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崇重儒学，然自布衣聘召者，特为难得。故侍讲、侍郎尹公，著作、崇道王公皆伊川先生高弟，又皆用布衣特召，师友辉映，缙绅荣之。惟尹公致位通显，德望表表，而王公立诚为己，仕不求进，故知之者希，然不可以是判优劣也。今观尹公所遗王公尺牍，一话一言，必以尊所闻务讲学，相期责善之诚如此，则王公之为人可知已。盖常以为国家之患，常由人心之偏诐，而邪说暴行之肆，熙、丰、符、绍，所以基靖康之祸也。惟儒者则有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之功焉。绍兴初年，惩创前辙，隆儒劝学，人主特有意焉。尹公以经学纳诲，所以格君心者美矣。王公讨论史馆，破绍圣、元符诬谤之谖慝，明宣仁、泰陵慈孝之本心，其功亦不细。凡此皆正人心之伟节也。用乂厥辟，绍开中兴，岂偶然哉！然格心之道难明，而逊志之言易孚，此世道消长，所以相推而不已也。厥后权奸秉国，蛊上志，贼人心，天下泄泄，斯道几坠。幸赖乾道、淳熙诸公相与扶持，考其师友渊源，则出于河南之门者为多，信乎功不在禹下也。然尹公年谱但载陈公辅之见诋，而不察其反覆。盖自赵忠简用朱子发、范元长于资善堂，时以为极天下之选。朱尝乞官谢显道之子，其奏疏明伊川，以为实继孔、孟不传之绪。尹之被召命，陈之除吏部郎，则皆以范荐也。陈首对，论王安石学术之害，乞数数禁切。且言臣初无所知，未免从事王氏学，既而心知其非，每自感悔。遂除司谏。又言：又见今被举，其文学行谊实为可称，而尚在远方，迟迟未来者，乞下有司多方礼请。已而忠简去位，所引用多罢去，惟朱以上眷独在。公辅复上言：廷臣有私意，取程某之说，谓之伊川学者，伪为大言，谓其实继孔孟。某实何人，将见浅俗辟学，惑乱天下，伏望睿断择群臣有为此学者，皆屏绝之。于是朱公亟求去，上坚留之，尹公亦以此辞召命，有旨促赴阙。陈寻除礼部侍郎，既尝上意不能眩，则又请明诏多士，今次科举，将安石《三经义》与诸儒之说并行，以销去偏党。愚考观至此，为之嗟叹，信乎！任贤去邪之为不易也。或者稽韩退之之言，谓自古贤者常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常无以自存，不贤者志得意满。如程门诸公宜在高位，顾终身连蹇，以为造物者好恶与人异。余谓不然，贤者之所得于造物者，养其大体者也。不贤者之所得于造物者，养其小体者耳。吾既得其良贵矣，又慕人之所贵，已受大又取小，其可乎？彼妾妇之道不能自树立，而以顺为正，故膏粱文绣、珠翠脂粉，以自宠饰而媚于人，大丈夫岂慕为之哉！古之得志居上位者，若尧、舜、禹、汤、文、武，皆不敢以天下为己养，菲衣恶食，远色贱货，兢兢业业，不敢自暇自逸。凡以俭于小体而崇其大体也，安富尊荣孰与焉！先文定尝获讲习于著作君，其曾孙仲可出示尹公帖，于是三复有感，而书其后。帖中所谓时紫芝者善历学，先文定尝荐之，谓其问学淹贯，推究详密。及陈齐之名长方，亦先友也。宝祐岁在鹑尾小满日，玉山汪悫书。

门下：朕穆卜吉辛，肇称元祀。合祛义古，二仪之眷顾方深；陟配礼严，三后之威灵如在。升辂而霁华丽晓，燔柴而圆魄烛天。交精祲于显幽，转阴晴于俄顷。皇矣上帝，监禋事之肃雍；相维辟公，系冢司之典领。其修播告，以奖忠劳。具官某简易而闳深，高明而笃厚。在嘉定际，号甘盘旧学之贤；及端平初，负杨绾当时之望。自角巾之东路，至赤舄之西归。盖退处者十年，岂预知其再相。含纳包荒之道广，弥缝用藏之功深。言之逊志逆心，必求顺汝而咈汝；人之有技彦圣，是能好之而容之。百志维熙，庶工无旷。兹大飨举行于秋杪，以元台总统于使端。珥蝉冠而萧然泽臞，服雉裘而屹乎山立。蒐罗髦隽，列周庙奉璋之间；收召老成，扈雍畤属车之后。缛仪克举，骏命方新。既彻俎而劳执事之臣，首锡带以宠调元之老。惟极品跻三公之贵，卿靡希荣；虽雅怀轻万户之封，予宁吝赏？爰加书社，仍拓租畬。于戏！昔者周公以宗祀而配帝，时则伊尹有一德以享天。对扬昭代之恩徽，勉企先民之事业。可。

