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见贞观十七年。监修国史房玄龄与史官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实录二十卷成。制封元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敬宗一子为高阳县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太子司议郎。赐物五百段。仍并降玺书袖美。又神龙二年五月。监修国史中书令魏元忠与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国子司业崔融等修则天实录三十卷成。制封元忠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彦伯等各赐爵二等。物五百段。自馀卑官加两阶。物段准处分。仍并降玺书袖美。今史官刘子元吴兢等撰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中宗实录。并成进讫。准撰太宗实录例。益修官巳下加爵及赐命。子元等经臣援引古今。欲臣闻奏。臣谨寻故事。例有恩赏。事属当时。不可为准。子元等始末修撰。诚亦勤劳。叙事纪言。所缘虽重。承恩赏赐。固不在多。子元吴兢望各赐物一百段。

论曰：刘洎之死，据旧史所书，由褚遂良之谮也。然伐辽之行，太宗谕洎辅翼太子之意，洎有诛大臣之对，时已责其疏健。太宗至自辽东，不豫，洎谒见而深忧之，或言诛大臣事，亦与前疏健之语何异，傥为遂良所奏，太宗叠前怒杀之，迹其事状，近于是矣。若洎止忧圣体，绝无他语，又引马周自明，周对与洎不异，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诛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隐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责周也？盖遂良后谏废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谴，奸人从而谮构之，惟恐其无罪。故刘洎之子诉冤，李义府助之，赖乐彦玮力辩其事，遂良谮洎之言，当出于此矣。又《贞观实录》本敬播所修，号为详正，后许敬宗专修史之任，颇以爱憎改易旧文。则遂良谮洎之事，安可信乎？

史才之难尚矣，游、夏，圣门之高弟，而不能赞《春秋》一辞。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徒，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脩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柰天下后世何？我宋之兴，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储思艺文，日以崇广学校、脩纂文史为事，故名臣缀缉，不绝于时。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众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閒有未通，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脩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何谓责任不专？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牴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况夫唐之为国，几三百年，其记事亦已众矣，其为功亦已大矣。斯可谓一朝之大典。举以委人，而不专其责，则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书也，而纪、志、表则欧阳公主之，传则宋公主之。所主既异，而不务通知其事，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朱宣传》叙天平节度使止有四人，而纪则有七人之类。），岂非责任不专之故欤？何谓课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轻。若不限以岁月，责其课程，则未见其可。尝闻脩《唐书》自建局至印行罢局，几二十年，修书官初无定员，皆兼涖它务，或出领外官。其书既无期会，得以安衍自肆，茍度岁月。如是者将十五年，而书犹未有绪。暨朝廷讶其淹久，屡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于是乃仓猝牵课，以书来上。然则是书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岂非课程不立之故欤？何谓初无义例？夫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故唐脩《晋书》，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为定例。盖义例既定，则一史之内，凡秉笔者皆遵用之，其取舍详略、褒贬是非，必使后人皆有考焉。今之新书则不然，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如《中宗纪》前与诸帝纪不同，诸帝纪亦自详略不同之类。），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诞节名及上寿皆不书，而上尊号则书之类。），一史之内，为体各殊，岂非初无义例之故欤？何谓终无审覆？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脩，然后下朝臣博议，可与未可施用，如此则初脩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今其书颁行已久，而疏谬舛驳于今始见，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脩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吴兢书魏齐公事，可以推知当日史臣书事，与夺止在其笔端。又如辛云京自立，而传止称其朝命。李德裕执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类。），安可悉依徇而书。今之新书，乃殊不参较，但循旧而已。故其失与唐之史臣无异（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义阳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类。）。岂非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之故欤？何谓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脩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脩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閒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岂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欤？何谓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刊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喑嘿，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自是之后，遂颁之天下矣。岂非校勘者不举其职，而惟务茍容之故欤？职是八失，故《新书》不能全美，以称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愤叹息，以为必再加刊脩，乃可贻后。况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意谓若广以它书校之，则其穿穴破碎，又当不止此而已也。所记事条，丛杂无次，艰于检阅。方解秩还朝，舟中无事，因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离为二十门，列之如左。名曰《新唐书纠谬》，谓擿举其谬误而已。肤浅之见，乌足贻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寻绎而备遗忘云。元祐四年己巳岁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吴缜序。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书右仆射谏立武宸妃，几为所杀，赖长孙太尉一言以免，犹坐贬潭州都督。一日行县至湘乡，距县治之北数百步，有僧寺曰感应，公尝涤笔池上，若有浮云滃然，人异之，即其地祠公。岁久弗治，藩拔碑仆。绍定二年，邵君自言为宰，即故堤遗址封略而浚治焉。断碑所勒，有「远山崷崒翠凝烟」之诗，乃为亭其上，榜曰「凝烟」，为大门，榜曰「唐都督褚公洗笔池」，更为堤以环之。灌木脩蔓，蒙茸蔽亏，涟水衡陈，凤山对峙，实为是邦胜处。书来，命记成事。余惟《咸》以无心为感，《艮》以不获其身为明。盖感于所不系，感以虚也；止于所不见，见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实见也。方褚公之俟罪长沙也，枭妇之势如燎方扬，而辙迹所繇，豪端所沾，湘民之爱之殆与屈潭、贾井俪芳齐荣。况笔非有灵也，水非有云也，即思而成，致爱而存。世之相后今六百载，尚懔乎如在也，是又奚感奚见而然哉！许敬宗、李义府诸人挤善逢恶，固无足言，李绩何为者，亦迁延独对，故陈丧邦之言。自一忤一合而升沈立判，升者信乎为得矣，岁月慆迈，事与时逝，浮荣急景何翅朝菌莫蕣，而是心之昭昭可以建诸天地、质诸鬼神者，亿万人而一心，千百载而一日，著在史册，寓诸陈迹，是非邪正燎如目睫，彼所谓得者初无毫发加益，徒起秽以自臭，而忠臣良士流风所渐，则虽残堤断碣，过其下者屏营徬徨，周视太息，莫敢剪拜，甚则尸祝而社祠之。呜呼，是所谓良感而实见，非可以幸而致也。敬宗既陷忠良，复专史笔，变乱白黑，类非敬播之旧，如谓刘垍之死，褚公有力，且垍子讼冤之事，义府助之，而敬宗书之。公之大节如此，人将公之信乎，抑许、李之信乎？然则士大夫以万物皆备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载自期，则亦自遏其躬耳矣。邵君金华名阀也，习闻诗书之训，故为政知所先后，其必谓余言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