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圳亩，犹不忘君，谆谆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釐麰」。釐麰，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訾訾，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月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惨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陀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鸟儿》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往，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营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藉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公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叠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皆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訾訾，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效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汉书·楚元王交附传》：更生见周堪、张猛在位，几己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

十四曰：按县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接，其制如稍地之角（角置四同者也。）。二十八同，同九万夫，合计二百五十二万夫。今积得田二百四十七万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亩一十三步一十二尺。盖其馀尽以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也（以二百五十二万夫言之，则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四万十千二百六十四夫二十九亩八十六步二十四尺。）。

十五曰：按畺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一面无接，其制如稍地之正（正置十六同者也。）。四角四同，各二面有接，二面无接（回曲故也。）。每同前左右两行一十六成（以自内视角为前。），每成之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计增占一百一十八亩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八百八亩九十六步。后左右两行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半浍半道，计增占三十九亩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八百八十八亩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前角一成，变其两面各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计共增占二百三十七亩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六百九十亩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左右两角二成，每成之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又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一浍一道，又一面变其半洫半涂以为半浍半道，计共增占一百五十八亩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七百六十九亩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后一角一成，其两面各变其半洫半涂以为半浍半道，计共增占七十九亩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犹有九千八百四十八亩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总计七万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于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亩八十四步。缘边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亩九十六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亩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亩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亩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亩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计九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四亩有四步一十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则又为九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四亩有四步一十六尺。统论之，则此一同之地，为田八万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亩有四步一十六尺。其馀尽以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也（以九万夫言之，则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一千七百有三夫八十五亩九十五步二十尺。）。凡畺地三十六同，同九万夫，合计三百二十四万夫。今积得田三百一十七万八千九百一十四夫六十三亩二十五步一十二尺。