臣闻善用天下者，当使用久安之势，而不可徒有幸安之心。势未可以久安，汲汲焉求其安，犹之可也。上下苟玩，而谓勿药为有喜，中外苟且，而以厝火为无虞，变幸而息，则动色相贺，不幸而作，则抟手无策。为国若此，将恐客疾日盛，元气日衰，而天下之势不可支持矣。国家承五季分裂之后，合天下之异而使之同，平泽潞，平维扬，西取巴蜀，南下湖广，东有吴越，北征太原，而后天下始定于一，其开创如此其难也。列圣相承，遵守家法，以仁厚为立治之本，以畏天爱民为保治之道，以进贤退不肖为辅治之要，其持守如此其谨也。自王安石变乱旧章，以失天下之心，而内势渐弱。王黼、童贯妄开边衅，以困天下之力，而外患遂生，遄致靖康之祸，尚忍言哉！六飞南渡，所以为兴复者愈难于前，奕叶纂承，所以为持守者益谨于昔。诚以中原板荡，王业偏安，祖宗大一统之天下，仅存其半，其规模措置，不容不尔也。陛下嗣位今九年矣，试观今日天下之势，为已安乎，为未安乎？先皇帝更化以来，内抚外宁，天下有泰和之风；陛下践祚以来，内阻外讧，天下皆急迫之态。峒寇猖獗未足问，平日安居省地，号为良民，乃至攻劫郡邑，相扇为乱，此何等祥也？逆酋僣叛未足怪，平日仰食县官，名隶尺籍，乃至杀逐帅守，肆无忌惮，此何等證也？不共戴天之虏，密迩为邻，固不容不虑。新寇远在沙漠，距吾国风马牛之不相及，乃至撤我藩篱，破我门户，渐入我堂奥，此何等气象也？谓宜如太祖雪夜访赵普，问以南征北伐之事，宜如仁宗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给以笔札，陈当务之急，兢兢业业，犹惧弗堪，汲汲皇皇，犹恐弗逮。而陛下端拱无为，一听大臣之筹画，大臣宽缓不迫，一听事势之自定。臣窃为陛下凛凛也。今湖寇幸已息，闽寇幸已定，边淮之寇幸已屏迹，近畿之寇幸已授首，然幸何可恃也？吾不能使之无变，变既作矣，幸而胜之，赤子相残，不知其毙于锋镝者几千万也？是幸之中固有大不幸者在也。乃若外夷肆侮，幸而遇金之弱，则侵疆以得，边燧以弭，不幸而遇鞑之彊，则一军下大安，而全蜀扰动，一军过房陵，而荆襄震悚，幸何可恃也？吾素无以禦寇，寇既至矣，趋而避之，狼心无厌，不至于蚕食殆尽不止也。是不幸之中尤有大可忧者在也。今天下大势岌岌矣，问之蜀几亡而复存，问之淮几失而复得，问之襄汉存亡得失未判也，果可以为安乎？恃民以守，而民无常心，恃兵以战，而兵无固志，恃人以运筹决胜，而畏怯者败事，奋发者未保其成事也，果可以为安乎？及今勇为尚可移转，失此弗虑，何以图全？臣愿陛下思祖宗创守之难，念宗社付托之重，日与二三大臣求所以为保全之计。屈天下之群策，毋谓逊志者为是，逆心者为非；任天下之实才，毋谓贵要者必可用，疏贱者必可弃。民如何而使之可以安业，兵如何而使之可以禦侮，内势如何其可振，外变如何其可定？以宴安为鸩毒，而力用其戒；以忧患为药石，而急为之图。陛下勿专以谦虚一德为尽君人之道，大臣勿专以镇静一说为得宰相之体，公卿百执事勿专以缄默一生为了臣子之节。上作而下必应，君倡而臣必和。夫如是，斯可以易乱为治，转危为安。否则，如彼泉流，沦胥以败，将莫知所届矣。臣至愚极陋，蒙陛下擢置周行，岁在庚寅，首当登对，时以四郊多垒，民未安居，臣不胜轸忧，历陈时政之三弊。秋八月朔，复当转对，时以逆全狂悖，朝廷未忍加诛。臣不胜愤激，再进自强之三策。日月逾迈，今又二年矣，天下事变，有甚于前，而陛下规模无异于昔。此臣所以重为陛下凛廪也。虽然，去幸安之心，则斯可成久安之势，此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亟图之而已。臣不识忌讳，冒贡愚忠，惟陛下裁赦。

敕：朕率先惟谨，学古是勤。念中兴三圣之规，方图约史；而仰考百王之范，频御迩英。思我俊髦，叶于讲绎。改畀内祠之禄，特输秘殿之荣，表在禁涂，成此逊志。具官某识宏以达，学博而明。足温纯深润之辞，可以扬无前之伟绩；得厌饫优柔之理，每能告多识之嘉谟。顷躐夷庚，备殚诚悃。俄养恬于釐祝，姑亚职于河图。有惕朕怀，未究尔用。矧尧舜相承之典，加之神禹之谟；且经史不同之言，折之皇祖之训。万世所仰，眇躬是资。盖期二者之交修，当究一心而无蕴。比之听履上星辰之峻，孰若纳牖增日月之明。与其簪笔效朝夕之思，宁如执简铺圣神之美。优祥源之琳馆，与宿直于玉堂。超职西厢，升华北殿。懋乃讲明之道，宏予笔削之功。往服殊休，嗣班异渥。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一章以圣贤地位观之，箪瓢陋巷，乃吾儒本分，固非甚高难行之事，何为圣人独以许颜，又何为反覆称其贤？此当就人不堪其忧看，只为众人于此有所大不能堪者，是以深嘉乐道之，正欲学者于不能堪之中自寻乐处也。处富贵未足以观人，处贫贱乃可以观人；处贫贱未足以观人，处人情所大不能堪处始可以观人。有天下不与，何足以知舜；居深山，饭糗茹草，而后知舜之为大。去齐去鲁，何足以知孔子；厄于陈、蔡，弦歌自如，而后知孔子之为圣。此章以颜子对人言，以忧对乐言，各有所指。人之本心，天理具足，各自有一个至尊至贵的物事，举天下之物无以尚之，岂不大可乐者。岂特颜子有是哉！人唯不见所乐，是以得志乎富贵，则极声色之奉，穷四体之欲；一遇贫贱，则戚戚无聊，只箪瓢陋巷，便有甚不能堪者。唯颜子工夫精到，能忍天下不能忍之穷，虽处屡空，恬然不以为意，盖其胸中自有大可乐者，天地间更有何物可以易其乐哉。人见其陋巷，彼不自知其陋巷；人见其箪瓢，彼不自知其箪瓢。