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示《十国志》，已略读终篇，此苟作之书也，得在元礼藏中，何其优幸！试为左右说其不足收之略。盖史之作，以才过人为主，其法必合于《春秋》然后当。司马迁为史，不甚合《春秋》，然而号称最良者，其才高也。班固之才不及迁，而措置谨密则过之，故亦配迁流传。范晔以下，卑乎陋矣。陈寿以史为志论者，或谓之善，以余观之，犹为未尽。何者？三国皆汉盗，而曹操先篡，无以服人心，是以袁、刘诸人睢盱竞起，其事与战国无异。不当以秦为宜传周也，况曹氏威强，比秦不侔远甚。然则寿以史为志者，犹言三国不足以优劣，姑并记其事云尔。虽然，寿何知《春秋》之法哉？《春秋》虽据鲁为内，而尊王之外，未尝谓诸国为盗贼，亦书某师某人而已。寿以魏为纪，吴蜀则不为纪，而其次第则以建号之先后列之。虽不类据鲁为内之体，然犹无害。至叙魏事，则往往名权、备，又书吴贼蜀寇，此无谓也。若以曹氏为宜传汉，则是王莽亦无罪乎？《春秋》之意，寿固不足以知之，且其才又弱，则其为书不尽善也固宜。李延寿为《北史》，各自标建，无姓名贼寇之误，其叙事才致亦优于寿，此粗可也。魏徵、刘煦之徒，皆寿之罪人。日者《唐书》遭会欧阳诸公商略法度，其措置文采，遂与班马争路，可见吾宋文学之盛，高映累古矣。前年初读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刘煦之谬，思见欧阳公所修书而无由得，不知永叔如何处五代之乱也？大概十国之事，皆如孙权、刘备，而五代则曹操、司马懿耳。但汉末天下为三，故吴蜀之势视魏为弱，魏力固胜吴蜀也。唐末以天下为十，则五代之力弱于魏，而十国之弱又可知。故力足则与汴洛相持，淮南两川是也；力不足则伪辞聘贡，广南闽越是也；力最不足，则苟占地利，借臣幸活，荆潭是也。吾以为使孔子记此书，不过以五代为鲁耳，必不谓十国为盗也。盖曹操之谋篡也，非不欲速也，以其天下未易服，故隐忍而俟之。若当时无吴蜀袁刘，则建安以后无汉历矣。然则吴蜀非愿盗汉，因魏之篡而自度不能臣事之，故不获已而成国也。十国之乱，何以异之？黄巢之后，唐力不振，而朱温首怀曹魏之心，何嫌英雄不服乎？盖如桓玄、侯景、安、史、勋、巢，然后谓之盗，十国岂类此乎？永叔书未可见，然使不能辨此，则未免不合于《春秋》。鄙哉，《十国》之苟作也，其文不及居正，其标建不及陈寿，扶惫强行而已矣。书此国之事，则皆知称我，而其君则姓名之，又以盗贼名彼国，至于书彼国，则又以盗贼名此国，此噂沓背憎之人耳。司马迁所谓世家者，谓其诸传世有家也。其体与近世实录同，今为十国世家，又为列传，此何等法？盖十二诸侯有因上世得封者，有因中世乱而盗国者，方其称公亦书公，称王亦书王，称帝亦书帝，所以不没其实，与《春秋》所书诸侯皆称公同意。然《春秋》生不名，唯死一名之，葬复称公，此孔子之深旨。司马迁于世家名次其爵，盖《春秋》有传，世家无外传，不得不然。今乃题某地某人世家，而首尾则又姓名其人，甚矣，其无识也。彼既建号改年、庙祖宗、陵坟墓矣，而犹谓之众民乎？若以其乱可贬，则春秋战国非不乱，孔子、司马迁非不知贬也。其馀措置文采，一无所取，而世或传之，疑好事者欲见事迹故尔。虽然，此书事迹盖略矣，尝以《吴录》、《江南录》、《江南别录》、《江南野录》等书校此《吴》、《蜀》二志，可见其略。天下大定，录固略，然此书往往遗其所载。今《新唐书·杨行密传》最有功，凡行密之善可道者毕载于篇中。又于京师见永叔所作《钱镠传》亦甚核详，盖永叔多收野史记传，而去取从容也。但不知永叔书，尽载十国君臣事迹果否？不尽载，则又未免阙遗矣。《春秋》之法，要当一肆吾力，但犹俟尽见永叔书乃为之。吾能论其措置，不疑其文采也。元礼博学好书，且广收藏，异日不怠，则修选之功，当靖共之。自今可访索十国野史记传，庶几获广记备言之益，此外未须议。某不日南行矣，经过当面见驰，此故不宣悉，幸察幸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