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701—762
【介绍】： 唐陇西成纪人，其先人隋末流寓西域，故生于安西都护府所属碎叶城。中宗神龙初，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青莲乡，又尝寓居山东，故亦称山东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十岁通诗书，被称为“天才英特”。喜纵横术，击剑任侠，轻财重施。青年时离蜀漫游，玄宗天宝初，入长安，经贺知章、吴筠推荐，诏供奉翰林。但政治上不受重视，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天宝三载在洛阳结识杜甫。二人于诗坛齐名，并称“李杜”。安史乱起，白为永王李璘府僚，参与平乱。因永王兵败，坐流夜郎，中途遇赦东还，依族人当涂令李阳冰。不久病卒。其诗风雄奇豪放、清新飘逸，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有《李太白集》。

【生卒】：701—762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排行十二，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其先隋末窜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中宗神龙元年(705)随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今人多从此说。近人陈寅恪谓其先为西域胡人，陇西李氏乃伪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其出生地亦多异说，或谓生于条支(今阿富汗加兹尼)，或谓生于焉耆碎叶(今新疆库尔勒与焉耆回族自治县)，亦有谓武后神功年间迁蜀而生于蜀中者。曾官翰林供奉，因称“李翰林”。贺知章誉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李谪仙”。在蜀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出蜀漫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西入长安，北上太原，先后隐居安陆(今属湖北)与徂徕山(在今山东)。天宝元年(742)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因得罪权贵，三载(744)赐金还山。此后漫游梁宋、齐鲁，南游吴越，北上幽燕。今人或谓天宝十二载(753)曾第三次入京，学术界多以为开元年间和天宝初两次入京，不承认三入长安；亦有不承认开元年间曾入长安者。天宝末，安禄山叛乱，李白应召入永王李璘幕府，王室内讧，李璘兵败被杀，李白受累入狱，获释不久又被定罪流放夜郎，肃宗乾元二年(759)三月于途中白帝城遇赦，返回江夏，重游洞庭、皖南。上元二年(761)，闻李光弼出镇临淮，时已届暮年，仍欲从军，半道病还，宝应元年(762)卒于当涂(今属安徽马鞍山)。代宗即位，曾以左拾遗召，其时已卒。生平事迹详见魏颢《李翰林集序》、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及新、旧《唐书》本传。年谱及考證生平之著作甚多，清人王琦、黄锡圭均有《李太白年谱》，今人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郁贤皓《李白丛考》，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等。李白一生以大鹏自喻，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己任，欲以布衣取卿相，不愿从科举入仕，然始终未能得志。诗与杜甫齐名，杜甫《饮中八仙歌》曾咏及，《沧浪诗话》誉之为“仙才”。作品散失甚多，今存近千首。内容丰富，有要求报效祖国、功成身退而发泄不得志之悲愤感情者，如《行路难》、《将进酒》等；有揭露政治黑暗、忧虑国事者，如《古风五十九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有蔑视权贵、鄙弃富贵者，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江上吟》等；有同情人民疾苦者，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等；有描绘高山大川自然风光者，如《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有歌唱爱情友谊者，如《长干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李白论诗主张天真自然，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之境界。其绝句感情真挚，形象明朗，语言朴素，意境含蓄，韵味深长。其乐府歌行名篇则熔《庄》《骚》为一炉(龚自珍《最录太白集》)，“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艺苑卮言》卷四)，感情激荡，形象雄伟，气势磅礴，色彩绚烂，常借神话传说，多用比兴、夸张手法，具有“风雨争飞，鱼龙百变”、“白云从空，随风变灭”(《唐宋诗醇》卷六)之特色，形成独特之“纵逸”(《河岳英灵集》卷上)风格。前人论李白诗歌之历史地位，常与杜甫并列。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胡应麟则云：“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如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诗薮》卷四)李集今存宋本《李太白文集》两种，皆诗文合刻，30卷。一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本；一藏北京图书馆，为残本，缺卷十五至二十四，以缪曰芑本配。清康熙年间缪曰芑曾据前一种翻刻，世称缪本。注本今存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25卷；明胡震亨《李诗通》(与《杜诗通》合称《李杜诗通》)21卷；明朱谏撰《李诗选注》13卷，将200余首指为伪作，另编《李诗辨疑》2卷；清王琦《李太白全集》36卷，诗文合编，末6卷为附录，最为通行。今人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以王琦注本为基础，参校各本，旁搜唐宋以来诗话、笔记以及今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补充，考订谬误，较详备。近年又有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和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两种问世。今人研究著作主要有詹锳《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李白研究》、罗宗强《李杜略论》、裴斐《李白十论》、郁贤皓《李白考论集》等。中华书局曾选择部分单篇论文于1964年出版《李白研究论文集》。资料汇编有裴斐与刘善良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全唐诗》存诗25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36首、断句10。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地有蜀中、西域、长安诸说，迄无定论。少时居绵州彰明县清廉乡（今属四川江油），读书吟诗，遍观百家，好神仙，任侠仗义，曾手刃数人。二十五岁辞亲远游，出三峡，游洞庭、衡山、襄汉、庐山、金陵、扬州。开元十五年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留居安陆十年。其间曾西入长安，北游太原。三十五岁后，迁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天宝元年应诏入京，供奉翰林。三载，因权贵谗毁，“赐金放还”。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同游梁宋、齐鲁。曾受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后复漫游江淮、吴越、河北、梁宋等地。安史乱起，入永王璘幕府。璘兵败，被捕下浔阳狱，长流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漂泊于武昌、岳阳、豫章、金陵、宣城等地。上元二年，李光弼出镇临淮，白以六十一岁高龄前往从军，道病还，依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寻病卒。白长于歌诗，嗜酒，人称“谪仙”。与杜甫齐名，并称“李杜”，在古代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李阳冰受白遗命，编其诗文为《草堂集》二十卷，又李白友人魏万编其诗为《李翰林集》二卷，均佚。北宋宋敏求辑、曾巩编次其诗文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今存。《全唐诗》编诗二十五卷。

李白（701-762）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隋末其先人流寓西域，白出生于安西大都护府碎叶城，五岁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江油）青莲乡。天宝初供奉翰林。有《李太白集》，《尊前集》录其词12首。

李白（701—762） 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世人又称谪仙、诗仙。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先世流迁中亚，5岁随父定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出蜀后游历江湖。天宝元年（742）应召入长安，任翰林院供奉，后因蔑视权贵遭谗出京。今存李白诗共计1000馀首，有《李太白集》。在湖北游历、居住多年，结识孟浩然，二人多次到黄鹤楼上会客送友、饮酒赋诗，留下不少关于黄鹤楼的佳作，“鄂州杂诗碑”录存其诗十一首。其中《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为吟咏黄鹤楼的千古绝唱。史书所载“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佳话，更为后人津津乐道。为了纪念李白，后人在蛇山建立了太白堂和搁笔亭。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欧（阳修）贵韩（愈）而不悦（杜）子美，所不时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时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

李太白诗逸态凌云，映照千载，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

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欧阳公喜太白诗，乃称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虽奇逸，然在太白诗中，特其浅浅者。鲁直云：“太白诗与汉魏乐府争衡”，此语乃真知太白者。王介甫云：“白诗多说妇人，识见污下。”介甫之论过矣。孔子删诗三百五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亦谓之识见污下耶？

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态，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

李唐群英，惟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

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

元微之作李杜优劣论，谓太白不能窥杜甫之藩篱，况堂奥乎？唐人未尝有此论，而稹始为之。至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则不复为优劣矣。

杜甫、李白以诗齐名……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

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徐究白之行事，亦岂纯于行义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洁身而去，于君臣之义力如何？既合于刘，又合于鲁，又娶于宗，又携昭阳、金陵之妓，于夫妇之义为如何？至于友人路亡，白为权窆；及其糜溃，又收其骨，则朋友之义庶几矣。

引王安石语：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或云：太白诗其源流出于鲍明远，如乐府多用《白纻》。故子美云“俊逸鲍参军”，盖有讥也。

引刘次庄语：李白则飘扬振激，如浮云转石，势不可遏。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

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

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同，长吉鬼仙之同耳。

太白峭讦矫时之状，小得大用，流斥齐鲁。眼明耳聪，恐贻颠踣。故狎弄杯觞，沉溺曲蘖；耳一淫乐，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视听锐发，振笔着纸，乃以聪明移于月露风云，使之涓洁飞动；移于草木禽鱼，使之岍茂褰掷；侈于闺情边思，使之壮气激人，离情溢目；移于幽岩邃谷，使之辽历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车马弓矢，悲愤酣歌，使之驰骋决发，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怀，尽见穷通焉。

