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旁薄之广大，前瞻后际之无穷，宇宙之间，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以至理独会于此心，可以知来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终也。天开文明，《河图》斯出，圣心默契，画卦造书，而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传于世。后一千八百六十有馀年，吾夫子秉道统之传，任述作之责，咸黜旧闻，断自唐虞而已。夫子岂不欲备上古之淳风，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赜而昭阳德也？顾其荒诞鄙野，庞杂殽乱，或讹其旨，或失其传，非可以立人极、阐世教，为万世帝王之法程。于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删《诗》者所以导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达其道，定《书》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极其变，系《易》者开物之书也；因乱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书也。天地忽否，吾道荆榛，《诗》《书》厄于秦楚烈焰之中。汉之儒者不能追亡补逸，以足百篇之义，乃过用其心于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诡圣诬经，如画鬼神诳惑群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实者难工。异哉，太史公之为书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论其世次，纪其风绩，惊骇学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学至于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书，太史公何从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为学夫子也。至我本朝，苏黄门始曰太史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子屡称此言最中其病。及观黄门之《古史》，又上及于三皇，以伏羲、神农、黄帝充之，若与《大传》同；以少昊、颛顼、帝喾、唐、虞谓之五帝，终与《大传》异。其轻信何躬自蹈之乎！尧、舜吾知其为帝也，禹、汤、文、武吾知其为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为贤也。吾何从而知之？以吾夫子之书而知之也。夫子圣人也，前圣之相传，至吾夫子而止，后学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于吾夫子而止，于吾夫子不得取吾信，乌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无离合，吾不得而信也。出于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于诸子百家之书，非吾之所敢信也。虽百篇之义，固不得而追补，然其大经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丽乎天，未见其不足也。千载之下，犹未闻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馀风，尚何求于茫茫不可致诘之外哉！《春秋》之书，吾夫子之亲笔也，其人可信也，其时可近也。传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远，弃实而求之虚，何耶？天地之内、一日之间，事如沙尘，何可胜纪？大者无出于三纲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远，自汉而下，其见于史者十有七，不过存一二于百千万亿之中，而学者犹罕能尽观而遍考也。我朝治平间，先正司马公奉旨编成《资治通鉴》，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为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与之际、规谏之从违、刑政之得失，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采摭刊削，井然有条，最为三代之下甚盛之书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编《通鉴纲目》五十有九卷，大书为纲，分注为目，纲仿《春秋》，目仿《左传》，踵编年之成文，还策书之旧制。门人李方子为《后语》，精覈明畅，发挥本旨，羽翼麟经，殆无馀蕴。仆尝闻朱子曰：左氏于《春秋》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一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示以建安袁公枢为《本末》，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其错综温公之书，亦《国语》之流矣。于是考《国语》之为书，始于周穆王，终于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馀年，止八国之书，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国语》文胜而言庞，好怪而反伦，学者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国语》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狭，而求相于吕化光，岂不愚哉？司马公曰《国语》所载皆国家大节，兴亡之本，宗元岂足以望古君子藩篱，妄著一书以非之？宋秦公尝叙之曰：自魏晋以后，书录所题，皆曰《春秋外传国语》，是则《左传》为内，《国语》为外，二书相副以大成业。凡事详于内者略于外，备于外者简于内，先儒亦以为然，以是知《左传》、《国语》不可偏废。袁公《本末》之书，历年几两倍于《国语》，而不过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简，且病于无所发明。然时益近而事益多，此势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词益少，此可以见其笔力之精也。不观其博则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则不切于用。为士者以万物皆备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经纶自期者，亦自遏其躬而已。仆因考《通鉴》之初语，即外传之终语也，以是知司马公之意未尝不拳拳于外传。于是分门约语，附诸儒之论辨，编为《续国语》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备一家之支流馀裔。窃尝疑之，《左传》、《国语》文气不同，未必出于一人之手。《左传》之文浮，《国语》之文质，浮者近于诬，质者近于冗。《左传》多详事情，《国语》多陈制度，然重见者亦少，虽间有之，而详略且异，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见于《春秋》者犹有一百二十四国，今《国语》止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况陈、宋、卫、秦皆大国也，亦无一语之可纪，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齐之内政不见于经而出于《管子》，先儒皆以为非管仲书，疑战国之士伪为之。岂有七百馀年之齐，别无它语，独删节此书乎？此可疑者三也。汉兴之初，亦以周之旧典《礼经》废坠湮灭，诸儒幸得其传，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马公已定为列国之旧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尝闻诸国各有史而不相知，秦并六国始尽得之，往往私相传录，皆非全书。左氏文之而为传，《国语》疑未经穿凿者。秦其本国也，宋、卫非秦所灭，所以独无欤？自入《通鉴》以来，周止亡国之语耳，非可续也。魏、赵、韩分晋而《晋语》亡，田和篡齐而《齐语》亡，越已灭吴，楚复灭越，灭鲁，韩灭郑，齐灭宋，故国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礼义之国，帝王声教文物之地，俱已丘墟，虽秦楚亦未几而亡矣。此天地之大变，古今之奇祸也，乌在其为可续哉？虽然，仆之所续者书也，非续其国也。诚以国言之，鲁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圣，亘万世而不可磨灭，门人子孙斑斑于后世，远夷暴君亦莫不款谒致敬，至今犹然。虽周公、伯禽之封国，实成汤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续鲁语》为首，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续夫子之所传。《续鲁语》者，亦所以续《宋语》也，又以之补袁公《本末》之所未备云。

