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伏以露滋月肃，霜戾秋登，恭惟子晦浔州史君十乘以先，千骑居上，天棐前茅，台候动止万福。某自顷于雷仓许得所移书，且寄书策石刻等，欲报而无驿使，蹉跌至今，此宜获大何而反辱嗣音，贤者难量固若是哉！某山樊一槁人耳，雉兔之与处，鱼虾之与侣，以贫而求抱关，以惫而上印绶，以疾而辞皮冠，以年而抽手板，此其异于桃林之归牛、柳营之汰卒者几希。而来教有去就勇决之褒，正与朝菌论年、夏虫语冰耳。至拟之范蜀公，尤非其伦，是何子晦胸中扰扰多蜀公也。子晦业可大而卷之怀，齿鼎盛而缩其袖，曰亦爱矣者，当如是乎？来教又有坦然忘世之语，若有深望于仆者，又何不自望而仆望也？然窃闻子晦有青云故人，吁焉而弗之往，啖焉而弗之享，晦庵先生之门不曰鲁无君子者耶？敬畏敬畏。自亡友敬夫一去，八桂西民夺其母也久矣。今又得子晦，西民可无贺乎？学道爱人，努力努力。未见，自珍。吾道亨窒，惟马首是瞻。

朱熹/学传二程，才雄一世。虽赋性近于狷介，临事过于果锐，若处以儒学之官，涵养成就，必为异才。

袁枢/议论坚正，风节峻整。今知处州。

石起宗/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櫰/奇伟之节，恬退之心，士论所称。久置闲散。

郑侨/立朝甚劲正，持节有风采。

林枅/外温中厉，遇事敢为。

蔡戡/器度凝重，学问该洽。

马大同/文学政事，士林之英。至于持节，风采甚厉，官吏皆肃。

巩湘/今之儒先，世之吏师。

京镗/性资静悫，文辞工致。

王回/俊辩而文，敏手而裕。

刘尧夫/尝冠释褐，立朝敢言。

萧德藻/文学甚古，气节甚高。其志常欲有为，其进未尝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为湖北参议官。

章颖/早冠多士，其学益进。立朝鲠挺，公论推表。

霍篪/儒而知兵，长于论事。至于两淮利害，尤其所谙。

周必正/工于古文，敏于吏事。临疑应变，好谋而成。

张贵谟/上庠名士，有才有谋，可应时须。

刘清之/得名儒朱熹之学，传乃祖原甫之业。

汤邦彦/学邃于《易》，得先天之数；才济于用，有经世之心。

王公衮/儒者能断，吏事敢为。剸繁摧奸，尤其所长。

莫漳/长于史学，达于吏治。

张默/魏公之侄，能传胡文定《春秋》之学。所至作吏，皆有能声。

孙逢吉/学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黄钧仲秉以国士待之。梁榜，升朝，前知袁州萍乡县。

吴镒/早以文词，受知名胜，如张安国、沈德和、黄仲秉皆以国士待之。京官，今知郴州郴县。

王谦/风力振耸，勇于摧奸。立朝蹇蹇，士论归重。

谭惟寅/文辞甚古，志操甚坚。尝除太学博士，今知郴州。

但中庸/有学有文，操守坚正。持节布宪，风采甚厉。

韩璧/直谅修洁，人称其贤。

李诵/恬退难进，廉吏之表。升朝，今为江州德安知县。

余绍祖/德胜于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叶元潾/和而有立，早有奇节。故相叶颙子昂之侄，今为江西提举司干官，待次。

廖德明/所学甚正，遇事能断。选人，前韶州教授。

赵充夫/廉明彊济，治行甚高。升朝，今知临江军新喻县。

左昌时/吏能精密，所至有声。新知真州。

胡思成/和粹而贤，敏达于政。尝知安丰军。

赵像之/能文练事，淡如寒畯。今为随州通判。

孙逢辰/儒术饰吏，廉操瘉人。

刘德秀/议论古今，切于世用。郑榜，京官，今知湘潭县。

施渊然/工于古文，恬于仕进。前任监和剂局，今任祠禄，升朝。

祝禹圭/气节正方，议论鲠挺。

张泌/器宇粹和，文辞工致。与其弟涛俱有令名，前辈称「吴中二陆」。

李大性/四六诗句，甚有律令。

李大异/尝冠别头，仕优进学。作文下语，准柳仪曹。

李大理/学问殚洽，吏事通明。

曾三复/以文策第，以廉禔身。作邑有声，尽罢横歛。梁榜。

曾三聘/刻意文词，雅善论事。萧榜，选人，前西外宗学教授。

徐彻/诗句明爽，笺奏典重。作邑爱民，办而不扰。郑榜，升朝，今知临江军清江县。

赵彦恂/吏能精敏，不择剧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今任宫观。

王澬/治郡有闻，惠而能办。前知吉州，正当茶寇之锋，修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宫观。

虞公亮/力学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陈谦/学问深醇，文辞雄俊。声冠两学，陆沉下僚。

李沐/大臣之子，而绰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隽，而益厉文辞之工。

李耆俊/其进虽非科级，其文尤工四六。今知柳州。

严昌裔/学甚正，守甚坚。盖尝师张魏公而友钦夫。

陈字/事母至孝，作郡甚办。临事应变，事集而民不扰。

卢宜之/作文有古人关键，日进未已。至于吏能，乃其馀事。

苏渭/通敏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郑郧/持身甚廉，爱民甚力。尝知南雄州保昌县，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反之，民情翕然，至今去思。

