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諲任宰相日浅。当时会肃宗躬亲万几庶政。群臣畏威。奉职而已。虽有谟谋于岩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及其荆门之政。为仁由已。其略见于事。其惠被于物。其风谣存乎人。故得而称之。议名之际。敢不阙其所疑。而录其尤著者。有司之职也。其阅实诏狱。在未执政之前。已议之详矣。敢辱再告。至若推进名贤。使当大任。既同温室之树。且行状所不载。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不书。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肃。谨按旧仪。凡殁者之故吏。得以行状请谥于尚书省。而考行定谥。则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任众议。今駮议撰谥异同之说。并故吏专之。伏恐乱庖人尸祝之分。违公器不私之戒。且非唐虞师锡佥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绳当代。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杀三监。诛淮夷。晋重耳一战而伯诸侯。武功盛矣。而皆谥曰文。以冀缺之恪德临事。宁俞之忠于其国。随会之纳谏不忘其师。谋身不失其友。其文德岂不优乎。而并谥曰武。固知书法者。必称其大而略其细。故言武不言文。言文不言武。三代以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之谥。二字谥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战国之君。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其事业不一。谓一名不足以纪其善。于是乎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虽渎礼甚矣。然犹褒不失人。唐兴。参用周汉之制。谓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极言直谏。爱君而忘身。近贞。二德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公。谓萧瑀端直鲠亮。近贞。性多猜贰。近褊。言褊则失其謇正。称贞则遗其吝狭。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贞褊公。其馀举凡推类。大抵准此。皆有为为之也。若迹无殊途。事归一贯。则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谥成。封德彝谥明。王圭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韦巨源谥昭。唐休璟谥忠。魏知古谥忠。崔日用谥昭。其流不可悉数。此并当时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谥不过一字。不闻其子孙佐吏有以字少称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贬果在字数。则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靓王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威魏安釐秦庄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圭以下。或成或懿或宪。不如萧瑀之贞褊也。历考古训及贞观以来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议云。国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为谥。未知出何品式。谨请具示。当以为按据。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谁则非忠。非有炳然之异。则不必以为谥。至如议狱缓死。任贤举善。德之美者。然肃者。威德克就之名也。亦足以表之矣。且月令有之曰。时及孟秋。天地始肃。诗言之矣。曰曷不肃雍。又曰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肃严也敬也。忠之属也。天地不肃。则岁不成。宗庙不肃。则礼不立。军旅不肃。则人不服。肃之时义大矣哉。若夫以諲之从政也。威能以闲邪。德可以济众。故以肃易其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犹夫随会宁俞之不称文。岂必因而重之。然后乃为美也。魏晋以来。以贾诩之筹算。贾逵之忠壮。张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顾雍之密重。王浑之器量。刘惔之鉴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东平。宜无惭德。死之日并谥曰肃。当代不以为贬。何尝徵一字二字为之升降乎。谨上稽前典。下据甲令。参之礼经。而究其行事。请依前谥曰肃。谨议。

自古帝王，受天眷命，功侔造化，道庇生民，咸载简编，宜崇典礼。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牷；或陵寝虽存，不禁樵采。朕顺考古道，咸秩无文，方怀景慕之心，敢怠寅恭之意。其太皞葬宛丘，炎帝葬长沙，黄帝葬乔山，颛顼葬临河，高辛葬濮阳，唐尧葬城阳，虞舜葬零陵，女娲葬赵城，夏禹葬会稽，商汤葬宝鼎县，周文王、武王葬咸阳县，汉高祖葬长陵，在长安北，后汉世祖葬洛阳界，唐高祖葬三原县东，太宗葬醴泉县北，凡已上一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户，每岁春秋二时，委所在长吏，各设一祭。商中宗太戊葬内黄县东南，高宗武丁葬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葬毕原，汉文帝葬霸陵，在长安东，宣帝葬杜陵，在长安南，魏太祖葬于邺，晋武帝葬洛阳，后周太祖文帝及隋高祖文帝并葬富平县，已上一十帝，各置守陵三户，每岁一享。秦始皇帝葬昭应县，汉景帝葬阳陵，在长安东北，武帝葬茂陵，在长安西，后汉明帝、章帝并葬洛阳，魏文帝葬晋阳山，后魏孝文帝葬富平县，唐玄宗葬奉先县，肃宗葬醴泉县，宪宗葬奉先县，宣宗葬云阳县，梁太祖葬伊阙县，后唐庄宗葬新安县，明宗葬洛阳东北，晋高祖葬寿安县，已上一十五帝，各置守陵两户，每三年一祭。仍并委所在长吏，祀以太牢，以羊代。周桓王葬渑池县，灵王葬河南柏亭西，景王葬洛阳太仓中，威烈王葬洛阳城西隅，前汉元帝葬渭陵，在长安县，成帝葬延陵，在咸阳县，哀帝葬义陵，在扶风，平帝葬慎陵，在洛阳东南，殇帝葬康陵，在慎陵茔中，安帝葬恭陵，在洛阳北，顺帝葬洛阳西，质帝葬洛阳东南，献帝葬渭城西，魏明帝葬河清县大石山，高贵乡公葬洛阳瀍涧之滨，陈留王葬平原，晋惠帝葬太阳陵，在洛阳，怀帝、悯帝并葬平阳，西魏文帝葬富平县，东魏孝静帝葬邺郡，唐高宗葬奉天县，中宗葬富平县，睿宗葬奉先县，代宗葬富平县，德宗葬云阳县，顺宗葬富平县，穆宗葬奉天县，恭宗葬三原县，文宗葬富平县，武宗葬三原县，懿宗葬富平县，僖宗葬奉天县，昭宗葬缑氏县，梁末帝葬伊阙县，后唐清泰帝葬明宗陵南，已上三十八帝陵寝，常禁樵采。应已上帝王寝庙，委逐处长吏及本县令佐，常切检校，罢任日，具有无废阙批书历子。其祠祭仪注，仍令有司颁下。