郡刺史以恢儒为政，政之本也，儒宫释奠，政之大也。天台在浙名邦，释奠有器，非惟不备，且不度，行刺史者概未遑及，人乎，数耶？岁乙巳，天子重遴侯度，毗陵丁侯璹繇棘正来莅。次春丁卯行事，因慨然曰：「无乃太简乎？此槻不槻，彼矩不矩，礼自圣人出，乃不足蒇报，奚其礼」？按朱文公成式，寅夕斤察，诏工授指，盖侯宰新昌曾以公定于太常者授，今刺郡宜汲汲，期春始告成。于是丁亥，先夕戒设，由殿庭溢两庑位各有器，陶不窳，斲不镂，丽牲于碑，奏割如制，黄流洋洋，椒飶上升。刺史衮冕赤舄，登降锵锵，犹天之灵肃若在庙。一郡既观，且唶曰：「夫子之礼如此夫！吾徒岂可不恪」？事毕，诸生亟请于南金曰：「侯以仁义为堂皇，以礼乐为宫墙，民格其化而士尤沐厥泽，可无以鲁之颂僖公者为侯颂乎？是可以观政矣」。嗟夫！子入太庙，每事问，而祭器之簿正尤急，曾子亦谓之有司存，盖道不能虚行也而寓于器，谨其器，存其道也。子曰：「我祭则受福，政非礼不行，礼非儒不举」。侯将以儒道天下，可无颂以视其嘏？其辞曰：

我瞻芹宫，修祀之器，昔不度兮今何伟？我瞻庭庑，猗祀之位，昔不专兮今何备？谁其绳之，文公兴之。卓哉我侯，今其新之。礼既周矣，神其歆矣，繄千万年，作自今矣。邦人有祝，祭则受福。讵邦之福，实侯之谷。侯曰不然，天子是先，我将以礼乐佐天子，惟四代之似。

医家著书立言以贻世，而脉理精微难以遽解，要当明示其虚寒冷热之證，使人易于适从可也。王氏此方，名曰《易简》，士大夫往往以便于观览，故多用之，然其于虚实冷热之證无所区别，谓之为简，无乃太简乎？此余《续论》之作所以不能自已也。区区管见若此，乌知后人之不我是耶。淳祐癸卯夏五踰旬，敬书于寓室桂堂。

甥舅匪他，有亲则久；男女以正，非币不交。奠雁诹期，令龟协吉。四月惟夏，兹逢假大之时；三星在天，际彼绸缪之候。多惭聘玉，聊奉缠红。无乃太简乎？得以及时也。春雨自培于百草，仆宁无舐犊之怀？夜膏勤诵于六经，公则有乘龙之喜。

临川县廨创造始末，见之前记已详。余未之官时，得林君似之所寄石刻，读之差强人意。暨到县，见其规模宏阔，堂奥未完，即东厅为寝室，浅隘疏陋外，不逮所闻。然由外门楼以至正厅、穿厅、中堂、东西厅，皆鼎创新洁。栋梁榱桷，小大各当。砖甓础石，精粗悉称。门扉户牖，莫不壮丽。虽庖湢之所亦不苟。问之，则曰前宰赵君必英所为也。后一堂独简朴尚古，然亦坚壮，林君所建也。前者规制大广，俾得究其心，必不止如今日之观。后者歛而小之是已，或曰又苛为太简之论。虽然，不为于前，有美弗彰；不记于后，虽美弗传。二君均为有功于是邑也。癸丑冬，余至官之两月，即募工师，求木于它邑。甲寅，首创堂屋三间于东厅后，为舫斋通之。堂后阚官衢，为内省轩。辟西厅外隙地为圃，临荷池结束小亭，名以净植。前数步立爱芳亭，植花卉桃李居多。亭前披荆棘，得古桂两根，梅三树，中筑台，高及仞。前为曲径，傍南起舫亭，匾曰横舟。花竹屏蔽于前者无馀地。更进一步，盘旋若坞，益有含蓄气象。造藏春亭，亭在明清堂后。犴户内外，为之一新。余视前尹二君，无能为役，一日必葺，粗无愧焉。虽然，苟完矣，亦弗克涂丹雘。如内外庑之宜葺，东西户之宜辟，入门之涂径宜砥，楼前之閒地宜亭，有其志无其力，又迫于岁月而弗及竟。充而广之，葺而备之，尚有俟于后之君子。宝祐丙辰，临川令上饶徐卿子记。

