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晏先生曰：「礼称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阶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勒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是以圣居帝王之位，无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难及矣（《御览》八十七）。

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问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俊，芟夷秦项，包举寓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顗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圣德应期，然后能受命创业。至于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贤圣之分，所觉悬殊。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故所名之功异耳。少康生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御览》作「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杖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诸卿具论详之」。翌日丁巳，讲业既毕，顗、亮等议曰：「三代建国，列土而治，当其衰弊，无土崩之势，可怀以德，难屈以力。逮至战国，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争。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俊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诗书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过于二宗，其为《大雅》明矣。少康为优，宜如诏旨」。赞、毓、松等议曰：「少康虽积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遗泽余庆，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谗慝，不德于民；浇、𤡬无亲，外内弃之。以此有国，盖有所因，至于汉祖，起自布衣，率乌合之士，以成帝者之业。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语资则少康易，校时则高祖难」。帝曰：「诸卿论少康因资，高祖创造，诚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济勋，如彼之难；秦项之际，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必降于汉祖哉？但夏书沦亡，旧文残缺，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亦岂有异同之论哉」？于是群臣咸悦服。中书令松进曰：「少康之事，去世久远，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议论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隐而不宣，陛下既垂心远鉴，考详古昔，又发德音，赞明少康之美，使显于千载之上，宜录以成篇，永垂于后」。帝曰：「吾学不博，所闻浅狭，惧于所论，未获其宜。纵有可采，亿则屡中，又不足贵，无乃致笑后贤，彰吾暗昧乎」？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魏志·高贵乡公纪》注引《魏氏春秋》，又见《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二，四百四五十）。

武士相见别驾从事任光识量简大，执心贞固，使得对扬紫庭，必能抚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亮采，以弘急贤之义（《初学记》二十）。