盖其馀尽以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也（以三百二十四万夫言之，则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六万一千八十五夫三十六亩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涂各有所隔，径隔于沟，畛隔于洫，涂隔于浍，道隔于川。所隔之处必有桥焉。川之水必决路而泄之，以归于大川，各随地势所向，不可定其隔处。井田之径、畛、涂、道，亦如乡遂为桥浍之水，亦泄而归诸大川也。司险职曰：「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康成谓川泽之阻则桥梁之。下文曰「设国之五沟五涂而达其道路」，康成虽不复解，然以上文观之，此为桥梁亦明矣。匠人职浍之下曰：专达于川，各载其名，盖谓大川也。以此察彼，知其皆然。）。是都鄙之田制备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广轮，王国之远近，任地之异，制田之例，山川之不亿度，沟涂之有增占，自万夫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畺地，繄子之论详矣。其所以授于民多少之数，可得而闻与？曰：夫治民必先定其居处，而后可使之乐业也。故司空执度，度地以居民，正为此焉。今六乡、六遂各七万五千家也，然此才谓农民，其馀有百工、商贾、庶人在官者，凡此之类，抑又多矣。载师职曰「以廛任国中之地」，康成谓：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遗人职曰「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康成谓：乡里，乡所居也。县师职曰「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谓：郊里，郊所居也。贾释云：乡里据国中（即以乡之民，居在国中。载师以廛里所任地是也。），郊里据在郊（即六乡之民，所居郊者也。），然则六乡之居，布在国中，外至近郊远郊也。遂人职曰：辨其野之土，以颁田里，夫一廛，田百亩。则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旧说廛者二亩半，一家之居。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当从孟子五亩为正。甸地既一廛五亩，则郊内国中亦各五亩也。）。然康成注《遂人》谓：廛，城邑之居。注《载师》云：以廛里任国中。而遂人职授民田，夫一廛田百亩，是廛里不谓民之邑居在都城者。与郑意以六遂之民，虽田在甸地，而居于国中，且甸地于国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为便哉？抑王城方九里，为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亩，为七万二千九百亩，尽以为遂民之居，一家五亩，才可容万四千五百八十家。况王宫、祖社、朝市、国宅之属及乡民所居在其中乎？则六遂七万五千家于何置之？苟郑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则六遂所管与都邑异，遂民不可越在都邑也，又其往来亦非近矣。且康成既以六乡之居有在于郊，则六遂之民奚为不可居甸乎？是失之甚矣！大司徒职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康成亦谓城郭之宅田室。盖郑以六遂居在国中，故于都邑，亦云室在城郭也。其经意但以室数为家数，岂分于城之内外与？其实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盖亦不出一廛五亩之数也。或曰：敢问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论以六乡为农人，而百工商贾之类不与其数，何哉？曰：觏观郑注则然，且裁其理至当矣。夫农人，国之本也。三时力耕，隙而讲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于庠序，习礼义，为贤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为之乡，为之遂，以编著之而统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夫工商之类，弃本逐末，但以世资其用，不可无之，安足比于农人哉？抑其各有所统，工则统于司空，贾则统于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统于其官府，其馀皆然，虽不系于乡遂可也。曰：既不系于乡遂，则其所处郊乎，国乎？曰：圣王敦本尚俭，虽有工贾，必不甚众，庶人在官者亦有常数，其馀益寡矣！国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有事于市朝，当在国中，乃为便也。

十七曰：或曰：奠民之居，既承教矣，耕田之数，愿闻其悉。曰：按大司徒职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此都鄙授田之制也。不易之地，岁种之，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二岁一种，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三岁一种，故家三百亩。以地利有厚薄，宜差之也。又遂人职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此六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利有厚薄，故差其莱数以平之。莱，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乡之田，未见明文，惟小司徒职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觏观之，若以为都鄙六遂乎，则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莱亩数，榷其收入，必亦无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差也。此盖是六乡授田之制，以郊地狭隘而六乡分之。矧场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在其间，则虽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亩数，但以其家人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则授之以上地，六口则授之以中地，五口以下则授之以下地焉，其实皆百亩也（地有九等，所养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七、六、五者，举中地之三等而言也。）