客有问本心先生《疏食谱》于门人何某者曰：「先生固尝长丹屏、贰黄扉矣，饔人膳夫，宜有致天下滋味以自奉者，而日食若此，毋乃太简乎」？曰：子非知先生者也。世固有一食数万钱犹若不足餍者，此所谓肉食人也。司马温国、晏元献二公仕至宰相，癯瘠如未仕时，此其志趣岂直食前方丈而遽易其平生之素者哉！若然，则蔬食菜羹，啜菽饮水，固有甘于三牲列鼎者矣。予从师门久，暇日见其焚香燕坐，对客清谈，时瀹清泉，美荔丹，溲玉尘，饵青杞，以饷在座者。使当时有饫羊胾、哜乳酪者得借一箸，犹将为之洗涤肠胃，况先生玉雪其人乎！故未尝一及先生之门，而亲见其人何如者，固未信《疏食谱》为炮牂淳母也。唐侯举师善面受先生录谱，将与世之知味者共之，且徵余言，敬拜手为之序。时柔兆掩茂岁夷则月望前三日也。

迎尔相承宗事，穆卜佳期；闻有客使前羞，宜神庆遗。昔阮宣子当长年而受室，若晋名流争先至以出钱。固非直贺娶之辞，盖亦古劝婚之意。可无贶礼，以倡义风？况吾刚父学正，菽水怡颜，丝萝缔好。䌽衣而偕菜妇，始是万全；紫车而迓少君，或云太简。买羊酤酒，好一洗苜蓿槃；撤帐拦门，须大开芙蓉褥。相与作成于和气，庶几焜耀于馀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称寿，明朝前巷共看百两之送将。