此无他，人见物而不见道，颜子见道而不见物也。夫子始称之曰：「贤哉回也」！终之又曰：「贤哉回也」！非誉颜子也，有所不足于天下之人也。称道颜子之旨愈深，鞭辟学者之意愈切，夫子之待学者可谓厚矣，望学者可谓深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人人与之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圣贤之镃基也。今人有百金之镃基者，惴惴慄慄，日夜护持，惟恐为人夺之而贫。而天所与我之镃基倍于百金者万万，乃反弃之如敝屣而不知惜。诚能拨转念头，移其兢兢护持于彼者，以兢兢护持于此，祗见其有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妙，而不见其有为人夺而贫之忧也。昔程子从濂溪先生游，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呜呼，必有事焉，必有下手处。周子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吾侪共处斯堂，所乐何事，盍相与心体而身践之。颜何人哉，颜何人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子夏圣人之徒也，子夏之学圣人之学也。圣人之学何学也？入乎耳，存乎心，修于身，行于事，明五常之理，尽五伦之道也。颜子之博文约礼，曾子之致知诚意，子思之明善诚身，孟子之尽心养性皆是也。夫人之生，以天地储精，以五行钟秀，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合而为方寸之灵，聚而为百骸之形，所以备万物而参三才者，其原有自来，而其本已素立矣。然才禀于气而性原于理，穷古今，亘宇宙，寓于流行而不易者理也；往来荡摩，杂揉交错，而无一定之体者气也。气惟无一定之体，故以流行于两间者验之。光风丽日之景恒少，风雨晦冥之变恒多，则人生而随遇者，至清极淳之气不易得，而偏倚浊驳之分不能齐，固其所也。惟圣人之生也，得其秀之秀，故气清而义理无不明，质淳而邪秽不能入。由圣人以下，虽大贤之资，一有纤毫之累，亦必资学问之力以修治之。自帝尧有匡直辅翼之言，大舜有直宽刚简之命，其转移变化之功已见于当时矣，然学之道至三代而益明，其见于《书》则曰「学于古训」，曰「惟学逊志」，曰「终始典于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见于《诗》则曰「学有缉熙于光明」。隆古圣王，未有不以学为要务者也。吾夫子生于衰周，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天命在躬，夙夜祇畏，闵当世之人去尧舜禹汤文武之世远而不闻大道之要，当杨朱、墨翟异端之说行而不免他岐之惑，乃以身任大教，继往圣而开来学，推明大学之道，昭示明德之方，使人人皆得以消磨其物欲，变化其气质而为圣贤君子之归，何其幸也。夫以常人之资而欲为圣贤之事，耳目口鼻之蠢然，声色臭味之交接，愚者欲明而懦者欲立，顽者欲廉而薄者欲敦，以一心而明五常之理，以一身而全五伦之事。天下之义理无穷而工夫有限，代间之人生有期而白日不再，茍非勉焉孳孳，克勤无怠，则查滓未融而邪秽已入，己之所学其能迄用有成也几希矣。此夫子所以拳拳于学有时习之诲，而又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者此也。圣门之徒三千，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盖以颜子明心力行，克己复礼，所学者得圣人之道也。学之得其道而又能竭其才，夫子所以既许其不惰，而又惜其未见其止也。颜子终能至于去圣人一间者，岂缪悠之功所能及哉！子夏之在圣门，笃实之功亚于曾子，而身居文学之科。其所谓学者皆人伦日用之道，诚笃切实之功也。其垂训以勉人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夫为学之道，内明五常之理，外尽五伦之事，变气质于有生之初，绝物欲于有知之后，必资师友之讲明、方册之诵习，然后能开其心术，见于躬行。然其殚日夜之力，严理欲之辩，使朝有所询，夕有所考，昼有所作，夜有所思，则志于缉熙，功无间断，人心之罅隙不开，本体之虚灵不昧矣。其或玩物弛心，废时乱日，于学问思辩不能致，耳目手足无所加，至于时弛岁去，老死无闻，岂不重可惜也。为学之道，若陟遐必自迩，若升高必自卑，故当自强不息，勉勉循循。为山未成而加一篑之土，掘井未已而见九仞之泉。