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大王以未尝与皇帝相见，求入朝见，未毕昆弟之欢，而杀列侯以自为名。皇帝不使吏与其间，赦大王，甚厚。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许，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

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创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养牺牲，丰洁粢盛，奉祭祀，以无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属国为布衣，甚过。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谊。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见，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明白。

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反国；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顷王亡代，高帝夺之国，以便事；济北举兵，皇帝诛之，以安汉。故周、齐行之于古，秦、汉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占者，内史县令主。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为之奈何？夫堕父大业，退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诛，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为大王不取也。

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汉书·淮南厉王长传》：厉王归国益恣，文帝重自切责之。时帝舅薄昭为将军，尊重，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

夫社稷之计。安危之机。人君不能独断者。必资于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时有险易。交有浅深。义有厚薄。范睢山东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测之险。可谓交疏义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开秦霸业之基。以安固后嗣。可谓忠于昭王矣。夫能独断者英主也。古人言谋之欲多。而断之在独。盖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龙有逆鳞之恨。所以人君在于能断耳。然亲戚之际。恩义之重。断之于已不可也。张敞所谓明诏以恩不听。偫臣以义固争而后许。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也。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周宣饯申伯。有孔硕之诗。秦康送文公。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汉成帝车驾至张禹第。辟左右。亲问禹以天变。禹以年老子弱。与曲阳有隙。乃言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帝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汉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发。可谓汉之贼也。国之妖也。虽蛇斗于郑。鹢退于宋。妖不甚于禹矣。朱云欲以上方斩马剑断佞臣头。斯言当矣。后代有类于此者。其臣可以范睢为师表。张禹为鉴戒。

古人谓忠孝不两全，恩义有相夺，非至论也。忠孝、恩义，一理也。不忠则非孝，无恩则无义，并行而不相悖。故或捐亲以尽节，或舍君而全孝，惟所当而已。唐李卫公以为，汉文诛薄昭，断则明矣，义则未安。司马温公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皆执一之论，未尽于义也。义既未安，则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为公器也。不得于义，则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则不得为义。使薄昭盗长陵土，则太后虽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诛也。其杀汉使，为类亦有异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执而杀之，太后之心可伤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丧其生，则存昭以全后可也。或与忿争而杀之，则贷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谓能权。盖先王之制也，八议设而后重轻得其宜，义岂有屈乎？法主于义，义当而谓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厉王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文帝重自切责之，令薄昭予厉王书谏数之，曰：「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云云。）」。

右《淮南王传第十四》。厉王骄，不学问，未可以义理动也。昭缘君命为书，切责以天下公法，惧之可也。今先称所长，以顺适其志，而后数其罪，意诚是也。然人臣而以圣人奉之，其明者耶，则惧不敢当，知祸之不可胜矣；其暗者耶，则益骄，无乃曰「人谓我圣，我固自圣」，是促之乱也。昭词非也。

临安府奉迎两宫到行在，设降舟幄，就馀杭门外北郭税务亭排办，有旨于前路迎接。臣见陛下念亲之深，朝夕拳拳之意，然前路奉迎，未知所止何地。若去城差远，势须索顿，则千乘万骑未易轻动；如或省节仪卫，又非所以严警备。汉文帝即位之初，太后在代，止是遣车骑将军薄昭往迎。唐明皇自蜀归至咸阳，距长安无四十里，而肃宗始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今两宫既还，陛下致天下之养，永永未已，其承颜之乐，岂较一日之远哉！欲望止于近处陈设幄次，以为奉迎之备，庶可朝出夕归，于事理为称。