。今据远郊之内，田二十万夫（近郊四万夫，远郊十六万夫。）。其不为万夫之川者，又有一十五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亩七十九步四尺（近郊四万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远郊一十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亩七十步八尺。），盖以为六乡之田也，里也（里，居也。），场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贾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赏田也，牧田也。其馀则王城之外有环涂（环涂七轨。），有野涂（野涂五轨。），有郊（四郊皆有神兆。），有明堂（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宫方三百步。），有籍田（籍田千亩。），有学（虞、庠在国之西郊。），有榭（榭所以讲军实，足以临见王之士卒而已。其所不夺穑地，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其执须在城之外也。），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之跨其地（其不为万夫之川者，亦未计出五沟五涂所占也。下同。），又其馀则以待馀夫也。或曰：郊内无馀夫之文，子何以言之？曰：六乡之人，不得不有馀夫，且举遂，则乡可知矣。亦计郊内地，犹有以待之地。甸地之田七十二万夫，其不为万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万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亩七十四步八尺，盖以为六遂之田也，廛也。其馀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之跨其地，又其馀则以为公邑也。或曰：子既言乡有馀夫，而于遂何以不言？且遂人职已著之矣。曰：遂之馀夫所受之田，属公邑耳，不可析言也。遂之家数与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沟树之矣。若有馀夫，其田何从而得？必外取于公邑焉。曰：然则六乡馀夫所受之田，何以不为公邑？曰：郊内地狭，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偪王国，故虽以待馀夫，不复别称为公邑也。或曰：公邑独遂之馀夫耕之乎？曰：不然。康成谓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馀夫以力出耕公邑。觏谓亦非独士、工、商而已也，虽庶人在官者，畜牧之家之馀夫，亦出耕于此焉。民之生息，岁月浸多，积数世之后，其馀夫岂可胜数？公邑虽广，或弗能容矣。是圣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则八十四同（稍地二十同，县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同。），除名山大泽不以颁（凡当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不废，悉以班之。），其馀以为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又其馀则以为公邑也。其食邑、采地之内，则自以授其所管之民，其馀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之跨其地，又其馀则以待馀夫也。又弗能容，则亦当出耕于其所近公邑，其人则系于都鄙，其田税则归于王官，是公私两利之意也。或曰：《遂人》云：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康成谓：去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馀如此，以至于畿。康成固知都鄙为井田矣，则其意谓公邑自稍以外，亦如甸地，为万夫之川与？曰：是康成之误也。此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止谓由此路而往，可通于畿耳。以明其所以为道路于田间者非妄也，将以利往来之人，内通于国，外通于畿，国近而畿远，远之可达，近可知矣。是以省文，言畿而不言国也，非谓一槩为万夫之川以至畿也。且自稍以外公邑，诚以采邑之馀，一切使大夫治之，后复欲爵禄于人，又取之以为采邑也。公卿大夫，寔有定员，若有王子弟则世世生息，安有纪极？是采邑之增，无世无之。茍今公邑尽为万夫之川，他日造都鄙为井田，又当改作乎？何劳力之甚也。若造都鄙而循用万夫之川，非制也。以觏论之，甸地公邑自依六遂，万夫之川，稍县、畺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制，或近或远，随宜而变，于义当矣。或曰：都鄙授田，则有不易百亩，一易二百亩，再易三百亩，凡三等。遂地授田，则有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田百亩、莱百亩，下地田百亩、莱二百亩，凡三等。乡地授田，则有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虽以地利差其口数，其田实皆百亩，凡一等。而康成之义，自六乡以及甸、稍、县、都，悉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二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独是都鄙授田之制，岂可以包乡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乡遂也，虽都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须定有一百亩不易者，二百亩一易者，三百亩再易者，合六百亩而三家受之，此则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则已失之矣，况其积算数百万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则皆不取焉，但备举乡遂、都鄙授田之明制，使执事者躬相地宜而须之，不敢以预言也。

