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熹言：臣昨具状辞免新除秘阁修撰恩命，近准尚书省劄子，奉圣旨依所乞，仍旧直宝文阁，仍赐臣诏书一道，特加奖谕者。白记上闻，幸曲全于愚守；玺封下逮，庸特示于异恩。祗服以还，战兢无已（中谢。）。伏念臣学虽违俗，意敢近名？徒以迂疏，蚤绝荣途之望；乃遭神圣，晚深国士之知。中少效于驱驰，竟靡闻于报称。及奉金华之召，宁忘丹扆之忠？顾惟尘腐之浅闻，莫副缉熙之隆指。逮复退闲之秩，仍升论撰之华。宠虽荷于殊常，义终惭于非据。故上圣方临于宸极，而微臣屡触于天威。自度孤危，岂胜糜灭？敢意出纶之渥，有嘉陈义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叨荣之愈甚。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重明必照，大度并容。谓臣粗业诗书，谅亦有闻于古义；怜臣稍知廉耻，欲其无负于初心。特屈宪章，过形褒劝。臣敢不服膺至教，迈迹前修？不忮不求，何止终身之诵；是彝是训，庶几有极之归。臣无任！

彼中旱势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否？此中燥湿不均，山间有频得雨处，有极枯槁处，度其势短长相补，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喜乱，不待饥饿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些小米谷为他处般贩，则亦无以为继，而实有饥饿之忧，以速变乱耳。已累书白帅，宜亟籴广米及台州米。近闻永嘉亦有米可来，此皆不可不早为之计（如福州阙米，则此间米不可仰。）。近观其所处置，却只是禁上流拦米及遣人来收籴。此二策者，不过取之吾之境内，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饥，乃夺甲以哺乙耳。亦已极论其非是，不知以为然否？幸以累年以来见闻之验告之，此非细事也。唯壬午、癸未陈应之守建时禁港甚严，而汪丈在福州，一无所问，此最为得。其后赵清卿、任元受在福州，则陈邦彦在建与之争，王瞻叔在福州，则任希纯在建与之争。三公虽悍，然卒不能夺建人之守，然后无事。今上流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于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帅府又快于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无饥，而未及虑夫建、剑之俗一有纷纭，则将为吾之忧有大于此者而不及救也。只如建宁，向来屡饥，亦不免用诸县自给之说，不得般米下船，然后村落获济。城中又溯流发米以助诸县，然亦不闻城中之饥。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诸县以旧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说以告帅司，全在帅司自为一路之计，算其长者而为之耳。闻延平积粟皆已匮竭，此可深忧。宜檄诸州照例禁港（不得般贩村米。），无致将来阙食生事（大凡盗贼皆起于深山远官府处，不可不虑也。）。此于帅府事体，盖所当然。而一面多方招邀运致外道米斛入界，乃为上策。广中虽云不熟，然亦当胜本路。如温、台，则粒米狼戾。今正及时，可招可籴，不可失也。如本路籴米，则非计之得，又非其时，枉费多钱，反得少米。不若且看将来，如他处米来多，即不须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后间晚禾成熟后方可籴。此理的然，前日书中亦说不尽，更烦子细为陈之，不可有一字之遗也。

使至，辱诲示，得闻到郡诸况，深用慰喜。信后秋深益热，恭惟尊候万福。条教所先，必有以大慰远人之望者，不审谓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酒引竟作如何处置？宋宪亦当可商量。天下事有极要委曲者。赵子直在此，讲求临汀盐法利病甚悉，竟以诸司议论不一而罢，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与漕司商量之过，不可专罪他人也。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闻，乃为修业也。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极令人难说，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小学》能为刊行，亦佳。但须更为稍加损益乃善。近得韩丈书云，如邓攸缚子于树之属，似涉已甚，恐此等处诚可削也。若不欲尽去其事，且刊前此语亦佳耳。史传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诸先生教人切近之语，亦多有未载者。更望刷出补入，乃为佳也。衡州刘德老，宋宪尝言之，二君却未闻。僻郡有此，亦可喜。此间却自艰得也。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须实下功夫，只说得不济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皇极之说，来说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极」以下是总说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标准以观天下，而天下化之之义，「无偏无陂」以下乃是反覆赞叹，正说皇极体段；「曰皇极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结杀一章之大意。向见诸葛诚之说略是如此，但渠说有过当处耳。