臣尝谓天下之人，无愚与智皆能指之而为高者，天也；无远与近皆能指之而为明者，日也。夫天与日，无愚智远近皆知其为高且明者，以其临照之广且大也。临照之广大，则苍然者宜无所不该，赫然者宜无所不显。然而天下之物固有所不该，固有所不显者，非天与日之不临而照之也，盖物或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势不能以自暴白于天日之前，则虽天与日之高且明，亦不能自该而自显之也。及乎幽暗隐蔽者有所待而昭彻，然后天日高明之功全而无所或亏矣。惟人君之治天下，天下之人尊之为天日也，仰之为天日也，又喻之为天日也。夫尊仰而又喻之者，以其势之无所不临，而无所不照也。既无所不临而无所不照矣，然天下之事果无所不该欤？果无所不显欤？设有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势不能自暴白于人君之前，为人君者岂能知之乎？此必有待焉。苟能彻其幽暗，去其隐蔽，昭然伸剖，使之暴白于冕旒之前，使人君高明之功遂全而无所亏，顾不伟哉！恭惟皇帝陛下乾刚施普，离明继照，即位十五馀年，中兴之功远过汉唐，天下之人愚智远近指之为天，指之为日，凡尊仰而又喻之者为未足道也。然天下之事尚有未该而未显者，臣请彻幽暗、去隐蔽，晓然明白于陛下之前，使陛下高明之功遂全盛而无所亏，愿陛下试详听之。窃论天下之势有轻重，童子能知之；天下之事有疑似，圣人难知之。惟其难知，此所以不可不辨。方陛下中兴之初，以韩世忠镇淮西，以张俊镇建康，以岳飞镇荆襄，付之以方面之权，以制虏人，当此之时，将帅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忧尾大之祸，驾御笼络，而宠之以枢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骇瞩，而虏人闻之亦褫魄，当此之时，朝廷为重。此轻重之势，童子能知之矣。既而张俊涖诸军，岳飞奉朝请，而陛下之睿谋神断愈益高明。然昨睹榜示，遽以枢密行府见勘张宪，其谋有累于岳飞，遂逮系诏狱，连及妻子。天下之人不知岳飞之罪，又畏扇摇之诛，莫不顾盻相视，徬徨不能去，如病瘖之人，终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于疑似之间，而圣人难知者也。昔者汉高帝之治天下，如天日之高明矣。萧何为相国，得罪下廷尉，此何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而其势无以暴白于高帝之前也。王卫尉一言，而高祖听之，断然释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帝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为太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而其势无以自暴白于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听之，断然释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孝文之于萧何、周勃，既捕之于前，又释之于后，后世之人不以为过者，疑似之嫌既释，圣哲之道愈明也。今陛下捕系岳飞，是飞有以取之也，是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也，是非陛下不临而照之也。夫以其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而其势不能自暴白于陛下之前，而陛下孰得而临照之哉！况方当迅雷震霆之怒，势不及于掩耳，而天下之民疏贱无知，不敢为陛下言；百官有司各有攸职，不肯为陛下言；宰辅之臣媚虏急和，又决不为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而临照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以不敢不为陛下言也。大抵治军者不能举军皆爱，治狱者不能举世皆平。何哉？宽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风者不能无罗织之讯。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锻鍊以成狱。岳飞之治兵，严肃而尚威，此疑其得罪于偏裨者也。张宪之文连主帅，此疑其锻鍊以成狱者也。锻鍊之狱虽成，而万一有疑似之迹，则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广高明之见，而以情察之可也。况武夫悍卒，不知礼法，多不能自避于瓜李之言。夫岳飞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卵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抚之权，而典副枢之任，陛下何负于飞，而飞乃尔也？议者以韩信之事为说，是大不然。彼韩信者是汉高不可无之人也，是汉高祖尝许之以真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夺其齐、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怏怏也。今宣抚之尊孰与枢密之重？而陛下未尝先许之以此也。彼飞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间，取陛下三公，于其志盖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数千里之远，而又无权以制之，彼偏裨者又岂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况今楚、泗、建康、荆、襄之军皆陛下之军也，彼其将帅士卒自知身属陛下，固已安之矣；或恐一旦闻有所谓分析离散之事而惊骇乱常，亦其理也。彼其平生以甲胄干戈为周身之具，当其惊骇乱常之时，而擐甲执兵，又其理也。若于此时谕而安之，宜无有它。尝观郭子仪以副元帅居蒲也，其子晞屯邠州，军士放纵，段秀实取而杀之，阖营大噪，环起而擐甲，秀实笑而谕之，一军遂宁。当是时，使秀实究狱，而以一章至长安，则子仪又在疑似之间也。唯秀实能谕而安之，不以闻于唐帝，故子仪免疑似之嫌，而关辅之兵不扰。向使秀实生于今日，为陛下措置此事，则飞必不居疑似之嫌。况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锐意于恢复祖宗之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春秋之时，子玉得罪于楚也屡矣，成王杀之，而后晋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时，檀道济有功于宋也亦屡矣，文帝杀之，而后魏人有饮马长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鉴戒，不可不察。故臣愿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临照之，又思汉高帝、孝文之事，而释飞于疑似之嫌，以全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独臣私心之所言，实天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际，此言一闻，必罚无赦，大则身污鼎镬，小则窜迹遐荒，而辄敢撄逆鳞、犯忌讳者，诚怀爱君之心，恐亏陛下之高明也。伏望陛下重惜国体，不惮改为，断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义复全于今日，而飞之馀忠尚得效于后来，天下幸甚！幸甚！干冒天威，臣无任俯伏待罪之至。臣澄之昧死百拜。