孔子作《春秋》，笔削美刺，子游、子夏门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辞。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而为之作传，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惟陆长源《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诛绝之罪也。《左氏传》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以免时难。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依《左传》体为《汉纪》，言约事详，大行于世。晋太康初，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记事多与左氏符同，诸儒乃知古史记之正法。自是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为编年之书，至唐、五代其流不废，汉、晋起居注，梁、唐实录皆其遗制也。《国语》亦左丘明所著，载内传遗事，或言论差殊而文词富美，为书别行。自周穆王尽晋知伯、赵襄子，当贞定王时，凡五百馀年，虽事不连属，于史官盖有补焉。七国有《战国策》，晋孔衍作《春秋后语》，并时分国，其后绝不录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为诬淫，不槩于圣，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其说虽存，然不能为《国语》轻重也。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寖微矣。案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叙《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勖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纪史传，由是经与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因善恶以明褒贬，察政治以见兴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赞《易》而不作《春秋》，则后世以史书为记事琐杂之语，《春秋》列于六艺，愚者莫敢异说，而终不能晓也。恕皇祐初举进士，试于礼部，为司马公门生，侍于大儒，得闻馀论。嘉祐中，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馀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恕曰：「司马迁以良史之才，叙皇帝至秦汉兴亡治乱。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寿总八朝为南北史，而言词卑弱，义例烦杂。书无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复统史，世近亡轶，不足称也。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世大典，高勋美德，褒赞流于万世；元凶宿奸，贬绌甚于诛殛，上可继仲尼之经、丘明之传，司马迁安可比拟，荀悦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受诏修《历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宁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帅颍川，固辞不行，退居洛阳。恕褊狷好议论，不敢居京师，请归江东养亲。公以新书未成，不废刊削。恕亦遥隶局中，尝思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当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若鲁隐之后，止据《左氏》、《国语》、《史记》、诸子而增损，不及《春秋》，则无与于圣人之经。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比于后事，百无一二，可为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廷，为后纪。昔何承天乐资作《春秋》前后传，亦其比也。将俟书成，请于公而为之。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稚子羲仲书之。常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窃禄。因取诸书，以《国语》为本，编《通鉴前纪》。家贫，书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书，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烦简不当。远方不可得国书，绝意于后纪，乃更《前纪》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之兴废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过苦，积年疾而药石不继。卢升之手足挛废，著《五悲》而自沈颍水。予病眼病创，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艰苦过之。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焉。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