温故而知新，崇礼而广业。向之得于讲明而见于诵习者既有默契于心，知而行之，拳拳奉持，服膺弗失，此古之人所以一饭不违，跬步必思，盘器有铭，几席有戒，参倚之有见，顾諟之弗忘，所以固守其德也。其或执之不固，守之弗专，或存或亡，乍得乍失，则一暴十寒而生意弗存，半途中画而前功尽废，义理之性既无学问之推充，血肉之躯不胜外诱之纷扰，则杯水不救于车薪，五谷不踰于荑稗，虽具人之形，当士之名，饮食男女无以异于众人，存心制行不能远于禽兽，中心冥冥，醉生梦死，岂不重可哀也。子夏之训，盖深勉夫有志于学者，必当日新其功，有以自考。一日之间，自旦至暮，我于义理未知未能，则深以为耻；一月之间，自朔至晦，我之学问已知已能，则固守而弗失。夫如是，故日引而月长，日就而月将，自有学之初以至于一息尚存，勉焉以尽其力，惕焉以殚厥心，其得不谓之好学之人乎？子夏之所以居文学之科者此道也。故言此以示人，欲人人皆然而底于道也。学者观此，岂可荒嬉而不知所以自勉耶？某负载经籍而来山中，诸友不以某为不肖而屑与某交修游息，尝不自揣，而述所闻于先师者告诸友矣。今观气化之流行，寒暑之迭兴，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矣，窃以诸友之日有所亡而月未有所能为忧也。良月初吉，冬序伊始，故述子夏之训以相告语，冀诸友思齐于圣人之徒而景行于圣人之徒也。非徒守方册以为勤，誇诵说以为能而已，当以明物察伦、治心修身为要务。在乎为人子者必尽孝于其亲，为人弟者必尽悌于其兄，为卑幼者必尽敬于其长。手足动静必知天理之所存，耳目口鼻毋为人欲之所汩，以消融其查滓，以荡涤其邪秽。子夏之所谓学也，深致其力，复考其成，使进修之效日异而月不同，此子夏之所谓好学也。茍为不然，徒事口耳，虚费岁月，尧言孔诵而不知求圣贤之心，禹行舜趋而不免为禽兽之行。若是则非徒尔父兄之所忧，抑亦吾师友之所羞。秦穆公有言曰：「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此某之所以区区告勉学者，当痛心刻骨而致力于学也。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夫彝伦者，人道之大纲，政事之根本也。第彝伦之在人，内而至尊者无出乎父子，外而至大者无出乎君臣。茍在家，父焉而能尽父之慈，子焉而能尽子之孝，则必有以正伦理，笃恩义，小大咸得其宜，而家道齐矣。在国，君焉而能尽君之道，臣焉而能尽臣之忠，则必有以正朝廷，平庶务，上下咸得其所而国体治矣。然则为政之本又岂有出于君臣父子之外者哉！是时齐之景公内多嬖媵，太子不立，而父子之道暌；外则陈氏厚施，擅用国政，而君臣之分乱。故圣人因景公之问政而以君臣父子之说告之，可谓至要切矣。景公亦深有感于斯，故以「善哉」之言赞之，又从而叹之曰，果使君而不君，臣而不臣，父而不父，子而不子，上下之序紊，纲维之义隳，而法令不行，祸乱寻起矣。虽有谷粟之多，尚安得而食之哉。此必然之理也。其后卒不免于篡弑之祸，盖由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自振故也。间尝论之，国土至广也，人民至众也，茍欲使之安如泰山，固如磐石，非上下之分定不可也。不然，一日之间，其或君不能君，臣不能臣，父不能父，子不能子，则家不可为家，国不可为国，而生民之命有不可得而保者矣。论至此而后知吾儒之道大，而真有以扶植天命，维持世教，而为生民休戚之所系者，正在于君臣父子秩然有序而不乱也。若《易》之六十四卦而以《乾》、《坤》为之首；《春秋》之大一统而以王正月为之先。其他如《诗》、《书》之劝戒，礼乐之防范，无非欲详夫君臣父子彝伦之道而已，无他事也。然则为政者不此之务，而规规于事为之末，而欲致国家于平治者，无此理也。读此章者所当知。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

孔子教人，未尝不言命与仁，未尝不言性与天道。《鲁论》二十篇，何莫非是理，而何隐乎尔也。门人以为罕言，以为不可得闻，何也？盖孔子之教人只在日用处，凡所言仁，皆是为仁之方，不是正言仁之体；所言性命天道皆尽性至命事天之事，未尝推极性命天道之原也。孔子不言心性，而孟子开口便说性善，说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孔子只说一个仁，孟子乃说出仁义礼智四端。孔子一部《论语》，尽是教人就起居饮食、应事接物上做工夫；《孟子》七篇，直教人就心上存养。孔孟之教人岂有两心二道，时不同也。先儒曰：「春秋犹论是非，战国纯论利害」。