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召南》者，文王之诗。曰：言文王之化被民深，则诗人歌者其志远，以见圣人之风，而属之周公，故为《周南》也；言文王之教化人浅，则诗人歌者其志近，以见贤人之风，而属之召公，故为《召南》也。然其诗则文王，其事则后妃、夫人，不言美。而《甘棠》美召伯、《江有汜》美媵、《何彼秾矣》美王姬，而皆言美者，盖召伯也、媵也、王姬也，各主于一人而美之也。若后妃、夫人，则皆文王教化之所致，其美不足以为言也，故先以《周南》，而《召南》次之也。《邶》、《鄘》、《卫》，皆卫诗。三国本商纣之地，而武王伐纣，裂其地以封纣子武庚并管、蔡者。及其叛而周公诛之，乃以馀民封康叔。而后之刺美其君者，三国之人，咸有所赋，是以分《邶》、《鄘》、《卫》焉。故《邶》、《鄘》之诗序必曰卫者，以别其卫诗尔。至于卫，则无所言卫矣。有《凯风》、《定之方中》、《干旄》、《淇澳》、《木瓜》，以美文公、桓公、武公。而《凯风》、《木瓜》，虽非其君，然国之淫风流行，而有尽孝道以慰其母心之子，国为狄人所灭，而有救而封之之齐桓公。则所以美之者，其君亦与焉，故次《召南》也。《王》者，周也。自平王东迁，其后政不足以及天下，而止于一国，于是为风而不雅矣。不言周者，盖平、桓、庄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讲，非周之罪也，故次《卫》也。《郑有缁衣》，武公之美，而次于《王》后者，盖《王》之皆刺，而不能加于多美之诸侯者，天下之公义也。若诸侯之少美矣，虽《王》之皆刺，而不足以胜之，岂非君与臣善恶不相远，则君得以先其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齐》皆刺也，然有《木瓜》美桓公，系于卫《诗》之末，故次郑也。《魏》皆刺也，而无所主名，言为魏之君者，皆甚恶尔。夫序《诗》者，岂以一端而已。皆美而无所主名，则先之，好其善之盛也，《周南》是也；皆刺而无所主名。则先之，丑其恶之极也，《魏》是也。故次《齐》也。《唐》本晋诗，而美武公者，《无衣》也。然武公始并晋国，而大夫为之请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夫不请命于天子，虽云美而君子所不与，犹若武公无美焉尔。或曰：鲁之有《颂》，亦请命于周，乃列于《周》、《商》之间，而于此诎晋何也？曰：鲁请于天子，而史克作《颂》，与夫请天子之使而为之者异矣，弟贤于无美者也，故次《魏》也。《秦》之《车邻》美秦仲，《驷铁》、《小戎》美襄公，虽贤于唐，然本西垂，秦仲始大，至于襄公，方列于诸侯，故次《唐》也。《陈》皆刺也，而所刺主于幽公、僖公之徒，言其馀君或不至于是，然刺诗多矣，故次《秦》也。《桧》皆刺也，而无所主名犹魏也，故次《陈》也。《曹》皆刺也，然所刺止于昭公、共公，犹陈也，故次《桧》也。《豳·七月》，周公摄政之诗也，所美见于《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也。其《七月》陈王业，《鸱鸮》以遗王者，皆公所自为，故不言美也。然名之以《雅》，则公非王也；次以之《周南》，则公非诸侯。因其陈王业先公之所由，乃以属于《豳》也。不属于《周》者，周，王国也，周公何所系焉？所以居《小雅》之前，而处变风之后，故次豳也。或曰：国风之次，学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犹以为惑，今子独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圣人之于《诗》，既取其合于礼义之言以为经，又以序天子诸侯之善恶，而垂万世之法。其视天子诸侯，位虽有殊，语其善恶，则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详，而十有五国之序，不无微意也。呜呼，惟其序善恶以示万世，不以尊卑小大之为后先，而取礼之言以为经，此所以乱臣贼子知惧而天下劝焉。

郑伯以璧假许田，先儒之论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严，而不知其甚宽且恕也；皆知其讥不义，而不知其讥不义之所由起也。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讥隐而不讥桓也。始其谋以周公之许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谁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谁也？隐既已与人谋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则为桓公者，不亦难乎！夫子知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故讥隐而不讥桓。何以言之？《隐·八年》书曰「郑伯使宛来归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见鲁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则是隐公之罪既成而不可变矣。故《桓·元年》书曰「郑伯以璧假许田」而已。夫许田之入郑，犹祊之入鲁也。书鲁之入祊，而不书郑之入许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说也。「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见郑之来归，而鲁之入之也。「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见郑之来请，不见鲁之与之也。见郑之来请而不见鲁之与之者，见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呜呼，作而不义，使后世无以辞焉，则夫子之罪隐深矣。夫善观《春秋》者，观其意之所向而得之，故虽夫子之复生，而无以易之也。《公羊》曰：「曷为系之许？近许也，讳取周田也」。《谷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春秋》之所为讳者三，为尊者讳敌，为亲者讳败，为贤者讳过。鲁，亲者也，非败之为讳，而取易之为讳，是夫子之私鲁也。