曾祖政，赠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赠温国太夫人。祖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耀州富平县事，赠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赠温国太夫人。父池，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赠太师，追封温国公。母聂氏，赠温国太夫人。公讳光，字君实，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乱不仕。富平府君始举进士，没于县令。皆以气节闻于乡里。而天章公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为转运使，御史，知杂事，三司副使，历知凤翔、河中、同、杭、虢、晋六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天章公当任子，次及公，公推与二从兄，然后受补郊社斋郎，再奏，将作监主簿。年二十，举进士甲科。改奉礼郎。以天章公在杭，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未上，丁太夫人忧。未除，丁天章公忧。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为国子直讲，迁本寺丞。故相庞籍名知人，始与天章公游，见公而奇之，及是为枢密副使，荐公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中官麦允言死，诏以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缨以朝，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诏赐谥文正。公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以当此」！书再上，改谥文庄。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庞籍为郓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为尽力。时赵元昊始臣，河东贫甚，官苦贵籴，而民疲于远输。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汉地，公私杂耕。天圣中，始禁田河西者，虏乃得稍蚕食其地，俯窥麟州，为河东忧。籍请公按视。公为画五策：「宜因州中旧兵，益禁兵三千，厢兵五百，筑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虏不敢田，则州西六十里无虏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闲田者，复其税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长复之，耕者必众，官虽无所得，而籴自贱，可以渐纾河东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开城门，引千馀人渡河，载酒食，不为战备，遇敌死之。议者归罪于籍，罢节度使知青州。公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事，不报。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两贤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交阯贡异兽，谓之麟。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其使而还其兽」。因奏赋以讽。迁度支员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辞而后受。判礼部。有司奏六月朔，日当食。公言：「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贺。臣以为日食四方见京师不见，天意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皆不当贺」。诏从之。后遂以为常。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苏辙举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为不当收。公言：「辙于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时宰相亦以为当黜，仁宗不许。曰：「求直言，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朕何」！公遂与谏官王陶同上疏：「愿为宗庙社稷自重，却罢燕饮，安养神气，后宫嫔御，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赐予有节，厚味腊毒，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上嘉纳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公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上疏言：「《礼》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后。为之后者，为之子也。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则典宿卫，尹京邑，亦足以系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书。公又与镇书：「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愿公以死争之」。于是镇言之益力。及公为谏官，复上疏，且面言：「臣昔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而力行之」。时仁宗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书。公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复言江淮盐事，诣中书白之。宰相韩琦问公，今日复何所言。公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喻意，不复言。后十馀日，有旨令公与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洙与公屏语曰：「日者大飨明堂，韩公摄太尉，洙为监祭。公从容谓洙，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耳」。时嘉祐六年闰八月也。至九月，公复上疏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猝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书」。公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后月馀，诏英宗判宗正寺，固辞不就职。明年遂立为皇子。称疾不入。公复上疏言：「凡人争丝毫之利，至相争夺，今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三百馀日不受命，其贤于人远矣。有识闻之，足以知陛下之圣，能为天下得人。然臣闻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辞，皇子不当辞避，使者不当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责降，且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衮国公主下嫁李玮，以骄恣闻。公上疏言：「太宗时，姚坦为衮王翊善，有过必谏，左右教王诈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郁郁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诏玮出知卫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玮母杨归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陛下独无雨露之感，悽恻之心乎？玮既责降，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诏公主降封沂国，待李氏恩礼不衰。判检院，权判国子监，除知制诰。力辞至八九，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服，仍知谏院。上疏言：「经略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出于兵兴权制，非永世法。及将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贵倨自恃，凌忽转运使，使不得举职。朝廷务省事，专行姑息之政。至于胥史欢哗而逐御史中丞，辇官悖慢而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于用法有疑。其馀，一夫流言于道路，而为之变法推恩者多矣，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惟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给，到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新定后宫封赠法，皇后与妃皆赠三代。公言：「别嫌明微，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贡举。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圣光献太后同听政。公首上疏言：「章献明肃太后，保佑先帝进贤退奸，有大功于赵氏，特以亲用外戚小人，故负谤天下。今太后初摄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鄙猥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汉宣帝为昭帝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为元帝后，亦不追尊钜鹿都尉、南顿君，惟哀、安、桓、灵，皆自旁亲入继大统，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愿以为戒」。时公所得仁宗遗赐珠、金，直百馀万，率同列三上章，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则宜许侍从以上进金钱，佐山陵费」。不许。公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遗其舅氏，义不藏于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还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间人所难言者。时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宝乃供。公极论以为不可，当直下合同司移所属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数奏太后，以防矫伪。曹佾除使相，两府皆迁。公言：「佾无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两府皆迁，无名，若以还政为功，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迁。公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两宫，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诏以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时有诏陕西刺民兵号义勇，公上疏极论其害，云：「康定、庆历间籍陕西民为乡弓手，已而刺为保捷指挥，民被其毒，兵终不可用，遇敌先北，正兵随之，每致崩溃。县官知其坐食无用，汰遣归农，而惰游之人，不能复反南亩，彊者为盗，弱者转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义勇何以异此」！章六上，不从。乞罢谏官，不许。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公言：「广渊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为太子，召上左右饮，卫绾独称疾不行，及即位，待绾有加。周世宗镇澶渊，张美为三司吏，掌州之钱谷，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应之，及即位，薄其为人，不用。今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愿黜之以厉天下」。执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礼，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议。翰林学士王圭等相顾不敢先，公独奋笔立议曰：「为之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其私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议成，圭即敕吏，以公手藁为案，至今存焉。时中外讻讻，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赵瞻等皆争之，相继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则乞与之皆贬。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公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西戎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公亦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选将代之。公言：「国家当戎狄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祸，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赵滋。朝廷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今若选将代中祐，则来者必以滋为法，而以中祐为戒，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轻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师大水，公上疏论三事，皆尽言无所隐讳。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知治平四年贡举。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上面谕公：「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公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趋出，上遣内臣到閤门，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谢，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怀中，不得已乃受。遂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常朝班为不臣，宰相不从，陶争之力，遂罢。公既继之，言：「宰相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则不可已。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候宰相押班，然后就职」。上曰：「可」。陶既出知陈州，谢章诋宰相不已。执政议再贬陶，公言：「陶诚可罪，然陛下欲广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独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昔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公在英宗时，与吕诲同论祖宗之制：「句当御药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资，食其廪给，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为内侍省押班，今除张茂则，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上为尽罢寄资内臣，居简亦补外。未几，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复争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陕西，知泾州，刘涣等谄事中正，而鄜延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已而涣等进擢，舜臣降黜，权归中正，谤归陛下。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上手诏问公所从知。公曰：「臣得之宾客，非一人言，事之有无，惟陛下知之。若无，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万一有之，不可不察」。诏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閤门祗候。公言：「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閤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英宗山陵，公为仪仗使，赐金五十两，银合三百两。三上章辞，从之。边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公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馀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万。西方用兵，盖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读学士。登州有不成婚妇，谋杀其夫伤而不死者。吏疑问即承，知州事许遵谳之。有司当妇绞而诏贷之。遵上议，准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妇当减三等，不当绞。诏公与王安石议之，安石是遵议。公言：「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为二。若谋为所因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耶」？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议，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权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公当答诏。上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诏答公：「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遂终身不复受尊号。执政以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公言：「两府所赐，以匹两计止二万，未足以救灾，宜自文臣两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减半」。公与学士王圭、王安石同对。公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安石曰：「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公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王圭进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司马光言是也。然所费无几，恐伤国体，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择」。上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兼史馆修撰。上问公可为谏官者，公荐吕诲，诲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诏公与张茂则同相视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策，乞于二股之西置土堤，约水东流，若东流日深，北流自浅，新刍渐备，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时议者多不同，公于上前，反覆论难，甚苦，卒从之。后皆如公言，赐诏奖谕。王安石始为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建为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政，置提举官四十馀员，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公上疏，逆陈其利害，曰：「后当如是」。行之十馀年，无一不如公言者。天下传诵，以公为真宰相，虽田父野老，皆号公司马相公，而妇人孺子，知其为君实也。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然则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法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史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公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讻讻，何也」？王圭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实也」。上曰：「闻则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米㪷十馀钱，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公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罢之，幸甚」。上曰：「未罢也」。公曰：「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柰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斛，则省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公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公曰：「此皆细事，不足烦人主，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职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趋出。上曰：「卿得无以惠卿之言不乐乎」？公曰：「不敢」。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罢其法。安石称疾求去。会拜公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辞，至六七。曰：「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遣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上遣人谓公：「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公言：「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青苗法卒不罢，公亦卒不受命。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茍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补外，上犹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朝辞进对，犹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四番，欲以更戍边，选诸军骁勇，募闾里恶少为奇兵，调民为乾粮麨饭，虽内郡不被边，皆修城池楼橹如边郡，且遣兵就粮长安、河中、同，三辅骚然。公上疏，极言：「方凶岁，公私困弊，不可举事，而永兴一路城池楼橹皆不急，乾粮麨饭昔尝造，后无用腐弃之，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坐之」。于是一路独得免。顷之，诏移知许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自是绝口不论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至熙宁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罢。又以书责宰相吴充：「天子仁圣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丰五年，公忽得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豫作遗表，大略如六事加详尽，感慨亲书，缄封置卧内，且死，当以授所善范纯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台，四任提举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资政殿学士。神宗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公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从之。下诏榜朝堂，而当时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倖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皇太后封诏草以问公。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皆应诏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惩天下者，皆以非职而言，赎铜三十斤。公具论其情，且请改赐诏书，行之天下。从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公方草具所当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罢减皇城内觇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三十馀人，戒敕中外无敢苛刻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民所养户马宽保马限，皆从中出，大臣不与。公上疏谢：「当今急务，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当万死」。诏除公知陈州，且过关入见，使者劳问，相望于道。至则拜门下侍郎，公力辞，不许。数赐手诏：「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公不敢复望，以覃恩迁通议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伟绝人之资，励精求治，凛凛乎汉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小人得乘间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后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圣，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终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复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丰之末，天下多故，及二圣嗣位，民日夜引领以观新政，而进说者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欲稍损其甚者，毛举数事以塞人言。公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使月进羡馀。顺宗即位，罢之。当时悦服，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公以为：「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凡所进退，皆天下所谓当然者，然后朝廷清明，人主始得闻天下利害之实」。遂罢保甲团教，依义勇法，岁一阅。保马不复买，见在者还监牧给诸军。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钱皆除其息。京东铸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盐及福建茶法，皆复其旧。独川、陕茶，以边用，未即罢，遣使相视，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钱谷，皆领之尚书。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隶五曹及寺监者，皆归户部，使尚书周知其数，量入以为出。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时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也。山陵毕，迁公正议大夫。公自以不与顾命，不敢当，诏不许。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诏公与尚书左丞吕公著朝会，与执政异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有未便，州县监司节级以闻，为一路一州一县法。诏即日行之。又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时异议者甚众，公持之益坚。其后太师文彦博议与公合，众不能夺。又论将官之害，诏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公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于郡守中举转运使、提点刑狱，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为十科，以求天下遗才。命文臣升朝以上，岁举经明行修一人，以为进士高选。皆从之。拜左仆射。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许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公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公肩舆到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对延和殿，再拜。遂罢青苗钱，专行常平粜籴法，以岁上中下熟为三等，谷贱及下等则增价籴，贵及上等则灭价粜，惟中等则否，及下等而不籴，及上等而不粜皆坐之。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数月复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躬祀明堂，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哭之哀甚，辍视朝三日。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夏县，官其亲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自以为遭遇圣明，言听计从，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元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咨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初，公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载。其是非疑似之间，皆有辩论，一事而数说者，必考合异同而归之，作《考异》以志之。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诏迩英读其书，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书成，拜资政殿学士，赐金帛甚厚。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孙二人，植、桓皆承务郎。公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报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谓吾君不能谓之贼」。故虽议论违忤，而神宗识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资政殿学士，盖有意复用公也。夫复用公者，岂徒然哉，将必行其所言。公亦识其意，故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呜呼，若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谓不负所知矣，其报之也大。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其馀，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谨状。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汉司马迁䌷石室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馀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辱示以所见，甚慰。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空言泛泛，何益于吾身。上蔡先生「仁敬」二字，乃无透漏之法门，惟益勉旃，以副所望。

