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晋书·王浚传》）。

浚、彬东下，埽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浚，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七千人给浚。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给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晋书·武帝纪》）。

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胄、及浑、浚、彬等皆受充节度（《晋书·王浚传》，浚上书自理曰：「又前被诏书」。）。

伐国事重，宜令有一。前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浑节度，浑思谋深重，案甲以待将军。云何径前，不从浑命，违制昧利，甚失大义。将军功勋，简在朕心。当率由诏书，崇成王法，而于事终恃功肆意，朕将何以令天下（《晋书·王浚传》）？

浚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浚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浚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晋书·王浚传》。有司奏，浚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诏云云。）。

自大晋启祚，辅国之号，率以旧恩。此为王浚无功之时，受九列之显位，立功之后更得宠人之辱号也。四海视之，孰不失望！蜀小吴大，平蜀之后，二将皆就加三事，今浚还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吴之未亡也。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而有之，与国家结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今浚举蜀汉之卒，数旬而平吴，虽举吴人之财宝以与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与计校乎（《晋书·秦秀传》。王浚有平吴之勋，而为王浑所谮毁，以为辅国大将军，天下咸为之怨，秀乃上言。）？

先王之用其臣，其未任也，必欲知其才；其将任也，必欲知其心；其已任也，必欲知其功。盖不知其才则无以举天下之能，不知其心则无以成天下之勋，不知其功则无以劝天下之善。且先王之用人，拔之于寒微之中，升之于困厄之间，褫薜萝而服冠冕，去岩穴而践廊庙，授之以显职而不疑，处之以高位而不忌，此所以知其才。塞谗间之口以使之无忧，遏浮虚之言以使之无惧，不责之以苛礼，不拘之以密宪，纵其鞭策以观其驰逐之能，缓其羁绁以观其击搏之力，此所以知其心。腴田甲第惟以与之而不吝，歌姬舞女惟以赐之而不惜，擢其亲戚而使之无倾危之忧，厚其子孙而使之无绝灭之患，势倾海内而朝不忌，威震人主而时不嫉，此所以知其功。夫秦之任王猛，可谓知其才；蜀之任诸葛亮，可谓知其心；汉之任萧何，可谓知其功矣。然则古之君臣，其所以相得如凫藻之乐，康宁辑睦，优游悦怿，而休烈伟绩，相与传于无穷，而后世之所莫及者，以是而已。昔者晋武帝黜朝廷纷纭之议，而委王浚以东南之事，何其壮也！及王浚独破建邺而卒见排于权势，以不能自明者，岂武帝有所不能知其功欤？夫南方之所以能拒捍于人者，不独在于据其长江也，而在于倚蜀以蔽其偏；北人之所以能追逐于南方者，不独在于夺其长江也，而在于连蜀以袭其右。盖蜀附于南则南方胜，而使南方失蜀，则有西顾之忧，而不足以恃舟楫之能；蜀附于北则北人胜，而使北人失蜀，则有西守之劳，而不足以逞其车骑之力。然则蜀者，虽非用武之地，而乃南北相抗之形要也。昔楚之衰也，盖秦已得蜀，是故以白起之憃而有黔中之功，以王剪之微而有蕲南之捷。吴之盛也，盖魏未得蜀，是故以曹操之智而有赤壁之奔，以司马昭之谋而有东关之败，此固非秦勇而魏怯，楚弱而吴强，盖秦已得蜀而楚之所备者多，魏未得蜀而吴之所备者少故也。《战国策》曰：蜀中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此亦言蜀之于天下，据江汉之上流，而其势便且易也。昔晋之讨孙皓也，王浑出横江以攻其东，而王浚自成都以攻其西。然而吴之所以深虑者，固亦不在于浑而在于浚。何者？兵出于东者，目睫之患，而兵出于西者，肘腋之变也。夫目睫之患犹可以救解，而肘腋之变不暇于设施，此自然之势也。是以孙皓之大臣亦莫不以蜀师为忧，故贾彦欲增建平之兵，而陆抗欲益西陵之备，此其意亦可见矣。由此观之，则孙皓存亡之权在浚而不在浑者，其理岂不甚明欤？夫当此之时，使浚未能摧其西藩，徘徊而不得进，孙氏之君臣因以并力合势，坚守江浙以拒中国之师，则江东诸城不可以岁月下也。惜乎武帝不虑于此，而卒使癯劳憔悴之功臣困于谗慝之党而不能震，以沮天下英雄之士而伤其心，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