十八曰：或问田里之论则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谓其制三等。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于王，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于王，其意以公采地为一等，百里之国也（王之母弟及庶子同。）。卿采地为一等，五十里之国也（稍疏者同。）。大夫采地为一等，二十五里之国也（最疏者同。）。又其注《载师》，谓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然则三公百里之国在畺地，卿五十里之国在县地，大夫二十五里之国在稍地也。畺地三十六同，同为百里之国一，是为三十六国也。县地二十八同，同为五十里之国四，是为一百一十二国也。稍地二十同，同为二十五里之国十有六，是为三百二十国也。此其大略耳。茍有名山大泽占之，则依所占减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数少，食之不尽，则以其馀为公邑，以俟后耳。然今按《周礼》公三人（其乡老，二乡则公一人，盖此三公兼之。），卿十有五人（三孤、六官及太卿大夫，每乡卿一人。），大夫则《冬官》已亡，唯五官在，五官之属，大夫三百三十七人（烦不备举。），若加以冬官之属及公邑，又别有大夫治之，其数盖不下四百人也。今稍地为二十五里之国三百二十，或有名山大泽占之，则从而减焉，又王子弟最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是，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然县地为五十里之国一百一十二，虽或有名山大泽占之，及王子弟稍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于十有五人，其馀地盖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诸此乎？虽王之母弟庶子众多，畺地弗能容之，取于此亦可也；又其馀，乃以为公邑焉。或曰：《礼》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于《周礼》何其不同也？曰：此夏礼而商因之者也，其田则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则自卿以下，增其员而减其禄，盖后世政事渐繁，事繁则官不得不增，官多则禄不得不减，势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请问赋税之法。觏对曰：按太宰职「以九赋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馀三者不出于田里，故不举。）」。康成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师之职亦云：以令其财征，皆谓此赋也」。是则周时已如汉算泉，但汉法算泉，人百二十，周之赋，泉数则未闻矣。又按载师职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征则皆指田税也。康成谓「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之者，廛无谷，园少利也」。经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亦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详司农注引《孟子》云，「廛，无夫里之布」，其意可取。盖凡税者，各随其地所出。田有谷则输其谷，宅有桑麻则输其布帛。唯廛里在国中者，人众宇广，无所树艺，则课之出泉布，亦料其廛地所可树艺多少，二十之价而取其一焉。若城外之宅，可树桑麻，而怠废不为者，则依国中例，课之出泉布。盖树桑麻易为功，而出泉布难为力，所以罚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谓「罚以三家之税粟（《周礼》不为屋，但以三家之税粟，借文以称之焉。）」。盖不耕一夫之田，则纳三夫之税粟，倍重之，亦以罚其怠也。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谓「出夫税、家税」。夫税者，百亩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车辇给繇役。盖勤而就田业，则有夫家之税；閒而无职事者，亦有夫家之税。与其无地而输财，孰若受田之获利也？此亦以劝其勤耳。大略自国以至于畿，税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漆林虽重，顾亦少焉。），皆以役多少参折之也，此赋税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谓周税什一，今此论何其等级之多乎？曰：其谓什一，举近郊而言也。古之言质，举近而略远也。后儒耳目不接，得其略而失其详，因谓皆什一也。夫周礼岂可诬哉？抑不独于周然也，其言夏、商什一者，亦犹是也（后凡言什一者意同。）。或人又问曰：幸卒业于赋税矣。其所以制军旅、具车甲，愿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马》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康成谓「军、师、旅、卒、两、伍，皆众名也。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旅，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家所出一人」。此则六乡为六军，七万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职曰：「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康成谓「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若是，则六遂亦为六军，七万五千人也。但以王家迭而用之，则其兴发常六军耳，故止言六军也。此乡、遂制军之法也。又按《司马法》：通三十家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终三千家出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万家出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虽井田，顾未与周制同。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为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甸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歛，故书。《左传》哀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谓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之，又何访焉」！以是观，则丘赋实周公之典，举丘则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甸旁加为成，则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则戎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头，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数虽同，而士卒之制多少异矣。今亦本周制为定，盖甸以内六乡六遂，则为十二军，迭用其六军。稍以外八十四同，则为八千四百乘，亦远近异制矣（如有名山大泽占之，同数不满则亦依数减之矣。）。以一切而言，则畿内千里合当百同，故古谓天子万乘也。大凡康成谓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税；其旁加者，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浍。觏谓沟洫始为之也，则用力多；后治之也，则用力寡矣，曷足免其田税乎？今观车赋止于甸不言成，岂非旁加者不与车赋，但主为治洫乎？总百成之旁加者，既各尽治其洫，又共治其同之浍，以役折役，于事为宜，且其治洫、浍，一岁中岂数数然哉？是赋税、军旅、车甲之议尽矣。