春秋之时，文武之泽未斩，义理之在人心者无恙，故列国君卿大夫之自谋及辞命往来与邻国之可否者，惟论理之是非，不论势之强弱。战国时，先王之道影灭迹绝，通天下不知义理为何物，列国君臣与纵横之士谋其国者唯利害而已，不识天下人心有是非枉直也。以此观之，则春秋时人心未亡，战国时人心亡矣。孔子时人心未亡，愚夫愚妇皆可与知可与行，故教人以忠信而已，入孝出悌而已，先行后言而已。仲弓问仁，则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樊迟问仁，则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而已。至于夫子平日所身教者，亦不过訚訚侃侃声色容气之间，蹜蹜愉愉进退揖让之际，凡形迹之粗，事物之末，皆帝衷之流行，天则之呈露。故夫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吾无隐乎尔也」。孟子之时，人心已亡，举国皆病狂惑，门人高弟尚未能笃信其师说，谓舜不能怨慕者有之，议周公不仁不智者有之，疑孔子主痈疽瘠环者有之，以管仲、晏子为名世，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夫人之良心陷溺如此，非湔肠涤胃、破骨洗髓不足以疗之，故孟子不得不直从其本心下手也。譬人有不识五脏而不信医者，医为之剖其腹而指示之曰，某为心，某为肺，某为肠，某为胃，然后病者方自信。孟子无奈战国人不识四端何，直从其躯壳之内标出而示之曰，此天赋于尔者谓之命，此尔受于天者谓之性，此包性命管摄乎众理者谓之心，如此为仁，如此为义，如此为礼，如此为智，使人人自见得自信得，然后吾之教可入而天理不亡。孟子之唤醒人心其苦切有如此者。虽然，孟子岂徒教人以体察而已哉？其操存，其涵养，其扩充，七篇之书，反覆言之详矣，又体验以后之实践工夫也。孟子之救人心苦切如此，端的如此，其工夫详密又如此。后世异端之家乃有窃此以为识心见性之把柄者，此不足辨也。近世学者亦有得体验之绪馀而强为执持者，究其归，亦同于异端之病而已矣。今之学者读《孟子》，必当涵养于未发之先以立其本，体验于将发之际以审其几，又操存之以定其所守，充扩之以极其所止，天所赋命，尽在日用之间，吾所受性，皆为躬行之实。以此读《孟子》，然后不负孟子苦切之心。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昔者战国之世，七雄争长，仁义之路荆棘，先王之教不明，一时才智之士林立辈出，不免利禄之趋，功名之务而已，又安知圣贤之学、正己正人之道哉？此景春所以有公孙衍、张仪之问也。盖公孙衍、张仪之为人，专以权谋之术游说于列国，纵横之法连结于诸侯，得志横行，气燄可畏。当时之人，尊仰敬畏之不暇，遂以大丈夫许之。且言一怒则诸侯为之恐惧，盖能使相攻伐也；安居则天下为之休息，盖能使相安于无事也。何则？盖七国之君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务，其心已陷溺于利欲，闻利则喜，闻害则惧，故皆为其所愚惑。茍有丈夫之气，以道义为主者，又安能惑之哉！故孟子叱之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但子未学礼故耳」。古者男子二十而冠，三加三祝，父必命之。女子之嫁也，施衿结帨，母必命之。及女子之往也，送之门戒之曰，汝往至夫家，必敬之戒之，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而不可违也。夫以顺从为正者，乃妾妇之道。今二子惟知以阿谀茍容，窃取权势，以侥倖于一时，岂非妾妇之道，又乌得为大丈夫哉。果能居仁由义，以礼自度，养其大者，不为小者之所夺，则能超出于一时而不屈于万物，是乃大丈夫也。盖广居者仁也，仁者之心广大宽平，以四海为一家，中国为一身，故曰，天下之广居，居乎此，则举天下卑污之私皆不足以动之矣。正位者礼也，礼则尊卑大小进退出处皆有一定之节，故曰天下之正位立乎此，则举天下不正之事皆不足以干之矣。大道者义也，义则事物之所宜，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大道行乎此，则举天下邪媚之行皆不足以趋之矣。若然，则得志以行道，则可以使民共由之而皆归于仁寿之域；不得志独行于身，则使此身常立乎正大高明之地矣。虽多财而富，有位而贵，亦不能淫荡其心矣。虽无财而贫，无位而贱，亦不能移易其节矣。虽威势武勇之可畏，亦不能挫辱其志矣。何则？其所居者广，所立者正，所由者大故也。则视彼区区以利害之说愚惑庸常之君，以窃取茍容于一时者，诚不足道，又乌可以大丈夫言之哉！呜呼！正学不明，人心陷溺，遂使智能有用之士如瞽者之无所见，聋者之无所闻，甘心浸淫为妾妇茍贱之行而不自知。虽孟子树立如此之卓卓，辩论如此之昭昭，而卒无一人能自拔，卒无一人能委而用之，致使七国之君相胥于灭亡，海内之民相胥于涂炭而后已，岂天未厌乱而致然也欤？抑邪说横流而不可遏之也欤？是未可知也，后之欲为大丈夫而为国家者，岂不可戒而可观也哉！

