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圣明辅世，夙夜祗惧，泰而不骄，所以长守贵也。今大王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当使天下穆如清风，宗室骨肉永无纤介，今则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边境不静，大王自以功业兴隆，不以为念，其失三也。大王兴义，群庶竞赴，天下虽宁，人劳穷苦，不闻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与义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后，赏不逾时，自清泰已来，论功未分，此则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谤声盈涂，人怀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陈诚（《晋书·郑方传》。囧辅政专恣，方发愤，步诣洛阳，自称荆楚逸民，献书于囧。）。

臣闻先王建不易之轨，万代承之；圣主垂不刊之制，千载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群生，恩齐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远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当今之宜用。定贡赋之轻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编户享其馀蓄。巍乎焕焉，不可量也。臣窃寻居边之民，蒙化日浅，戎马之所资，计素微。小户者一丁而已，计其徵调之费，终岁乃有七缣。去年徵责不备，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呻吟道路，不可忍闻。今淮南之人，思慕圣化，延颈企足，十室而九。恐闻赋重，更怀进退。非惟损皇风之盛，虑伤慕义之心。且臣所居，与南连接，民情去就，实所谙知。特宜宽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数户而已，一请止六尺绢，岁不满匹。既委边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轻。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乱朝章。但猥藉恩私，备位蕃岳，忧责之地，敢不尽言（《魏书·恭野猪附传》）。

臣雄等言：臣闻大觉圆备，理照空有，至圣虚凝，义无生灭。故虽形分聚芥，尚贮金罂，体散吹尘，犹兴宝刹。自释提请灰之后，育王建塔已来，未有分布舍利，绍隆胜业。伏惟皇帝积因旷劫，宿证菩提，降迹人王，护持世界。往者道消在运，仁祠废毁，慈灯灭影，智海绝流。皇祚既兴，法鼓方震，区宇之内，咸为净土，生灵之类，皆覆梵云。去夏六月，爰发诏旨，延请沙门，奉送舍利于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而蒲州栖岩寺，规模置塔之所，于此山上，乃有钟鼓之声。舍利在讲堂内，其夜前浮图之上，发大光明，爰及堂里，流照满室。将置舍利于铜函，又有光若香炉，乘空而上。至浮图宝瓶，复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莲华。又有光明于浮图上，状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隐。又有光明，绕浮图宝瓶。蒲州城内仁寿寺僧等，遥望山顶，光如楼阙，山峰涧谷，昭然显见，照州城东南一隅，良久不灭。其栖岩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华州置塔之处，于时云雾大雪，忽即开朗。正当塔上，有五色相轮，舍利下讫，还起云雾。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辉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诚，道合灵圣，岂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睹太平之世，生逢善业，方出尘劳之境，不胜抃跃。谨拜表陈贺以闻（《广弘明集》十七，隋安德王雄等。）。

昔汉氏西京，梁王建国，平台、东苑，慕义如林。马卿辞武骑之官，枚乘罢弘农之守。每览史传，尝切怪之，何乃脱略官荣，栖迟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岂徒然哉！足下博闻强记，钩深致远，视汉臣之三箧，似涉蒙山，对梁相之五车，若吞云梦。吾兄钦贤重士，敬爱忘疲，先筑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开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笼曲阜，城兼七十，包举临淄，大启南阳，方开东阁。想得奉飞盖，曳长裾，藉玳筵，蹑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赋池竹之檀栾。其崇贵也如彼，其风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乐如之！高视上京，有怀德祖，才谢天人，多惭子建。书不尽意，宁俟繁辞（《隋书·隐逸·崔廓传》，又见《文苑英华》六百九十三）。