太白（诗）雄豪空旷，学者不察，失于狂诞。

（乐府）上格如《焦仲卿》、《木兰词》、《羽林郎》、《霍家奴》、《三妇河》、《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为绝唱。李太白乐府，气语皆自此中来，不可不知也。

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至鲍照、徐、庾，亦时用之。善掉弄，造出奇怪，惊动心目，忽然撇出，妙入无声。其诗家之仙者乎？格高于杜，变化不及。

诗至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李翰林天才纵逸，轶荡人群，上薄曹、刘，下凌沈、鲍，其乐府古调，能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

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骂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若欤？”……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

子美五言绝句，皆平韵，律体景多而情少。太白五言绝句平韵，律体兼仄韵，古体景少而情多，二公齐尽其妙。

堆垛古人，谓之“点鬼簿”。太白长篇用之，自不为病，盖本于屈原。

徐伯传问诗法于康对山，曰：“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也。”

太白纵横，往往强穹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

（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

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足太白乐府。

闻诸言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亦犹禅人所谓顿、渐，李顿而杜渐也。杜之怀李曰“诗无敌”，李之寄杜曰“作诗苦”。二先生酬赠，亦各语其极耳。

供奉读书匡山，鸟雀就掌取食。散金十万如飞尘，沉湎至尊之前，啸傲御座之侧，口中不知有开元天子，何况太真妃、高力士哉！当其稍能自屈，可立跻华要，乃掉臂不顾，飘然去之，坎壈以终其身。迨长流夜郎，与魑魅为伍，而其诗无一羁旅牢愁之语，读之如餐霞吸露、欲蜕骨冲举，非天际真人胸臆，畴能及此？其放浪于曲生柔曼，醉月迷花，特托而逃焉耳。

陇西（李）趋《风》，《风》故荡詄，出于情之极，而以辞群者也；襄阳（杜）趋《雅》，《雅》故沈郁，入于情之极，而以辞怨者也。趋若异而轨无勿同，故无有能轩轾之者。

李杜才气格调，古体歌行，大概相埒。李偏工独至者绝句，杜穷极变化者律诗。言体格，则绝句不若律诗之大；论结撰，则律诗倍于绝句之难。然李近体足自名家，杜诸绝殊募入彀。截长补短，盖亦相当。惟长篇叙事，古今子美。故元、白论咸主此，第非究竟公案。

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

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词，杜变化在意与格。然歌行无常矱，易于错综；近体有定规，难于伸缩。调、词超逸，骤如骇耳，索之易穷；意格精深，始若无奇、绎之难尽；此其稍不同也。

李杜二家，其才气本无优劣、似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又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故诗流习杜者众也。

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气之雄，齐驱工部，可谓撮胜二家，第古风既乏温淳，律体微乖整栗，故令评者不无轩轾，

太白五言沿洄魏、晋，乐府出于齐、梁，近体周旋开、宝，独绝句超然自得，冠古绝今。

太白雄姿逸气，纵横无方，所谓天马行空，一息千里。

太白七言乐府接西汉之体制，掩六代之才华，自傅玄以下，未睹其偶。至赠答歌行，如风卷云舒，惟意所向，气韵文体，种种振绝。五言乐府摹古绝佳，诸诗率意而成，苦无深趣。苏子由谓之“浮花浪蕊”，此言非无谓也。读李太白诗当得其气韵之美，不求片字句之奇。

太白长于感兴，远于寄衷，本于十五《国风》为近。

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气骏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长，调高而卓。

太白七古，想落意外，局自变生，真所谓“驱走风云，鞭挞海岳”。其殆天授，非人力也。

钟云：古人虽气极逸，才极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诗者。读太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有斤两，有脉理。今人把太白只作一粗人看矣。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

王元美云：“太白之七言律变体，不足多法。”愚按：太白七言律，集中仅得八篇，骀荡自然，不假雕饰，虽入小变，要亦非浅才可到也。

太白五七言律，以才力兴趣求之，当知非诸家所及；若必于句格法律求之，殆不能与诸家争衡矣。胡元瑞云：“五言律，太白风华逸宕，持过诸人，后之学者，才非天仙，多流率易，此论最有斟酌。

太白五、七言绝，多融化无迹，而入于圣。

太白七言绝多一气贯成者，最得歌行之体。

取高华奇逸者，咸左袒乎李；取雄浑沉厚者，独首推乎杜：要之二子不可高下定论。胡元瑞谓李犹庄周，杜犹左氏，或庶几焉。

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纵横，极才人之致……此皆变化不测而入于神者也。

屈原《离骚》在千古辞赋之宗，而后人摹仿盗袭，不胜餍饫。太白《鸣皋歌》虽本乎骚，而精彩绝出，自是太白手笔。至《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则变幻恍惚，尽脱蹊径，实与屈子互相照映。谢茂秦云：“太白诗歌若疾雷破山，颠风播海，非神于诗者不能。”

太白歌行，虽大小短长，错综无定，然自是正中之奇。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特以微言点出，包举自宏。太白乐府歌行，则倾囊而出。如射者引弓极满，或即发，或迟审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于太白止矣。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

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骚雅，下迄梁、陈七言，无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讽刺沉切，自古未有也。

盛唐人，禅也；太白则仙也。于律体中以飞动票姚之势，运广远奇逸之思，此独成一境者。

吴敬夫云：太白天才豪迈，托兴悠长，饮酒学仙、适以佐其苍茫之势。他人为之，则滓矣。故曰：气大则物之大小毕浮其形。王摩诘微妙有禅理，然不在其作禅语中；太白缥渺有仙骨，然不在其作仙语中：此当从神味会之，难与俗子语。

冯复京曰：太白古诗全出己调，宋人乃谓出于子昂《感遇》。子昂局促，太白萧散，乌可同日语！

冯复京曰：太白歌行曰神、曰化，天仙口语，不可思议。其意气豪迈，固是本调，而转折顿挫，极抑扬起伏之妙，然亦有失之狂纵者。此公才高如转巨虬、驾风螭，不可以为训。

太白妙处全在逸气横出，其五言古从曹、阮二家变出，并不规模小谢，亦非踵武伯玉。

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

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

集中如《笑矣乎》、《悲来乎》、《怀素草书歌》等作，皆五代凡庸子所拟，后人无识，将此种入选，嗷訾者指太白为粗浅人作俑矣。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逸宕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

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而三家中，太白近乐府，右丞、苏州近古诗，又各擅胜场也。

太白七古不独取法汉魏，上而楚骚，下而六朝，俱归镕冶，而一种飘逸之气，高迈之神，自超然于六合之表，非浅学所能问津也。

太白七言近体不多见。五言如《宫中行乐》等篇，犹有陈、隋习气，然用律严矣，音节亦稍稍振顿。七言长短句则纵横排奡，独往独来，如活虎生龙，未易捉摸，少陵固尝首肯心醉矣。

（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屈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若论其沉刻，则不如杜；雄鸷，亦不如韩。然以杜、韩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

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其李诗之谓乎？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谈，将类于襄阳孟公以简远为旨乎？而又不然。盖太白在唐人中，别有举头天外之意，至于七言，则更迷离浑化，不可思议。以此为“寄兴深微”，非大而化者，其乌乎能之！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矣。

太白亦奄有古今，而迹未全化，亦觉真实处微不及阮、陶、杜、韩。

太白胸襟超旷，其诗体格安放，文法高妙，亦与阮公同；但气格不相似，又无阮公之切忧深痛，故其沉至亦若不及之。然古人各有千古，政不必规似前人也。阮公为人志气宏放，某语亦宏致，求之古今，惟太白与之匹，故合论之。

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如列子御风而行、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威凤九苞，祥麟独角，日五彩，月重华，瑶台绛阙，有非寻常地上凡民所能梦想及者。至其词貌，则万不容袭，蹈袭则凡儿矣。

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太白七古，超秀之中，自饶雄厚，不善学之，便堕尘障。

【生卒】：772—846
【介绍】： 唐华州下邽人，祖籍太原，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白季庚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时，历迁翰林学士、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居易首上疏，请亟捕凶手。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穆宗长庆初，累擢中书舍人，乞外任，为杭州刺史，筑堤捍钱塘湖，溉田千顷。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除苏州刺史。文宗立，入为秘书监，迁刑部侍郎。大和三年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遂居洛阳。晚年奉佛，以诗酒自娱。武宗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卒谥文。工诗，倡导“新乐府”运动。诗文与元稹齐名，世号“元、白”。晚年与刘禹锡唱和，又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等。

