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睹南郊肆赦在近，旷荡之泽，与民更始，四方延颈，相望恩渥。臣访闻荆湖南路，本因蛮贼出就民家居停，其提点刑狱邵饰等，尽令近山人户不得耕种，及烧拆屋宇，起遣入城居住，遂致近山人户失业，亡入贼中。及杨畋将不曾作蛮贼人户，尽底驱逐，散入广南东、西路，失其巢穴。又京西去岁被贼人张海等虏掠惊扰。臣欲乞于南郊赦书中，特示存抚。应荆湖南、北路人户，先因胁从及投入贼中者，限赦书到后一百日内，经官司首身，并令州县勘会，支与旧来田业。其山猺人户，亦令安抚、转运、提点刑狱等司，多方招诱。如能效顺，并与放罪，务令各归旧住山林，常加存恤。应京西及荆湖北路，去年经贼人惊扰县分人户，转运司体量勘会，与免一年科配。其上项事节，乞指挥中书、枢密院商量施行。

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形虚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二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茍或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贼者，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利赏，见平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除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十头项外，其馀随大小成火者不可胜数。今畋所击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馀人，于二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馀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蜒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机，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此小胜，传布捷声，其馀诸处结集者分行招诱，藉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渐向夏热，以我所病之兵，当彼惯习水土之贼，小有败衄，则彼势复坚，不惟为害湖南，必虑自此贻朝廷忧患。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贼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敕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今湖南贼数虽多，然首恶与本贼绝少，其馀尽是枉遭杀戮、逼胁为盗之徒，在于人情，岂忍尽杀？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则其功更大。仍乞明说此意，谕与杨畋。其赏典，乞少迟留，庶合事体。取进止（《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五。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太平治迹统类》卷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八，《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文编》卷一七。）。

三月：原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补。

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新差扬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又未见其利也。盖以蛮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官兵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盘氏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馀山民莫徭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邓初起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徭惊惶至此。以此而言，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于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必未轻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馀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击之又不可，且杀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罢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击之不已，则其为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燀湿，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取进止。

臣近见淮南按察使邵饰奏，为体量知润州席平为政不治及不教阅兵士等，朝廷以饰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体量。臣窃以转运、提刑俱领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为转运，其次乃提刑尔。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质于其次者而决疑，臣不知邵饰果是才与不才，可信与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则一路数十州事岂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为提刑者，其才与饰优劣如何？若才过于饰，尚可取信。万一不才，于饰见事相背，却言席平为才，邵饰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饰，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舍饰与席平俱不问，则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台官，立朝无状，只今制勘，亦不能了，寻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罢。朝廷两府而下，谁不识平？其才与不才，人人尽知，何必更令提刑体量，然后为定。今外议皆言执政大臣托以审慎为名，其实不肯主事而当怨，须待言事者再三陈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于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图怨不归己。茍诚如此，岂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无此意，只是好疑不决，则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为转运使不察官吏，特出诏书，加以使名，责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禀诏书，举其本职，又却疑而不听，今后朝廷命令，谁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今邵饰言一不才显者，所贵朝廷肯行，然后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为朝廷不信，却委别人，则饰之使威，谁肯信服？饰亦惭见其下，今后见事，不若不为。不独邵饰一人，臣窃闻诸处多有按察官吏，皆为朝廷不行，人各嗟惭，以谓任以事权，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谕也。伏望圣慈特敕其邵饰所奏，特与施行。又令今后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别官，示以不信。所贵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尽心。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