一曰重淮。夫所谓重淮者何？臣尝论之曰：有三镇然后能守河，有两淮然后能守江。江之恃两淮，如河之恃三镇，皆所以藩篱其外而扃鐍于内。自渡江以来，强邻悍敌相与隔藩墙而分尔汝，盖无岁而不有疆埸之警，然建康未尝聆西北金革之声，而长江未尝染西北戎马之气。虽苻坚倾天下之锋而尽锐于一掷，卒阻于淝水而止。宋文帝与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师非脆敌矣，冲荡飘忽，一旦而临瓜步，遂与建康相望，然逡巡退避，若不可以终日。故臣以为晋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两淮有以当其前；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两淮有以邀其后。国家渡江之初，迹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两淮而不能守。和亲之后，誓已定而约已明，是故有两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终不可蔽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军驻鄂州，一军驻池州，一军驻建康，一军驻镇江。平居无事，形联气接，可以当冲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数千里，聚之则不遍，散之则不多，故臣以为蔽江莫先于蔽淮。非以为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缀之于前而待之于后，则守之也固而应之也閒。盖军旅之中，一夫被重铠，一夫被单铠，被重铠者一铠洞则一铠存，而被单铠者一铠洞则肌肤切矣。然而今日之计，有蔽江之实而无蔽江之名，有蔽江之实则我得利，无蔽江之名则彼不惊，此不可以不熟讲也。今两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无几，是故有其籍而无其名，所以供官吏、卫府库、递邮传者举不能备数。如是则莫若以给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两淮地旷人稀而郡县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没乎其间，发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盖尝震动郡县，力不能制。如是则莫如以禦盗之名而增巡检之土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县之弓手百人，大县倍之。一路有几州，一州有几县，一县有几寨，诚能皆勇锐悍敏之夫，属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进退之节，诱之以赏，惩之以罚，不出五年，则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谓我得其利而彼不惊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为然，则密谕两淮之计臣，可以损其馈军之数而留之以为养土兵之资，则两淮不为无用，而缓急可以缀敌，长江不为无助，而仓卒得以为备。盖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处之，庸夫处之则坐安而待衅；不可使褊夫处之，褊夫处之则张皇而生变。惟夫缓不为庸，急不为褊，然后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谓重蜀者何？臣尝论之：蜀之常势非盗贼窃发、蛮夷侵扰之为可忧，而将帅专制之为可畏。自古蜀之盗贼惟公孙述、李雄崛起于闾阎草野之中，猖狂僭窃，以干正朔。盖其适逢大乱之世，自李宝、张忠之败，罗尚之死，而朝廷不复有一戈一戟入剑阁，纵横飘忽，听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无所忌，后无所顾，得以坐成割据之势。其馀如汉之马相、赵祇，晋之谯纵，本朝之王均、李顺，皆不旋踵而扑灭。唐自天宝以后，蜀岁被南诏之扰，盖尝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尝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败而远遁。故臣以为盗贼窃发、蛮夷侵扰不为蜀忧，何者？主客之势然也。今夫蜀地险阻而离隔，其人柔忍而朴厚。惟其地险阻而离隔，虽有盗贼卒起于其间，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应，故其心摇。蛮夷无故而深入，则断续先后不能以相入，故其势孤。心摇者易散，势孤者难立，可以为一时之扰，而不可为久远之患。至于柔忍朴厚之人，呼之则来，招之则应，有奸雄桀勇之夫而专制乎其上，浸淫渐渍，久而必至于为害。故唐之崔宁、韦皋，皆积屡岁之久，遂拥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后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长养其羽翼，一旦反目，而从容谈笑，坐得数千里之地。小而为崔、韦，大而为王、孟，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为今日之虑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时之功，栽培涵养，而遂有不可拔之势，兄弟之相承，支党之相联，吏之奉承其风旨，民之习熟其名字也，盖已久矣。夫平居无事，彼犹肯以虚名奉我，我得以虚名役彼，彼不幸有摇足之变，则虚名有不可施而实祸将生。盖臣以为杜鸿渐择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势而制其奸；安重诲纳京师之兵，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惮而不敢动，而不知圉虎豹于一闲，跳跄奋齧，乃所以趣其斗，拟刃于人胸，手足不疾应者，未之有也。鸿渐之策是圉虎豹于一闲，而重诲之策则拟刃于其胸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将以销变而反以生变，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为镇静而不惊，宽缓而不迫，久远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于常赋之外时有所蠲除其征需，于常佣之外时有所宽简其力役。间遣使者发德音，下明诏、丁宁委曲，为之训辞，而深恤其疾苦。盖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过于江淮闽浙湖广之民，而后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则缓急之际，斯有不忍负朝廷之意。夫如是，则将帅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则可以为患而不可为大患。今两川之民外资边屯，内供朝廷，以臣度之，盖必有重困者。纵而不收，恐为专制者资耳。