敕：某执方技之学，游贵要之门。且有荐言，乞从补授。宜试员于庠序，俾脱迹于闾阎。匪预铨流，尚祗朝渥。

敕具官某：品秩异等，褒励庶工，稽劳序迁，厥有常格。惟尔持己之慎，服职之勤，会课以时，宜进厥位。锡兹明命，昭示宠嘉，往承朕恩，益思报称。可。

敕具官某：六尚奉御之臣，职任亲近，勤毖不懈，以及终更，宜进厥官，昭示奖激。肆予命汝，往其钦承。可。

晋鹿不克，群戎竞逐。乘时崛起。有天时人事，足以争衡中国，得三人焉，亦可谓不碌碌矣。刘渊之起离石也，好学承师，览《史》、《汉》诸子，议论宏远，耻一物不知。其后复呼韩旧业，假炎刘坠绪，役鲜卑、乌丸，如使仆奴；取蒲坂、平阳，如拉朽株。不幸而死，其子聪粲不足有为于天下。石勒擒王浚，走刘琨，南据洛阳，北据襄国，遂降曹嶷，取刘曜。其商搉是非，足以照郦生、子房得失；其雌黄人物，足以定高、光上下，不特雅好文学，考诸生经义而已。仅免其身，子弘弗克负荷，屠其家于季龙之手。苻坚最晚出，恳恳勤勤，尤在刘、石之上。废职之可修修之，绝世之可继继之。农桑于是乎课，学校于是乎立。其用王景略也似智；其不族鲜卑也似仁。若其取卫辰，降慕容晖，逐杨氏而制仇池，掳张天锡而守姑臧，奄长安而君之，有中国文物之盛，拥百万之众，卒土溃而瓦解。尚论古道之君子，临卷慷慨，未尝不太息遗恨于三人也。考论至此，窃意古者仁心仁政，诚自有规模制度，足以立万世纲纪，本数末度，皆有以相副，非徒以颐指气使，耸动天下。而虚文少实，所以夸示于人者，不足以寿国脉而追前哲也。今即三人之事而言之，勒之治差劣于坚，而渊之治又劣于勒。然而愈可纪则愈不立，粗有称则粗有后，著效之相反，而论报之不伦，岂天道高远，非人事之可及哉？坚有兄法，不得志于其母久矣。坚之弑君，本意自立，乃欲诈逊其兄以服众。法虽不许，犹不足以免其死。此其事亲从兄之初，固已不胜其伪。在位二十七年，安于忍而阻其兵。既袭有群雄，残民于锋镝之下，乃欲免其渠魁，以示姑息。好名之證，厥有端绪。至于伐晋一事，尤更昭著。其语道安也，则曰：「天生烝庶而立之君，所以除烦去乱也」。其语太子也则曰：「始皇之灭六国，其王岂必皆暴也」？以区区新造之秦，而有百万不息之师，内有好大喜功之心，而外盗渊、骞、夷、齐之行。鲜卑怨仇，布满畿甸；旧人族类，斥远遐方。心迹之相违，处分之乖谬，转战万里而徼幸于一胜，则坚之败也理也，非暂也。勒事伏利度则执利度，宴王弥则斩王弥，帝王浚而实袭王浚，其诡诈踪迹，亦不可缕数。用陈遐则取其诬谮，任季龙则纵其残虐。方之于坚，虽粗有磊磊落落之意，而其长策不立，欲虚文不实以欺天下，大率相似。渊始事成都王颖，既而背之。假以单于之名，犹未足以厌服其心。乃速建大号于天下，特戎略之杰者耳。彼皆生长晋世，习熟于名公贤士之论，知天下可以力取，而不可以力服，惴惴然欲以信义之名结天下，实非所好。王景略号称贤佐，犹不免拘拘政刑，无一毫宽大意，而况于陈元达、张宾、徐光之徒，日有性命不虞之忧，而望格其非心，跻之于圣贤，有天下之域，不可得矣。汉高祖未定天下，以关中为腹心，以丞相府图籍文书为政事，以三军缟素为基本。已定天下，则次律令，申军法，定章程，制礼仪，日不暇给，而规模宏远。光武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特见其迹者耳。北匈奴和亲之议，不用臧宫、马武之策。交阯二溪蛮比岁间作，所用为将者，必以马援。心迹相应，昭不可掩。载祀四百，未为幸也。项籍仁而敬人，瞋目叱咤，人马辟易。然起事而刺殷通，有天下而逐义帝，宰天下而使人怨不平。周世宗斩樊爱能、何徽，军声大振。取秦凤，平淮南，力非不足，而其功业所就，不过如此。论帝王子孙万世之计者，可以鉴矣。

高帝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给初郡。而初郡时时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费皆仰给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赀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臣闻人君有爱民之实意，而后有及民之实惠。汉世诏书出于人主之笔，精神心术之微，悉于诏见之。观高帝「欲省赋甚」之语，简严明白。继之文帝振贷减租之诏，勤勤恳恳。其爱民实意，皆可以对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泽者？汉赋有三，口赋以食天子，算赋以治库兵车马，更赋以给戍边。此诏所欲省，当是斯时又有献赋。郡国假献为名，重赋以为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汉之争未决，则初为算赋，及天下既定，则欲省献赋，以此见伤财害民无如兵费之重。兵费百出，而欲行爱民之政盖难，然爱民之意不可以兵而间断也。武帝元狩之诏，谓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非无爱民之意而好大喜功移之。臣尝考司马迁《平准书》，其论帝取财赡兵本末凡十馀节，一节害深于一节：曰江淮之间萧然矣；曰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曰三人言利析秋毫矣；曰吏道益杂而多贾人矣；曰稍稍置均输通货物矣；曰无虑皆铸金钱矣；曰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曰杨可告缗令纵矣；曰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曰株送徒入财得补郎，郎选衰矣，而终至于曰不敢言擅赋法矣而极。高帝欲为民省赋，帝乃听吏擅取非经常之赋，夫岂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颙颙待哺，恐废前功，惟求趣办，虽欲禁吏之不擅赋不可得也。益口赋三十，轮台悔之，犹幸此意不绝如线，而仁义之泽未至于遽斩，此所以寿四百年之脉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