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忠荐鲜于仲通率兵八万，讨阁罗凤于泸南，全军陷没。国忠掩其败状，叙其战功。又使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蛮，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自仲通、宓，再举讨蛮，皆中国利兵，物故者十八九。举二十万弃之死地，人衔冤毒，无敢言者。

右《杨国忠传第五十六》。赵高事二世，专务涂其耳目，山东盗起而不闻。后二世悔，问左右：「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庸蔽，指鹿面谩自不能知，何暇问关东哉？若玄宗英武不世出，国忠才驽下，非秦事比也，然一旦恣肆，权去己手，昏不知察，其祸乃不减赵高之于胡亥。至覆军二十万，以败为胜，旁无人敢以闻者，何哉？人君惟内有所嬖，不暇恤外事，有所信，不能择忠良，则堂下之事，虽如丘山，无由识之。国忠知上之可以欺而欺之，奸臣之常情。而当时满朝岂无忠贤一二？然人人畏惮国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国忠，而蒙昧如此，则远有禄山，十年包藏，何从觉之哉？故荀子论不蔽之福、蔽之祸，盖相去其间，不能以发，可不慎哉！

唐明皇使杨国忠物色朝臣以为宰相，韦见素以雅饬见知于国忠，遂白于上，由是得用。安禄山素怀反侧，至是请以汉将三十二人愿易蕃将，反状益明。见素屡以为言，议者犹以为非先知，可谓失言矣。夫禄山未反而见素知其必反，朝臣不言而见素倡言之，得不谓之先知乎？见素知禄山之将叛，不得不言。言而不听，惟有一去耳而不去，此其所以可罪也。作史者乃从而贬之，曰：「见素言禄山之反而不言其所以反，是助国忠以败王室也」。意若责见素以不言禄山之所以反者以国忠也，而不以此告明皇使斥而去之。易蕃将，见素言之国忠，国忠不应。已而又言之明皇，明皇不纳。察其心盖非助国忠者。禄山之所以反，以明皇之昏惑，国忠之奸邪而已。然其宠任之固有如山岳，决非一言可得而回，欲怒螳螂之臂而摇之，往即碎耳，何补于唐哉？为见素计，独有一去为策最高而不为，是可惜也。况见素用不由于正而得宰相，言不行于朝而享厚禄，在贤者为可羞，为见素计，则当去。作史者不责见素以此，而责其非先知，可谓失言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