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 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张脉偾兴，如郑之驷；又或谓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 [鹚？]，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 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 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 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 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况于鼓掌谈瀛，虚无缥缈，望之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又况于排斥谈天，诋为 不经，屏诸六合之外，谓当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者乎！觇国岂易言耶，稿既编定，附识数语，以志吾过。光绪十六年七月，黄遵宪自序于英伦使馆。

日本自将军主政凡五百年，世不知有王。德川氏兴，投戈讲艺。亲藩源光国作《大日本史》，立将军传，略仿世家、载记及藩镇列传之列，世始知尊王之义。后源松苗作《日本史略》，赖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张其说。及西人劫盟，幕府主和，诸藩主战，于是议尊王，议攘夷，议尊王以攘夷。继知夷之不可攘，复变而讲和戎之利。而大藩联衡，幕府倾覆，尊王之事大定矣。家康初政，颇欲与外国通商。继而天草教徒作乱，遂一意锁港，杜绝内外。下令逐教士，炮击外船。甚至漂风难民，亦不许回国，处以严刑。识者深忧之，而未敢昌言也。外舶纷扰，屡战屡蹶。有论防海者，有议造炮舰者，有欲留学外国者，德川氏皆严禁之。唱尊王者触大忌，唱通番者犯大禁，幕府均下令逮捕。党狱横兴，株连甚众。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死于刀锯，死于囹圄，死于逃遁，死于牵连，死于刺杀者，盖不可胜数。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明治初年，下诏褒奖，各赠阶赏恤。今举其尤著者十数人，著于篇，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

淮军名将阮炳福，字辅卿，合肥人。幼苦贫，咸丰初，天下大乱，粤匪入长江，踞金陵为伪都。公方为末校，皖陷，为贼掠去数载。十一年，偕程忠烈公学启投曾国荃营。同治元年，李文忠公创淮军，规江苏，公乃改隶淮军，为统领，东下，壁上海。时贼势盛，苏浙相应，官军久无功。文忠计先进太湖，断苏浙孔道，截贼后。于是吴江、嘉兴之役，公负创殊死战，擒贼首九人，连拔之。复略他县如破竹，贼援以绝，遂擒郜云官等八假王。复江苏，湘军亦克金陵，东南大定。奏克吴江为首坊，公授官总兵。六年，文忠受命平捻匪，八年，平回变，皆公为先锋，功冠诸军。中原西陲悉平，文忠移督畿疆。光绪元年，奏公为练军全军翼长，晋提督为大将，镇通、永、保、大、宣化间。十六年，卒于天津。综其战绩，凡四省、五府、一州、十县。朝廷追念殊功，诏附祀各省淮军昭忠祠，复令吴江、安徽、天津建立专祠，国史立传焉。公性奇勇，战则忘身，被伤竟体如刻划，血淋漓下，辄握灰土止之。左股中鎗弹，十馀年不出，往往作奇痛，则自手利刃剜去之，见者咋舌。事母至孝，忠王事，守身笃内行，淡泊寡欲，终身一娶，生五子，重名节，敬文士，居官廉介，不治生产。语详其家传中。公与先公交最善，余故知之审。伯子忠植，官至省长，余总角交。次忠枢，官至邮传部副大臣，其子余婿也。馀子亦宦成。近忠植书示《家傅》嘱题，亟写诗报之。昔公有神骏，日行六百里，因以为名。圉僮张禄善走，能奔及其马，随军驰逐二十年，竟先公一月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