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郑君于《诗谱》以序为子夏所作，及于郑志答张逸问「高子曰：灵星之尸也」者，谓高子之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其意又以是为毛公所作。然则是序，毛公之所作欤？曰：此予疑不能明也。在汉有齐《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之《诗》早立博士，而传者多卿相显人，所说与毛《诗》又不类，以《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驺虞》、《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类，皆为康王诗，《王风》为鲁诗，《鼓钟》为昭王诗，异同不可悉举。贾谊以《驺虞》为天子之囿，以《木瓜》为下之报上，刘向以卫宣夫人作《邶·柏舟》、黎庄公夫人作《式微》陈妇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类，皆三家之说也。扬雄号为博极群书，而乃因三家之说为之言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与毛《诗》大不类如此，则其序必不同也。惟序同则说亦同，而说之不同者，序之不同可知也。惜乎典籍堙灭之馀，三家之说不著于今，而今所略见者韩《诗》之叙，曰《芣苢》「伤夫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螮蝀》「刺奔女也」，其详可胜言哉！今于文章犹不能与人同机杼，而既名之曰四家《诗》，则《诗》各有叙也明矣。且说韩《诗》者，谓其叙子夏所作，说毛《诗》者亦曰子夏叙也，是何一人之手异同如此邪？无乃各托所尊以求信于人乎？然则毛《诗》之序，毛公所作欤？毛公无一言以及序，而传《诗》甚略，得非以其大旨已见于序欤？予所以疑不能明者，为其多骈蔓不纯之语，亦似非出于一手故也。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鸤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采绿》「刺怨旷也，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其骈蔓无益多如此。序《樛木》：「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谓之逮下可也，诚于逮下，则何嫌于嫉妒之心耶？序《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谓之伤己可也，庄姜近无以制州吁，而远念旧恶于先君，则孰谓先君之思耶？其骈蔓自戾多如此。《春秋》闵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卫，序《定之方中》曰「卫为狄所灭」，不亦过乎？序《木瓜》则曰「卫国有狄人之败」，又何其不及耶？其不纯多如此。《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为注。《般》之注曰「般，乐也」，或以为序。失其传又多如此。《驺虞》之序曰「仁如驺虞」，毛公传曰：「驺虞，义兽也」。《下泉》序「思明王贤伯」，以郇伯之故也，毛于郇伯曰「郇侯也」，而不以为方伯。《彤弓》序曰：「天子锡有功诸侯，盖非常之赐也」。毛公说《彤弓》以「讲德习射」，则礼之常者耳。《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毛公传意略不及所谓箴。《苕之华》序曰「因之以饥馑」，盖因「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而云尔。毛公乃曰「治日少而乱日多」，不亦优乎？果非毛公作欤？范晔谓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以传于世，魏郑公、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谓《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敬仲又加润益之，其言良有以夫。

诗四家异同，唯《韩诗》略见于《释文》，而《鲁》、《齐》无所考。刘向《列女传》谓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坟》，申人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妇作《燕燕》，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庄姜傅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谓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寿闵其兄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楚元王受《诗》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郑康成注《礼记》，以「于嗟乎驺虞」为叹仁人；以《燕燕》为定姜之诗；以「生甫及申」为仲山甫、申伯；以商为宋诗；「维鹈在梁」，以不濡其翼为才；「上天之载」读曰「栽」；「至于汤齐」读为「跻」；注《周礼》云「甸」读与「惟禹陈之」之「陈」同。康成从张恭祖受《韩诗》，注《礼》之时，未得《毛传》，所述盖《韩诗》也。贾谊谓驺，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欧阳子从之。韦昭注《国语》，谓《采菽》王赐诸侯命服之乐，《黍苗》道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与朱子《集传》合。太史公以「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为周襄王时之诗。班固谓「靡室靡家」之诗懿王时作，「城彼朔方」之诗宣王时作。《白虎通》以《相鼠》为妻谏夫之诗，赵岐以《小弁》为伯奇之诗。汉儒言诗，其说不一如此。《关雎》正《风》之始也，《鲁》、《齐》、《韩》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扬子云「伤始乱」。《鹿鸣》，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圣人删诗，岂以刺诗冠《风》《雅》之首哉？扬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颂》而以为作《商颂》，奚斯作新庙而以为作《鲁颂》。此皆先儒所不取。许叔重《说文》谓其称《诗》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与今《诗》异。岂《诗》之文亦如《书》之有古今欤？并缀而录之，伯厚甫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