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知公如何分解？须是指摘分明说出，难为模糊说也。看《通鉴》有得，毋惜以一二精义见教。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学，圣贤事业幸有一线路可以究竟。惟不志于功利、死而后已者，可与共进此道耳。吾友勉之！

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更曾细观语录，入思虑否？「阴阳亦形而下者」，此语如何？理趣须是自通贯，随人言语，是不可也。某见侯先生说此句，信以为是，更不致思，前日顿省犹未是也。经可易读乎？如尹先生《语解》，亦未可轻易，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树之笑也。如何？某年齿往矣，虽摧颓，而志方欲振耀，所望直谅之友左提右挈，庶几不丧素志乎！勉之勉之，交相警戒可也。

又，「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未发已发不同。体用一源，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宜深思之。

又，所见果分明，不必虚为谦让。若未分明，正要提起熟讲，然后可望上达。天命至微，自非亚圣大贤，孰敢便为已贯通。惟是念念不忘，庶几日日有功，不至坠堕也。

又，左右书词有得有失焉。志近，思得也；迫切，则苦而不可久。悔过而不能释去，则局束而不可大。欲速如圣贤，以未见近切而自谓，恐终不能至，则大非所望也。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不特为政，学亦如是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此养心之要道。今欲进学而不终，其去仁也远矣。吾友勉乎哉！

又，学问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进不已，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其年纪、世次、兴亡，大致尝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鸿荒之世，所可知者，则未尝深考之也。今博取群书，取其中于理、不至诬罔圣人者，用编年为纪，如《通鉴》然，名之曰《皇王大纪》。考据三代，虽未精当，然亦粗有条理，可辨王伯，不至纷纷驳杂，如前史所记也。

又，黄、沈有《论语说》，某因其说，亦有数段学问，不可不讲。讲看，便见病败也。前辈凋零殆尽，续之使不绝，正在后辈，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直须如粥饭，不可少一顿可也，又况欲张而大之乎！呜呼！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而已矣。切不可不戒也。

又，社祭礼秩视三公，不知有何经可以为證。伐鼓于社，以助阳也，非责社也。变置者，更新坛位，尽敬焉耳，非责罚也。更试思之，有可见告者，无吝。反复明道，所谓不有益于此，必有益于彼，不可寝默但已也。

又，闻有相从欲学文者，须依东坡之法令，熟读《左氏》、两汉、韩、柳之文，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因是虎变，亦未可知也。若茍且近功，辟如万户棋子争胜负，能提先手，超迈等伦乎？

又，天帝精义，须自有说，但恐思之未至耳。不可便以《孝经》之言为不是，须反覆思索可也。禘喾郊稷，却似无可疑者。太王为狄所攻，屈己事之，岂得已哉！可谓之乐天乎？

又，郊祀之礼，建正之义，考之颇详，然恨未精也。如蜡祭，既谓合聚万物而索享之，则何可谓以八神为主？社主报啬，其祭在春，首见于何经？地固配天，谓当立北郊方丘，与天分庭抗礼，恐于义理不然，更思以见教。三王建正不易月，《通鉴》纪秦、汉已遵用矣。《大纪》中固已纪实。更精者，《通鉴》可也。