某承乏无补，重以目疾废事，丐祠未获，当再请也，种种非纸上可究。应求秉政，足为治表，未知其得伸志否。僻远如坐井底，报状大率两月馀方到，惓惓此心，终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时得相见，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龟龄、张真甫通问尔。某拜问尊夫人寿履康宁，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愿闻之。邵康节子孙，大抵不取二程，盖私意也。邵公济作《闻见后录》，有一段谩录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论杀薄昭事，元晦以为何如？

成书长乐，宣制正衙。冠五等以疏封，躐二阶而进秩。佥言允穆，注意加隆。恭惟某官硕大而光明，直方而宽厚。异禀蚤符于帝赉，英猷久峻于民瞻。丁溥天绥靖之期，宅右揆辨章之任。既中外咸安于少事，宜君臣俱乐于无为。惟兹騩驭之还，尚阙鸿儒之纪。肆烦茂宰，亲总宏纲。方和铅舐笔以编摩，俄纬典敷华而明备。涓之谷旦，导以盛容。薄昭迎后之仪，揭日星而显著；虞舜慕亲之孝，亘夷夏以流闻。汗青恭寘于慈宁，副墨仍藏于秘府。爰颁异数，用答元功。昔萧、曹居丞相之官，初无闻于笔削；班、马擅史家之学，第私纪于见闻。岂如辅佐之贤，荣奉纂修之诏。所载者非常之庆，宜膺乎不次之恩。亶为家国之光华，岂独士夫之歆艳？某身游大冶，耳属上仪。拘缀银符，虽莫预班廷之数；倾依玉铉，其敢忘贺厦之诚？

（上同万俟相。）丁溥天绥靖之期，宅左揆辨章之任。既中外咸安于少事，宜君臣俱乐于无为。惟兹騩驭之还，尚阙鸿儒之纪。昨颁中诏，俾辑奏篇。书薄昭迎后之仪，以贻后代；显虞舜慕亲之孝，不在斯文？汗青恭寘于慈宁，副墨仍藏于秘府。肆烦上宰，亲总盛容。簪绅肃穆以前驱，礼无违者；天日清明而显相，人皆仰之。繄钜典之克成，殆圣时之创见。宜举懋功之赏，用酬领使之劳。非崇资峻陟，无以示天眷之隆；非书社陪敦，无以慰国人之望。甘茂十官之取，何足与稽；张良万户之封，固宜未艾。某身游大冶，

友恭窃谓性命主理而言，德气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于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气也。盖德无不善，而气则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气偏则隔之耳。两端之在身，相为消长，随其多寡，迭为胜负。德不胜气，是无以胜其偏，偏日以胜而善日以微，则是性命之理反乱于气矣。故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是有以胜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则是性命之理不外于德矣。故曰德胜其气，性命于德。未知是否？

