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既得魏郑公《类礼》，终日诵习，并与友朋讲论其次第伦叙，以考究其先后缓急、轻重大小之义，并其经权常变之宜，而或时有不解于心者，辄复思得义疏观之，而后庶几慊于心。夫《类礼义疏》者，常山公元行冲之所作也。行冲名澹以，字行晋，封常山郡公，乃其所著《义疏》，亦久不复见人间矣。因窃叹夫夏鼎商盘之属，年世遐邈，此真不可复得之数。若夫秦汉以来古器法物，犹时时散落民间，顾在有心者购求之，则得之于万一，亦世事之所或有者耳。况乎开元至今，相去不过数百年，而篇简所存，既非盗贼之所歆羡，而君子见之，则必为之珍护宝贵而传留之。盗贼不羡，则无争夺损灭之患；君子之所宝贵，则无毁伤弃掷之忧。倘幸而不投之烈焰，不饱之蠹腹，安知不如孔壁、汲坟之复出于世乎？时藏之于心，遇旧学闻家好古敦儒之士，必咨访焉。一日，书贾吴氏翁缄书一箧，奉而前，曰：「闻吾子索此久矣，此天之所以赐吾子也」。启箧而观之，则《类礼义疏抄》也，乃厚其值，拜而受之。嗟乎！天下事，患志之不坚耳，苟坚其志以求之，虽数所不可得，力所不可致者，天直为之相协焉，阴骘焉，又况其数之所可得，力之所可致者乎？方开元时，玄宗皇帝以魏郑公所撰《类礼》，命常山公集学者撰义疏，公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开元十四年八月上之。时张燕公说驳之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者，历代传习，向已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三国时，魏孙炎尝改旧本，以类比次，事同抄书。此固先儒所深非者，故其书后世皆不行。用至贞观中，魏徵乃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太宗虽厚加赏锡，其书亦不立学官。今行冲等取徵所注，加以疏释，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篇第乖舛，章句隔绝，失其本真，若欲颁行，事有未可」。于是玄宗乃以其说为然，遂亦赐常山公等绢二百匹，以其书贮之秘府，不得立于学官。常山公痛世儒排己，使其书不得行于世也，乃著论以自释，名之曰《释疑》，以自陈其著书之意。予每读而悲之。其辞曰：客问主人曰：「小戴之学行之已久，康成诠注见列学官，传闻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将颁，未悉二经孰为优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礼》行于汉末，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郑絪子干师于季长，属党锢狱起，师门道丧，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而犹缉述忘疲，闻义能徙，具于郑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王肃因之，重兹开释，或多改駮，仍按本篇；又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挟元义，乃易前编。自后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胄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错杂，䌷众说之精深，经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暌误，宁不芟砻。成毕上闻，太宗嘉赏，赉缣千匹，录赐储藩，将期颁宣，未有疏义。圣皇纂业，耽古崇儒，高曾规矩，宜所修袭，乃制昏愚，甄分旧义。其有著遗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苦严，特嫌知新，悫欲仍旧，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安敢铨量」。客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累朝诠定，故是周详，何所为疑不为申列」？答曰：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起，经籍道息，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守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一矣。汉有孔季产者，专于古学；有孔扶者，随俗浮沉。扶谓产云：「今朝廷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修古义。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代，必将贻患祸乎」？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二矣。刘歆以通书属文待诏官署，见《左氏传》而大好之，后蒙亲近，欲建斯业，哀帝欣纳，令其讨论，各迁延推辞，不肯置对。刘歆移书责让，其言甚切，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龚胜，时为光禄，见歆此书，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奏歆改乱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广道术，何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惧诛求出，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宾之著名好学，公仲之深博守道，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于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三矣。子雍、规元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谬。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诘。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圣證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卜商疑圣，纳请于曾舆；木赐近贤，贻嗤于武叔。自此之后，惟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覈之，将定臧否。融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馀年未有伟于玄者。然二郊之际，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虑之失也。及服虔释传，未免差违。后代言之，思弘圣意，非谓扬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邵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惟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之。疑郑、服之外，皆雠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五也。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咸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季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于戏！道之行废，必有时者欤？仆非专经，罕习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轻诬。顷者修撰，殆淹年月，赖诸贤辈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赏赉，内省昏朽，其荣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区区，抗群情之噂𠴲。舍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触近名之诫，兴犯众之祸，一举四失，中材不为。自用韬声，甘此沉默也。其所为《释疑》之辞如此。呜呼！观常山公之言，亦可知贤人君子著书立说之苦心，将以诱来世，诏无穷，使之家行而户习，乃一旦格于时论，使其书之沉沦湮没，不得显其辉光，衣被后学，不得已而自写其胸蕴，以抒其愤懑不平之气，亦所以求谅于后世之贤人君子，为之显微阐幽，而使之不终于湮没也。今于数百年后，幸而得之，此非人力之所可致，而非天之相协之，阴骘之，其势固有所不能。予是以敬承天之所赐，而并列其事与其辞，以备载于编端，俾传之于世之贤人君子，思所以显微阐幽，上达朝廷，颁行天下，使得家行而户习，则文、武、成、康之世，其复见于今日，庶不负魏郑公与常山公诱世之深心也夫。

三代以下言治者莫盛于唐，故其议礼有足稽者。始太宗文皇帝以浚哲之姿，躬致上治，顾视隋礼不足尽用，乃诏房玄龄、魏徵与礼官学士等增备五礼，成书百卷，总一百三十篇，所谓《贞观礼》是也。高宗纂承，复诏长孙无忌、杜正伦、李义府等以三十卷益之。然义府辈务为傅会，至杂以令式，议者非焉，所谓《显庆礼》是也。二书不同，盖尝并用，春官充位，莫之或正。开元皇帝绥万邦，抚重熙，于是学士张说奏言仪注矛盾，盍有以折衷之？乃诏徐坚、李锐、施敬本载加撰述，继以萧嵩、王仲丘等，历数年乃就，号曰《大唐开元礼》，吉、凶、军、宾、嘉至是备矣。书必有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礼书一代之典也，其可阙耶！谨为序曰：夫为国必以礼，而礼以时为大。商之去夏未久也，其损益已可知矣，况乎自秦迄汉，典籍残缺，所可见者二戴之《记》，《周官》之书，其纲则备，其纪则略。二戴之《记》杂出于汉儒，或繁密难遵，或牴牾莫辨，此泯泯棼棼所以毋敢轻议也。虽然，大辂设而椎轮不可以复用，宫室备而茅茨不可以复居。明堂以致严父之孝，孝致矣，则汶上之图不必尽合于黄帝；圜丘以竭事天之诚，诚竭矣，则泽中之祀不必尽本于成周。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适变，虽先王未之有者可以义起，奈何区区残编断简，泥古而窒今，使我朝盛典不传于后世耶？唐受天命，奄有方夏，吉礼以事神示，宾礼以亲邦国，嘉礼以亲万民，不得已而施之军礼、凶礼者甚众也。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论则内外无所适从，非不刊之书则子孙无所取法。今自贞观而至显庆，阅岁未久，二礼之不同，固未害损益之义也。然既出义府傅会，则非所谓一定之论；猥杂百司令式，则非所谓不刊之书。惟开元皇帝励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择儒臣，釐正钜典。惟坚等辨博通贯，体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辑成书。自时厥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不必蕝野外之仪，即是书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坠，不其休哉！书凡百五十卷，五礼各以类从，读者如按图而知四方，此不具载，姑序作书之旨云。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