赵善佐/为政和而有威，治赋缓而自办。章贡吏民，无不安之。

胡澥/名臣之子，修洁博习。州里有闻，能世其家。今为抚州宜黄丞，其父字邦衡云。

凡六十人。

人物粤产古不多见，见必奇杰也。故张文献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继之，两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粤产亦盛矣哉。盖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馀岁，粤产二人而止尔，则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谓以文取人，抑末也。两公俱以文学进，以名节显。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废人可乎？两公立朝，忠言大节多矣，而谏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诛安禄山；留范希文，排张尧佐，此尤治乱之所先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宝之斁，庆历之隆，岂适然哉？虽然，文献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为襄公憾。吾独不然，圣贤君子之于斯世，顾道之行与否尔，相与否奚顾哉！两公者道行则宋隆，道不行则唐斁。然则两公之于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后之有为之主，有志之士，能知两公遇不遇之说，诹诸往，度诸来，必有超然寤，慨然叹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庀职数月，谓两公庙祀而不于庠序，非所以风励学者也，谒于太守徐侯琏、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属某记之。则招诸生而谂之曰：二三子庐于斯，饔于斯，业于斯，进而拜先圣先师曰：莫予云范。退而瞻两公曰：莫予云磋。跂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殖。可乎？不可也。不可而莫予云续，何也？二三子盍思之！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诚斋野客庐陵杨某记（《诚斋集》卷七二。又见同治《韶州府志》卷一九，光绪《曲江县志》卷六。）。

放：四库本作「以后」。

前日便中伏辱近告，感慰亡量。信后秋清，伏惟尊候万福。熹比与纯叟及廖子晦同登云谷，遂来武夷。数日讲论甚适，今将归矣。偶浦城林叔文见访亦累日，云尝从徐诚叟学，颇能道其绪言。今欲至浙中谒知旧，以葬其亲，意亦可怜。或恐有求馆客者，其人老成笃实，得垂记念，幸甚。临行草草附此，未暇他及。惟千万为道自重。

「正颜色斯近信矣」，此言持养久熟之功。正其颜色，即近于信，盖表里如一，非但色庄而已。以上下两句考之可见，非谓正颜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养有素，则正颜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诺者，未有以副其诺而预诺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许人之类（《集解》不用此义。）。

尽心以见处而言，尽性以行处而言。

易箦结缨，未须论优劣，但看古人谨于礼法，不以死生之变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心，此是紧要处。子路仕卫之失，前辈论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见不到，非知其非义而苟为也。

以道左为无用，则道乃无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亲切之妙，道是统言义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亲疏，其实则无二物也。《中庸》曰「修道以仁」，胡子亦谓「人而不仁则道义息」，意亦可见。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万物之始，对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万物之始，对亨、利、贞而言，四时之序也。错综求之，其义乃尽。

功用妙用之说，来谕得之。

所谓天地之性即我之性，岂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说亦未为非。但不知为此说者以天地为主耶？以我为主耶？若以天地为主，则此性即自是天地间一个公共道理，更无人物彼此之间、死生古今之别。虽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为主，则只是于自己身上认得一个精神魂魄，有知有觉之物，即便目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谓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与语死生之说，性命之理哉？释氏之学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讳之，却去上头别说一般玄妙道理，虽若滉漾不可致诘，然其归宿实不外此。若果如此，则是一个天地性中别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杂，改名换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阴阳造化，而为天地阴阳者亦无所施其造化矣。是岂有此理乎？烦以此问子晦，渠必有说，却以见谕（《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一。又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九，《考亭渊源录》卷一六，《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同书学行典卷七五、一○一、一四七。）。

宋浙本「不」上有「已」字。

前日托俞尉附一书，当达。比日远惟侍学增胜。前所恳令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为落笔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朔」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画象赞》，谩录去，烦呈令舅一观，求其未当处。旦夕画成，当并以拜浼，早得刊定为幸耳。李积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不满人意。小技难精犹如此，况其大者乎。得连嵩卿书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岂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尧舜托生之语为證，渠诸人未有以折之。伯谟可与克明各下一语，便中见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京约来相聚旬日，不知能约诸同志者同为此会否？但恐不欲令诸生又废业耳。

德明旧尝极力寻究，于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广大虚静，范围天地，根本万物，《易》所谓「寂然不动」，《中庸》所谓「喜怒之未发」者是也。人惟习而不察，故不知有贵于己者为何物。君子知夫此，复加修治之功，庶几于本欤。德明将以此为大本，渐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见是否。

圣门之学，下学而上达，至于穷神知化，亦不过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释氏理须顿悟，不假渐修之云，则是上达而下学也，其与圣学亦不同矣。而近世学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说合之，是以为说虽详，用心虽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是说情之未发，无所偏倚。当此之时，万理毕具，而天下万物无不由是而出焉。故学者于此涵养栽培，而情之所发自然无不中节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极力寻究，忽然有感，如来喻之云，然后为得也。必若此云，则是溺于佛氏之学而已。然为彼学者自谓有见，而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实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尝略见彷佛。甚者披根拔本，颠倒错缪，无所不至。则夫所谓见者，殆亦用心大过，意虑泯绝，恍惚之间，瞥见心性之影象耳。与圣门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学，岂可同年而语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谓敬，不之东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则何时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须如释氏摄心坐禅始得。德明又虑至此成「正」与「助长」，故近日又稍体究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说。盖礼则严谨，乐则和乐，两者相须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谓于外事思虑尽悠悠。又曰「既得后便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故谢子因之为展托之论。德明又恐初学势须把持，未敢便习展托。于斯二者，孰从孰违？虽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为先。窃谓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则本心之仁得矣，夫复何事？尝试求之，觉得难甚。先难后获，宁不信然！

二先生所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得。夫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俨若思」。又曰：「事思敬，执事敬」。岂必以摄心坐禅而谓之敬哉？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非是著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此可见也。「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后，则自然心与理会，不为礼法所拘而自中节也。若未能如此，则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礼法之人尔。亦非谓既自得之，又却须放教开也。克己复礼，固非易事，然颜子用力乃在于视听言动、礼与非礼之间，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无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难而后获欤。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难，亦不考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窃谓万物在吾性分中，如鉴中之影，仰天而见鸢飞，俯渊而见鱼跃，上下之见，无非道体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时，必有参乎其前而不可致诘者。鸢飞鱼跃，皆其分内耳。活泼泼地，智者当自知之。

鸢飞鱼跃，道体无乎不在。当勿忘勿助之间，天理流行正如是尔。若谓万物在吾性分中，如鉴之影，则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横渠先生所谓「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讥此尔。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则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则知死之理，存乎我者，无二物也。故《正蒙》谓「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而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窃谓死生鬼神之理，斯言尽之。君子之学汲汲修治，澄其浊而求清者，盖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为造化阴阳所累。如此则死生鬼神之理将一于我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彼释氏轮回之说，安足以语此？