气亦有纯有驳，不得专以梏亡陷溺为言。但德不胜气，则其善者亦出于血气之禀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可以践形」。先生谓践言、践约之「践」，反复寻绎，极觉有味。窃谓有是性则有是形色，单举形色则天性固在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故孟子言圣人不曰尽性，而曰践形也。践形云者，犹言「爽厥子，不愆于素」云耳。曾子全而归之，曰「启予足，启予手」，亦此意，盖几于践矣。学者主忠信，所以求夫践也。一息不存，则非践矣。游氏之说比杨氏为密，曰「形者，性之质」，曰「能尽其性，则践形而无愧」，又曰「未能尽性，则于质有所不充」。如此发明固好，但终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为的也。盖尽性乃能践形，在性则言尽，在形则言践，其实一也。如引「反身而诚」之说及「岂不慊于形哉」之论，则亦本程先生之意矣。杨氏指形色为物，指天性为则，固佳。如谓践形体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说，盖亦充人之形之意也。不知此语见于何书？先生之说皆善，但其间微有疏密。妄意如此，乞赐批诲。

学者求至于可以践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非践」语亦未莹，盖曰形有所不践云耳。尽性然后可以践形，今曰尽性乃能践形，亦未莹。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从言之异耳」。友恭窃谓忠信一理，而于己言忠，于物言信者，盖己则主心而言，物则主理而言。故尽己之心为忠，循物之理为信。虽内外之不同，要之皆诚于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为事可也。循物无违，非谓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则循于此物之实而无所违，则是所谓信耳。

「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刚直之貌」。二子刚直之象，无显言者。以《论语》考之，妄意冉有自谓「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见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隐。为子华请粟，夫子与之釜；请益，与之庾；不满其意，便往，自与粟五秉。至于子贡因叔孙武叔毁夫子，便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夫子答问友曰：「不可即止，毋自辱焉」。意者子贡平日多直己见，因其质而语之。凡此恐带刚直之象，恐别有所据。

「侃侃」只是比之「訚訚」者微有发露显著气象，便是涵养未甚深厚处。

先生所云「子张、子贡气质虽为未化，亦不可谓全未化，此语亦是。似此立语，渐觉有病耳」。友恭窃谓学者气质苟未至于圣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进工之久，殆曰变而未已者。然尚当用力，则未可谓之化也。

「变化气质」之「化」与「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问：「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为兄，信乎」？曰：「荀卿尝谓桓公杀兄以争国，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盖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于管仲，不复论其所处之义，而独称其所就之功耳。盖管仲之为人，以义责之，则有不可胜责者，不可以复立于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则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贬而绝之也。是以置其所不胜责者而独以其不可贬者称之。称之固若与之，而其所置而不论者，又若将有时而论之也。夫若将有时而论之，则其所以为存万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谓之切至耳矣。盖圣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无所逃于其间，而其抑扬取舍之际，亦未尝有所偏胜而相掩也。非可与权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则程子非与」？曰：「彼于圣人之所存而不论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显阐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远矣。学者当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议也」。

友恭窃详二子之问，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对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为是，以疑仲不死难为非，故以为未仁也。子贡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复继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杀其主之人，故亦以为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为当死而不当生，而子贡则并以为设使可生，桓公亦不当事，而俱有未仁之问也。殊不知仲同纠谋，则虽有可死之道，而桓乃当立，则无不可事之理。盖仲虽纠之傅，然非纠之臣，乃齐之臣也。桓公当立，则桓乃吾君，所当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于不能谏纠之争而反辅纠之争耳。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争为不义，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则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为未仁之问，则称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过于不死之未仁，则夫子之意未直以不死为非可知矣。答子贡不死，又相桓为非仁之问，则复称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曰「岂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过于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为可，而不以其所处为非也。故旧日读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说为正，以桓公为兄，子纠为弟，召忽之死为守节，管仲不死为改过。二子不仁之问，正疑其所处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论其所处之义，而非专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读先生之说，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区区之意，窃谓若从荀卿之说，则桓公为杀兄，管仲为事雠，是仲不可复立于名教之中。圣人当明辨之，以存万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问而旁及其所成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义乎？使二子问仲之功，夫子置其所处之义，而以不可贬者称之可也。今所问者不答，而所答者非问，则是略其义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问，而阴以存万世之防，当其时而不论，而将有时而论之，几于不切而谓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虽未知其必然，然以圣人取之之意，则妄意谓桓公非杀兄，管仲非事雠可也。