德明自得赐诲，日夕不去手，䌷绎玩味，未能尽究，亦尝随所知而为之说。盖天人无二理，本末无二致。尽人道即天道亦尽，得于末则本亦未离。虽谓之圣人，亦曰人伦之至而已。佛氏离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择，四端五常之有于性者，以为理障；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所不能无者，以为缘合；甚则以天地、阴阳、人物为幻化，未尝或过而问焉，而直语太虚之性。夫天下无二理，岂有天人本末辄生取舍而可以为道乎？夫其所见如此，则亦偏小而不全矣。岂所谓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学哉？圣门下学而上达，由洒扫、应对、进退而往，虽饮食男女，无所不用其敬。盖君子之道费而隐，费即日用也，隐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则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应对、酬酢、食息、视听之顷，无一而非理者，亦无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丧矣。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习之熟，则隐显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乌足以语是哉！佛氏之所谓悟，亦瞥见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实然而不可易者，则未尝见也。其所谓修，亦摄心寂坐而已。弃人伦、灭天理，未见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谓其卒不近也。喜怒哀乐之未发，即寂然不动者是也。即此为天地之心，即此为天地之本。天下无二本，故乾坤变化，万类纷揉，无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灵而为人，而于四者之际渊然而虚静，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无所偏倚而谓之中，孟子以其纯粹而谓之善，夫子即谓生生之体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体一，亦未尝离于日用之间。此先生所以谓其分明不待寻究者也。某昔者读纷然不一之书而不得其要领，泛观乎天地阴阳、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迩求远，未免有极力寻究之过。亦尝闻于龟山先生之说曰：「未言尽心，先须理会心是何物。若体得了然分明，然后可以言尽」。某前日之说，正坐是也。然道无须臾可离，日用昭昭，奚俟于寻究？此先生所为丁宁开喻，某敢不敬承。至于鉴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几殆也。某昔者閒居默坐，见夫所谓充周而洞达者，万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鉴影之譬为近，故推之而为鸢鱼之说，窃以为似之。先生以太虚万象而辟其失，某读之久，始大悟其非。若尔，则鸢鱼吾性分为二物矣。详究先生之意，盖鸢鱼之生，必有所以为鸢鱼者，此道体之所在也。其飞其跃，岂鸢鱼之私？盖天理发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长之间，天理流行，无纤毫之私，正类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谓之同。某鄙见如此，未知合于先生之意否乎？其它死生鬼神之说，须俟面求教诲。

来喻一一皆契鄙怀，足见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谬也。其间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属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条对。更愿益加辨学之功，所见当渐真实也。

谢氏曰：「义重于生，则舍生取义；生重于义，则当舍义取生。最要临时权轻重以取中」。愚谓舍义取生之说未当。所谓生重于义者，义之所当生也。义当生则生，岂谓义与生相对而为轻重哉？且义而可舍，则虽生无益矣。如此则所为临时权轻重者，将反变而为计较利害之私矣，尚安能取中乎？

此论甚当，故明道先生曰义无对。

杨氏谓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恐不可以体用言。

此说亦是。

杨氏解「知者过之」为极高明，而不知中庸之为至；解「贤者过之」为尊德性，而不及道问学，恐未安。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彻上下，贯本末工夫，皆是一贯，无适而非正也。如杨氏之说，则上下本末可离而为二矣。