【生卒】：772—846
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排行二十二。下邽(今陕西渭南)人，郡望太原(今属山西)。先世本龟兹人，汉时赐姓白氏。卒谥文，后人又称白文公。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十九年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尉，二年自集贤校理充翰林学士。五年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六年丁母忧去官。此数年为谏官期间，屡上奏章请革弊政，为宦官及旧官僚集团所切齿痛恨，其“惟歌生民病”之辉煌组诗《秦中吟》、《新乐府》即作于此时。十年六月，因上书论奏宰相武元衡被刺身死，主张捕贼雪耻，引起宦官及旧官僚集团不满，以越职言事之罪，自太子左赞善大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转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十五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旋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及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敬宗宝历元年(825)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再出为苏州(今属江苏)刺史。在杭州及苏州期间，兴修水利，恤贫安民，深受百姓爱戴。后返长安，相继出任秘书监及刑部侍郎，愈感宦途险恶，乃于文宗大和三年(829)春辞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归洛阳(今属河南)，自此未再返回长安。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卒于六年八月，葬于洛阳龙门山。生平见李商隐《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左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及新、旧《唐书》本传。年谱有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以今人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为详备。白居易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及文学理论家，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然白实胜于元，故宋人钱易称“白居易为人才绝”(《南部新书》卷三)。白居易之散文在唐代亦有甚高之地位，《旧唐书·元白传赞论》盛称其奏议为“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白居易之思想兼受儒、道、佛三家之影响，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儒家思想实居主导地位，其早期“志在兼济”之讽谕诗乃其文学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实践，如《秦中吟》、《新乐府》组诗等均为讽谕诗之名篇，尤以《新乐府》五十首为最，不仅主题鲜明，措辞尖锐，且整体构架精巧缜密，体现叙事与议论之统一，突破“怨而不怒”之传统，描写人物形象细腻生动，确系诗歌领域一大创新。“元和体”之创制亦为白氏之重大贡献。所谓“元和体”，以作者个人言之，即包括其《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东南行一百韵》等长篇排律及次韵相酬之作、流连光景之小诗，其中尤以“感伤诗”中之《长恨歌》、《琵琶行》，在当时已享“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盛誉(唐宣宗吊白居易诗)，后世且誉为“古今长歌第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余如“杂律诗”内景中寓情之《钱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见长之《问刘十九》等，皆能以小见大，以少胜多，成为千古传诵之名篇。白氏之作虽伤于“大露太尽”(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语言朴直，而其艺术特点乃“用语流便”(许学夷《诗源辨体》)，平易近人，章法变化多端，每能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用常得奇”(《艺概·诗概》)，“眼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张镃《南湖集》卷四《读乐天诗》)。晚年诗“极高妙”(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苏轼语)，愈益淡远旷达。许学夷复谓其诗“叙事详明，议论痛快，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之门户耳”(《诗源辨体》卷二八)。总之，白诗之艺术境界须千锤百炼始能臻此，世以“轻率”讥之，实不足取。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评唐》论白居易之历史地位云：“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著并包囊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白居易诗文全集向无注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最为完备。研究著作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證稿》等。资料汇编有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全唐诗》存诗39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38首，44句。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徙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幼聪慧。建中末，两河用兵，寄家符离，播迁吴越。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又登书判拔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元和元年，授盩厔尉。三年，除左拾遗，为翰林学士，居谏职内廷，直言无讳避；又为《秦中吟》、《新乐府》，指斥时事，故为权近所恶。丁母忧，服除，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上疏请捕刺武元衡之凶手，贬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穆宗即位，召为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出为杭、苏二州刺史。大和初，任秘书监、刑部侍郎。三年春病免，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历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闲居洛阳，皈依佛教，吟咏自适，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卒。居易于元和中提倡新乐府，指斥时弊，反映民瘼，创通俗一派，影响深远。与元稹交厚，世称“元白”，诗称“元白体”。晚年居洛，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世称“刘白”。自编《白氏文集》七十五卷，宋初佚五卷。今有《白氏长庆集》（一名《白香山集》）七十一卷行世。《全唐诗》编诗三十九卷。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徙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有《白氏长庆集》，存词30余首。

白居易（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后与元稹同登书判拔萃科。历任翰林学士、江州司马、襄州别驾、苏州刺史、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后人又称白傅或白太傅，官终刑部尚书。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元稹并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曾作七律《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等诗，借黄鹤楼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后迁居下邽。贞元十六年擢进士第，元和初又擢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任左拾遗，出为江州司马，历刺杭、苏二州，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补诗二首。(复出一首)

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言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广大教化主：白居易。

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为苏小，虽美终带风尘耳。

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刘梦得称白乐天诗云：“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从，行尽四维无处觅。”

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馀蕴，此其所短处。

“亲家翁”、“开素”、“鹊楼河”，皆俗语。白乐天用俗语为多，《赠皇甫郎中亲家翁》诗：“晚核嘉姻不失亲。”又云：“月终斋满谁开素，须记奇章置一筵。”又云：“凶似鹊楼河：

乐天云：“近世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文，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乐天既知韦应物之诗，而乃自甘心于浅俗，何耶？岂才有所限乎？

《法藏晬金》云：余尝爱乐天词旨旷达，沃人胸中。有句云：“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夫如是则造化均偏，不足为休戚，而况时情物态，安能刺鲠其心乎？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律底涎出。

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

张文潜云：世以乐夭诗为得于容易，而耒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

苕溪渔隐臼：乐天诗虽涉浅近，不至尽如冷斋所云。余旧尝于一小说中曾见此说，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载之诗话，是岂不思诗至于老妪解，乌得成诗也哉！余故以文潜所言，正其谬耳。

陈后山云：陶渊明之诗，写其胸中之妙。无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耳。《青箱杂记》云：白乐天诗，达者之词也。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允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撚断吟须、悲鸣口吻者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夫《三百篇》何尝以雕绘为工耶？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自雕绘，唯讽谕诸篇差可比肩耳。

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道未成，慎勿轻看，最能易人心手。

白极推重刘“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为有神助，此不过学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时时颂李颀“渭水自清泾至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欲模拟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极是恶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风雅不复论矣，张打油、胡钉铰，此老便是作俑。

香山以禅为诗，以诗为禅。前乎此者，有王右丞；后乎此者，有苏端明，与香山材相等。三人诗格多因时代，不必求异，不必求同，此其入禅深处。夫无名，名之至也。

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合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何得以此为嫌？《明妃曲》云：“汉使却回频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土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三百篇》、《十九首》不远过也。

唐诗文至乐天，自别是一番境界、一种风流，而世规规以格律掎之，胡耳目之隘也？

引刘全白语：白性倜傥，苦赋诗，尤工古歌。才调逸迈，往往兴会属辞，古人之善诗者亦不逮。

白乐天诗，善用俚语，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虽同称，差不及也。

白乐天五言古，其源出于渊明，但以其才大而限于时，故终成大变。其叙事详明，议论痛快，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之门户耳。

五言古，退之语奇险，乐天语流便，虽其相反，而快心露骨处则同；就其所造，各极其至，非馀子所及也。司空图谓“元白力勍而气孱”，盖以其语太率易，不苍劲故耳。

乐天五言古最多，而诸家选录者少，盖以其语太率易而时近于俗，故修词者病之耳。然元和诸公之诗，贵快心尽意时纵恣自如，故予谓乐天诗在退之之下，东野之上。或有取于东野而无取于乐天，非所以论元和也。

乐天七言古，《长恨》、《琵琶》叙事鲜明，新乐府议论痛快，亦变体也。

乐天五七言律绝悉开宋人门户，但欠苍老耳。五言排律华赡整栗，而对尚工切，语皆琢磨，乃正变也。

乐天诗，非不自知其变，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缚，故不得不然。观其《和答微之诗序》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故知其不得不然耳。

何元朗最喜白太傅，称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不知此政诗格所由卑也。

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也。凡讽谕之义，欲得深隐，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白公尽而露，其妙处正在周详，读之动人，此亦出于《小雅》也。

白傅实一清奇之才，歌行、曲引、乐府、杂律诗，故多可观者。其病有二：一在务多，一在强学少陵。率尔下笔，秦武王与乌获争雄，一举鼎而绝脰矣。

白傅诗平易坦直，如家人妇子谈布帛菽粟事.自我作古，前人从无此格，岂非千古绝调，然必不可效也。效他家不得，各随其力之所至；而效白体不得，将流为浅率俚俗。刻鹄画虎之辨，学者不可不慎所择。

乐天（五律）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到语，皆他人所未发。（七绝）山峙云行，水流花开，似以作绝句为乐事者。

乐天为中唐一大作手，其七古五排，空前掩后，独七律下乘耳，然犹领袖元和、长庆间。宝、太以后窃脂乞泽者，越若干年亦文豪也，若同时倡和，争相摩仿，终不得似。此如东家效西家，才分悬远。