此论甚善。向吕子约亦来辨之，然不若来喻之详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但其时义尚有可生之道，未至于害仁耳。

文帝初政，良有可观。盖制事周密，为虑深远，恳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见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国，入践大统，知己之立为汉社稷，非为己也，故不敢以为己私。有司请建太子，则先示博求贤圣之义，而又推之于吴王、淮南王；有司请王诸子，则先推诸兄之无后者而立之。其辞气温润不迫，其义诚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于其编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驩洽，乃修代来功」。观诸此，又可见其明先后之宜，而不敢私己，作史者亦可谓善发明矣。其待夷狄盖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犹难于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遗以一书，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国中称汉皇帝贤天子，皇恐报书，不敢慢。予尝详味帝所与书，则知忠信之可行于蛮貊如此。书之首辞曰：「朕高皇帝侧室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盖后世之待夷狄，往往好为夸辞，于是等皆在所盖覆矫饰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实告语之。彼亦豪杰也，见吾推诚如此，则又安得不服！故其报书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侧室之子为讳，则佗敢以越吏为歉哉？若吾以骄辞盖之，则彼亦且慢以应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于蛮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资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时，得道学之臣佐之，治功之起岂不可追三代之馀风？惜其大臣不过绛、灌、申屠嘉之徒，独有一贾谊为当时英俊，而谊之身盖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见庸也。故以帝之贤，仅能为一时之小康，无以垂法于后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于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于即位岁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说故得以入之。然终以其天资之高，旋即悟也。其终诏有曰「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盖可见帝之能察乎此矣。呜呼，亦贤矣哉！故予犹重惜其诸臣之无以佐下风也。

