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别来无日不念，辱近问为慰。垂示《浩气集传》，足见留意，亦一再观矣。大抵论学之难，如此等要切处，须涵泳体认，持之以久，方能通达。若只以己意悬断，则失之远矣。如苏与秦之说，辩则辩矣，然只是以聪明揣量，非讲学之道也。且是未识心之所以为心，既未识心，则所谓浩然之气者安所本哉？本源既差，则其立言何适而非病？纵使时有一二语摸度近是，亦非是也。后生顾岂当议前辈？然讲学不可不精于决择，虽毫发亦不容放过，况本源初未是者哉？今当本孟子之意，而参以程子之说。孟子以集义为本，程子以居敬为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学者于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则所谓浩然之气者，浅深当自知之。若不于此下工，遽欲想象，强气体使之充，正是助长之甚者，其为害反大矣。以直养之说，要将直来养气，便是私意，有害于养，故孟子只说养而无害，不是将一物养一物也，与涵养以敬自大不同。敬便是养也，敬者心之道，所以生生也，与直字义异，须细味之。所问《大学》正心之道，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惧，程子固尝言之。至于忧患好乐，所以治之者亦不越乎此。盖克己所以治好乐，而明理所以治忧患也。大抵用工处，克己、明理二端而已（如前所云，居敬则克己在其中，集义则明理在其中，亦是二端也。）。汪玉山所谓《二程语录》，尝因探讨一事，即为刊正数处，此论亦未然。盖在己若见未到，看先生说话未出，却便据己见刊正，岂不为害？要须平心易气，深潜默体，于其疑则与师友讲论问辩焉可也。《诸葛忠武传》录呈，有当删正及当增益者，不惜示及。家亦有集，但殊不类诸葛公语，当非本书。王子思所编似太草草，某中间所载公之语云「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乃得之《贞观政要》中，不知向前别曾有处载此否？刘子澄亦得书。仲信令兄必归侍旁，烦为致意。某见吾友下问之诚，据鄙怀不敢有隐切，不必示它人也。寒甚，呵笔奉此，更惟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