唐人至白香山，独辟杼机，摆脱羁绁于诸家中，最为浩瀚。比之少陵，则泰山乔岳，一则长江大河。忧乐不同，而天真烂漫未尝不同也；难易不一，而沉着痛快未尝不一也。学者熟之，可以破拘挛，洗涂泽。

白居易诗，传为老妪可晓，余谓此言亦未尽然。今观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苏轼谓其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之易厌。夫白之易厌，更胜于李（白）。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如《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昆，此风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属对精紧，使事严切，章法变化中，条理井然，读之使人唯恐其竞，杜甫后不多得者；人每易视白，则失之矣。

白傅才大如海，书破万卷，使生盛唐，当与李、杜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末季各有时尚，遂出真切平易，故往往失之浅俗，文章果关乎气运耶！然虽无江河急流之势，泰华崭绝之峰，而中正和平，意如扪丝，兼以转折灵变，动循法度，所以超乎群伦之上，出乎众妙之中，至今脍炙人口，沁人心脾，良有以也。后人或无其才，或不肯读书，喜其明白易解，妄步邯郸，止得浅俗，故日趋卑下耳。呜呼，白诗岂易学者哉！

乐天取源之地何？杜子美是已。夫白之疏达，视杜之沉郁不类也，要其性厚而气舒，体博而完固，何一非出于杜？其视之甚易，得之甚逸，所谓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者耳。兹所以为唐一大宗欤？宋之欧阳永叔、陆务观皆祖杜而宗白，复为宋大宗，则白之武往尾来，其源流远矣，学之者乌可不审其自哉！

乐天忠君爰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

五言排律，至杜集观止。若多至百韵，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铺缀完局，缘险韵留剩后幅故也。白香山窥破此法，将险韵参错前后，略无痕迹，遂得绰有馀裕。故百韵叙事，当以香山为法。但此亦不必多作，恐涉夸多斗靡之习。

白乐天中怀坦荡，见之于诗，亦洞澈表里，曲尽事情，俾读者欣然如对乐易友也。然往往意太尽，语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

唐人诗篇什最富者，无如内居易诗。其源亦出于杜甫，而视甫为多……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

周元公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余读公诗云：“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唯香山诗，则七律不甚动人，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盖香山主于用意。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唯意之所至，辨才无碍。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刘梦得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者，此古体所以独绝也。然近体中五言排律，或百韵，或数十韵，诗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劲而神完，虽千百岂亦沛然有馀，无一懈笔。当时元、白唱和，雄视万代者正在此，后世卒无有能继之，此又不徒以古体见长也。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同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

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七古乐府，则独辟町畦，其钩心斗角，接榫合缝处，殆于无法不备。

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渔洋论诗之例例之，则所谓广大教化主者，真是粗细雅俗之不择，泥沙瓦砾之不拣耳。

香山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非独俗士夺魄，亦使胜流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滥恶，后皆以太傅为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维雅正哉！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

香山五言，直率浅露，殆无可法。《秦中吟》诸篇较有意思，而亦伤平直。

香山七古，所谓“长庆体”，然终是平弱漫漶。

其源出于程晓、应璩，亦参法陶公，研淡为华，琢虚成隽，虽与微之同訾轻俗，要自神清。《续古》十篇，夭条明丽，虽劲惭彭泽，高谢枚生，而挺秀缘情，正如子山拟阮，寓意微词，清思绝径。唯与微之赠答，少损其韵，亦缘精神相属，动与形模也。《秦中吟》、《讽喻诗》，则染采王建，青蓝异色，各尽其妍矣。

【生卒】：779—831
【介绍】： 唐河南人，字微之。历举明经、书判拔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诸科，宪宗元和初拜左拾遗。论事为执政者所忌，出为河南尉，复迁监察御史。与内官争厅，贬江陵士曹参军。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穆宗长庆中，荆南监军宦官崔潭峻进其歌词于帝，擢知制诰，进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裴度弹劾而罢相，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文宗大和中，官武昌节度使，卒。稹诗风平易，与白居易齐名，时称元白，号“元和体”。宫中呼为“元才子”。在越州与窦巩唱和，号“兰亭绝唱”。所作传奇《会真记》为后来《西厢记》所本。有集。

【生卒】：779—831
字微之，别字威明，排行九，洛阳(今属河南)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八岁丧父，受异母兄排挤，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贞元九年(793)以明经擢第。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受知于宰相裴垍，任监察御史，勇于弹劾，得罪宦官权贵，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自裴垍去世，元稹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宦官崔潭峻。元和十四年，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长庆二年(822)，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李逢吉所倾，出为同州刺史，历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武昌军节度使，卒于镇。其生平见白居易所撰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及今人卞孝萱所著《元稹年谱》。元稹为著名之传奇作家和诗人。其诗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风格相近，合称“元白体”。元稹诗歌创作中，乐府诗占重要地位。素推崇杜甫之创作，继承其“即事名篇”之精神，与李绅、白居易等一同创作新乐府。其后，又与刘猛、李馀一同创作“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之古乐府。在元稹诗中，艳体诗与悼亡诗最具特色。前者大多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后者则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在诗歌形式方面，“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元稹与李绅合撰《莺莺传》及《歌》，是贞元、元和间新兴之传奇体裁(参阅今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證稿》第一章)。评者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元稹诗文合集，名《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钞本较通行，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元稹集》较完备。注本有今人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全唐诗》编其诗为28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10首，断句53。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贞元九年（793），以明经登第，十八年，举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复登制举甲科，授左拾遗，贬河南尉。四年，拜监察御史，奉使东川，又分司东台，以执法不回触怒权贵，贬江陵士曹参军。九年，移唐邓从事，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十四年，征为膳部员外郎，累迁祠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长庆二年二月，拜相，六月，出为同州刺史。次年，授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入为尚书左丞，寻出为武昌节度使，卒于镇。稹与白居易为至交，同倡新乐府，唱和极多，世称“元白”，诗称“元白体”。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均佚。宋人辑有《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行世。《全唐诗》编诗二十八卷。

元稹（779～831） 唐代诗人、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世孙。少时即有才名，贞元十九年（803）以明经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曾任江陵府士曹参军、翰林承旨学士等职，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卒于江夏（武昌）武昌军节度使任所，追赠尚书右仆射。与挚友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有《元氏长庆集》。曾数次在黄鹤楼宴游，其副手窦巩诗云：“时奉登楼宴，闲休上水船。”皇甫枚《元稹烹鲤得镜》云：“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尝秋夕登黄鹤楼。”《太平广记》中亦载有元稹在黄鹤楼“烹鲤得镜”的轶事。

（稹）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下珠玉。

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

述李戡语：自元和己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广大教化主：白居易。……入室三人：张祜、羊士谔、元稹。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平岳干天，

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

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

稹与白居易同时，俱以诗名天下，然多纤艳无实之语，其不足论明矣。

元、内、张籍诗，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皂陋尔。比之吴融、韩偓俳优之词，号为格卑，则有间矣。若收敛其词，而少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

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

高秀实云：元微之诗，艳丽而有骨。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赋玞。

稹诗变体，往往宫中东色皆诵之，呼为才子。然缀属虽广，乐府专其警策也。

元、白潦倒成家，意必尽言，言必尽兴，然其力足以达之。微之多深着色，乐天多浅着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总皆降格为。凡意欲其近，体欲其轻，色欲其妍，声欲其脆：此数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则纵肆为之矣。

唐七言歌行……太白、少陵，化而大矣，能事毕矣。降时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馀，步骤不足。

元微之以杜之铺陈终始，排比故实，大或千言，小犹数百，为非李所及。白乐天亦云：杜诗贯穿古今，诊缕格律，尽善尽美，过于李。二公盖专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优劣，不知杜句律之高，自在才具兼该，笔力变化，亦不专在排比铺陈，贯穿诊缕也。深于杜者，要自得之。

元微之少年与白乐天角靡骋博，故称“元白”，然元实不如白。白五言古入录者，虽长篇而体自匀称，意白联络；元体多冗漫，意多散缓，而语更轻率，可采者不能十一。……故知微之本非乐天俦耳。

东坡言“元轻白俗”，昔人谓为定论。尝读微之《连昌宫词》及七言律一二入选者，声气似胜，乌得为轻？既而读其集，惟五言排律长篇及窄韵者稍工，馀不免太轻率耳。

元不如白，乃是功有疏密，非才有大小也，观张文潜沦乐天，及微之《酬乐天诗序》，便可知矣。

诗至元白，实又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莽中间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既由风气转移，亦自材质有限。

元相诗以风致宕逸自喜，世因有“元轻”之目……元白绝唱，乐府歌行第一，长韵律诗次之，七言四韵又其次也。

李长吉诗云：“骨重神寒天庙器。”“骨赏神寒”四字，可喻诗品。……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贵。

