氧人。正值儒林萧瑟日，杏林开出一枝春。″ 何大夫：……君自谓首先是大夫，其次乃诗人。弟未经君号脉，医道深浅未敢断。而作为诗人，君真一等才也，所作往往妙语如珠。而集句联一集，有庄有谐，有的令人喷饭，有的令人沉思，有看似未工而转妙者，佩极、佩极。（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 余患眼疾，持放大镜反复阅读《点灯》诗，视为一大快事。还用卡片抄下几十副诗句佳联，在手边常读常新，有的佳句，在反复玩味之馀，兴犹未尽，忽而兴来就用宣纸写出，挂在书架旁以求读得方便，抬头便见也。

宋诗论大家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钟秀评：“严仪卿曰：‘诗有别才′，千古定论。″（《观我生斋诗话》卷一）何君永沂读医书，操医业，而善于诗，洵具天赋“别才″、“别趣″。

严氏下文接云：“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李东阳评：“然非读书之多，穷理之至者则不能作。论诗者无以易此矣。″（《麓堂诗话》）李肯定严说是。永沂业馀芸窗穷研历代名家诗词，涵泳融贯，取精用宏，造诣诗风别具一格，正證严说不诬。

严沧浪又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崔旭评：“学者识之体，悟者识之用也。‘读书破万卷′，学也；‘下笔如有神′，悟也。″（《念堂诗话》卷三）严、崔所说“入门″、“立志″、“学与悟″“体与用″，皆植根于“识″。何君之诗有自己独具之“识″，不蹈凡俗，不落言筌。又与上说合。

才学识三者萃于一身，宜乎《点灯》卓尔不群。

在岭南，像熊鉴这样的诗人还有不少。由于他们“公私交往久之，肺腑相倾，肝胆相照，蹇运近似，诗道复合″（李汝伦语），而且常有唱和，他们的诗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中国当代诗词界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独特的诗派，我想大概可以名之为“岭南派″吧。熊鉴、李汝伦、朱帆就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其实它至少还应该包括另外两位诗人，一位是身居武汉的，以“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而蜚声海内外的八十五岁高龄的老诗人贺苏先生；一位是以《点灯集》饮誉诗词界的中年诗人何永沂先生。（《读＜路边吟草＞》） 清梦楼主人何永沂兄近拟重订出版其大著《点灯集》，忆昔读《点灯》初本时，曾集其句得七绝一首，诗云：“一自飞霜冷小荷，尚留莺唱绕南柯。烟花散尽天如墨，起读文山正气歌。″此集句诗自觉尚浑成，当合清梦楼主人脾胃，此亦不评之评也。

诗之为道，有如佛法，以心传灯，光明不绝。何子永沂以点灯名集，其意或在斯乎！抑谓前灯已熄，何子以大精进力，见身为灯，欲度世人于渺漠暗冥之乡乎！

《点灯》诸诗，生动而过瘾，顺情直遂，口没遮拦，又能出以形象，为社会传神，为生民写照，而又有真我在，此境良不易到，佳作也。

何君点的是“无影灯″，手术台上，一切清楚了然。于苦笑热骂、长针利刃间，隐藏著医者的仁心，所以为贵。有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画人之诗，何君的是扁鹊、华佗之诗。药石有灵，触手生春，深愿如此。

何子永沂，真率之士也。术擅歧黄，性耽吟咏。所为诗词，渊源有自。悄立市桥，仲则之吟肩常拍；狂胪文献，定庵之坠绪遥承。尤可贵者，每以良医之眼观世，洞察疮痍，深明痼疾，故形诸笔墨，虽多骇俗之言，而皆率真之情也。如“随风日夕软丝长，舞态翩翩绿满塘。愧我亦曾腰几折，有何本事笑垂杨”(《垂杨》)，讽世之馀，亦反躬自问，具见仁人心肠。彼胁肩奔走，曲学阿世之徒，诵此能不愧死乎?又如“任是深山多绿意，也应无计避红尘。半生气短空馀骨，六载宵长苦待春”(《山居秋思》)，已落红尘，何来净土?纵欲追寻，亦犹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终归一梦。梦已成空，犹自苦待，其理想之执著，信念之真诚，直可感天地而泣鬼神矣。诵定庵“宫扇已遮帘已下，痴心还伫殿东头”之句，能不感极而生悲，悲极而奋起乎?际此星沉月落之时，一灯熠熠，红接混茫，照征人之前路，慰志士于长宵，岂不远胜于州官之火，旋烧旋空也耶。

永沂兄敏于事变，写作甚勤，贴近时代脉搏，弥漫社会气息，嬉笑怒骂，见诸笔墨。惟于诗律则不甚措意，大抵自成一格，深具打油韵味，琅琅上口，抵死幽默，读者当有会心焉。其实诗艺多方，而大盗不止，虽秉春秋史笔，于事何补，要识牢骚发尽，旋惹新愁。湘泉痛饮，万方多难，抒情言志，自保灵根。诗中自有一片性情天地，繁花异卉，永沂惜之，并邀共勉。有诗为赠：“久慕医生大点灯，肺炎菌毒语丁宁。人间多少荒唐事，失笑统归非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