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同碎累离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东行，干以请祠未报，不敢偕归，且复西迈，过池阳，留五七日俟报，若未有指挥，即过九江。两郡皆与舒相近，以见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区区之情，决不敢复往安庆，以犯公议也。若所请不获，又须力请，以至再至三。安庆已是一考，既是解任，岂宜再往？干年已六十七矣，若更终两考，便是七十，精力已衰，不复成人矣。家中万千未了事，及今亟归，亦可略与整顿。每思杨子直、杨通老、廖子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后事无不狼狈，此可为深戒也。年来觉得世道愈迫切不可晓。李文昌以元僚见辟，乃是泗上既败之后，忽思蹇叔持重之言耳，干岂愿为此哉？浮光之虏未退，既责以守关，又责以督战，感文昌之知爱，不敢辞难，乃有以为逼己而恶之者，制总两司谤书盈箧。胡卿面以见谕，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昌亦曰：「其人每得书，好论边事，自某相辟之后，绝口不及边事，殊不可晓」。其意恐人之夺其位，而又阳为举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岂可久与之处哉？两淮，江南屏蔽，又复与虏相邻，则淮民尤不可不恤。今淮郡百姓被虏人之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岁和籴，不问有无，必欲及数，不问土俗，必欲促办，以至敷马草、敷巢县寨屋料、敷庐州团楼木，并是不支本钱。郡抑之县，县抑之总保，总保抑之百姓，一切常行之事，今皆急如星火。去岁和籴，于本府见管钱内刷去十五万贯，今又要籴二万石料谷，亦是不支本钱。今本府交割钱亦且刮去无一文矣，今又添北来人请受四五万贯。不争则害民，争则为犯上，此亦岂可复为哉？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今既有忧矣，岂可不违哉？城壁一事，见今包砌，干已措置下四百万砖矣，更诸县约有百万，自可足用。石灰亦各有指拟，人工诸色皆有定论。又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实可托之人，每日早到暮归，如治私事，不过秋冬间便可毕。此不足勤庙堂虑，但得一贤太守以临之，则自可不劳而办。干亦不愿以此为功也，但得归老故山，蔬食饮水，亦足乐也。更望亲家力为一言耳。然一身寄数千里之外，望归如望岁也。

干碌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进之具，无顷刻非思归之日也。来书所谕以版筑之役，谤言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谢冠冕而从农圃也。顾生平本不作荣进之想，直以为贫，如为人佣雇，姑就斗升之禄耳。乐则行，忧则违，谤与不谤，用与不用，亦何足计顾哉？彼谤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谤者亦非也。置此身于天地间，以听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于当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恋，他何足畏哉！制参之除，李公可谓不知人矣，如干者又岂能有补于制司之毫发哉？今朝廷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冲于万里之远，远夷畏慑，其效可见，制已赘矣，而况参乎？已具申丐免，开春再上祠请，得归幸矣。此则全望亲家曲为之地也。

干十七日抵九江，复被不允之命。安庆乃是旧物，可以无嫌，然已除历阳徐守矣。以干之辞历阳，遂夺徐守之安庆，干又居而有之，于谊安乎？平居无事，动遭口语，况于有此嫌疑，正好议论者所得以藉口，干又何以自明？去年之方筑城也，则曰此书生怯懦耳；及其速成也，则曰此必劳民也；及其费省也，则又曰此必扰民也。不思往者百年之间，所至筑城，为人所欺，而反归咎于费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是必欲相率而为欺也，如此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怪者，泗上之役，轻脱之最，可笑者也。安庆深僻，全不知所以败衄、所以调发之由，及至金陵，徐而扣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为之说者：自是好言恢复者也，是尝与泗上之谋也。安庆去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为此秘密之举，岂肯泄其机而谋之于数百里之外耶？使干果有恢复之志，又岂肯甘心筑城以自固耶？制帅以泗上既败之后，方思老成迟钝者之可用，然后辟以为元僚。使干果若后生轻锐之为此谋以误制帅，又胡为于既败之后方见辟耶？又其辟之辞云曰，干之所言无非保民固圉之术，又何尝言其善谈恢复耶？夫言恢复者，绍兴初先儒之论也，然亦未尝不以量力伺便为先，亦何尝不察事机如是之轻举哉？况干何人，乃敢开此大口？兵之勇怯，将之能否，器甲粮廪，谩不知其虚实，乃敢抵掌而谈恢复耶？制帅以元僚见辟，朝廷令且包砌城壁，则是未尝供元僚之职；又令其往黄州措置关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战。此皆迫于上命，然亦未尝启行也，而恶之疾之者纷然而起矣。使干不量事力，冒眛居元僚之任，则天下之恶将皆萃于其身矣。军旅一起，征役繁兴，不量有无，不度可否，州迫之县，县迫之总保，总保迫之百姓。两淮之民不胜其苦，外为夷虏所侵，内为州县所迫，是大可念也。后唐以茶盐给淮民而取其米麦，谓之博征；周师一至，淮民箪食壶浆以迎之，此大可监也。如此，尚可以为郡耶？只此数事，则安庆决不可以复往矣。行年几七十矣，痰喘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濂溪祠堂安歇，以俟报可。然一身资粮易竭，恐将无以为归。万望为遍告相识，力禀之相君，放归山林，不胜大幸。若又不从，又只得力辞，却恐上触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