天下之俗，有决不可循而无所变者。澹然宽大，安民俗也；奋然急饬，励民俗也。可以安者其俗激，可以励者其俗缓，人君非强为之治也，因俗而制之耳。果哉宣帝之治，因文帝而制其俗也。涂炭之民未衽席，文帝清净以安之，素朴以先之，汉之民寿其脉矣。宽厚乐易之俗久而不饬，必流于委靡而不能自振，故宣帝反文帝之俗而用之。苟且相安之俗顿革于厉精为治之时，文学法理之士咸精于总核名实之际。使文帝之后而复文帝之治，其弊矣。宣帝知乎此而反乎此者也。崔子真谓有优于孝文，意以此论。要之无有乎优劣之说也。孝宣优于孝文，曰善为政者因其俗，善处俗者因其时。篑桴土鼓不声于箜篌笙笛，茅茨土阶不色于濩艧丹青故也。然彼一时、此一时也，时非圣人所能违，能不失时而已。商因夏，周因商，忠未既，质生焉，质未已，文生焉，非不定为一俗，盖质者反乎忠之极，而文者反乎质之穷也。不自其反者观之，何以知古人之善制其俗哉？甚哉，转秦而汉，何其难也！自灰始弃、木始徙，秦人之欲安息久矣。高帝鞍马五六年之间，定乾坤于百战，民疮痍矣，俗骁雄矣，风俗欲其安也。革秦之暴在高帝，反秦之俗在文帝。自文帝时观之，谇语德色犹秦也，墙屋文绣犹秦也。嗟夫，转秦而汉，何其难也！道德丽矣，百金之台何吝焉；弋绨衣矣，书囊之集何劳焉。天下之俗激，势不容不缓也。帝知处激俗之后，势盖欲其缓也。以和柔循优战国之馀风，以朴素夺易秦人之末习。行之数年，而后昔之喜暴过者今耻言，昔之喜立功者今屏迹。所向一定，越四世而孝宣承之，急病难消，而缓势已易矣。风俗非可复孝文，政事非可复孝文也，故一切而反倒之。文帝刑措不用也，赵、盖、杨、韩之诛吾无憾焉；文帝吏贵不严也，综核功能之绩吾无苟焉。断断乎赏之信，罚之必，名实之覈。遏宽易于威严之日，整颓纲于废弛之时。宣帝能承文帝而反文帝者也。不然，处文帝后，以文帝治，俗弱矣，乌乎强？吏偷矣，乌乎勤？民玩矣，乌乎振？吁，文帝非黄老其心者也，俗激矣，以申韩治，民必残，势不得不出于宽柔。宣帝非杂伯其政者也，俗弊矣，以黄老治，民必慢，势不得不出于刚毅。阴极不生阴而生阳，寒极不生寒而生暑，俗缓不生缓而生激，势之所趋，固至是耳。反俗不异，优劣何以异？勇哉，崔子之论！以是论也，以文帝之治而不能斧钺不朝之王，桎梏受金之吏，惩艾匈奴深入之患。宣帝而吏已称，民巳安，匈奴已款，算计见效。卓卓乎文帝之所为，兹其所以为优也欤。呜呼，效固不当论也，无赫赫之事，有冥冥之功，文帝还汉俗而朴之，重民以厚本之政，目黼黻而心田野，足轩陛而口茅茨。农馀栗也，女馀布也，鸡豚狗彘馀养也。文帝富庶不在乎己，而在乎人；文帝功业不见于卓卓，而见于冥冥。宣帝取文帝之所不急者矫而行之。微帝之道德沉涵在人，吾知宣帝决不右刑罚而必严刻，以自拔其根本者。然则文帝之治譬之春风和气，芬香袭物，阴寓其造化之巧，卒莫名其生育之妙。宣帝之治犹之云行乎天，雷震乎山，未及雨也，而枯槁已有生意矣。此崔子所以以其彰彰者而遽优于孝文也。勇哉崔子之论，以效论也。东都桓、灵之后，汉灰几不燃矣，崔子欲鼓舞而振迅之，激一时之陋俗，挽回汉人之生气，则优宣而劣文也有意哉。虽然，两君亦未尝偏有所尚也。文帝处俗一于缓矣，狱周勃，刑薄昭，何忍哉！匈奴之入形而细柳之劳何勇哉！宣帝处俗一于激矣，相丙吉，退延年，何伤哉！播告之修形而宽仁之务何仁哉！盖文帝以膏粱饵汉俗者也。矫俗虽缓而太柔，则失于无统，故为政未尝不严者，所以济其宽之所不及也。宣帝以药石针汉俗者也。矫俗虽激而太刚，则失于无恩，故为政未尝不宽者，所以济其严之所不及也。文膏粱，宣药石，用术不同，用心则一。

文帝宽仁恭俭，为汉贤君，惜乎君人之量不洪，未免为盛德之累。诸吕既诛，惠帝无子，所当立者高帝子耳。高帝见在子，唯帝与淮南王。帝长而贤，天命人心不约而合，故平、勃定策迎帝者，岂私也哉？顺天命、因人心也。且楚汉相攻，平、勃身履目击之。高亡屡矣，卒并天下，韩、彭、英、卢一有非觊，相继菹醢。高后擅朝，诸吕用事，寻亦诛灭。天命归汉，殆不容释，平、勃尚何望耶？帝可以判，然而犹豫不决者，盖高后杀赵王，齐王几及于难；燕王早世，又杀其子；后欲徙帝王赵，患将及矣。帝逊辞以谢之，仅乃得免。帝惩诸王之祸，惴惴然朝不谋夕，一旦人以天下与之，非意所及，且喜且惊，故谋及群臣，谋及卜筮，迟疑而不敢进。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继之以宋昌以观其变。当是时，帝之心何如哉！即位之夕，夜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何乃匆匆如此？数月之间，又封昌为壮武侯。朱虚、东牟尝有立齐王之意，帝追恨而黜其功，章以失职，怏怏而死，兴居遂有不轨之谋。夫昌以劝进而得封，章、兴居以欲立齐王而被黜，帝之所存，亦可见矣。昔晋侯赏从亡之功，介之推曰：「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盖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为，岂以昌一言之劝，章、兴居一言之异，而为得丧乎？帝于此切切焉，是不知有天道也。或谓夜拜昌、武，非遽欲贵之。帝自代有天下，疑汉大臣皆不附己，故以亲信代处要任，盖所以虑患于未然。此文帝私忧过计耳。绛、灌始诛诸吕，握玺将兵，呼吸之间，有关存亡，不以此时图危社稷，帝已正位，君臣之分定矣，欲何为哉？夫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汉臣即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宠任亲信，而预防之，自分畛域，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惧之心，亦非自全计也。唐魏徵尝劝建成早除秦王，薛万彻尝帅东宫兵以攻秦府，二人者罪不容诛，太宗不惟赦之，又复用之，位极将相，不以为疑。至于秦府旧人迁官，反出东宫、齐府之后，惟才是择，不以新旧为间。如太宗，可谓有君人之量也。若夫文帝恭俭爱民，有非太宗所能及者；傥以大体责之，视太宗有间矣。故曰，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