尽爱亲、敬长、贵贵、尊贤之道，则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变化、万物受命之理，则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晓子路，然学不躐等，于此亦可见矣。近世说者多借先圣之言以文释氏之旨，失其本意远矣。

德明伏读先生《太极图解义》第二章曰：「动而生阳，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始也。静而生阴，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谓无极之真诚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不息，而万物继此以出与因此而成者，皆诚之著。固无有不善者，亦无非性也，似不可分阴阳而为辞。如以资始为系于阳，以正性命为系于阴，则若有独阳而生、独阴而成者矣。详究先生之意，必谓阳根于阴，阴根于阳，阴阳元不相离。如此，则非得于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继善成性分属阴阳，乃《通书》首章之意，但熟读之，自可见矣。盖天地变化不为无阴，然物之未形则属乎阳。物正其性不为无阳，然形器已定则属乎阴。尝读张忠定公语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属阳，著字以后属阴」，似亦窥见此意。

德明平日鄙见，未免以我为主。盖天地人物，统体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岂遽亡之？夫水有所激与所碍则成沤，正如二机阖辟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沤亦不得不谓之水，特其形则沤，灭则还复，是本水也。人物之生，虽一形具一性，及气散而灭，还复统体是一而已，岂复分别是人是物之性？所未莹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为果飨耶，神不歆非类，大有界限，与统体还一之说不相似。若曰飨与不飨盖不必问，但报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诗》《书》却明言「神嗜饮食」、「祖考来格」之类，则又极似有飨之者。窃谓人虽死无知觉，知觉之原仍在。此以诚感，彼以类应。若谓尽无知觉之原，只是一片太虚寂，则似断灭，无复实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则智愚于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于鸟兽草木，愚不同于圣，虽以为公共道理，然人须全而归之，然后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则人何用求至贤圣，何用与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于一死而不害其为人，是直与鸟兽禽鱼俱坏，懵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论，向来奉答所谕知生事人之问已发其端。而近答嵩卿书，论之尤详。意明者一读当已洞然无疑矣。而来书之谕，尚复如此。虽其连类引义，若无津涯，然寻其大指，则皆不出前此两书所论之中也。岂未尝深以鄙说思之而直以旧闻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报，幸试思之。盖贤者之见所以不能无失者，正坐以我为主，以觉为性尔。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变化，万物受命，虽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谓反身而诚，盖谓尽其所得乎己之理，则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谓尽得我此知觉，则众人之知觉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则有是气。苟气聚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沤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谓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张子所谓二气之良能，皆非性之谓也。故祭祀之礼以类而感，以类而应。若性则又岂有类之可言耶？然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故上蔡谓「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盖谓此也。然圣人之制祭祀也，设主立尸，焫萧灌鬯，或求之阴，或求之阳，无所不用其极，而犹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诚恻怛，精微恍惚之意，盖有圣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浅知见执一而求也。岂曰一受其成形，则此性遂为吾有，虽死而犹不灭，截然自为一物，藏乎寂然一体之中，以俟夫子孙之求而时出以飨之耶？必如此说，则其界限之广狭、安顿之处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开辟以来，积至于今，其重并积叠，计已无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炉，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谓实然之理，不忧其断灭也。今乃以一片大虚寂目之，而反认人物已死之知觉谓之实然之理，岂不误哉？又圣贤所谓归全安死者，亦曰无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则可以无愧而死耳。非以为实有一物可奉持而归之，然后吾之不断不灭者得以晏然安处乎冥漠之中也。夭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是乃无所为而然者。与异端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后学者，正不可同日而语。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见为此之说，所以为说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举其端，其曲折则有非笔舌所能尽者。幸并前两说参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实下穷格工夫，使其积累而贯通焉，则于此自当晓解，不必别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旧说，不肯如此下工，则拙者虽复多言，终亦无所补耳。

德明自得赐诲，日夕不去手，䌷绎玩味，未能尽究，亦尝随所知而为之说。盖天人无二理，本末无二致。尽人道即天道亦尽，得于末则本亦未离。虽谓之圣人，亦曰人伦之至而已。佛氏离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择，四端五常之有于性者，以为理障；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所不能无者，以为缘合；甚则以天地、阴阳、人物为幻化，未尝或过而问焉，而直语太虚之性。夫天下无二理，岂有天人本末辄生取舍而可以为道乎？夫其所见如此，则亦偏小而不全矣。岂所谓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学哉？圣门下学而上达，由洒扫、应对、进退而往，虽饮食男女，无所不用其敬。盖君子之道费而隐，费即日用也，隐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则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应对、酬酢、食息、视听之顷，无一而非理者，亦无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丧矣。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习之熟，则隐显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乌足以语是哉！佛氏之所谓悟，亦瞥见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实然而不可易者，则未尝见也。其所谓修，亦摄心寂坐而已。弃人伦、灭天理，未见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谓其卒不近也。喜怒哀乐之未发，即寂然不动者是也。即此为天地之心，即此为天地之本。天下无二本，故乾坤变化，万类纷揉，无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灵而为人，而于四者之际渊然而虚静，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无所偏倚而谓之中，孟子以其纯粹而谓之善，夫子即谓生生之体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体一，亦未尝离于日用之间。此先生所以谓其分明不待寻究者也。某昔者读纷然不一之书而不得其要领，泛观乎天地阴阳、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迩求远，未免有极力寻究之过。亦尝闻于龟山先生之说曰：「未言尽心，先须理会心是何物。若体得了然分明，然后可以言尽」。某前日之说，正坐是也。然道无须臾可离，日用昭昭，奚俟于寻究？此先生所为丁宁开喻，某敢不敬承。至于鉴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几殆也。某昔者閒居默坐，见夫所谓充周而洞达者，万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鉴影之譬为近，故推之而为鸢鱼之说，窃以为似之。先生以太虚万象而辟其失，某读之久，始大悟其非。若尔，则鸢鱼吾性分为二物矣。详究先生之意，盖鸢鱼之生，必有所以为鸢鱼者，此道体之所在也。其飞其跃，岂鸢鱼之私？盖天理发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长之间，天理流行，无纤毫之私，正类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谓之同。某鄙见如此，未知合于先生之意否乎？其它死生鬼神之说，须俟面求教诲。