又，「思曰睿，睿作圣」，岂可放下？若放下时，却是无所事矣。无所事，则妄人矣。若太劳则不可，诚如教语也。

又，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观之，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病人、衰人。盖修短有数，一定而不可变，虽圣人与造化同，于修短亦听之，未尝别致力也。此所以为圣人欤？在众人，则不奈何著死耳。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饮水曲肱，安静中乐，未是真实乐，须是存亡危急之际，其乐亦如安静中，乃是真乐也。此事岂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后已也。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汩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众人汩没不自知觉，可怜，可怜！

又，下谕《卫》所以为变《风》之首者。伊川云：「以卫首坏王制，并邶、鄘之国故也」。尝考卫顷公之薨在夷王末年，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见诸侯，未见诸侯有相吞并者。伊川云「卫首并邶、鄘」，据《诗》而言，可信也。故各系其国，以见卫之罪也。文中子为《小雅》为周之盛者，言其初也。季子以为周之衰者，言其末也。其从如云如雨如水，恐先公之说得其要也。何以言之？盖民从君者也，君从之，然后臣民从之。圣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岂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

又，《关雎》序云：「不淫其色」。故伊川言：「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求淑女，诗人之意也」。此虽先生之说，然录者亦多误，未可全信也。先生之说，何以未可信？为《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故也。若是诗人之意，即非后妃之德矣。后妃之德，以不妒忌为至，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进其贤而已，非以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使后妃有是德，则人君不修内行等事，一切消磨扫除尽，虽欲发而不可得。此《易》之所谓「女贞」者也。深考此说，则伯氏之非茍发矣。

又，《大纪》工夫不敢辍，首盘古不可移也。事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理则可存者存，可削者削。近于三皇之世，载些语言甚有意思，俟面见求益也。来书末后所赞鄙言，因事愤发，既以自警，又以奉告。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真可惜逡巡枉过一生也。临死而后悔之，则无及矣。德美当有见处，不可为事物所驱役不知觉也。大抵情所重处，便被驱役，自以为是，而不知区区于一物之中，可惜哉！人本与天地同德，乃自弃于一物，可惜哉！某为此言者，非谓德美为事物驱役也，大概相警发耳。其为事物所驱役，不为事物所驱役，惟德美自知之，某不得而与也。勉之勉之！

又，井田封建，施仁恩之大纲也。商鞅、王莽事甚明白，在所不论。董子限田之策，欲渐近古。而唐时府兵之制，亦师古者也。更能将历代田税制度精考，幸甚！周之宗庙只在镐，却于经无可据之文，而在洛却有可据之事。当时周公营洛邑，郊于此，社于此，益于此，诸侯朝于此，祼太室、行封赏于此，似宗庙在洛无疑也。故康王命毕公之文，直以洛邑为王室。唐、虞五载一巡狩，周制六年王乃时巡，车徒简易，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四时来朝享，何难之有？洛在畿疆之内，无告行之礼，若适诸侯，则告行，亦非难事也。诸侯来朝享，礼必行于庙，报功行赏，亦必于庙，则洛邑固已朝诸侯、行封赏矣，故曰以宗庙在洛无疑也。惟告朝一事，思天子以祝文遣使，命东郊大臣代告，疑亦可也，但无经文可證耳。主命之文，为出疆设祭祖祢，告命为主，事有主名，非可泛行他事为文，况祭祀必于宗庙，而可行于疆外乎！或谓设虚庙于洛，载主在于是，遇时祭则祭，如烝于文王、武王是也。《礼》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则庙不可虚设矣，则所谓四岳之下皆有庙榭。又曰：「明堂见于太山」。不知据何经而云然乎？成周宣榭火，是周东迁，平王都于此矣。其有固宜，又何可引以为證也？切更思之。

又，郊社之义，谨按孔子曰：「礼者，义之实也」。王者祭天于郊南，面阴也。阴气者，地之体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天地之大义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具牛羊豕为太牢，太牢固非特牲，又安知其非牛羊乎？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王者父天母地，不必事事同，然后为礼。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有等降也。只如人事父母，其孝爱之心则一，其事则不可同矣。礼以节文为主，若无节文，乃非礼也。《周礼》成于刘歆，歆是不知三纲之人，其书不可引以为證。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当以活法观，若以死法观之，则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乃得为诸侯大夫，若以得乎天子诸侯而为诸侯大夫，成甚说话。谓变置社稷，如天子变置诸侯。若欲变置土谷，则土谷不可变置。若欲变置勾龙周弃，则一世伟人英灵在天，不可以比。无道诸侯，诛责而变置之也必矣。

又，旱乾水溢，人君当反躬修行，今反加诛罚于鬼神，果何义耶！《曲礼》下篇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来教谓「《礼》曰：『天子祭天，祭社稷，祭五祀』」。出于何篇也？《曲礼》下篇又曰：「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夫天固诸侯之所不得祭，地虽为母道，又妻道也，臣道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诸侯各以其方色，是诸侯虽祭地，而比之天子则有等矣。诸侯方祀，殆为是乎！夫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人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又按孔子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又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又曰：「夫礼必本于天，殽地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虽无明文，犹当以义起，况顺于理义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更加深思博观天下之义理可也。

又，示谕数端，皆列圣因革大致也。漫具鄙见，幸却指其未到。建正，自黄帝、尧、舜皆建寅，夏后氏受禅，因而不革也。商之所以建丑，周之所以建子者，为天道至微，所以因时易命改建，所以发明三阳之义，以诏天下后世。其旨深远，不可浅近看也。二帝而上，恐未有是也。服色，恐是随五德之运。禹平水土，北方黑，故尚黑；汤征伐，西方金，故尚白；周亦征伐，火克金，故尚赤，不只以物生之色为上也。忠质文之更，尚承忠之弊，以敬。太史公之言非是。忠与质相近，大抵虞、夏质，殷、周文。殷人以木辂为先辂，是尚质也。周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王十有二，玉笄朱纮，其文可知也。圣人欲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文质参用也。周以玉辂为先辂，今乘殷之辂，谓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亦可也。礼乐之仪章器数，须有本文为之记，可也。不可谓之经，以其是有司之事耳。若《礼》之理，《乐》之义，则在乎《易》、《诗》、《书》、《春秋》之中矣，故通谓之「六经」。贡赋，王畿之内，谷粟自足用，若夫礼乐制度所须之物，则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故任土作贡，各以其所出，不必云取其美物以当谷税也。