孟子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又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此一章可以见孟子之救天下者，直从人心上做起。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岂有二哉。以饥食渴饮之情言则谓之人心，以天命之性言则谓之道心。饥食渴饮之情虽圣人无以异于众人，天命之性虽凡民亦与圣人同尔。春秋已降，传心之学不明，天下之人梏于形体之私而昧乎性命之正，但知耳目口体之欲与人同，至于本心之当然不可易者乃与人异。孟子痛之哀之，谆谆然告之曰：「凡我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又曰：「圣人与我同类者」。盖谓夫知觉运动，凡物之类莫不相似，而况人乎？虽圣人亦人耳。今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欲，一有不得，则陨护不能堪，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天，则乃吾所自有者，则逊之他人，曰「此圣贤事也」。又否，则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以孟子又惕然警之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以饥食渴饮举天下人人所同，而方寸之微乃独不然，此孟子至痛至切之辞。犹惧夫人未之觉也，又提起此心曰：「心之所同然者何物也？理也义也」。理以体言，义以用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存此而已，尧舜禹之授受以传之者此也，汤武之吊伐以救之者此也，吾夫子之作六经以抗起者此也。唐、虞、三代、洙泗之圣人所以出类拔萃为万世立极者，岂有异于人哉？特先知先觉乎此而已矣。故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夫世教不明，人心不同久矣，孟子必欲强其所异而归之同，自常人观之，何自苦若是。然孟子之心，天下之心也，盖其心元自有不得不同者。夫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孟子有是心，人皆有之。今天下坏證急在人心，吾侪登斯堂也，闭户造车，出门合辙，同此心也，同此道也，群居讲习，又何为哉？乃所愿则学孔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

先儒论仁至矣尽矣，其最善名状者无如谢上蔡，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特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以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夫二物相配之谓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为人之理，人又所以载是理而行之者也。离形言性，则理何所托以自见，故又曰：「合而言之道也」。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者，岂以躯壳为哉？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又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天地以此心寄诸人，岂徒然哉！厥初赋与许多道理，皆要从人心上抽迸出来，如草木勾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方其未形，冲漠无朕，一与物接触之则生。