来喻一一皆契鄙怀，足见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谬也。其间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属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条对。更愿益加辨学之功，所见当渐真实也。

所谕《诗》说，先儒本谓周公制作时所定者为正《风》《雅》，其后以类附见者为变《风》《雅》耳，固不谓变者皆非美《诗》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处，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晓者，此未易考。但圣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恶，此则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须问其篇章次序、事实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圣人垂示劝戒之意，则《诗》之用在我矣。郑卫之诗，篇篇如此，乃见其风俗之甚不美。若止载一两篇，则人以为是适然耳。大抵圣人之心宽大平夷，与今人小小见识、遮前掩后底意思不同。此语亦卒乍与人说不得，且徐思之，俟它日面讲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五。又见民国《顺昌县志》文卷二。）。

子晦：淳熙本作「教授」。

《乾》之四德，以贞配冬，无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犹未莹。岂以一岁之功、万物之成毕见于此，如智之明辨者乎？

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

以五常之道配五典之伦，则仁行于父子，义行于君臣，礼行于长幼，智行于夫妇（智所以别。），信行于朋友，皆不易之定理。《中庸或问》首章不以礼主长幼，智主夫妇，何也？岂以礼与智通行无间，不当指定分配也欤？

智字分配，似稍费力，正不必如此牵合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其在人者不越仁义两端而已。阳为仁，阴为义。自此推之四端，窃谓礼亦阳德，仁之属也；智亦阴德，义之属也。如火木皆阳，水金皆阴之类。不识然否？

此段无可疑者。

德明读先生《诗传》，极有感发，始知《诗》真可以兴也。所疑正、变《风》《雅》，已荷开晓。又见教读书之说，且云圣人之心宽大平夷，与今人小小见识、遮前掩后底意不同。夫温柔敦厚，宽大平夷，固《诗》之教。求诸《绿衣》、《终风》、《柏舟》、《考异》，尤晓然可见。但所谓小小见识、遮前掩后者，不知所主何意？于《诗》何与？岂只以所载刺诗有淫亵不可告语者，圣人亦存而不删也耶？所疑未得，伏乞批诲。

鄙意初亦正谓如此。但宽大平夷，亦举大体而言，不专指此一类也。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获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狱事人命所系，尤当尽心。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出有罪为能，而不思善良之无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则不可无也。所示疑义甚善，但一二处小未圆备，别纸具去。职事之馀，更能玩意于此，固佳。然观书亦须从头循序而进，不以浅深难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详密。至于浃洽贯通，则无紧要处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拣难底好底看，非惟圣贤之言不可如此间别，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叠。纵然用心探索得到，亦与自家这里不相干，突兀聱牙，无田地可安顿。此病不可不知也。

子晦所论「始终条理」甚善。然去岁见三山上游诸论皆不可晓，何耶？岂同官所见不同，难力争耶？至中固不当以始终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时眼中见得亲切，故其发而能中耳，发处方用得力也。其它则所论皆善矣。国材以仁喻心之说，恐渠记之误，不应如此谬妄也。理一分殊，便是仁义之理不待行之而后为义也。以行之为义，乃是告子义外之说，自韩子失之矣。大抵仁义礼智皆心之理，而仁在其中又无所不包，故孟子以人心言之。如四端皆心之用，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亦可见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未可便说言不必信。盖言欲其信，然须是近义，然后言可复而能全其信。此正言虑所终之意也。「竭力」非不敢有其身之谓，「卒至于不敢慢」，语尤无序，皆不必如此说。四端一段甚好，此义理之纲领，能如此推明，甚慰所望也。「说大人」之义，熹尝说《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视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苏秦嫂所谓见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见识也。若能勿视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则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万物皆备于我」，下文「反身强恕」皆蒙此句为义，不可只说一截。所谓反身而诚，乃穷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贯通纯熟，与理为一处，不可只以敬字尽之也。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静以听之。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若着些利害，便不免开口告人，却与不学之人何异？向见李先生说，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难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则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说，以为何至如此。后来临事，却觉有得力处，不可忽也。若閤中不快，亦无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著脊梁与它厮崖，看他如何自家决定，不肯开口告他。若到任满，便作对移批书离任，则它许多威风都无使处矣，岂不快哉！东坡在湖州被逮时面无人色，两足俱软，几不能行。求入与家人诀，而使者不听。虽伊川先生谪涪陵时，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陈了翁被逮，闻命即行，使人骇之。请其入治行装，而翁反不听。奇哉奇哉！愿子晦勉旃，毋为后人羞也。此间有吴伯起者，不曾讲学，后闻陆子静门人说话，自谓有所解悟，便能不顾利害。及其作令，才被对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厅前唱喏。若对移做押录，即逐日抱文案去知县案前呈覆。更做耆长壮丁，亦不妨与它去做，况主簿乎？吴不能用，竟至愤郁成疾而死。当时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许多下情，所失愈多。虽其临机失于断决，亦是平日欠了持论也。「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于虞人，而孟子亦发明之。李先生说「不忘」二字是活句，须向这里参取。愚谓若果识得此意，办得此心，则无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权势威力亦皆无所施矣。前幅未尽鄙意，故复布此。试反复之，当自有判决处。