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内舂容暇豫。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拟。二人同时得盛名，必有其实，俱未可轻议也。

白乐天同对策，同倡和，诗称“元白体”，其实远不逮白。白修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语纤，又流于涩。东坡品为“元轻白俗”，非定论了。

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其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者也。盖因元和、长庆间，与开元、天宝时，诗之运会，又当一变，故知之者少。而其即用现前俚语，如“矮张”、“短李”之类，断不可学。

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独竖一帜者，正为其不袭盛唐窠臼也。

元微之太近甜俗，一篇而外，不可强登也。

其源与香山同出一科，而气格就衰，神情又减，《遣兴》诸章，情然苕秀，知非刻意之作；惟其璆然天籁，乃偶得之。《江陵三梦》，则潘岳悼亡，江淹清减，情至文生，古今一致，《曲江》百韵，与乐天讽喻同规。《连昌》一篇，足媲华清《长恨》。

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情分归两类……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于后来之文学者尤臣。

读微之打题乐府，殊觉其旨趣丰富，文采艳发，似胜于其新题乐府。

【介绍】： 唐长沙人，守复愚，号文泉子。宣宗大中进士。累迁右拾遗、中书舍人。忤宰相令狐绹，出为华阴令。终商州刺史。工文。有《文泉子》。

【生卒】：821?—?
字复愚，长沙(今属湖南)人。幼孤，母姚氏抚其成立。会昌、大中间游岭南、东川各地。宣宗大中三年(849)自荆州获解，次年登进士第，时称破天荒。初授寿州从官，再补校书郎，皆不久即去职。大中末，任太学助教、集贤校理。懿宗咸通四年(864)因言事得罪，贬华阴令。累迁中书舍人、户部郎中。官至商州刺史，约卒于僖宗乾符间。生平事迹散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一、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及其自撰《先妣姚夫人权葬石表》(《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卷四)。刘蜕工古文，文风奇崛，多愤激之言。著有《文泉子》10卷，已佚，明人辑为《刘蜕集》6卷。另《永乐大典》卷三一三四、《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收录刘蜕诗1首、断句2，《全唐诗外编》据之收入。

刘蜕，字复愚，号文泉子。桂阳（今属广东连州）人。学有根柢，二十四岁已著书满十卷。又上书南海崔尚书贡旧《投刺书》一卷、《杂歌诗》二卷。唐宣宗大中四年（八五○）中进士，累官右拾遗、中书舍人、左拾遗，以极论令狐绹之子滈恃权纳货，触怒权贵，贬华阴令。终商州刺史。生平著述甚丰，尝聚十五年所为文，封土掩埋，刻石为《文冢铭》。后编集十卷，名《文泉子》，早佚。明天启间吴馡辑为六卷，崇祯间闽人韩锡合为一卷。事见《登科记考》卷二二、邹鲁《广东通志》稿《列传》。诗四首。

刘蜕字复愚，长沙人。懿宗咸通间官左拾遗。曾流寓于射洪，聚生平所为文，掘土埋于南山，刻石曰文冢云。诗一首。(《全唐诗》无刘蜕诗)

陈三立（1859-1940），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九江修水）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光绪15年己丑（1889）进士，官吏部主事，期间曾参加强学会。光绪21年（1895），弃吏部主事官职，往湖南协助其父推行新政，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戊戌（1898）政变后，以“招引奸邪”之罪革职，移居于江西南昌西山峥庐。后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清亡后以遗老自居，1937年卢沟桥事变，绝食五日而死。其诗宗尚黄庭坚，风格清奇拗涩，是近代同光体赣派的领袖，梁启超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有《散原精舍诗》、《散原精舍诗续集》、《散原精舍诗别集》。

陈三立（1858-1937） 字伯严，一字敬原，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维新名臣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年少博学，不拘世俗，因深恶"八股文"，应乡试不遵八股文体，初选遭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1924年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邀至杭州，泰戈尔特地到净慈寺拜晤陈三立。1937年芦沟桥事变，曾言"我决不逃难。"平津继陷，日军欲招致三立，不应，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持帚驱逐，自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有《散原精舍诗》及《散原精舍诗续集》、《散原精舍别集》，又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伯严诗余读至数过，尝有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之叹。己酉春始欲刊行，又以稿本授余曰：「子其为我择而存之。」余虽亦喜为诗，顾不能为伯严之诗，以为如伯严者，当于古人中求之。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往有钜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思之来也无端，则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者，恶能使之尽合？兴之发也匪定，则倏忽无见、惝恍无闻者，恶能责以有说？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并世而有此作，吾安得谓之非真诗也哉？噫嘻！微伯严，孰足以语此？宣统元年五月，郑孝胥。

处乱世而有重名，则其言论予夺，将为天下视听之所系。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无尺寸之柄，彼乱臣贼子何惧于孔子？亦惧其名而已。今之天下，是乱臣贼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为孔子之徒者，其将以廋词自晦，置天下之是非而不顾欤？抑将体《春秋》之微旨，以天下之是非自任欤？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盖《诗》之义婉而《春秋》之义严，此难于强通者也。散原使余删其诗，余谓散原：「既有重名于天下，七十老翁，何所畏惧？岂能以山川风月之辞与后生小子争轻重哉？」使天下议散原之诗非诗而类于《春秋》，乃余之所乐闻也。郑孝胥书，壬戌八月。

有清三百年来，诗坛作者踵起，类多趣于神理声调，不敢少越新城、秀水、瓯北、樊榭诸子之绳武。及至同光间，遵义郑子尹、独山莫子偲、长洲江韬叔辈出，始稍稍矫其趣。至先生而益皎明昌大，天下靡然向风，称为陈郑（孝胥）体。然世尚多以先生之诗瓣香其乡先辈山谷，为江西派中宗匠。及至先生之集出，方晓然如郑君序先生之诗，所谓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不仅隶于江西社里也。先生之文，金石铭志，早已光烛四裔，其不拘拘于桐城，亦正如其诗之不可囿于双井也。承学之士，自能辨之。际兹世风板荡，俗学浇漓，幸硕果仅存，皤然一老，为群流仰止，不独为吾乡耆献之光，其高躅灵襟，亦镇自与名山同垂不朽也。壬申季冬，南丰吴宗慈附识。

右义宁师为茶陵谭瓶斋丈难寓所为古今体诗二十馀首，岁在丁卯，自杭迁沪之明年也。师用诗古文辞主东南坛坫者几三十年，独未尝致力于书，而持缣楮求索者无不应。尝为人写小文，其人即据以入石，以拓本遗师，师持示思亮曰：「吾书乃寿贞珉，不亦可以诧今之知书家者耶？」然成巨帙如此者，亦不一二觏也。当是时，师卜居塘山路，与丈宅密迩，思亮数相从两家饮啖语笑，往往移日。自师去沪，斯乐不可复得。今师已前归道山，一时同游诸耆宿，无复存者，丈宅亦熸于兵，十馀年间，死丧离乱之迹遂已如此，可嘅也夫！
散原诗集录入：顾青翎

唐宋以来，一切名士才人之集所作之语，此集扫除不少。然尚当自辟境界，自撑门户，以我之力量，洗人之尘腐。古今诗人，工部最善变格，昌黎最工造语，故知诗至今日，不变不创，不足与彼二子者并驾而齐驱。义理无穷，探索靡尽，公有此才识，再勉力为之，遵宪当率后世文人百拜敬谢也。四月望日，醉中宪又识。
凡知友往还见于诗题者，尝欲自定一例： 不称辈行。唐人最重氏族，以此自诩，人亦附和之。今则父子不相及，兄弟各异籍者有之矣。 不必称官。唐之诗人多有官职，（《高适传》所谓「诗人之达者，惟适一人」，语不可解。如张九龄、张说皆丞相，白居易、元稹皆尚书，韩愈亦侍郎，何云不达也？）文酒酬酢，多属宦游；今则诗人不必官，官人不知诗，两不相涉矣。鄙意不如称名，或用通称之字而注名于下，屡见不一见者名、字不必拘。宴集人多，不必明为何人。题图诗何能盎删？其人其事于图于诗有关系者存之，否则删之可也。质之伯严先生，以谓何如？不得已而称官，以古官易今制，固不当。然当曰侍郎、尚书，不当曰吏部、户部；当曰员外、主事、编修、检讨，不当曰翰林某部也。外官如总督、巡检，出身如进士、举人，均当直书。惟有一二难事：一为候补道、（吾意实官如兵备、督粮、巡盐，均可直书。）候补知府，（实官知府，亦可直称或系以地。）一为廪膳生员、附学生员。生员犹可，候补甚难。辞穷则变，或以此种借用观察。秀才，未为不可。易苏州府为姑苏，固滋淡笑矣，然观察、秀才既为今日通称，似亦无害。盖措辞不当之咎，举世当之，于我无与也。 伯严以为然否？ 乙未四月望日，遵宪妄书。