又，鲁惠欲以私爱立桓公，隐公承父之志，不立乎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让桓，则与有罪矣，传说未可非也。首止之盟，义系于齐桓之会王世子，而不系于王世子会齐桓。无亏之杀，义系于宋襄，而不系于齐人。齐昭杀孝公之子，三《传》不载，未详其事，不可凿也。春秋之时，天子无号令，甚矣！卫惠既死，王命讨之，虽为后时，然犹胜终不讨也。齐桓承王命而不动大众，亦得轻重之宜矣。为卫侯者，即日因齐桓之京师，请归罪于司寇，以忠孝盖前人之愆，可也。齐师以是日至，直以是日与之战，甚矣！故义系于卫，而非系于齐也。圣人权轻重，不失毫釐。君子积数十年探讨之心而为之传，岂苟然也？凡有疑，则精思之。思精而后讲论，乃能大有益耳。若见一义即立一说，初未尝求大体，权轻重，是为穿凿；穿凿之学，终身不见圣人之用。

又，承讨论《春秋》学，某未能得髓，何足以辱公问？姑道所见。大一统之法，奉天子正朔是矣，恐不更当用首年也。商、周必改正朔者，三阳之发，天道至微，圣人推而行之，其用妙矣，但人未之思耳，非止于易民观听也。易月之意，无可疑者。圣人制作万世不易之典，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曾易月之可惮乎？一个「春」字，便是行夏之时，正次王，王次春，则立意又别也。以《周书》考之，嗣子即位于初丧者也。踰年之制，方欲讨论深思，只是国史于此年之首方记即位之事也。《春秋》之法，大复仇，然不为复仇而作也。复仇，《春秋》法中一事耳。幽王宠褒姒，黜申后，废嫡子，立伯服，破灭宗周，其罪甚大。故其父子间，圣人所难言也。及其赗仲子，蹈履车之辙，然后书而深罪之也。然则圣人所以不以复仇责平王者，其意所见，殆与书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故谥法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不能改也。隐公若不自立，使诸大夫具事本末请王命，则可免矣。《传》谓隐无正者。正，谓不请王命耳。故仲氏以摄为无正，为非义之所存也。故纪侯之去，与其他出奔者不同。故仲尼以「去国」书之，而不书「奔」，故不与其他失国者一例，以名书之也。可谓权轻重，不失毫釐矣。伊川先生未成书，故不能无毫釐未尽善处也。公子郢虽当立，孔子正名，必须请王命，然后为正也。田常弑君，告于哀公，哀公使告三子，孔子岂得不告？告而从，则必请王命，王若能从鲁请，兴义师，便为平定天下之端，不为东周矣。

又，首年之义，恐不可泥于一说。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统之义。有事于天子之国，必用天子之年。其国史记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乱也。当时诸侯纪元，乃是实事，与后世改元者不同也。圣人于元上见义，若诸侯无元，则亦不成耑君矣。如元亨利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谓《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得有也。《易》载其理，《春秋》见其用，恐义亦当如此也。祔礼必行之于庙，但皆不见其制度。《书》中有康王受命一事，恐或可推，但无徵不信，不敢遽立说耳。圣人释栾书，归弑于一国之人，若圣人事亲，在乎当诛一国之人乎理不然，《春秋》亦空言耳。宜更思之。窃意《春秋》当以复仇责平王，而圣人不责之意，亦别有说乎？不然，愚说亦有味也。隐公不请王命，固不是，请王命而有得国之意，亦不可。若革先君之不义，请王命而立宗人之贤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执一也。若纪侯者，非齐侯无道暴横之甚，则多守其国者也。去太王则远甚，亦贤于其他自取灭亡者也。故圣人书法如此。舜之为子，烝烝乂不格奸，不可与常人比并而论也。天下有大义，亘古亘今，不可磨灭，要在识之而已。以众授齐侯，亦圣人与狂狷之意，非尽善也。无情反复，然心之精微，言岂能宣？涉著言语，便有滞处。历圣相传，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

又，先儒之说，须傍附义理，不可轻破，要在自以意观之。所谓以田为地统者，为是二阳也，偶便是坤矣。若阴，则从阳者也，岂可以为统乎！明者，阳也；晦者，阴也。见者，阳也；不见者，阴也。寅正三阳，发见明，孰加焉。故先儒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必以此为正也。

某尝闻之先生曰：「自《春秋》笔削之后，《春秋》之法不传。历代史官记事而已，其褒贬不在焉，惟司马文正公、范内翰为得夫《春秋》之正传。文正公于《通鉴》，首载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范内翰之于《唐鉴》，首载唐太宗之阴结豪杰，以晋阳宫人劫高祖，且称臣于突厥而求其助。盖孔子之作《春秋》，惟以为君臣上下之不明、义利之无别，所以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诏后世。司马公、范内翰得此说，故其著书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际，以正天下之大纲。谓威烈王当正其分，不当封韩、赵、魏为诸侯；唐太宗宁不得天下，不可称臣突厥。此则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传也。夫晋之大夫止于韩、赵而已，命之以为大夫，犹可言也，安得晋国犹在，而以晋之大夫立为诸侯乎？周之名分之乱，盖始于此。世之论封建为非者，往往借周、唐以为说，谓周之亡以诸侯，唐之亡以藩镇。某独以为不然。诸侯、藩镇非能亡周、唐也，而其所以亡者实自乱也。威烈王不能讨韩、赵、魏之罪，而反封以为诸侯；唐自肃、代而降，藩镇戮主帅，因授以节钺。周、唐之乱实在于此。夫君臣之分，如冠屦之不可移易也，苟其犯上，则天地犹不能以成其化育，而况于人乎？其在《月令》，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夫春夏而发生，秋冬而肃杀，天地之常理也。周、唐之君当刑威而庆赏之，是逆天下之常理也，天下安得不乱？

