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遗语之行于世也，盛矣！盖本其旧者有三，而从以类者二，靖德尝受读而病其难也。昔朱子尝次程子之书矣，著记录者主名，而稍第其所闻岁月，且以「精择审取」戒后之学者。李公道传之刊池录也，盖用此法。黄公干既序之矣，后乃不满意，盖亦惧夫读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韩子所谓「尧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虑民也深」者乎！是以黄公不自出其所录。其后李公性传刊《续录》于饶，以备池录之所未，蔡公杭刊《后录》，又益富矣。然饶录最后三家，李公尝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题「文说」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扬所录。盖公之子尚书恢，尝刻公所辑《文说》一编，视此卷虽略，而饶《后录》所刊包公录中，往往有此卷中语，是知此为公所录亡疑。独所载《胡子知言》一章，谓书为溺心志之大阱者，最为疑忌后学，使不知者谓为先生语，是当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语录》之难读如此，黄公之虑岂为过哉？语之从类，黄子洪士毅始为之，史廉叔公说刻之蜀，近岁徽州又刻之；王公佖为《续类》，徽州又刻之。昔张宣公类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学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为学者虑，当矣。蔡公乃曰，《论语》诸篇，记亦以类，则议者亦莫能破也。然三《录》、二《类》，凡五书者，并行而错出，不相统壹。盖蜀类增多池录三十馀家，饶录增多蜀类八九家，而蜀类《续类》又有池、饶三录所无者。王公谓蜀类作于池、饶各为录之后者，盖失之。而今池录中语尚多蜀类所未收，则不可晓已。岂池录尝再增定邪？抑子洪犹有遗邪？子洪所定门目颇精详，为力廑矣。廉叔刻之，不复雠校，故文字甚差脱，或至不可读。徽本附以饶录《续类》，又增《前类》所未入，亦为有功。惜其杂乱重复，读者尤以为病。而饶《后录》新增数家，王公或未之见，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辄合五书而参校之，因子洪门目以《续类》附焉，饶《后录》入焉，遗者收之，误者正之，考其同异，而削其复者一千一百五十馀条，越数岁编成，可缮写。顾文字浩博，犹不敢谓亡舛误，览者幸哀其劬而正之！其或一二字可疑，则元录之讹，无别本可订定，固不得辄改也。诸公序语，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黄公谓「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所以志学者之幸。李公谓《语录》与诸书异者，当以岁月先后求之，亦确论也。独论记者易差，而谓李端伯犹尔，则不然。盖以「至大至刚以直」为句者，乃伊川之说，端伯不误也。读书之难，岂独《语录》！朱子尝言《论语》后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圣人法语，是孔门所记犹可疑也，而况后之书乎！读者诚能服膺乎「精择审取」之训，以为读《语类》之法，而又以「滋入耳出口之弊」云者为读《语类》之戒，则庶乎可与共学矣！景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后学导江黎靖德书。

李公性传叙饶录，谓先生有《别录》，多谈炎、兴大事，未敢传而亡于火，犹幸存一二。顷尝问诸其家，则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读蔡公所刻包公录已四卷，其一卷既与元题「文说」者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炎、兴间事，疑即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略无互见于诸家之所录，则与其子枢密所跋《文说》谓「公所录多且详，与世所传大概无异，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枢密又谓公所录已亡于建安之火，不复存，而汤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靖德来旴江，枢密甫下世，恨不及质之也！近岁吴公坚在建安，又刊《别录》二册，盖收池、饶三录所遗，而亦多已见他录者，并参校而附益之，粗为定编。靖德适行郡事，因辄刻之郡斋，与学者共之。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