悼亡而有辞，以宣典悲也。然则亦宣其悲而止尔，奚有于辞乎。昔者庄生之妻死，庄生鼓盆而歌，论者达之。夫庄生之歌，庄生之悲也。庄土之悲之结而不解，而宣之于辞也，何达之有焉？余之为悼亡辞，先后若干篇，集而存之，以遗夫戚友之稔余悲者。凡以宣其悲，且广之于无穷，而非区区传其辞而然也。光绪七年辛巳春二月，义宁陈三立伯严自记于河北分守道厅事。

陈衡恪（1876-1923） 字师曾，号槐堂、朽道人，所居名唐石簃、染仓室(吴昌硕又字仓石，以示崇吴)、安阳石室等。江西义宁（今修水）人。陈三立长子，范当世婿。工诗书画印。曾任江西教育司长。病逝于南京。有《陈师曾遗诗》、《觭庵词》。

陈师曾1876-1923.9.12，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觭庵，江西义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凤凰，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陈三立长子，陈寅恪之兄。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13年到北京，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善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归国，执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1916年，赴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證、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并称“五星聚奎”。1927年6月，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遗书中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语。陈寅恪称其“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静安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人间词》、《殷周制度论》等。

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一作静庵，一字伯隅，号观堂，初名国桢。浙江海宁人。清诸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留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病归。授学部总务司行走。入民国，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国学导师。一度为清废帝溥仪召为南书房行走。民国十六年(1927)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为近代学术大家，考证上古史最见功力。早年治美学、戏曲学，亦有成就。论词倡"境界说"，影响深远。诗不多作，词尤工，往复幽咽。有《观堂集林》、《静安文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词集名《苕华词》，又名《人间词》、《观堂长短句》。

柳诒徵（1880-1956） 字翼谋，一字希非，晚号劬堂。镇江人。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及图书馆学家。早年任南京江楚编译局编辑，曾任江南高等学堂教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学部教员、东南大学国文史地学部教员，后主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教学期间更主编《学衡》、《史地学报》、《史学杂志》等学术刊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坛，与北方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有《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

陈隆恪 1888-1956，字彦和，又作彦和，江西义宁人。陈三立次子，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与陈寅恪一起考取官费留日，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先后任南浔铁路局局长、汉口电讯局主任、九江税务局主任、江西财政厅科长、秘书、南昌邮政储蓄会业局副理，解放后历任上海邮汇总局秘书、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有《同然阁诗集》。

邓广铭（1907-1998） 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 陈龙川传 》，深受指导胡适赞赏。曾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提出治史入门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受到史学界重视。尤工治宋史。有《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陈寅恪作序）、《宋史刑法志考正》、《岳飞》等。

1914.5.28-2005.12.23，原名匡一，号“九一”，斋名笔帘留香处、五金屋、二象室、夜吟馆。江西修水人，生于安徽安庆。黄庭坚三十二世孙。五岁学颜、柳字贴，诵诗词。后学“二王”书。早年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学界名宿，我国著名成就的者、教育家、书法家。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书画篆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被学术界称为“黄绮文化现象”。尤其在书法创作方面，独创“铁戟磨沙”体和“三间书”，“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中国北派书风”，“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1944年9月在昆明简师任教，1946年9月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8月在张家口工程学校任教，1951年3月在天津津沽附中任教，1951年8月在天津津沽大学任副教授，1979年12月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1981年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六届常委。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河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河北省社科院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会、河北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等。2005年12月23日17时，因重症肺感染、呼吸循环衰竭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1岁。

思越人·奉题黄绮兄词稿（丙戌五月） 罗庸
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我和黄绮老友为金石文字之交行二十多年了。这金石之交的涵义，倒不仅局限于都有金石文字的爱好，更由于经历了颇不平凡的凄风紧雨而心颜未改。我们还有一点共勉的志趣，就是相约不愿做“书奴”和“词奴”。有时就被人误为“别调”或“异端”似的。我没有用自谦的借口，推让给蜚声词坛的耆宿们为之作序，而径然承担任务，或许就因为这点情绪的鼓舞。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何永沂，广东中山小榄镇人，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二日在广州市出生；毕业于中山医学院。

长期在医院的病房、急诊室、门诊部一线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中医生能诗，代不乏其人。

我华古医书皆古文辞，其中间杂韵语，如《外科正宗》每方下附一诗；《针灸大成》诸證治下皆用七言韵句，《汤头歌诀》更无须论，此固与诗隔山隔水，然其音节韵法与诗通。医者诵习，久则入壳，曰曲径通幽，曰习于此，得于彼。中国尚有医国医人、良医良相之说，医人心系国运，医国人蒙其惠。杜甫虽非医生，但家有药栏，中老年皆曾“卖药都市”，当通医理。苏东坡亦然，生痔能自药自医而瘉。晚年居常州，知病必不起，乃不为自己开方，此二公皆以医国为己志。至近代西学东来，学医者读洋医书，写拉丁文，故浸润诗道者不多。或谓鲁迅、郭沫若皆学西医者，且终成一代文坛大匠。余曰鲁郭原本有古诗文基础，学西医乃半路出家，旋又还俗，是学西医而非业西医者，所开药方只关灵魂，无关体肤。粤何永沂君学于名牌医科大学，青于“不宜提倡”之年，长于文化遭革之岁，诗词如系缧绁，而永沂向此‘囚徒’投怀送抱。既在诊室，又倚吟窗，鱼与熊掌双取而不一舍，昼则医人，夜思医国，皆吹毛求疵，有人善之，有天厌之。君有句云“于国于家犹废纸，编成哭笑掷江湖”,诗词之不为世重，难为世用，堪为一叹。然掷于江湖而废纸者，岂君诗乎?王阳明曰：“人之诗文，先取真意”，君诗有真哭真笑，真感慨，真性情，投之江湖，江湖有幸。其真为废纸者，乃无哭无笑，装哭伪笑，如俳优之随锣鼓而舞之蹈之，随弦索而歌之哼之。此类诗多昧于是非之辨，妍媸之分，邪正之识。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媚世媚俗，迎时迎节，平庸低劣，摭拾牙彗。此类诗掷之江湖，江湖污染。余曾为诗词队列之加长加宽而喜，亦为废纸之叠高叠厚而悲。俯仰无憾于天地，去来无愧于黎庶，应人逝而诗生，勿人在而诗死，诗固赖锤炼，是精钢是粗铁，难欺明眼。有者经久而不锈，有者生日便是死期。“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极似卖矛又卖盾者声口，即“不新鲜”矣，何又“万口传”乎?然细味其意在望“江山代有才人出”，写时代之真情真事，歌时代之正气正声，为时代而呼李杜，勿弄生死同时或朝生暮死之物。

“歌暴尊秦颂圣时，谁能风骨似梅枝?江湖珍重董狐笔，不写人间造孽诗。

”此永沂愤造孽诗之多而发也。建国以来，运动如兵连祸结，造孽不断，颂美造孽之诗铺天盖地。“哀莫大于心死”，此等诗皆心死之作，全无半点人气活气，悲夫，其心为自家挖出晒乾乎，抑被人掏出剁碎乎?

永沂写出若干鞭笞各种造孽之诗，盖诗人以医者之明眸审视人间鬼蜮，望闻问切，直思刺肓之上，膏之下，逮二竖子以殛之。

然其诗照眼之间，状似委婉，以心电图观之，则起伏跌宕，轰鸣钟鼓，振幅酣恣，别有顿挫，嚼有馀甘。

“劫有馀哀人半老，史无前例幻全消”，“馀哀”，劫之重也；“半老”，劫之久也；“幻全消”，一道虹影，一幅海市，主观唯心主义，好梦破灭。

凡在劫中助纣为虐，企图捞取汤汁热、人肉腥之政客、左棍及盲信盲从盲动，助势成威之愚蠢，亦“幻全消”矣。

“村童雀跃乐洋洋，除夕家家豆腐香。

小巷深宵闻细语：一餐吃了一周粮”。此永沂诗中朴白之作。北方俗云：“富人吃肥猪，穷人吃豆腐”，此时豆腐身价提高到除夕珍品、稀罕物，可见平日豆腐也无。然笔锋一转，向更深处钻进。“一餐吃了一周粮”，岂饕餮者一餐猛吞一周之量，实乃一周之量不过一餐而已。细细算来，一月只有四、五餐粮食，一年只有十八天粮食，则人人有饿殍前程。而更可悲者，在饿而不许言饿。言饿得于深宵，得用细语(不敢大声也)。一九五七年广东某著名民主人士为民请命，称“农民面临饿死边缘”，被指为诬蔑社会主义，反动透顶。揭发、批判、斗争、大右派。小巷中人当然记忆犹新，口中言饿，可能招致口祸。必须枵腹而唱饱，“鼓盆”(空盆)而颂圣：嚼圣德之巍巍兮，填肚皮之胀胀。“君子食勿求饱”，吾民皆君子也，舜也尧也。啼饥号寒之权褫无寸缕！天乎，天乎，人间何世！