唐臣问：「《中孚》传曰：『中虚为中孚之象，中实亦为孚义』。又曰：『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又曰：『中虚为诚之象，中实为孚之象』。夫有本则有质，有诚则有孚，盖即质生于本而孚出于诚也。似有终始，似有先后，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为终始先后也。故分而言之则曰中实，合而言之则曰中虚。分谓二体，《兑》与《巽》也。合谓全体，《中孚》是也。二体以刚而得上下之中，虽曰实矣，及其成体，则二柔在中而又生于虚焉。盖虚中未尝无实，而中实未尝不虚也。以虚为实之体，而实为虚之用，虽曰体曰用，又不可歧而为二也。大抵虚根于实，实出于虚。及其虚也，实之理未尝不在焉；于其实也，虚之义未尝不存焉。但不可执其虚而忘其实，忘其实则无质也，无信也；又不可泥其实而失其虚，失其虚则无本也，不诚也。是犹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静无而动有，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夫天地之间，一元之气杳冥无迹，岂非虚耶？万物生成，各具形器，岂非实耶？然物虽成形，岂能离于一元之气？岂能舍于物而自用哉？在今学者，体天地之化，尽形色之，则中不可不虚，亦不可不实。存养在我，则中心广大，纤毫不留，不失于信之本，不忘于诚之象，岂非虚耶？应接于外，则必矜细行，克勤小物，不失于信之质，不忘于孚之象，岂非实耶？此亦伊川先生所谓『由乎中以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之义也。如是则体用一源，内外交养，岂不美哉！某读《易传》而有此疑义，万望详教」。德明答云：「《中孚》之义微奥，岂德明所能识？尝试考诸卦体，二、五皆阳而中实者，中心纯实而有信之义也。内外皆实而中虚者，中心虚明而能信之义也。就所主而言，则中实为信之质；就所感而言，则中虚为信之本。又以泽风二象言之，则水以虚而受风之入，下以虚而受上之感，皆所以为信也。其体其实其虚，一归于信，此《易》之所以变易而无不各极其道，而《中孚》之义著矣。来说谓虚中未尝无实，实中未尝无虚，固善；又谓虚根于实，实根于虚，又以一元之气为虚，万物生成为实，其言窃恐有病。《精义》云：『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其曰万象已具，则虽冲漠无朕之际已不为虚矣，况于一元之气所既有者，得为虚乎？此几于老氏『有生于无』之论，见辟于《正蒙》之书者也。又以存养于中、应接于外为两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应乎外』之本意。不审高明以为如何」？

唐臣问：「吕与叔尝言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学者先务，固在心志，然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为物来夺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它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意，不一则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陋，皆是敬之事也』。此二条一以实为主，一以虚为主，而皆收入《近思录》。唐臣以愚意度之，虚以敬言，实以事言。以敬为之主则虚，虚则邪不能入；以事为之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故程先生于『有主则实』下云：『自然无事』，于『无主则实』下云：『实谓物来夺之』。详此二条之意，各有所在，不可并作一意看。未知是否」？德明答云：「有主则实，有主则虚，虚实二说虽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谓以敬为主也。敬则其心操存而不乱，虚静而能照。操存不乱，外患自不能入；虚静而能照，外物自不能干，无有二事。程子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敬则自虚静』，又曰『敬胜百邪』，意亦可见。只缘吕氏患思虑多，程子谓其中心无主，所致如虚器入水，破室致寇，故言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后来学者又欲尽屏见闻知思，程子以为人心不能无感，如鉴不能不照，但涵养清明，则自无纷扰，不待屏除也，故言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各有攸当，皆是以敬为主。若歧而为二，恐非程子本意。又前言有主则实，则是心有主也。后言无主则实，则是物来夺之，中心昏塞也。辞虽同而意则异。所言虚者亦然」。

李君二说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则有质，有诚则有孚，盖质生于本，而孚出于诚」，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终」以下则赘矣。分合则是论卦体，非为不可以先后指名而言也。「虚中未尝无实」以下亦是衍说，与此义初不相干。所云实出于虚，此尤无理。至谓执虚忘实，泥实失虚，皆极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间，中无私主，便谓之虚；事皆不妄，便谓之实，不是两件事也。其说又以存养于中为虚，应接于外为实，亦误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语有未亲切处耳。后段虚实之说亦类此，子晦之说甚善。但敬则内欲不萌，外诱不入。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则曰虚，自其外诱不入而言故曰实。只是一时事，不可作两截看也。

德明向者侍坐，尝问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为私欲所挠耳。其要在窒欲。先生赐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见不尽」。时道中妄陈所见，以及无极太极、动静阴阳、五气五性与夫万事善恶之出，因言：「大端人伦，似只如此，不审如何著工夫，方见得尽」？先生云：「据说亦只是如此，无可思索。此乃『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处。只要时习，常读书，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见得」。某佩服至训，罔敢失坠。兹者辱书，又蒙诲以离群索居之际自能提撕，不废讲习体验之功，则与同堂合席，朝夕讲磨无以异矣。某执书三复，不胜感发。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俛焉孳孳，毙而后已。因念颜子钻仰坚高，恍惚前后，喟然发叹，既知道体之无穷，又无所用其力，将欲罢之，而此理已跃如于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诱，复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约之以礼。颜子穷格克复，既竭吾才，日新不息，于是实见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如颜子者，可谓真知者哉！夫博文约礼，先生所谓讲习体验之功也。所立卓尔，亦岂离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颜氏之真知如彼，后人之不能及又如此，进寸退尺，每诵师言，惕然警惧。辄敢推广先生之说，复以求教，详赐开晓。幸甚！

所论颜子之叹，大概得之，然亦觉有太烦杂处。约而言之，则高坚前后者，颜子始时之所见也；博文约礼者，中间用力之方也；欲罢不能以后者，后来得力之效验也。《中庸》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谓此博文约礼工夫不可间断耳。若能如此实用其力，久之自然见得此个道理无处不在，不是块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唤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劳苦，说得相似，亦恐随手消散，不为吾有，况欲望其融会贯通而与己为一耶？旧见李先生常说少从师友，幸有所闻，中间无讲习之助，几成废堕。然赖天之灵，此个道理时常只在心目间，未尝敢忘。此可见其持守之功矣。然则所见安得而不精，所养安得而不熟邪？近时朋友漫说为学，然读书尚不能记得本文，讲说尚不能通得训诂，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来，渐次老大，则遂漠然忘之，更无头绪可以接续。至有不获讲学之利而徒取废锢之祸者，甚可叹也。来喻盖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间断，久当自有真实见处也。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非礼不诚不庄」。先生谓古人以诚庄对威严，盖为政以严为本，宽以济严之太过也。某向闻其语，犹未深订。近读《蒙》卦初六曰：「发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而《程氏传》曰：「圣王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脱去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某反覆深思，若威信不立，诚不足以立政，然犹有疑焉。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窃谓居上以宽为本，宽则得众，严以济宽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谓「以往吝」也，其弊将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抑又闻之，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故元为善之长，仁包义礼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义。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惨怛之爱、忠利之教。所以不免于刑者，亦好仁恶不仁耳。今之为州县者不念民生之艰，刑罚失平，征取无艺，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责；而过于宽者，又一切废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为政之本，宽严先后之异施者，不敢不详讲。伏乞赐诲。