《春秋后传》、《左氏章指》二书，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学不明久矣，啖、赵之后，至本朝而后有泰山孙先生复，尊王之说弥显，公是刘先生敞《权衡》、《意林》等书，订證尤详。伊川程先生颐虽无全书，而一序所该，圣人之大法备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说盛行，此道几废。建炎绍兴之初，高宗皇帝复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馀，推明斯道，劝讲经筵，然后其学复传，学者以为标准，可谓大全矣。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义殆无遗蕴。止斋生于东嘉，天资绝人，诵书属文，一旦迥出诸老先生上，敛然布衣，声名四出。六经之说，流行万里之外，而其学尤深于《春秋》。钥非深于此者，尝涉猎诸公之书，非不明白，然亦不过随文辩释，间有前后相为发明者，亦不见体统所在。钥自客授之初，即从止斋游，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同在西掖时，始以《隐公后传》数篇相示，因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经者，其说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书，于诸生中择其能熟诵三传者，首得蔡君幼学。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有所问，其应如响」。而此书未易成也，未几去国，而钥亦归，虽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来，必以此书为问。虽亲炙之者跪以请，则曰：「此某身后之书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传。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他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哉！盖未有此书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则以为变例，窃以为未安。公之书不然，深究经旨，详阅世变，盖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犹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犹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诸侯不复知有王矣。桓公之后，齐不竞而晋霸；文公既亡，晋不竞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兴而复微，吴出而盟诸夏，于越入吴，而《春秋》终矣。自杜征南以来，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逊国之贤君，其说甚详。而公以为不为平王，亦不为隐公，而为桓王，其说为有据依。又其大节目如诸侯改元，前所未有。齐鲁诸大国比数世间，有世而无年。至记厉王奔彘，始有纪年。古者诸侯无私史，《乘》与《梼杌》、《春秋》皆东迁之史也。书齐郑盟于石门，以志诸侯之合，书盟于咸，以志诸侯之散，是《春秋》之终始也。隐、桓、庄之际，惟郑多特笔；襄、昭、定、哀之际，惟齐多特笔。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矣，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鲁、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公会齐、郑干中丘而后诸侯之师衡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郑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祸，亦莫甚于五国，是可为不臣者之戒矣。齐桓公卒，郑遂朝楚；夏之变夷，郑为乱阶。侵蔡遂伐楚，以志齐桓之霸；侵陈遂侵宋，以志楚庄之霸，足以见夷夏之盛衰矣。书公孙兹帅师，书公孙敖帅师，书公子季友卒，皆见三家之所从始。首止之盟，郑伯逃归，不盟则书，以其背夏盟也。厉之役，郑伯逃归，不书，盖逃楚也。夷夏之辨严矣。自隐而下，《春秋》治在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辞，有一国之辞，有一人之辞。于干戈无所不贬，于玉帛之使则从其爵，劝惩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郑，又五十馀年而狄晋。狄郑犹可也，狄晋甚矣。贬不于其甚，则于事端，馀实录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发。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极言鲁之用天子礼乐，以明堂位之言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颂而以郊为夸，引祝鮀之言为證，此尤为前所未闻也。若左氏或以为非为经而作，惟公以为著其不书，以见《春秋》之所书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书首尾专发此意。昔人以杜征南为丘明忠臣，然多曲从其说，非忠也。公之《章指》谓「君子曰」者，盖博采善言，「礼也」者，盖据史旧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后人增益之，或曰后人依仿之，或以凡例义浅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盖爱而知其恶者，乃所以为忠也。又言庄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后，讫终篇多无传，疑有佚坠，公之求于传者详矣。呜呼！与止斋游，前后三十年，不得卒业于其门，既兴殄瘁之悲，而后得二书，其间尚有欲质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抚卷三叹而不能自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