臣闻天下有三患：蛮夷之国恃兵而强，盗贼之民恃众而叛，专制之臣恃险而固。是三者皆足以乱天下。然而自古之君当多事之时，或至于一日不能安其身，此未必类以蛮夷、盗贼之故，要必溺于专制之臣，久而不知其乱者，显显者易知，而冥冥者难悟也。蛮夷之彊必有形，而盗贼之叛必有迹，有心目者，皆知为消患之计。而专制之臣则不然，平居外奉天子之令，而内蓄自大之心。其为谋也，无形之可寻；而其为奸也，无迹之可见。上役之以虚名，而下亦以虚名奉上。其发之似诚实，而行之似忠信者，虽伊尹、周公殆不过。此上之人方且信为诚然而莫之觉，如嗜酒色之娱，安于外之无足畏，而不知丧元气而致僵仆者，率自此始。呜呼！况又有险之可恃哉！彼以专制之臣，且有险而可恃，则是虎而翼，虺而足也，亦可虑矣。夫天下之广，有地必有险，其小小者不必论，而其最可恃者，江、淮、荆、蜀之险耳。是故险在人君，未必足以制天下，而险于专制之臣，则未有不为之资者。臣盖尝推原其故，而观唐之崔宁、刘辟，梁之王建，唐之孟知祥，皆将帅专制之臣，恃蜀之险以为固者。若崔、刘则方谋而败，而王、孟则既久不露，终遂不可抗矣。今考其事，如崔宁之擅蜀几十四年，而刘辟节度西川，动益骜蹇。此二子者，其初皆委质事上之臣，一旦入蜀，积累岁月之久，遂有坐负险固、轻视朝廷之心，抗天子之使，吐不臣之语，恬不为怪，拥兵擅利，几成大变。惟其上有以深知之，故随伐随仆，终不得而肆。而王建、孟知祥适逢大乱之世，得以猖狂而僭窃，亦皆先为不可测之谋，至密之计，使其心腹羽翼无一不至，则反目咄嗟之间，坐王数千里之国。此其为患，在于久而不知之过。夫使今日之在蜀者皆如古之贤将，则朝廷可藉为籓篱之托。然而傲戾轻侮之思，奸勇雄桀之态，类皆将臣之所常有。况栽培涵养一一是听，久而驯致，遂有不可摇之势。苟任其所之而莫之限，臣恐不为崔、刘，则为王、孟，事之必然，无足疑者。呜呼！彼其父子之相维，兄弟之相承，结之以士卒而联之以友党，吏之奉承旨意，民之习熟名字，不啻百年之久。而反顾其所恃者，则又有可守之险以为固。不幸而泄其谋，恐非日月可以诛锄者，此臣之所甚虑也。夫蜀之与上都相去数千里，仓皇缓急之顷，固不能为朝发夕至之具。而蜀郡刺史多柔脆软弱之士，前无与之先而后无与之应，又不足为讨逆伐叛之帅。若今日不有以堤防而密察之，则异日当拱手而受毙，陛下岂不为之寒心哉？天下之祸，制之于始，终且为患，制之于末，后将奈何？以汉室之兴，其征伐之功多出于韩信。而高祖于周旋不给之际，已窃贰而心疑之，驰壁而夺符，麾召而易将，皆所以潜销其奸心而徐伐其异计。使高祖不为之所，及其王齐之后，虽欲稍稍折服，亦已迫矣。今之制蜀者未必有韩信之功，恐其心之所存，较之于信亦一间耳。陛下纵未欲轻为高祖之术，如其他缓图之策，奈之何而不行？故臣以为于此而处之，盖有所甚难者，必使急不为躁，无张皇而生变，缓不为庸，无安坐而待衅。宜立为定制，凡戍蜀之兵，与襄汉之屯一岁两易，而职在统制者，时命代易，庶几乍离乍合，不至安其教令而熟其恩惠。如此，则虽急而不躁。凡两川之民，不以贵贱为间，朝廷时有以深恤之，赋敛之输，力役之劳，每为之宽除而省略，所以爱之者常有过于江、淮、闽、浙、湖、广之地，庶几蜀之生灵必有钦戴君上之意，则专制之臣必将诱之以乱而不从，胁之以威而不服。如此，则虽缓而不庸。不一二年，彼亦势衰力微，无能为也。然后以高祖之待韩信，杜鸿渐之处崔宁者，徐而制之，臣未见其有不济者。而今之谋国者，皆曰无故而为之所，是趣其为不义，故莫若养之以恩，使其有不忍负上之志则可。噫！踰垣穿穴之役，畏之而不禁，则后必有行劫者。彼既如盗矣，而又岂可以养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