为政以宽为本者，谓其大体规模意思当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宽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弊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之患。圣人说政以宽为本，而今反欲其严，正如古乐以和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乃纵弛，所谓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则虽有爱人之心，而事无统纪，缓急先后、可否与夺之权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书传、考古今然后知也（缓急可否是两事，无程限则缓急不在己，不亲临则可否不在己。今见争讼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须当计会案吏，然后得之，便可见其无政事，不待可否失当，然后知其缪矣。又如县道送两税簿上州磨审，皆有日限，有违失则纠正之，无即签押用印给还。今有数月不还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类，不可胜数。以此为宽，不知孔子意里道如何也。）。但为政必有规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歛可薄。所谓以宽为本，体仁长人，孰有大于此者乎！

河出《图》，洛出《书》而起八卦九畴之数，听鸣凤而生六律六吕之声。因思黄帝造律一事，与伏羲画卦、大禹锡畴同功。况度量权衡皆起于律，而衡运生规，规生圆，圆生矩，绳直准平，至于定四时、兴六乐，悉由是出。故曰律者万事之根本，学者讵可废而不讲哉！夫黄钟之管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林钟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周旋十二律，复生黄钟。而还相为宫之义，又一宫各生五声，总十二律，凡生六十声。如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马迁律数与班固《志》不同者多未晓，考其实亦无不同，但司马历书微隐，此等尤费思索耳。如黄钟长八寸七分，或谓「七」字是误，盖十分也，是为九寸。此等不审然否？十二律还相为宫，今考《礼运》疏义，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徵。上生太蔟，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终于中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声。此数盖本于司马迁《历书》，然与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者不同。其次大吕、太蔟，终于无射、应钟，凡十二律，迭相为宫，其下各有商、角、羽、徵、变宫、变徵之声。向见书堂七弦琴准用此法以定清浊高下之声，但不知疏义各为一说，孰是孰否？其必各有所主也。变宫、变徵，其声清耶？不知古律已用之否？或后来增加之也。至于埋律候气一事，尤所未晓。书传所载候气之法，置十二律于密室，实葭灰管埋之地中，一气至则一律飞灰。或疑所置诸律方不踰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或又按《隋志》之说曰：「律之长短不同，各齐其上，随深浅入地中。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黄钟之管九寸，故达」。此说似为有理。今因其说而推之。十一月，黄钟，管长九寸。十二月，大吕，八寸四分。正月，太蔟，管长八寸。二月，夹钟，长七寸。推而下之，其长者递减。至九月，无射，五寸。十月，应钟，四寸五分。虽埋律之地方不踰数尺，气至无有不达，然候管长短不同，管长者气必先达，灰亦先动；管短者气达在后。亦如所谓南枝春先到，北枝差迟耳。不审然否？

律吕之说，今有《新书》并《辨證》各一册，及向时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细考之，当得其说。凡十二律，各以本律为宫而生四律。如黄钟为宫，则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徵，南吕为角。是黄钟一均之声也。若林钟为宫，则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是林钟一均之声也。各就其宫以起四声，而后六十律之声备。非以黄钟定为宫，太蔟定为商，姑洗定为羽，林钟定为徵，南吕定为角也。但黄、大、太、夹、姑、中、蕤、林、夷、南、无、应为十二律长短之次，宫、商、角、徵、羽为五声长短之次。黄钟一均，上生下生长短皆顺，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声。十二律名，今俗乐亦用之。「合」字即是黄钟，但其律差高耳。《笔谈》言之甚详，可呼俗工问之。自林钟之宫而生太蔟之祉，则林钟六寸而太蔟八寸，祉反长于宫而声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虽当为林钟，上生太蔟，而以五声而言，则当为宫，下生祉，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声方顺。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吕五寸有奇之商，则于律虽本为下生，而于声反为上生矣。自南吕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则于律虽本为上生，而于声则又当用其半而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应钟四寸有奇之角，则于律虽为下生，而于声反为上生矣。其馀十律皆然。孔疏盖知此法，但言之不详耳（半律，杜佑《通典》谓之子声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此半声是也。变宫、变祉始见于《国语》注中及《后汉·乐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如黄钟为宫，则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为变祉；如林钟为宫，则第六变得蕤宾，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前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盖每律各添此二声而得之也。《新书》此说甚详。候气之说，其中亦已论之。盖埋管虽相近，而其管之长短、入地深浅有不同，故气之应有先后耳，非以方位而为先后也。但画一图，朝夕看诵，仍于指掌间轮之，久久自熟，乃见其妙。此又可验凡事皆然，别无奇巧，只是久而习熟，便是妙处也（《礼书》有此一卷，比《新书》差约。偶在他处，俟取到寄去看也。）。

天有黄、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实有之，特历家设色以记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史家又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并黄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异。况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月行则春东，从青道；夏南，从赤道；秋西，从白道；冬北，从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会于所会之辰，又有或蚀或不蚀，悉未能晓。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黄道之上，或低而出黄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远而不相值，则皆不蚀。是时不能反覆，今望赐诲。

日月道之说，所引皆是。日之南北虽不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月道虽不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时，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则日月极远而相对；其上下弦，则日月近一而远三（如日在午，则月或在卯，或在酉之类是也。）。故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者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以此推之，大略可见。此说在《诗·十月之交》篇，孔疏说得甚详。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检看，当得其说。

《易启蒙》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夫《河图》无四隅之位，截然四正而方，谓之圆，何也？又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注云：「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二中以定律历，二终以纪闰馀」。今考班固《志》，天数始于一，中于三，终于二十五；地数始于二，中于六，终于三十。夫始、中、终盖如此，推之于刚柔、律历、闰馀，却有未深莹者。抑亦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之义乎？然亦不合。愿求其说。

《河图》既无四隅，则比之《洛书》固为圆矣。注中三句，本《唐书·历志》一行之说。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为刚；二耦，故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终者，十与九也。闰馀之法，以十九岁为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数似亦附会，当时姑借其说以明十数之为《河图》耳。