然政治上遭祸忒深者，仍为肠胃中无脂肪，头颅中有货色之文化人。

“廿年左氐春秋传，一代才人血泪场”(拙句)，永沂正当冠时，然不能少免。“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敲锣打鼓冻云开，不那寒宵圣旨来。任是山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红埃”，诗从唐人句“避徵徭”中化出，即除夕吃豆腐处也。

青少年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逆反中再逆反，彼中聪明者开始醒转，悟道。

在实践中已打破玄机，扫荡玄虚。

“兢兢战战彩云中，紫带环腰道转穷。

书要自焚龙要捧，文人无骨可怜虫”。诗咏某大翰林，位高云上，斑斓得很。为要表忠，自称要焚毁过去一切著作。此言之出，乃李斯变相焚书之议，终于引发一场史无前例之焚书烈火，使秦始皇自亏小巫。呜呼，无骨文人岂止一人哉。出卖朋友同志，取媚当道，以便“送我上青云”，此为一种，“战战兢兢，汗不敢出”，被迫大讲违心，此为又一种。虽有差别，后者可原，前者当诛，然为“可怜虫”则一。

文革已过去二十多年，然此类“虫儿”，既未死绝，也未冻僵。

“举国曾欢烹巨蟹，低头又见小蟛蜞”，蟛蜞，蟹之小者，俟有机会便出穴横行，威胁农田、水利、堤岸安全。若问蟛蜞姓甚名谁?南京一老教授称作“牛二”，永沂则道：“柴门闻吠寻常事，识得文痞旧姓姚。”

永沂“不是佳人不是贼，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联脍灸诗界，每使名家击节。

“也无风雨也无晴”原为东坡《定风波》中结句，作于元丰五年，时乌台诗案了结，几死而未死，被下放黄州。回首惊心，风雨如晦，前瞻来路，布云似盖。如系佳人，何以遭贬；如是贼，何以免杀。此联如赠东坡宜矣。于当代，不是佳人者，不是权贵，不是大款，不是歌星影后……；不是贼者，不再为改造对象，可免于挟起尾巴作人。耐人寻味者，资产阶级臭时，此辈头顶资产阶级屎盔，资产阶级香时，此辈则摘了资字大帽，与资产阶级脱离亲子关系，入藉纷纷下岗之无产者内。宜然知此联者，初见其人必曰“不是佳人不是贼”，相与大笑。

永沂诗中佳句佳什甚多，此处略举数例：

屈原问天我问心，生岂不哀死岂真。

厄运检书为伴侣，棘途强我作诗人，诗爱旁门能啖鬼，我无左道可通神。阿Q气救心良药，屡梦乘槎拥白云《放言》

神佛满天好打油，中华自诩是神州。

封来封去神千榜，却少神名号自由。《重读＜封神榜＞有悟》

居然戏假能成节，堪令吾徒眼界新。

皇历重翻一页页，宫中何日不愚人。《愚人节打油》

谁复幻虚寻蚁梦，自思无意惹蜂窝。

《遣怀》

日落松岗三碗酒，诗成读者半打人《生日杂咏》

永沂是位好医生，晚间仍常有电话问病者，不得安宁，难为他有如许逸兴、时间，其研究聂绀弩诗探秘索隐，每有创见，文行则大家学者，使研聂者服。

与余推心相交十馀年，仪态儒雅，白衣秀士。每抽暇自番禺携酒枉过，则必先招二三好友，酣畅淋漓，忘形尔汝，月旦诗文，考论天下。余患心疾住院，永沂几每日一长途电话，垂询查问，给予遥控。其为医也，取诗道之温柔敦厚；其为诗也，取医道之济世活人。时而披发仗剑，驱狐逐鬼。余敬其人，喜其诗，然从未当面捧之为西子王嫱，十全大补。某日永沂讨序而来，曰“知兄病惫，常不忍开口，好在诗有油味，可博一粲，有利于病。”余徘徊地狱天堂门外，鬼卒相凶，睛突突焉，刃铮铮焉，余不敢前，执永沂诗而挑之，鬼则愈怒，作欲砍状，余悚然退，自思此人间诗，不足与鬼神语也。乃以平素读其诗之零碎杂感，拼装成文，中多藉他酒杯，浇我块垒，如今假话假货充斥，余以之冒充曰序，可乎?

在当代诗人中，何永沂是一个异数。

一些有识之士称其诗为“点灯体”或“永沂体″，就是因为他的诗，以其卓拔的思想，融铸古今的艺术，自出机杼的创造意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予人以一种全新的感觉。他的许多优秀诗篇，已不胫而走，影响越来越深远。永沂的诗，少有春郊试马，志得意满的欢愉，亦罕见花前月下，温言絮语的陶情。给读者更多是扼腕的沉痛，仰天长思。许多人爱读何永沂的诗，倒不是喜欢自找苦吃，而是寻求心灵的契合，思维的警示。在我看来，他的诗思奇崛而又出手自然，冷香内蕴山河热，恐怕是读者倾注的主要原因，当人们惊呼当代诗词的走向之时，早已有一些诗人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作出了无愧于前贤的贡献，其中便包括何永沂。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特别恩赐，我想，永沂的诗将有永恒的生命。>/p>

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

顾炎武语录：“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

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集黄仲则诗：“只知独夜不平鸣，更值秋来百感并。

一日尚存休灭性，不妨明日有狂名。”

龚自珍语录：“……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

（《书汤海秋诗集后》）”

集龚自珍诗：“幽光狂慧复中宵，尘劫成尘感不销。

赖是小时清梦到，四厢花影怒于潮。”

陈寅恪语录：“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鲁迅语录：“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

更奇怪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古人并不醇厚》见《花边文学》）

郁达夫语录：“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目下流行著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聂绀弩语录：“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馀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

″（《＜散宜生诗＞自序》）“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散宜生诗＞朱正注本后记》）

邵燕祥语录：“……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疾恶如雠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

″（《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见《夜读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全文参看本书“附录″）

钱理群语录：“……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

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著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杨宪益、李锐、黄苗子、邵燕祥……等等）的试验證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又随便，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２０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

当了一次“文抄公″，套用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中的话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各家“先代为言之″，且奇警精辟、生动传神，只好照录可也。

在下医馀为诗，正如聂翁所说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旨在自娱″。

关于诗的游戏论，在我心中思之已久，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书中有《游戏与诗》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哲语连珠，全面详尽。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比他早一百多年，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它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之后，又有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王国维所论之“文学″当然包括诗在内，而且诗是文学“大家族″中最重感情者。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童真″和“缘情″。童真，“六九童心尚未消″是诗家的最高境界；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提到“诗缘情″说，人们自然会想到“言志″和“载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为己所用，他们把“言志″、“载道″的真善内涵抽去，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改制成两把枷锁，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另诱以科举功名，压以文字大狱，就像一把双锋利剑，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代代无穷。后又有“服务论″，诗成了服务小姐，“顾客″便是上帝，要察颜观色，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莺歌燕舞，供上一笑。后更有“工具论″，诗变得更加可怕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之一，如此，“为诗欠砍头″（陈寅恪句）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游戏″，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更何来无忌童言。总而言之，各家所说的“游戏″是指心灵的游戏，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尘世当大赦之，不要让它去“服务″，去投其所好，也无涉功利，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任情率真，无拘无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文赋》），钱理群所评的“打油诗″正是这种境界。拙诗道：“我爱诗真略带油″。

现在，请来看看本书封面，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上书“杂花生树，乱石崩云″八个大字，是我撰的集句联，“杂″“乱″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打油诗″。

“杂″，朋友们可理解为“杂诗″、“杂文″、“杂家″、也可以看作是“杂货摊″。此外，“杂花″也是野花，我写诗既非家传，也无师承，纯属自通自娱，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至于“乱″，吾诗不言“志″，不载“道″，不入“温柔敦厚″囿内，不衫不履，无教无法，“情之所至，诗词自来″而已，上述种种，是不是“乱″了套？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中的“乱″字，善莫大焉！

清入张潮道：“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亦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无憾耳。