诛诸吕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复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见。大凡人才固要相济，高帝遗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则平、勃之不可无陵，犹陵之不可无平、勃也。夫明大义当有正论，定大难当有沉几。诸吕之王，高后未敢专决，而以问三子，其心犹有所忌也。使三子者括囊阴拱，无一语略攻其非，则是吕后忌三子，而三子乃以无可忌示之，一决藩篱，封王者岂特四人而已？故陵奋不顾身以争之。高皇帝之神灵皦如天日，而吕后则窃者之夜行尔。陵死不恨，夺之相，何足道哉！然陵之术可用于陵，而不可尽用于平、勃。夫樊哙之憾，吕媭之谮，吕氏磨牙于平、勃久矣，特未有以发尔。若又效王陵之争，则以旧郤杂新忿，宁免于诛？纵不显于此事诛，岂不能旁摭他故以诛之邪？夫二子诛不辞也，为汉惜也。或谓举事计是非，不计成败，使王陵以死争，平、勃复以死争，吕氏一日尸三子于朝，三子虽死，而大义固已立，天下之义士将四面并起而亡吕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难，处死实难。三子非不能死也，顾其时未可尔。盖君子之死，有以有益于国而死，有以智力已竭无可奈何而死。诸吕虽王，犹有可图；汉氏虽危，犹有可续。未画一计，未施一术，而俛首以死，是适以激变稔祸尔，安在其为能死哉！借使吕后未诛三子，而姑夺之权，今日陵谢病免，明日平谢病免，又明日勃谢病免。一人去位，则以吕氏一人居之，回环四顾，尽在掌握，汉之事去矣。且陵争诸吕之后，退处十年，自杜门不朝请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则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为不是也。平、勃虽均为诛诸吕，而勃又与平不同。平性狡诈，故多避祸求全；勃性刚直，故多犯难不顾。文帝钱谷之问，平对勃不对；王陵背约之问，平对勃不对。对者未优，不对者未劣也。盖平未当难时，善于自解，有急则委之他人。勃未当难时，辩不如平，有急则自任甚确。辩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确者，重厚也。故诛诸吕时，平尝安徐，勃尝急迫。平不入北军，而勃入北军，使北军有变，则勃先及矣。平不谕谒者，而勃谕谒者，若不受，则勃先及矣。平专以难者遗勃，而自处以易。后来相位之逊，虽欲不逊，亦不可得也。勃知己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尔。岂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亦有以自取之也。远权退势出于己则善，出于君上之迫促，则已非矣。陈丞相卒，上复用勃为相，亦以资历功劳无以易勃故尔。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馀月而遣归，则本心见矣。夫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则已可哂矣。为勃之计，惟有深藏远蹈，而被甲以见守尉，果何为者邪？借使汉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以禦之？然则勃非能反者，特不学而愚尔。使文帝谅其愚，则自可以保其不反，逮治之事，何待薄太后提絮诘责而后止哉！故尝谓文帝平生宽厚，惟诛薄昭、逮周勃二事最忍。然就二者较之，薄昭罪已著，则诛之犹有说；周勃反未明，则治之无名。世谓文帝能保全周勃，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是为优劣。不知诸霍之炎，真有危汉之理，以勃之重厚无能，而又已谢事就国，气象衰落，自危不暇，而何暇危汉？使帝无捕治一事，是真保全勃矣。既捕治之，则何保全之有哉！惜也，以帝之宽厚，而犹少恩若是也！