二十曰：或曰：古之人皆谓周为公田，公田百亩，其二十亩以为八家之居，八家各受百亩，以为私田，通九百亩为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税其私田。《诗》、《春秋》、《论语》、《孟子》之说皆然。特《周礼》为异，税夫无公田。康成以为，周之畿内用贡法（税夫无公田，夏之贡法也。），邦国用助法（制公田不税夫，商之助法也。）。畿内用贡法者，乡、遂及公邑之吏，旦夕从民事，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国用助法者，诸侯专一国之政，为其贪暴，税民无艺。此论何如？曰：天子之政，自国而形天下者也。岂有天子之国自税民田，而令诸侯但为公田而不税哉？虽其岁入同归于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谓也。且畿内有乡、遂、公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诸侯之国岂无其吏能促之者乎？苟为其贪暴税民无艺，则若王政明，诸侯奉法，虽使之税，敢过制乎？若王政不明，诸侯不奉法，虽为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论也。觏谓周之畿内，以及天下诸侯，一用贡法，税夫无公田也。公田，商礼也。抑文王之时，虽已受命，尚为商之诸侯，其田犹依商礼。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摄政，作礼乐，方遂变之。故言周为公田者，其原在闻之于文武之时，而不知周公已变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孟子既知周制与商异矣。其下文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虽知周制与商异，然见《诗》有公田之文，其诗又是《周雅》，故复疑周亦为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则疑之之辞也。既疑周为公田，故至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乃对以圭田、馀夫、公田之说，谓今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礼也，周则曰士田矣。馀夫二十五亩，盖亦商礼也。周则皆百亩矣。然则孟子所称，悉是所闻商时之礼，徒见《周诗》引公田，乃复疑是周制耳。不然，何以上文云「周人百亩而彻」，如彻取之谓与？至如周诗所引公田，亦非指言当时之事，盖以幽王政烦赋重，君子伤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讽之，亦不言之公田果在何王之时也。独其上章云：「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郑笺云：曾孙谓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时，则周公已作礼乐矣。而曰「雨我公田」，是周制果为公田也。然康成何以专指曾孙为成王？夫孝孙、曾孙，抑是事宗庙之通称，《礼》曰「祭称孝子孝孙」，以其义称也。其称曾孙某，谓国家也。若是，则人君能继先祖有国家，君子取其庙中之称，而称之曰曾孙，皆可也，岂成王得专之哉？安知诗人所指不谓武王也？文王也？苟诗人所指谓武王以上，则自是周公未制礼之前，诚无害于《周礼》之夫税也。且孟子对齐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乃正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则依商礼决矣。独至《周诗》而疑之，疑之又不明辨，从而遂其疑（谓答毕战也。），顾亦先后反矣（先言彻，后言公田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左传》曰：「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觏谓鲁之先，田税既定矣，然山林川泽之旁，历世之后，或颇垦辟，以有馀亩，宣公又履而税之。《传》称「谷出不过藉」，盖丘明谓周家虽不谓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税谷，亦不过商时藉数，如《孟子》所谓「其实皆什一」之义也，非谓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谷梁》曰：「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焉」。是皆举商礼以言之也。大凡先儒多称商礼，抑非止闻之于文武之时，而不知周公已变之也。盖亦孔子商之子孙，其服行尚依商礼（《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商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商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而《论语》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诚夫子其身之私，则法先祖，天下之公，则从时王。且周制文于商也，其可忽诸？先儒徒见夫子行商礼，因谓天下之法尽当从商，则其所言多称商礼，传之积久，后世莫知其本源，误谓之为周制。故言周制者，或以商礼杂乱其间，则后世之言，益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对哀公：「盍彻与」？实止谓周家什一之彻法不足，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则《诗》、《春秋》、《论语》、《孟子》，皆不谓周公之制有公田，后世诸儒解之者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自王国以至于藩服，一也。