「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会不得。今读《集注》，参考《左氏传》，乃知武子当卫成公无道失国之时，周旋其间，尽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师，武子求掌橐饘，赂医薄酖，免卫侯于死，终以复国。及元咺之讼，武子又独以忠而获免。其能保身以济其君如此，虽谓之智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尝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以伯玉之事责武子，虽谓之愚不识时，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险艰，能为人所不能为，抑亦难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盖闵之也。今观《论语》一书，于有道无道之世屡致意焉。其称南容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免于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卫两世，其君信任之，义不可弃之而去，其几于东汉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尝闻先生诵周子之言曰：「学颜子之学，志伊尹之志」。夫伊尹，以天下为己任者也，治亦进，乱亦进。然使成汤不兴，聘币不至，虽五就桀，其志曷施？陈蕃，汉代人豪，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屡退而不去者，以仁而为己任，非人伦莫相恤也。卒以谋疏见杀，亦昧于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陈蕃、王允犹是当时朝廷倚任，身居鼎轴，义当与国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若无言责官守，则如东海逢萌，当先汉之乱，愤三纲之既绝，挂冠东都门，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缓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讵可不识时几？聊发狂言，以验中否。

所疑宁武子事大概得之。但为蘧伯玉、南容之愚则易，而为武子之愚则难。所以圣人有「不可及」之叹也。陈蕃、王允固不得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谋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骄，则又不能为宁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祸也。然为逢萌则甚易，为二公则甚难，又不可以彼而责此，但当问其时义之如何与其所处之当否耳。

向来观「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易传》云「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睹其旨。近思得之，敢质于先生。遇谓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极一动，二气运行，互为其根，盖未尝或息，非可以动静言也。其曰「动之端」云者，指流行之体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遗书》云「天只是以生为道」，天地之心固在于生物，然于生处观之，则偏于动而不知动之所以然，非指其端无以见生生之理也。在人则恻隐之心是也。乍见孺子将入井，必有怵惕恻隐，此心不远，于此察之，庶可见矣。此心虽非心之本体，然始发见在是，故推此心则廓乎天地之间，无所不爱。人惟汩于欲而不知复，则是心泯然不见。犹穷阴冱蔽，万物归根，生生之理虽未尝或息，何自见之？一阳微动，生意油然，此复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在学者工夫，则平日涵养，语默作止须要识得端倪，则心体昭然，可默识矣。故伊川云：「善学者不若于已发之际观之」。观于已发，识其未发，克己不已，一旦复之，则造次颠沛皆见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别纸所喻复见天地心之说甚善，然此须通动静阴阳善恶观之，见得各是一理，而此意无所不通，始尽其曲折耳。学者工夫则只如《易传》所说，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此是要约处。若说须要识得端倪而心体可识，则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见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谕及。子晦相见烦致意，未及奉书。欧阳庆嗣书云甚赖切磨之益，想日有至论也。熹再拜。

子晦所谓：「使无童子之言，则曾子亦泊然委顺，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听，而士死于大夫之箦，则有所不安，故必举扶而易之，然后无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数句甚善。但谓大夫有赐于士之礼，则未知所据，似未安也。子合所谓：「大夫之箦，季孙安得赐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诸季孙？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则其平日盖欲易之矣」。此论亦善。但谓曾子辞季孙之仕，则亦无据。而曰「不欲为已甚而黾勉以受其赐」，则又生于世俗委曲计较之私，而非圣贤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际则异于是，盖有一毫不正，则有累于其生」，如此则是人之生也可无不为，必将死而后始为计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论，则季孙之赐、曾子之受皆为非礼。或者因仍习俗，尝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变之时，一闻人言而必举扶以易之，则非大贤不能矣。此事切要处只在此毫釐顷刻之间，固不必以其受之为合礼而可安，亦不必以为与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岂有平时黾勉徇情，安于僭礼，必俟将死而后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则圣贤临死之际，事绪纷然，亦不胜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计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则必即时易之，而不俟将死之日矣。然就二说论之，谓受箦合礼者，但失之轻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谓黾勉周旋者，其巧曲支离，所以为心术之害者甚大，恐不止于此一事。要当推类究索，拔本塞源，然后心得其正，而可语圣贤之学也。鄙见如此，幸复相与考之，再以见喻。熹上呈。

子晦书烦致之。或相见间，乡里公共利害告之无嫌也。君平之说，鄙见正如此。南蒯事《国语》中所记尤详，可检看也。

太极者，天地之性而心之体也。一元者，天地之心而性情之会也。阴阳惨舒者天地之情，即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审是否？

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更以此语参看（「性之会」，此句内欠一「情」字。）。

前者纳去《心说》，后来觉得首语说天心不的当，今改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所以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

改得语意全备，甚善。

先生答妻父鬼神说云：「所谓非实有长存不灭之气魄者，又须知其未始不长存尔」。廖子晦见此，谓长存不灭乃以天地间公共之气体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谓「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为二说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则安有是精神耶？不审何从。

上蔡说是。

「魂魄」二字，向闻先生说发用处是魂，定处是魄。记事处是魄，小儿无记性，不定叠，皆是魄不足。又先生答梁文叔书谓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魄也。耳目中之煖气，魂也。淳窃以为魂不离气，魄不离体，魂则气上一个活处，其所流行而不息，发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则体上一个精处，其所真实确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魂魄且如此看，不须更支蔓（言语间未能无病，久之自见得失，今不须苦求也。）。所与王丞论者，则太支离矣。王丞说魂即是气，魄即是体却不是，须知魂是气之神，魄是体之神可也（佛氏说地水火风亦相类。）。月之不受日光处，其魄也。故十六以后谓之生魄。其受日光处则其阳气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后谓之生明。盖日月只是阴阳之气，非实有形质也。

明道先生曰：「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旧认作未生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赋时。近思此说恐几太过。人既未有生，则不得谓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此所谓「以上」云者，似只说其从未感物以前至于所以生之始云耳，恐非离人言天，虚说未生以前事。

此说费力，恐只合仍旧。更思之。

赤子之感于物，有天然发处，有发以人处。如哑鸣震悸，则天然之发也。如饮乳转盻孩笑者，则发以人处也。又有人之天处，有人之人处。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顺情则喜，逆情则怒，凡其嗜好，则人之人处也。