所疑《近思》数条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状仁之德，公字乃为仁之法，所以属次卷。义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三卷只论为学之法，若是利则不可以为学矣。如孟子言舜蹠之分，则蹠岂可以学论哉？四子之序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次，《近思》乃杂诗书于《语》《孟》之后。专言四子则不及诗书，泛言读书则杂以诗书，亦各是一意，于学者用功初不相悖也。义理有疑一段而重出，此却可疑，但「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此句于学者读书之法颇精密，故先言之；最后劄记之语稍浅近，故列之于后，然不重出前数语，则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当如此。若《大学或问》先以持敬补小学，而后及大学，则与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则又不知持敬为何事耶。先生尝云：「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亦不妨其互相为先后也。凡此皆非大义所系，但觉《近思》旧本，二先生所共编次之日，未尝立为门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尝立此字；后来见金华朋友方撰出此门目，想是闻二先生之说，或是料想而为之。今乃著为门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则气象不佳，亦非旧书所有，不若削去，而别为数语，载此门目，使读书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书之旧为佳。试与真丈言之如何？《通鉴纲目》昨见旧本只是周威烈前数有诸国征伐，至弑戮十数万人者皆不载。尝以禀先生，答云：「此岂可不载」？遂添得数段，后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间岂无疏漏处，然其大经大法则正大的确，非前辈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赐教。

孔子作《春秋》，尊王室，吴、楚僭王，书之曰子，王人虽微，序诸侯之上。孟子劝齐、梁之君行王者之政，无复尊周之说，故温公有《疑孟》一书，而李泰伯、郑厚之徒专以此訾孟子，此不可不首为孟子辨也。孔子称由、求为具臣。夫由、求之在孔门，从事圣学之久，其所自立必有大过人者，圣人犹谓之具臣。具臣者，粗可供人臣之职之谓也。已而又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夫臣子孰不知爱敬君父乎？居然自视，何至一旦顿绝天理，以从弑逆之党？然苟其胸中无主宰，无临大节不可夺之操，及变故横生，势诱威胁，惜身命，念妻子，忽不能自免矣。孔光，汉之儒宗；刘歆，刘向之子。其素行非不笃，闻见议论非不美，岂期至于阿附王莽，卖国与人？以此知不陷大恶者如由、求，然后可保，下此者皆未可保也。若孟子之学，乃由、求上一等人，岂可谓狃于战国之俗，助成诸侯之僭乱哉？学者能知孟子于此，必不会错，然后可论也。大抵观圣贤者，当观其大用。圣贤之大用在时。尧、舜禅授，汤、武征伐，时也。以尧、舜之禅授而责汤、武，以孔子之尊王而绳孟子，则非矣。盖春秋时王室渐微，然典策、告命、车服、爵赏犹行于天下，齐、晋之伯托于尊周，而人心附焉。当是时，天下固周之天下也，故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为本。至于战国，则晋三大夫分裂其国，而威烈王从而命之为三诸侯；田常破灭太公之后，自是有国，又从而命之。自是诸侯不复顾藉王室，既久而皆僭号为王。虽宋与中山，其国微小，亦且称王，而周天子之号亡矣，已夷于一小国矣。历数已尽，天命人心已去，文武之馀泽已竭，孟子乌得而强尊之哉？故孟子因齐、梁之既王而劝之行王政，适其宜也。圣贤之大用主于安天下。孔子之时，必尊周可以安天下。孟子之时，诸侯有行王政者，则可以安天下。虽孔子复生，必不易孟子之言矣。譬如大田万顷，故主之子孙凋丧沦落，其仅存者，尪疾无力，荒茀不耕，而强有力者裂而耕之，吏莫能禁已数十年矣。凶年饥岁，仁人义士，其亦劝之力穑均利，以济乡党乎？抑将劝之捐锄弃耒，而归其籍于不耕之主乎？然则异议者可以释然矣。

仰惟皇帝陛下天资冲澹，惟性高明，日御讲筵，就学不倦，经籍奥义，以次咨访，罔有逸遗。自庆元戊午至嘉定丙子，凡十彻章。虽商高宗典于终始，周成王学有缉熙，殆不是过。猗欤懿哉，甚盛德也！厥今《通鉴》进读，复告讫篇，非汲汲皇皇，畴克臻此。缅惟是书之作，昉我英宗命司马光论次于中秘，起周威烈，下竟五代，研精极虑，穷竭日力，久乃克就，卷帙昈分，纲目并列。不但稡撷故实而已，盖将便清燕之观，示元龟之鉴也。裕陵钦承先志，宠以序文，谓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美之本，规摹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于是悉备。显谟天训，炳若日星，诏燕后人，永永无斁。陛下笃意此书，肆命劝诵，其闻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或关宸听，有悟圣心，涣法玉音，动与理会。前后侍臣之言，钦聆敬叹，不一而足。维庆元乙卯三月，实始启帙。除东西魏、陈、隋及五季渎乱之事，有旨不读，自馀纪载，弗怠幡阅。逮嘉定戊寅季春，遂底终篇。陛下稽古之懋，典学之勤，可谓同符祖宗，有光帝王矣。昔唐开元中，日选耆儒侍读，以质史籍疑义。然而锐始怠终，徒文亡实。秉史笔者，犹且特书，以为美谈。矧陛下历览前代兴亡理乱之故，尊所闻，行所知，首末惟一，顾可不登之汗简，以诏万世。欲望睿慈，宣付史馆。

