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为赠绛州刺史马汇之行状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书佛经千馀言，期以报德」。又曰：「其居丧有过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详闻其世系事业，从少府请掇其大者为行状，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马汇者，盖北平郡王、司徒马遂之长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丧也。刺臂出血书佛经者，在韩子当辩，乃从而称之，韩子殆始识知乎佛经欤。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极，而孰可报之。今曰「期以报德」，韩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丧有过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掇其大者以为行状，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者，韩子亦欲人皆劝而从事于佛乎。吾考韩子为行状时，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韩子自谓素读书著文，其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其心。至此乃善汇为佛氏之事，岂韩子既壮，精神明盛，始见道理，乃觉佛说之为至耶？其后之虽稍辩佛，将外专儒以护其名，而内终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彻至老，以道理与大颠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毁乎？毁之，适足以自损，于佛何所伤也？虽然，《原道》先摈佛，何其太过，而行状推佛何其专也欤？韩子固亦不恒其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