论曰：人主天资之厚者，天理之所由充也，天下万善，孰有出于人主天资之外者哉。自其天资之厚也，则见于躬行，形于日用，寓于制事度宜之间，何莫非天理之流行，亦何莫非天资之发见。一或反是，则天理油然而生之机，必将锢于天资之薄，尚安有道德深长之味、义理制裁之妙也哉！夫仁也者，曰道、曰德、曰义之所由充者也。世之人主惟患其天资之不本于仁且厚也，夫苟一本于仁且厚，则由是而之之谓道，足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事合乎宜之谓义，孰谓不自夫天资之仁厚者基之。三代而下，论人主之天资极其仁厚者莫若文帝也。人见其道全德备而义亦尽焉，不知其天资仁厚盖有为之本者。然则帝之仁，其道德与义之所由充与？文帝道德仁义如何，东方朔举此而告武帝，愚请以仁而论文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元者何？仁是也。极天下万物之众无以加于乾，合天下万善之粹无以加于元，故圣人于《文言》曰「元者善之长」，又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乾惟有此仁以为之元，故变化之道、正中之德、利物之义皆由是而生。君惟有仁以为之资，故曰道而道、曰德而德、曰义而义，皆由是而出。《易》言和顺道德而理于义，独不言仁，非不言也，盖仁为四德之元、万善之长，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合《易·系》与《文言》而观之，则仁之为元可见矣。文帝之所谓仁，固不敢以乾元之仁望之也，然甘受和、白受采，其天资仁厚可与入道，可与进德，可与由义，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见也。自居代时，其仁已闻于天下，即位以后今年赐田租，明年除肉刑，开妖言之禁，去收孥之令。至于春和议贷一诏，至今读之如祥风和气之袭人，油云膏雨之着物，何其仁且厚耶！一露台之作，若未害也，帝则宁惜百金之费，毋宁使民之无庐以伤吾仁；一服御之增，若未过也，帝则宁衣弋绨之衣，毋宁使民之无褐以病吾仁。君子长者之风，慈祥恻怛之意，其天资之仁厚如此。是以躬修玄嘿，仁之静也，而清净之道由是而得；专务化民，仁之实也，而恭俭之德由是而著。薄昭之诛非忍也，断以义者所以济吾仁之偏；魏尚之罚非苛也，裁以义者所以辅吾仁之不及。使帝之天资不本于仁厚，则道其所道，德其所德，焉知其不溺于黄老之虚无，发于义者又安保其不流于申、韩之惨刻也哉。是则道而非仁不足以为道，德而非仁不足以为德，义而非仁不足以为义，散吾仁于道德与义之中，此一本之所以万殊，敛道德与义于吾仁之内，此万殊之所以一本，天理之发达岂不自天资之仁厚者充之耶。故班孟坚称其海内兴义，必赞之曰「呜呼仁哉」，而誇大其词、美之以道纯德厚如晁错者，反不若太史公「必世后仁」之论为知本也。虽然，东方朔道德仁义之对，盖举文帝之家法为武帝告也。武帝天资亦可谓高矣美矣，观其初年之策贤良，未尝不欲闻大道也，而未之有闻，未尝不欲承休德也，而未始云获，道德渊源之妙，终不若文帝之意味深远者，则以徒慕仁义之虚名，而不能充仁义于实践也。土木之兴，神仙之好，其诚不可掩也如此。东方朔谓道德为丽，仁义为准，是仅足以规帝之失，而未足以中帝之膏肓。然则中帝之膏肓谁欤？善乎汲黯之言曰：「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愚故曰：黯之戆，朔不如。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