所以感者，皆从外生；所以应者，皆从中出。

静中之知觉，伊川以复言之，乃其未发者也。然先生《复卦赞》曰：「生意闯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茁其萌，有恻其隐」。又自有生意，何也？常思之，群阴固蔽之中，一阳之萌，生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略萌出其端，但未到发达出于外耳。是所谓闯然者。在人则为万事沈寂之际，其中虚灵知觉，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生之心就生体已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动出于外耳。是所谓有茁其萌者，与伊川说无异。恻隐则又在茁萌已后，乃已发见处，达而为恻隐也。若以时运言，则亥尽子初为复。以月运言，则晦尽朔交为复。以日运言，则黑极而微露于东为复。在人言，则赤子初生者复也。以神识言，则神初发知者复也。

「闯」字后来亦欲改之，但未有稳字耳。茁萌恻隐，却是正指初发处。日运以下有说得太迟处，更消息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七。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

自：宋浙本、明天顺本、万历本作「似」。

所喻缕缕，殊可骇叹。此其意不在左右，计必又须酝酿播扬，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区区之心，有可以质于神明者，以救民而获罪，亦所不敢辞也。批书迟缓，亦且得宽心忍耐为佳。闻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县中近日大概幸已无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轮上户至八月初。然无人监督，以明者行之，尚且不免为虚文，况今日耶？

适得蔡仓书，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领其悃款，幡然一来，千万幸甚！昨日刘居之相访，具言麻沙事体，云一种贫民至有饿而死者，闻之恻然。今日文卿相过，亦说诸处轮粜已足，上户便谓事毕，虽有米者，亦不复粜，最是崇化一乡可虑。梁文叔亦言长平一带小民般运崇安早谷，日不下百人，或恐彼中土人争占拦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虑者。窃意左右闻此，亦不必待其剑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后为复来计矣。且是目今便觉上下人情不通，有话便难出口。适因蔡仓见问，已告之云，不若便关诸司，再烦左右一来，权领一职，带取印杖，从间道直趋崇化、麻沙，往来监粜，并措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定而归，似亦无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说县中士民盛传旧尹复来，其意似亦可怜，不应便恝然弃之也。适又与文卿说，自今以往，境内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创，则左右皆不得辞其责。切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己忘物之说，以误远图。恐异日思之，不能无追悔也。

向来此间行事得失，当亦有可自警省者。或谓却是欠些伪学，其言虽可笑，然恐有理，不审于意云何也。

闲中读书奉亲，足以自乐。外物之来，圣贤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学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数日前已互迁象设，令人愤叹不能已。而一县下人，若贵若贱，若贤若愚，无有以为意者。惟曾坚伯相见新帅来，以为士子当相率诉之，范仲宣深以为然，而漠然无有应者。此亦见人之识见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无几微不适意，丘子服独为之涕泣流涟而不能已。处事变、恤穷交，亦两得其理也。

张郑黄邓相继物故，吕子约前月亦不起疾，殊可伤悼。亦是气运使然，岂可专咎章子厚耶？元善到霅后，一再得书，殊恨失计。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断决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静，然诸迁客闻高安之报，想亦不免打草蛇惊也。人生由命非由他，此言虽浅，诚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来者，得东坡与何人手简墨刻，适与意会。今往一通，可铭坐右也。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为业，一日投闲，便有食不足之叹，彼此皆然。然在此则身自当之，无所怨悔，亦知贤者以亲养之故，不能不介念也。来春之行，不知都下报者云何？若非以钩党之故，则不，虽重坐，但经赦宥，便是无事人。只是一堕此城，却恐未有出期。虽然只是参选，然亦须台参，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须更审而后道。告词传闻数联，不曾见全篇。寻常此等只拂略说过，今乃铺叙，如行遣禁从帅臣之体，不知果是谁笔？因便幸略批喻也。某却至今不曾受告，亦不见报行词命。吃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可晓也。避地盖出于不得已，其他却无说。但后受两司对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为自此发之，不知二公经年不通问也。时论率两三月须有一番引作，近报集议赦条，不知意果如何。恐亦只为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复然耳。

张帅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谓，议者盖深惜之。彼当已得其说矣。来使方今还自府中，适此两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书计亦非晚当至矣。《独乐园图》恐司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与之议，为辨一互刻之亦佳。但其诗颇有误字，《见山台》诗中，「陶通明」乃陶隐居之别号，今作「渊明」，当改正耳。前贤遗迹正尔，何关人事？而使人想象爱慕不能忘，虽不得复至其处，而犹欲见之图画之间，使其流传之广且远而未至于泯灭，然则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于为善哉！

所喻批满今始得之，万事迟速自有时节，固非人力所能为也。代人上书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应遽至于此，当更察之。若其果然，则诚为狗彘不食其馀矣。彼挟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责也。前日亦料从人不欲复过此，亟折简呼文卿，令其往见，固欲寄声。昨日得报，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承喻及有问道过门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审之。大抵欲面言者无它，但欲每事详审持重耳。观人之失，亦坐自处未能深静之故。若处晦观明，处静观动，则无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归，说新阙已为人所受，想已闻之，理势自应尔也。词命已行，乃东山之笔，有「盐课入己」之语。渠自对人诵之，不知已被受否？闻某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势不应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见人传诵，必是丑诋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盖其迹，甚可笑也。

帅幕无事，可以读书。而西山南浦号为天下胜处，公馀徙倚，亦有足乐。然亦更须择交，勿忘前事之师，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易。必是里面说得转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机，更须深自防卫，一种细故，得放过且放过，勿令人疑事事皆出于己，乃为佳耳。邹公亦有安静之说，次第善类须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语渠寻《独乐园图》摹刻流布，不知曾为之否？不及作书，因见幸为扣之也。景初素守，于此可验。世路升沉，何足深计？但得此心无愧，所得多矣。卫公近得书，寄《梅岩图》来。初欲令作记，俄闻溪城之报，且罢休矣。甚愧不得一游其间，并以文字结缘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党例多困穷，只得存活得过，但是十分亨泰矣。后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侯一再通问，亦依样画胡庐答之，不为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