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之有天下者以天下治天下，后之有天下者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宜若散然不一也，而天下常至于大治；以一人治天下，宜若截乎其不乱也，而天下常至于不治。何也？盖以天下治天下，是之谓公道；以一人治天下，是之谓私意。公道行而天下驯致于大治，私说行而天下驯致于不治，亦其理宜也。舜非不足于智力也，而有四邻；文王亦非不足于智力也，而有四友。盖天下大物也，非一人一手之所能独运也，合天下之智力以运之，而天下日趋于治矣。后之论者谓舜之相十六人，而文王之辅自伯夷、太公之外又有所谓虢叔、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亦不下十有馀人，何其盛也！天之生才，夫岂独私于舜、文王之世而已哉？盖用之则见，不用则隐耳。本朝之有天下也，太祖、太宗虚己用人，收揽豪俊与之共治，当时在政府者不下五六人。至于仁宗之世，天下之治可谓极矣，而考其所以致之者，亦不过善于用人。故当时之治莫盛于庆历，而庆历政事之臣至于八人之多。此万世帝王当以为法，况于圣子神孙乎？皇帝临御天下之二十一年，盗贼已弭，边烽已息，刑章不繁，兵革不用，天下之势几于小康矣。然徐而察之，则政教陵夷，风俗委靡，国用匮乏，民力罢弊，凡所以为根本之计者皆非确乎有不拔之实，朝夕凛凛，未知攸济。合天下之智力以共济多事，盖未有急于此时者也。而乃大不然，庙堂之上，一相之外，相与同心者协力者一人而已。数月之间，天下已莫不忧之。于是豫章黄公来镇于蜀已越四载，清德既高，雅望亦著，皇帝若曰，尔久劳于外，其遂来归辅予。而前乎此者，天下亦皆谓公必归，归必相。盖上之所眷公者固甚切，而下之所以望公以扶持公道者，亦不为不至矣。夫古之君子所以相其君成其功名以显于天下者，亦不过曰德量也，明识也。识之不明，则无以别天下是非邪正；无以别天下是非邪正，则将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其将何所不至！德量之不足，则必喜于自用而忌天下之才，是心一萌，视天下之才皆将无足与共事者；举天下之才无足与共事，则举天下之事将独运而独决之，岂不殆哉！正实有忧于此，故因公之行，不自知其僭越而冒言之，愿公自勉且以勉同列焉。嘉定七年三月二十有七日，山阳度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