″现《点灯集》编成在此，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不择言之病″,吾诗亦有，愧无良药，只好由它。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点灯》诸诗“口没遮拦，生动而过瘾”、并不以“口不择言″为病，反以为佳，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可见时代不同了。历史在进步，拙诗道：“友尽与时俱进者″，此所谓也。

是为自序。

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

诗歌须为时而作，白傅言之久矣。

变风变雅，此内容变化之时也。宋词元曲，此形式变化之时也。乃至于语体白话，此受欧西诗风浸润，内容与形式皆变之时也。

吾友何君永沂，以其精微洞察之力，写机智辛辣之诗，针对时代，与白傅讽谕异曲同工，可谓为时而作。

以“点灯″名集，显幽阐微，洞烛世态，此诗人立言之旨也。铸鼎象形，顽廉懦立，此诗人入世之愿也。读何君之诗，当作如是观。

《点灯集》作者自谓其诗“不伦不类、不规不矩、不温不柔、不敦不厚″，“正统派、庙堂派都看不上眼″。

窃以为《点灯集》之价值，恰在于此。

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象，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

《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象、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一个失掉自我的诗人，不成其为诗人。

《点灯集》有黄仲则，有龚自珍，有聂绀弩，更有作者自己——一个昂然而立直面人生的智者。

我是“江湖一个野诗人″，未入庙堂，不属正统。

酷爱聂诗、熊诗、何诗。聂、熊、何均为反温柔敦厚诗教之最力者，何尤甚。读他们的诗，可治文人的软骨證。

君诗取径广阔，今古同参，尤于当代名家之致意焉。

读其诗，冷焰奇气，迫人眉宇；风雨鸡鸣，惊人好睡。尤复博采语汇，腐朽神奇；直抒胸臆，奴视风雅。或有病其放诞不醇者，不知其可贵处即坐是。温柔敦厚云云，乌足以牢笼才人也哉。

永沂先生正式出版《点灯集》，忆录以往所上笺启中的读后之语以代评：（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诗功日深，诗境日进，“不作人间第二流″，正非虚语。

《自嘲》四律，郁怒排宕，如“诗随序变观桑海，邑有盲流愧杏林″，“未缘酒烈销前事，肃听宫深唱后庭″诸联，最与散宜生神似而非貌袭，佩服佩服。（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信）

拜读大作《点灯》（六——八月）选录，美不胜收。

其中《大梦》二律、《主、奴才、奴隶》（六叠），皆淬然见道之音，非寻常吟咏。而《夜饮剡溪值月圆》一绝，淡墨浓情，尺幅千里，尤得风雅之正，讽诵涵茹，心胸开宽，不徒艺境高妙已也。（二零零一年九月廿一日信）

大诗《三笑》三律，曼衍鱼龙，忧深虑远，吾于笔墨外窥其用心，即以“我存我处费吟哦″品之，何如？

大作熊鉴诗集代序，深入自得，而又足以阐发熊公诗心，论文难到之境也，佩服佩服。解“涌血成诗喷土墙″之“墙″，尤出人意外，顿开茅塞。（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信）

大作美不胜收，赠侯井天先生四律，尤见功力，“修道懒观儒外史，得闲来坐井中天″一联，概括侯公平生，深抉笺聂心事，巧切姓名而不伤雅，得散宜生家法，佩佩。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永沂《点灯集》要正式出版，大喜。

记得八年前我曾有诗题道：“敢在深宵大点灯，管他太守是田登。诗如紫外光犀利，穿透泉台十八层。″今觉意犹未尽，再题七律一首为贺：“何郎讽鬼又欺神，郁郁文章猛谑辛。说笑无妨三石假，言情必认十分真。点灯偏不留官面，起搏因怜缺氧人。正值儒林萧瑟日，杏林开出一枝春。″

何大夫：……君自谓首先是大夫，其次乃诗人。

弟未经君号脉，医道深浅未敢断。而作为诗人，君真一等才也，所作往往妙语如珠。而集句联一集，有庄有谐，有的令人喷饭，有的令人沉思，有看似未工而转妙者，佩极、佩极。（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

余患眼疾，持放大镜反复阅读《点灯》诗，视为一大快事。

还用卡片抄下几十副诗句佳联，在手边常读常新，有的佳句，在反复玩味之馀，兴犹未尽，忽而兴来就用宣纸写出，挂在书架旁以求读得方便，抬头便见也。

宋诗论大家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钟秀评：“严仪卿曰：‘诗有别才′，千古定论。

″（《观我生斋诗话》卷一）何君永沂读医书，操医业，而善于诗，洵具天赋“别才″、“别趣″。

严氏下文接云：“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李东阳评：“然非读书之多，穷理之至者则不能作。论诗者无以易此矣。″（《麓堂诗话》）李肯定严说是。永沂业馀芸窗穷研历代名家诗词，涵泳融贯，取精用宏，造诣诗风别具一格，正證严说不诬。

严沧浪又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崔旭评：“学者识之体，悟者识之用也。‘读书破万卷′，学也；‘下笔如有神′，悟也。″（《念堂诗话》卷三）严、崔所说“入门″、“立志″、“学与悟″“体与用″，皆植根于“识″。何君之诗有自己独具之“识″，不蹈凡俗，不落言筌。又与上说合。

才学识三者萃于一身，宜乎《点灯》卓尔不群。

在岭南，像熊鉴这样的诗人还有不少。

由于他们“公私交往久之，肺腑相倾，肝胆相照，蹇运近似，诗道复合″（李汝伦语），而且常有唱和，他们的诗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中国当代诗词界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独特的诗派，我想大概可以名之为“岭南派″吧。熊鉴、李汝伦、朱帆就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其实它至少还应该包括另外两位诗人，一位是身居武汉的，以“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而蜚声海内外的八十五岁高龄的老诗人贺苏先生；一位是以《点灯集》饮誉诗词界的中年诗人何永沂先生。（《读＜路边吟草＞》）

清梦楼主人何永沂兄近拟重订出版其大著《点灯集》，忆昔读《点灯》初本时，曾集其句得七绝一首，诗云：“一自飞霜冷小荷，尚留莺唱绕南柯。

烟花散尽天如墨，起读文山正气歌。″此集句诗自觉尚浑成，当合清梦楼主人脾胃，此亦不评之评也。

诗之为道，有如佛法，以心传灯，光明不绝。

何子永沂以点灯名集，其意或在斯乎！抑谓前灯已熄，何子以大精进力，见身为灯，欲度世人于渺漠暗冥之乡乎！

《点灯》诸诗，生动而过瘾，顺情直遂，口没遮拦，又能出以形象，为社会传神，为生民写照，而又有真我在，此境良不易到，佳作也。

何君点的是“无影灯″，手术台上，一切清楚了然。

于苦笑热骂、长针利刃间，隐藏著医者的仁心，所以为贵。有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画人之诗，何君的是扁鹊、华佗之诗。药石有灵，触手生春，深愿如此。

何子永沂，真率之士也。

术擅歧黄，性耽吟咏。所为诗词，渊源有自。悄立市桥，仲则之吟肩常拍；狂胪文献，定庵之坠绪遥承。尤可贵者，每以良医之眼观世，洞察疮痍，深明痼疾，故形诸笔墨，虽多骇俗之言，而皆率真之情也。如“随风日夕软丝长，舞态翩翩绿满塘。愧我亦曾腰几折，有何本事笑垂杨”(《垂杨》)，讽世之馀，亦反躬自问，具见仁人心肠。彼胁肩奔走，曲学阿世之徒，诵此能不愧死乎?又如“任是深山多绿意，也应无计避红尘。半生气短空馀骨，六载宵长苦待春”(《山居秋思》)，已落红尘，何来净土?纵欲追寻，亦犹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终归一梦。梦已成空，犹自苦待，其理想之执著，信念之真诚，直可感天地而泣鬼神矣。诵定庵“宫扇已遮帘已下，痴心还伫殿东头”之句，能不感极而生悲，悲极而奋起乎?际此星沉月落之时，一灯熠熠，红接混茫，照征人之前路，慰志士于长宵，岂不远胜于州官之火，旋烧旋空也耶。

永沂兄敏于事变，写作甚勤，贴近时代脉搏，弥漫社会气息，嬉笑怒骂，见诸笔墨。

惟于诗律则不甚措意，大抵自成一格，深具打油韵味，琅琅上口，抵死幽默，读者当有会心焉。其实诗艺多方，而大盗不止，虽秉春秋史笔，于事何补，要识牢骚发尽，旋惹新愁。湘泉痛饮，万方多难，抒情言志，自保灵根。诗中自有一片性情天地，繁花异卉，永沂惜之，并邀共勉。有诗为赠：“久慕医生大点灯，肺炎菌毒语丁宁。人间多少荒唐事，失笑统归非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