或曰：助法不善与，周公故变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变之，虑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顽，吏益猾，公田之耕，或不尽力；藉谷之入，或有隐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赋税。税有所常。责有所在，安坐而视其入也。礼制愈崇，国用愈广，何暇从容如上世乎？虽然，无所增重也，第谨其定数耳。于民既无伤，于国则不乏，是圣人虑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问《司马法》既为井田，而周公变之，何也？曰《司马法》虽为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焉。其馀十井为通，则长十里，广一里，十成为终，则长百里，广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邑诸侯群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县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与同则仍依《司马法》。方者依之，不方者改之，无小无大皆方也，举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变，则车赋亦不得复依《司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虽尽再易之地，犹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为多矣。抑征讨有时，非常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数增焉，皆圣人以义制事，预备不虞之道也。或曰：《司马法》文王时所作，而周公敢变之，何也？曰：夫孝者，谓能承其志意，非必尽循其政令，胶柱而不改也。况文王虽作《司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为诸侯，见商祚将尽，知天命在己，故经始《司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勋未集，武王克纣而崩，周公摄政，乃取其书而述传之。可则因，否则革，广以众制而为周礼焉，益无过也。曰：文王，圣人也，其为书，安有否而可革者乎？曰：圣人因时制宜，文王之时与周公之时异，故文王以其时而言，周公以其时而变也。或曰：诸侯之国亦井田也，其制何若？曰：亦犹都鄙而已矣。始之为乡遂，次之为都鄙，或满以万夫，或极以一同，至于诸侯，则不言其田制，其取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观诸内，欲知远者本诸近，兹不待备言而可鉴也。大哉，周公乎！接文武之圣，救商人之敝，以之为礼，礼无不中；以之为政，政无不和。土，天下之广也，而一块莫敢争，先为之限也。口，天下之众也，而勺饮无所阙，先为之业也。率饱煖之民而纳之于仁义，欢焉可不反顾矣。其曰兼三王，不亦宜乎！后虽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则如之何则可？曰：法而行之，复为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经析其微，注择其善，极数明用，会异于同，劲正备具，无越此书矣。犹惧其未可以灼见也，作三图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图》，二曰《乡遂万夫之图》，三曰《都鄙一同之图》。图之矩画颇高广，故别行，不缀于篇。明明后如欲举周公之制，观是书、按是图以令之，其如取诸掌乎！若犹未也，敢私于学礼者，故书。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周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春秋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蔿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岐。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怀才抱义之士处一世间，盖常不患人之不己知。然人不己知，至没世而名不称，则亦士之所耻。是以先世之士，必得公卿大夫推毂称誉而致身于一时，而公卿大夫亦缘好贤推士，垂名于后世。昔王吉为临邛令，折节屈己以成相如之名，临邛卓氏承令风旨，尊为上客。是相如由王吉而婚偶，因卓氏之财而宦达，非得令之推重，则下邑之一荡子尔。王襄为益州刺史，闻王褒有俊才，请与相见，使作《中和》《乐职》诗。褒名上闻，宣帝召见，遂以文章入为侍臣。非得襄之见，则穷边一寒生尔。是二人者当吾蜀向学之初，破荒以文艺取名，然皆出于县令、刺史振发其迹。当时二人虽托令、刺以进身，而县令、刺史亦由二人以显名。至今士论言相如者必及王吉，言子渊者必及王襄也。今之蜀犹古之蜀也，据西南之都会，扼大江之上游，列郡数十，土人游士，接迹里巷。况承朝廷教养之盛、风化之美，其学经非止汉儒之章句，为文不类前人之流靡。或有灼灼髦士，出于其间，改封禅之书而使之典，作贤臣之颂纪其实，以铺张太平之闳休，昭著无前之伟绩者，未必不平视二子。但幽隐寒贱，不自激昂以投合于尚书之知，而尚书亦以高明尊显，未肯顾盼而接引，是幽隐寒贱无所赖于尚书，而尚书功业之外，好贤推士之名不重于后世，亦奇男子之可惜者。方成周之盛时，上之人不忽微贱而致采纳，下之人有所附托而脱于怨苦。以公旦之圣，执贽以见其敌，还贽以接其卑，而所得之士乃在还贽之中。以至贵接至卑，所接至多，所得至寡，乃至如是。方斯之时，士无不得其所者，故其诗曰：「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夫上之人无以待之，则有遑遽而无逸豫，何暇于游；有忧嗟而无欢愉，何暇于歌？今也悦之而来游，乐之而来歌，可谓得其所矣。及其衰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诗人以是刺幽王。夫大臣在位之至贵，微臣白屋之至卑，势固不相接，事固不相关，饮食宜不相及也，言语宜不相通也，车马宜不相与也。然以至贵遗至卑，不肯饮食教载，诗以是而刺其臣，又及于其君。由是以知上之人不忽微贱而礼纳之，非特圣贤以为盛时之风采，亦治乱之所由分也。故幽隐寒贱，众人之所忽也，在贤者则必为之致钦；衰世之所轻也，在盛时则必为之重。唯贤者为能反众人之所为，唯盛时为能收衰世之所弃，如斯而已。伏惟尚书以吾道致身，入居华省，位正三品，出为西州大方伯，双剑以南所谓大臣者莫与为偶。其拔擢之权、咳唾之效，嘘枯吹生，又非特汉之一令一刺，推广圣君贤相恻怛之爱，以用仁心于西南，必自士人始。此某所敢发其狂妄也。然又尝闻，古人之知士有宾其贤者，以激其馀，陈蕃之于徐稚是也；或虽未贤而亦礼之，以致其真贤，燕昭之于郭隗是也。以言为不足以知人则已矣，若大可以由言而知，则某之所以自献此者，不啻千言矣。尚书以为贤，望下陈蕃之榻；如为不贤，亦请从隗始。叱之颔之，退听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