后世之论古今天下正统者，议率多端，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弊也。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为子也。岂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操、孙坚、拓拔圭、十六夷国等，与中国正统互相夷虏之语，杂附于正史之间？且书其秦、新室、魏、吴、元魏、十六夷国名年号，及某祖、某帝、朕、诏、太子、封禅等事，竟无以别其大伦？先主为中山之后，本称汉，陈寿作史，降之曰蜀；于逆操史中乃称「蜀丞相诸葛亮入寇」，若此等类，岂不冤哉！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拓拔圭、十六夷国，不素行夷狄之事，纵如拓拔圭（伪称元魏，伪谥文帝。）之礼乐文物，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宁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若夫夷狄风俗兴亡之事，许存于本史，如国号类中国之号（所谓僭号，元魏是也。），及年号某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应犯天子行事等语，苟不削之，果与中国正统班乎？若国名素其猃狁、单于之号，及官职、州县并从之，犹古之列国，亦犹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圣人得柔远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则猖獗四驰矣。或曰：「拓拔氏及今极北部落，皆黄帝后，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孙，弃堕诗礼，或悦为皂隶，或流为盗贼，岂可复语先世之事，而列于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种孽气，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开辟以后即有之，谓黄帝之后、夏后氏之后则非也。《孟子》曰：舜、文，东夷、西夷之人也。《史记》曰：舜，冀州人也，黄帝之子昌意七世孙。且文王之先尝避狄难矣，未可遽以东夷、西夷之说而论舜、文也。舜、文，大圣人，岂可执东夷、西夷之语例论后世夷狄也哉？其曰《北史》，是与中国抗衡之称，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书，夺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语。其曰《南史》，实以偏方小之，然中国一脉系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载宋、齐、梁、陈，故曰「四朝」。）」，不亦宜乎？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刘玄降赤眉，刘盆子为赤眉所挟，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长夜，皆不当与之。普六茹坚小字那罗延（僭称隋，僭谥文帝，普六茹译姓曰杨。），夺伪周宇文辟之土，而并僭陈之天下，本夷狄也，魏證犹引「杨震十四世孙」书之，此必普六茹坚援引前贤以华族谱云，并宜黜其国名、年号，惟直书其姓名及甲子焉。如遇某祖、某帝、朕、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宜书曰：「普六茹某僭行某事」。吕后称制八年，武后称制廿一年，牝鸡之晨，俱恶逆事，书法同前，但仍书曰吕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当以后书之。如自古以来，诸国之名仍存之，盖出于天子之所封也。若论古今正统，则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而已。司马绝无善治，或谓后化为牛氏矣。宋、齐、梁、陈，藐然缀中国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过百七十年，俱无善治，俱未足多议，故两晋、宋、齐、梁、陈，可以中国与之，不可列之于正统。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皓七世孙，实夷狄之裔，况其诸君家法甚缪戾，特以其并包天下颇久，贞观、开元太平气象，东汉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于中国，特不可以正统言。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王莽、曹操为汉臣，逆也；普六茹坚乃夷狄，吕后、武后乃妇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俱僭也，非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国，则篡之者逆也，如逆莽、逆操篡汉之类是也；不以正而得国，则夺之者非逆也，汉取嬴政之国、唐取普六茹坚之国、大宋取柴宗训之国是也。善乎僭唐李亶（僭谥明宗。）露祷于天曰：「臣本夷狄，愿天早生圣人，吊民伐罪，如汤武则可」。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汤武忧天下无君，伯夷忧后世无君，断之固有理，后世必藉汤武之事，以长无君之恶。李觏曰：「汤武非圣人亦宜」。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今析而论之，实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唯圣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大哉「正名」一语乎！其断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统与？正统者，配天地、立人极，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不得谓之正统。或者以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之语，以论正统，及得地势之正者为正统，俱未尽善。古之人君有天下而不与，以天下为忧；后之人君执天下为己物，以天下为乐。夫以天下为忧，则君子道行；以天下为乐，则小人道行。此古今治乱之由分也。治则天下如泰山之安，不可摇动；一或不然，朵颐神器者至矣。此天下不容长一统也，有天下者可不敬欤！夫《春秋》一书，天子之事，夫子无位，即鲁史之名，书天下之事，不独为周作史，实为天下万世作史。尊天王，抑夷狄，诛乱臣贼子，素王之权，万世作史标准也。邵尧夫历始于尧甲辰，极有理。或谓神农传至榆冈，共八代，五百馀年，盖尧而上实难之考。有穷氏绝夏祀四十载，南轩以甲子书之，尤得史法。晦庵《通鉴纲目》曰莽大夫、晋贞士之类，固得之，然犹有未尽也。欧阳永叔《正统论》辨秦非闰位，亦未然。朱晦庵取范祖禹《唐鉴》，良善，其中尚当定数字。此我犹有志于作《正统通鉴》之书。大抵古今之事，成者未必皆是，败者未必皆非。史书犹讼款，经书犹法令。凭史断史，亦流于史；视经断史，庶合于理。谬例、失实、泛书，史之通弊，最不可不察。或曰：「数千载事，今约以一篇之文断之，不亦太简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论正统决不易于是。惟识大体者，必以我言为当，庶几正统永不坠绪。我经大乱后，烛人事之变，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确然以正统、僭逆之事为论，思之三年然后定，参错前辈议论，断以己见，惟主于理，以为权衡。厥今统绪坠地，斯民怅怅然盲行，可痛可伤！深欲即诸史通鉴之文，痛辨大义，悉删繁务，考證得失，纂定书法，以明正统、僭逆之事，为第一义。并削僭逆之号、用天子事例之类，宜直书姓某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统通鉴》。仍自三皇始，肇其正统之源；至尧始书甲辰，然亦不过统论尧时事；自夏以后，渐用编年，其大不可考者，决不可以意补，宜如「夏五」法。或谓予曰：「《正统通鉴》理宜只载正统之事，君所谓三皇、五帝、三代、两汉、蜀汉、大宋而已，其他如两晋、宋、齐、梁、陈，虽曰中国，恐不可书，以紊《正统通鉴》之名」。曰，当知「正统通鉴」四字，是举大纲目之名，两晋以下，其实附之以续编年，至于嬴政、王莽、普六茹坚、五代，则直书其名，亦以附编年，不如此则上下不贯续也。若曰《正统通鉴》全书，我心绪凋瘵，家事凄薄，绝无书籍可为凭藉；况其间毫发予夺之权，费订正者甚多，实非一二十年不足以办此书。况先人有未毕之遗书在，为人子者未能足其文，乃私成己见之书，实犯不韪。且万世赏罚之权，实为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于毫末之间，揆我之才，实恐有所不及焉，尚有赖于后之识正统大义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