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意林》，《艺文类聚》四十四，又八十八，《文选·月赋》注，《鲍明远白头吟》注，《御览》五百七十九，又八百十四，又九百五十六）。琴长（此二字意补）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当有「分」字），象三六数；广六寸（《道藏》本《意林》作六分，今依官本），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意林》）。琴隐长四寸五分，隐以前长八分（《文选·七发》注。）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徽、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通典》一百四十四。此下尚有说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工云神农，诸家所说，莫能详定」二十一字，当是杜佑语，不录。）下徵七弦，总会枢要（《文选·长笛赋》注），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文选·思玄赋》注，《初学记》十六，《御览》五百七十九。）八音之中，惟丝最密（《初学记》作「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初学记》十六，《御览》五百七十九）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玉篇》十六）。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文选·啸赋》注）。八音广博，琴德最优（《文选·芜城赋》注，《长门赋》注）。操似鸿雁之音（《文选·长笛赋》注，又《琴赋》注作「操似鸿雁咏之声」），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尧畅》经逸不存（《意林》，《文选·琴赋》注，《七发》注）。《舜操》者，昔虞舜圣德玄远（《北堂书钞》「玄」作「达」），遂升天子，喟然念亲，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其声清以微（《意林》，《文选·琴赋》注）。《禹操》者，昔夏之时，洪水襄陵沈山，禹乃援琴作操，其声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九）。《微子操》，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秸高飞，援琴作操，其声清以淳（《意林》，《文选·琴赋》注，《御览》九百十六）。《文王操》者，文王之时，纣无道，烂金为格，溢酒为池，宫中相残，骨肉成泥，璇室瑶台，蔼云翳风，钟声雷起，疾动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阴行仁义，援琴作操，故其声纷以扰，骇角震商（《北堂书钞》四十一，《御览》八十四）。《伯夷操》（《文选·舞赋》注，《长笛赋》注。案：此语未竟。《长笛赋》注「伯夷操」下有「似鸿雁之音」五字，乃总说操字，义当在上文，非专说伯夷），《箕子操》，其声淳以激（《意林》。右一章，采各书引见三十四事，依《意林》次第之，佚阙尚多。本传：「《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注引《东观记》曰：「《琴道》未毕，但有发首一章。」案：《文选·琴赋》注：「《七略》：《雅畅》第十七曰《琴道》，曰《尧畅》，逸。又曰，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又曰，《微子操》，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秸高飞，援琴作操。」足说《要》所载，正是发首一章，故刘歆采用之地。）。

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文加殊俗，武畅方表，戒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周颂》曰：「于穆洁庙，肃雍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后汉·和帝纪》，「章和二年三月辛，酉有司上奏」「制曰：「可」。）。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改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楚王英传》，又袁宏《后汉纪》十。案：《后魏书·释老志》作章帝，误。）。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众乎！《易》十二月（袁宏《纪》作「十一月，《中孚》曰」），「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后汉·鲁恭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六）。

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也（《后汉·和帝纪》注、《御览》六百二十八并引《汉官仪》。案：此光武诏，章帝复申明之。）。

经称「秩元祀，咸秩无文」。《祭法》：「功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传曰：「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又神」。又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谷不登，欲有以增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丰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诗》不云乎：「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有年报功，不私幸望，岂嫌同辞，其义一焉（《续汉·祭祀志中》注引《东观书》，又略见《后汉·章帝纪》，又《蔡邕传》注）。

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恩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获，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轨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馀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今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后汉·南匈奴传》：「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

陈宠奉事先帝，深见纳任，故久留台阁，赏赐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赏，而计几微之故，诚伤辅政容贷之德（《后汉·陈宠传》「章帝崩，窦宪常衔宠，乃白太后，令典丧事，欲因过中之。微素敬宠，说夏阳侯瑰」。）。

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一作「遵」）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后汉·张敏传》，「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永元中，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驳议」。）。

古者以贤取士，诸侯岁贡。孝武之代，郡举孝廉，又有贤良太学之选，于是名臣皆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访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艺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古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偈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加，不可复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这。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致其大者、远者也（《通典》十六）。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廉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承统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后汉·安纪》）」！

诸从《太初》者，皆无他效验，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国久长为辞。或云孝章改《四分》，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臣伏惟圣王兴起，各异正朔，以通三统。汉祖受命，因秦之纪，十月为年首，闰常在岁后。不稽先代，违于帝典。太宗遵修，三阶以平，黄龙以至，刑犴以错，五是以备。哀、平之际，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疴祸非一。议者不以成数相参，考真求实，而泛采妄说，归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历》众贤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审，复革其弦望。《四分》有谬，不可施行。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远嘉前造，则丧其休；近讥后改，则隐其福。漏见曲论，未可为是。臣辄复重难衡、兴，以为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两历相课，六千一百五十六岁，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牵牛。迂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见，非独衡、兴。前以为《九道》密近，今议者以为有阙，及甲寅元复多遗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顺假马之名，以崇君之义。况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续汉·律历志中》尚书令忠奏）。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圣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法，汤武所务也。密静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极致也。肃宗兼兹四德，以继祖考。臣下百僚，力诵圣德，纪述明诏，不能辨章，岂敢空言增广，以累日月之光（《御览》九十一）。