大概得之，更宜体味。

游氏引邹衍谈天、公孙龙诡辨为智者之过，亦未当。若佛老者，知之过也。谈天诡辨，不足以为知者之过。

知者之过非一端，如权谋术数之类亦是。龙、衍乃是诳妄，又不足以及此。

吕云刚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无所偏倚而义理全具者也。刚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为和而不流，夫下惠固圣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则与《中庸》所谓和而不流者亦异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与夫「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为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岂可便谓之中立不倚哉？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穷困在下者如此，然专以此事解释中立不倚之义，则名义非所当矣。盖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义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独立不惧者近之，「不倚」是无所阿附之意。

吕氏解「素隐」为方乡乎隐，「素隐行怪」为未当行而行之，且举《易》之「隐而未见」与孟子之论狂者为證，恐非本意。素隐行怪，乃是无德而隐而为怪僻之行者尔，意甚分明，何必曲为之说乎？

吕说未安。

侯氏以夷、齐、下惠为素隐行怪，恐失之太过。若晨门、荷篑、沮、溺、庄、列之徒，乃可以当此名。夷、齐、下惠虽未为中庸之至，然皆大贤事业，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

亦是。

吕氏说费隐一章固多差舛，然论知与能一段虽非正意，却说得易知简能确实明白，有所发明。

此不记得，无本可检。

游氏说多不可晓，但谓其大无外而中无不周，故天下莫能载；其小无间而中无不足，故天下莫能破，此说为无病耳。然上文本谓君子之道无往而不中，则其下「中」字有未当耳。

既曰未当，便不可谓之无病。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解此两句，恐是一时问答之语，当以《论语》解仁恕之别为正。

是。

《或问》称吕氏一本语尤详实，深可玩味，未见有可玩味处。谓道虽本于天而行之者在人，非此章之正意。忠恕不可谓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违道不远，其意亦恐未安。观程子降一等之说与掠下教人之说，斯可见矣。其论四者未能之说，则曰：「尽人伦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不谓之命，则虽圣人亦自谓未能」。夫以尽人伦之至而自谓未能犹可也，通神明而光四海，奚暇遽论及此哉（今观吕氏论四者未能之说亦有意，恐未容轻议。）？

吕氏说恐亦不得此句之读，更试考之。

游氏引「其则不远」为尽己之忠，不以道责人而以人治人，取其改而止为尽物之恕，似乎其语未当。杨氏说「以人治人，仁之也，伊尹以斯道觉斯民是也」，恐不当其义（今观杨氏说亦有可取。）。

宛转说来亦可通，但恐不必如此说，枉费言语。

张子谓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载，恐失之太高。子思虽云天下莫能载，复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该可也。戾天跃渊，亦以范围之内言之。今言天地莫能覆载，则过矣。

亦是。

谢氏说「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为神则神，人以为不神则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说，本为明器发也。以致死之为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为不智，故为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谢氏之意则与此不同矣。又其说主乎致生，故谓人以为神则神。如此则所谓鬼神者，其有无专系乎人心而已，无乃似流于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为有亦不可，以为无亦不可，这里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无便无」，皆是此意。

记得《论语》说中似有「当生者使人致生之，当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谢氏《论语》说曰：「阴阳交而有神，形气离而有鬼。知此者为智，事此者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远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则鬼神之情状，岂不昭昭乎？）。

侯氏曰：「消息盈虚，往来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刚柔变化，皆是物也」。恐难分明。愚谓是数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以阴阳言之则曰道，以乾坤言之则曰易，贯通乎上下则曰诚」。夫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系辞》止曰：「乾坤，其易之门，易之蕴」，而谓易为乾坤，则非也。且既以贯通上下为诚矣，而又曰「总摄天地，斡旋造化，动役鬼神，阖辟乾坤，万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诚也」，则是诚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阴符经》之云者，而不可谓之贯通上下矣。既以鬼神为形而下者而非诚矣，又曰「诚无内外，无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审如此说，则《诗》当云「诚之格思」，而不当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晓者，不审如何？