触著他义则善善恶恶，便有廉耻羞恶之心作；触著他礼则尊尊贵贵，便有辞逊揖让之心起；触著他智则辨黑白，别香臭，便有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然以人心陷溺为忧，凡教人求、教人收、教人存、教人养，勤勤恳恳，至痛至切。一情之动则曰心之端，一思之起则曰心之官，见于面则曰根于心，害于事则曰生于心，物有长短轻重则曰心为甚，千言万语不及其他，直是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以示之，虽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然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然铁石而已，此之谓不仁。列禦寇、庄周之徒正坐此病。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责在学校。心学工夫自我辈始，群居相与，所学何事？端居静念，我之生也，所以赋形宇宙而灵于物者，岂空壳哉！即天所与我之虚灵不昧至光至明底物事求之收之，存之养之，体于躬行日用之间，著于食息动作之际，则夫生生不息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之作，张子盖为人局于形体之私，自小其身，不知身与天地对立，而不能尽人道之大也。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大地大，人居其一。故曰：「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乃者张子惕然自警之辞，谓我以眇然七尺之躯，乃得与天地对立者，岂徒然哉！「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二句乃所以得与天地对立者也。塞者天地之气也，帅者天地之理也，以充实言谓之塞，以主宰言谓之帅，其体者以身体而实践之也，其性者以身体而实有之也。二句之上加一「故」字，「故」者承上而有所用力之辞。乾阳坤阴，此天地之气充塞乎两间，而人所得以为体者也。然得其体，必当有以体其体，不体其体，则人与物何以别？体者一身躯壳，无非造化，日月之往来，山岳之镇峙，江河之流转，寒暑之代谢，一人之身天地之所为者备，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非道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此即天地之主宰也。所谓天地之帅也，天地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莫不命之以是理，人所得以为性者也。得其性必当有以性其性，不性其性，则人与物何以异？格物致知，所以明此理，诚意正心，所以体此理，此性其性之条目也。操存之，涵养之，体察之，此性其性之工程也。如是则所以主宰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天地之帅吾其性」。然而我有此体此性，人亦有此体此性，物亦有此体此性，特人全物偏，故有胞与之分。「同胞」者受气禀理全无间隔，「吾与」者亦我之侪辈也。民饥己饥，民溺己溺，所以行「吾同胞」之事也。昆虫草木鸟兽鱼鳖莫不使若其性，所以行「物吾与」之事也。故吾儒之道，必至于此而后为全体，大用必尽乎此，而后眇然之躯壳始可与天地对立矣。《西铭》一篇纲领在此，由此而后，皆其体其性之节目。「父母宗子」以下指圣贤在上者言，「于时保之」以下指圣贤在下者言。读《西铭》者以此体察而践行之，则各有下手处矣。吾儒素其位而行在上之事，固有任其责者。在下之事我辈之所得为而不为，则天地生我何如哉。今田野之间，骨肉反眼，闾里作仇，朋友弯弓，主奴易位，彼安知所谓理一分殊。名为儒者，不思所以植立抗起之，则风靡澜倒，其势必至于胥为禽兽而已矣。凡我同志，盍相与努力于斯。

《周礼》乡大夫之职，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夫家，男女也。），辨其可任者（任者谓给繇役也。）。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谓氓二十岁以上。），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谓氓十五岁以上。），皆征之（征谓繇役。）。其舍者国中贵者（谓爵尊者。）、贤者（谓有德者。）、能者（谓有才者。）、服公事者（谓士大夫居官者。）、老者、（谓年尊者。）疾者（谓废疾者。），皆舍（舍，先儒谓复除其繇役也。）。