史书之作，余尝病历代之史，难以遍举也。乃详其要略，论其体统，槩而论之，以便观者。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代。或者疑而问之，余应之曰：帝王之事画于《易》，笔于《书》，咏于《诗》，职于《周礼》，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并于经者，皆可考也。今之学者，于经则手不停披，口不绝诵，于史则以冗以烦，非一书之目，一人之手，将不可胜睹也，忘而辍者多矣。故史有记，汉、晋、隋、唐有书，三国有志，南北五代有史，而《国语》、《春秋》、《政要》、《实录》撰而述之者，又不知其几，此余所以姑自秦始也。且秦处帝王之艾之始也，当世运之厄之极也，使后世不能如古，秦作俑也。自秦并吞二周，而诸侯不知有天子，于是有汉之牧守，唐之藩镇，晋之桓后、唐之石焉。自秦灭六国，而天子不能有诸侯，于是汉削七国，晋激王、苏，宋齐残虐诸侯焉。自秦灭二世，而其后臣不知有君者多矣；自秦愚黔首，其后君不知有民者多矣；自秦有指鹿之高，而其后多宦寺之祸也；自秦有扶苏之杀，而其后多废嫡之祸。自秦喜功，而汉武、隋炀袭之；自秦坑儒，而党锢浊流继之；自秦销兵，晋武、唐玄失之。其废灭先王之法，重贻后世之祸，盖不一而足。是则由中古以前，乱至秦而极；由中古以后，乱至秦而始。极于此，又始于此，是书之始于秦，余欲以表祸乱之终始也。昔温公《通鉴》起威烈王，意以为平王东迁，而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之义。至威烈，韩、赵、魏为诸侯，则陪臣执命，王制已尽矣。此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余之首秦，意亦谓自春秋而战国，虽诸侯而强大，然不敢废周而自立，天下之共主犹存。至始皇残虐，罔知有君，始吞二周，而忘诸侯，王道影响不存矣。周亡之罪在威烈，亡周之罪在始皇，意各有主也。然予为是书，不及其详，姑存其略，撮其纲目，撤其事绪。著其始之得失是非，观其中之善恶可否，验其终之成败存亡。举措有先后，合于一类；施行有本末，并于一言。君臣之际，致治之略，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内外理乱之由，虽未能于此知其纤悉，然即记论以通其大概，则淹贯䌷绎于诸史之馀者，亦可心领默会于此书之中矣。故提纲挈领，以自便于观览云。冷文英子华序。

不相晤者，倏二月馀，室迩人远，怀思更切切也。兹承手教下问曰：「尧以天下与舜，于舜则终陟元后矣，如丹朱之难为情何」？予曰：善哉问也！盖尧以天下为心者，故视天下皆吾子也，何亲疏耶？乐以天下与舜，冀以安天下也，曾何择于舜与丹朱耶？又何丹朱之难为情而是顾耶？故曰：尧之心，天之心也。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盖知尧之深者也。曰：「至舜之禅禹，或者其践尧之迹乎？不屑尧独豪其举于天下后世乎」？曰：商均果胜禹耶，则舜不免为践迹为妒尧，苟不如禹，则舜之心即尧之心也。尧视天下之人皆吾子，则舜视天下之人亦皆吾子也。苟可以安天下者，胥而迁之矣，曾何择于禹与商均耶？孔子曰：「重华协于帝」，则尧与舜皆天矣。曰：「然则先儒何以曰『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予曰：善言天道者以人事，是故尧命羲和「钦若昊天」，行天道也则敬授人时者，非人道而何？天与人一也。舜叙百揆，行人道也，则烈风雷雨勿迷者，非天道而何？人与天一也。曰：「尧舜之禅受，则既闻命矣，若汤之放桀，亦为天下除残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惜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人心犹若有未归者」。曰：商人以穑事为念，一人之私心也；汤以正夏为急，天下之公心也。汤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犹不免有惭德于天下者，遭天下之不幸，任天下之至疑，而为至难为之事耳。是心也，惟仲虺知之独真，故作诰以释之。首言「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次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舍夏眷汤，汤可以仰无愧于天矣。又言汤「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攸徂之民，相庆徯至，是人心去夏而归汤，汤可以俯无怍于人矣。然汤之所以不宁如此者，不忘戒惧之心也，故虽抚有天下，犹诞告于四方，惟恐获戾于上下，凛凛然若陨于深渊。由汤此言而观之，则人心之难得，更有甚于天意者。在汤且然，而况去汤万万者乎？曰：「汤之放桀，有从而不然之者，特有夏之细民耳；至于武王伐纣，则伯夷、叔齐乃古之贤人也，亦尝被纣之虐者，不先商人迎之则义矣，何至叩马而谏？及天下宗周，耻不食其粟，遂饥饿而死，果不知纣之不道烈于水火耶？抑知而不欲民避之耶」？予曰：武王将天命，易昏以明，使四海之赤子脱陷阱而就枕席。孔子于数百载之后称之曰「尽美」者，悲商末之民穷也。夷、齐生于其时，目击其流毒海内，岂不知纣之当伐耶？其心以为臣之伐君，道之甚逆者也。君至纣固当伐，臣至武王固可伐，后有乱贼之臣，借之以为口实，乃曰「武王，圣人也而伐纣，当时无一人非之者，则臣之伐君，乃圣人所常行之事」，其于篡夺必多有之。故于武王仗钺之初，夷、齐叩马陈谏，所以明君臣之大分也。至不从，则又耻而去之，必饿死不悔，盖志在杀身以弭后世之乱，使后世之人皆曰武王伐商当也，而夷、齐犹非之，况去武王万万者乎。则所以如夷、齐之非之者，又当何如？虽有篡夺之志，必潜消而不敢窃发矣。夷、齐之本心也，初非真以武王为非。此商、周交代之大闲，正《易》所谓革之时义大矣哉者。前辈论之固详，兹因敬之之问而更悉之，冀敬之自得之，复申其说于同志之士。愚意仍欲起尧终东周，按《书》典、谟、训、诰之辞作为一书，以补《通鉴》周威烈王以前一编之缺，志有在而笔犹有未下处。敬之素相爱者，故承问奉答，殊为草草，兼以鄙志相闻，欲敬之为我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