《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

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于下，则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则咎征见乎象。间者日食毁缺，阳光晦暗，朕祗惧潜思，匪遑启处。传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悯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后汉·桓纪》）。

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矣。「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岁岁相承，从下寻上，其执不误。此「四分历」元明文图谶所著也。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上极其元，当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岁起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岁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币，名曰岁，岁从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则岁无由超辰。案百七十岁二蔀一章，小馀六十三，自然之数也。夫数出于杪勿目，以成毫氂，毫氂积累，以成分寸。两仪既定，日月始离。初行生分，积分成度。日行一度，一岁而周，故为术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细粗，以生两科，其归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节，日法所该，通远无已，损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今欲饰平之失，断法垂分，恐伤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终数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馀一。虽言《九道》去课进退，恐不足以补其阙。且课历之法，晦朔变弦，以月食天验，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与《四分历》更失，定课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历度审正，图仪晷漏，与天相应，不可复尚。《文曜钩》曰：「高辛受命，重黎说文。唐尧即位，羲和立禅。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号，苌弘分官」。《运斗枢》曰：「常占有经，世史所明」《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自古及今，圣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晷仪，正众疑，秘藏中书，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数下诏，草创其端，孝明皇帝课校其实，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圣，年历数十，信而徵之，举而行之。其元则上统开辟，其数则复古《四分》。宜如甲寅诏书故事（《续汉·律历志中》，「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上言《四分历》之失。诏书下三公、百官杂议。太史令虞恭、治历宗诉等议。奏可。」）。

世微于数亏，道盛于得常。数亏则物衰，得常则国昌。孝武皇帝据发圣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诏太史司令马迁、治历邓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朔，行夏之正，《乾凿度《八十分一之四十三为日法。设清台之候，验六异，课效粗密，《太初》为最。其后刘歆研几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积书乾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岁，进退馀分六十三，治历者不知处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挟废术者得窜其说。至永和二年，小终之数浸过，馀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见。孝章皇帝以《保乾图》「三百年斗历改宪」，就用《四分》。以太白复枢甲子为癸亥，引天从算，耦之目前。更以庚申为元，既无明文，托之于获麟之岁，又不与「感精符」单阏于之岁同。史官相代，因成习疑，少能钩深致远，按弦望足以知之（《续汉·律历志中》）。

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郊乐，《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宗庙乐，《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假」，《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命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辟雍飨射，《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社稷，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者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大捷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孝章皇帝亲著歌诗四章，列在食举，又制云台十二门新诗，下太予乐官习诵，被声，与旧诗并行者，皆当撰录，以成《乐志（《续汉·礼仪志中》注补引蔡邕《礼乐志》。案《北堂书钞》九十六《谶篇》引蔡邕「叙乐」云「世祖追修前业，采谶纬之文，曰《太予乐府》，曰《黄门鼓吹》。）》。

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忽祗畏，无以或加。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著，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鸿范传》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折木」。坤为地道，《易》称这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众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懑，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屡生忌故。窃见南郊齐戒，未尝有废，至于它祀，辄兴异议。岂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书曰：「礼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亲奉，以致肃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后制书，推心恳恻。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礼，妻妾产者，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无废祭之文也。所谓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谓士庶人数堵之室，共处其中耳，岂谓皇居之旷，臣妾之众哉！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二事：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经于朝。陛下亲政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

三事：夫求贤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显，或以言扬。顷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见赏，恒被谤讪之诛，遂使群下结口，莫图正辞。郎中张文，前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臣子旷然，众庶解悦。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

四事：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熹等所纠，其效尤多。馀皆枉挠，不能称职。或有抱罪怀瑕，与下同疾，纲网弛纵，莫相举察，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昔刘向奏曰：「夫执狐疑之计者，开群枉之门；养不断之虑者，来谗邪之口」。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众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六事：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褒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如有衅故，自当极其刑诛。岂有伏罪惧考，反求迁转，更相放效，臧否无章？先帝旧典，未尝有此。可皆断绝，以核真伪。

七事：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恒（当作「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后汉·蔡邕传》。）。

议郎蔡邕议，以为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数无常。是以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及初，元用丁丑。行之百下产，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有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后，有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郊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元年，中谒者亶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异。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谶，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谶，未必为非。《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午蔀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乾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洛》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亶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议著，非群臣义者所能变易（《续汉·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一》，《御览》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