乡大夫者，司徒之属，掌教之官也。考德行，察道艺，宾贤能，其本职也。然于征役琐细之事亦与焉，何也？盖所以辩贵贱，优贤能，行弛舍也。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辩其可任者，所以考察其民之可役与否也。国中之民自年二十以及六十，野之民自年十五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成周繇役之法也。国之民年二十则役之，六十则免，野之民年十五则役，六十有五则免。国中晚征而早舍，以地近则役多也；野中早征而晚舍，以地远则役少也。其舍者有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此成周免役之法也。贵者不役，以其爵尊也；贤者不役，以其有道有德行也；能者不役，以其有才艺也；服公事者不役，以其居官有职事也；老者不役，以其无筋力也；疾者不役，以其不任奔走也。此六者皆复除其繇役，载在《周官》，所以示万世昭昭也。后世王道不明，凡贵者有公事者与老者、疾者皆免，而独贤者、能者未得复除，而与编氓皂隶同受役于府史胥徒之下，冠履倒置，莫斯为极。古者公、卿、大夫、士与庶人各有定分而不相踰越，公、卿、大夫行先王之道以治于朝，士明先王之道以教于乡，庶人服庶人之事以役于野。凡学先王之道者谓之士，为小人之事者谓之庶人。三代之时，士、庶人家各百亩，不以贫富为差，而以贤不肖为别。世教不修，士、庶人之分不明，为有司者乃欲使士与庶人并役，是不察《周官》之法，不知士、庶人之各有定分也。庶人之役，役其力耳；吾儒则经天纬地，为天下正君臣、定父子、别夫妇、序长幼，其为役也大矣。今自国及野，仆役于主，子听于父，妻不敢二其夫，幼不得凌其长，非儒之教，其谁之功也。且有天下者必有所尊，而后足以成天下之尊。自古为人主者必折节以下天下之士，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天地设位，道行乎其中，纲常礼义自儒者出，一日无此道，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斗智、力角力，天地间乃一凌犯角夺之区而已矣。然则君天下者乃所以自成其尊也，《王制》曰：「命乡论秀，升之司徒，曰选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不征者，先儒谓复除其繇役。若此则不独《周官》之法，通三代之制然矣。乃者上台有请以三代之法推而行之江南，此尊儒道将以立人极也夫！愚请发明《王制》，以晓未识三代之法者。

王人求多闻，惟学逊志；群臣示显行，佛时仔肩。兹以尔汲古用功，绩文覃思。太守与我共理，歌乃裤襦；大雅于兹为群，职是□□。□□仪鸿之吉，宜侍清燕之閒。惟大学知修齐治平之方，而□□著古今得失之迹。资尔敷绎，迪朕就将。世南五绝之称，识其□□；祖禹三昧之誉，企其齐而。

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凡。踰弱冠，即先多士。感激理宗亲擢，不倚近利龊自弃。故其立朝有本末，谏诤有风烈。治郡持节，廉明有威。及北军渡江，捧勤王诏书，泣数行下。内不谋于亲，外不谋于属，即近旗移檄，以列郡守举事。初亦冀奉□诏书多，足相和应，已而诸路阒然若不闻，惟天祥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至拘北营，驱逐北去，犹冒万死南走，蒙疑涉险，寄命顷刻，仅而得达。当是时，其飞潜若□，其变见若神，南北□不想见其风彩。故军日败，国日蹙，而自远归附者日众。□之者亡家沉族，折首而不悔，虽缘人心思向中国，未□赵氏，亦由天祥之神气意度，足以兴起动悟之也。天所废兴，智勇为困，而况居乏深谋之客，出无制胜之将，用之行阵类非素简练之兵，大抵瓦合乌散。常抱空志，赤手举事，上不资藉，旁无倚角，是以先声有□，跳身数遁。盖自江南之衄，麾下单弱，因以疾疫，不能出师矣。不幸被执，仰药不死，久系燕狱不死，徒欲信义于前，自白于天下后世，非有秋毫贪生畏死之意也。虽功业不能以尺寸，而志节昭□乎终古，南北之人，无问识与不识，莫不流涕惊叹，乐道其平生。自古节义之大臣，盖不若是之烈云。因属予铭，时未便，故传是以归之。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阳月吉日，邑人邓光荐书，孤子文升泣血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