看得是。

颜虽夭而不亡者存，《或问》以为侯氏之说，而《集解》系之杨氏说后，孰为误也？

似是杨氏、侯氏皆有此语。更考之，若无，即是误也。

吕氏、杨氏引三年之丧，皆有为妻之文。按夫为妻服，齐衰杖期。而《左氏传》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寿卒、王穆后崩，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杜氏注云：「天子绝期，惟服三年。故后虽期，通谓之三年丧」。审此则是天子之后母仪天下，后之丧，天子可以绝期而不服，故服其丧而通谓之三年也。据经文既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又曰「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则是三年之丧有为长子、为妻与嫡孙为祖，故别乎父母之丧也。所谓达乎天子，则是三年之丧亦有通乎上下者矣。今律文与温公《书仪》皆无为妻之文，独吕氏、杨氏引叔向之说，而吕氏之说有可疑者。吕氏之说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者，三年之丧为父，为母，适孙为祖，为长子，为妻而已。天子达乎庶人一也」。似与今文本旨与今律文、《书仪》皆不同。盖经文分三年之丧与父母之丧，而吕氏则合之；律文、《书仪》载夫为妻杖期，而吕氏则皆以为三年也。杨氏之说曰：「三年之丧为长子，为妻，与嫡孙为祖，故王太子寿卒，穆后崩，而叔向云云。盖天子为子、为妻，通谓之三年之丧也。故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则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贵贱一也」。信如杨氏之说，则与经之本文无戾，而与叔向、杜预之言皆合矣。愚谓三年之丧，为长子与嫡孙为祖三年者，主当为后者言之。为妻三年者，主天子绝期而言之也。盖在大夫士庶之长子、长孙，有当为后者，有不当为后者，故有服三年与不服三年之别。妻之丧则自大夫以下皆服期，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故曰达乎天子也。

恐三年之丧只是指父母之丧而言。下文「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便是解所以达乎天子之意，与孟子答滕文公语亦相类。

游氏「至贵在我，至富在我，至愿在我，生生在我」之说，恐非圣人意思。

此等皆衍说。

《集注》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其言之不一，何耶？盖仁有偏言者，有专言者。专言者，心之德也。程子《西铭》之意是也。偏言者，爱之理也。爱之所施，则亲亲、仁民、爱物是也。

固是如此。然心之德即爱之理，非二物也。但所从言之异耳。

所谓道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是也。所谓德者，智、仁、勇三者是也。此圣人之所谓达道达德，天下公共之理也。此外更无他道。后世学者惑于异端，求玄求妙，穷高极远，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圣人非果不能也，亦非姑为自谦之辞也，盖欲学者知道之极致不在他求，而人伦之至即斯道之所在也。

吕氏曰：「所谓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谓人者，合天、地之中而言之」。夫道固所以合天、地、人而言，然方论修身以道，则不必遽及于此也。孟子论仁，只说「仁，人心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则「仁者人也」之意自是分明。今曰合天地之中所谓仁者而言，则似谓一人不足以为仁，必合天下之人而后足以为仁也。是其为言大而无当，不若「人皆有之」等语为明白切要而详尽也。

以上二段皆当。

吕氏以知所以治人为闻一以知二，知所以治天下国家为闻一以知十，恐未安。夫治人、治天下、国家，犹曰安人、安百姓云尔，皆修身之效也。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自是分量不同，皆穷理修身之事，岂可引为比也？

此等处不必深辨。

杨氏曰：「力行则能推其所为，故近仁」。杨氏之意，盖指孟子「彊恕仁莫近」之意，而谓推其所为乃恕之事，故引之以解近仁也。夫推其所为，正古人所以大过人之事。以其犹待乎推，所以未遽可谓之仁。今杨氏举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说，似不为过。而《或问》谓其不可晓，何也？

如此则仁字只就爱上说了。

杨氏论诚身一节，失之轻易。其论诚，则曰：「非自外得，反求诸身」，而不知不明乎善，则心不可得而诚。论不诚，则曰：「岂知一不诚，他日舟中之人皆是为敌国」，而不知所谓不诚亦尽有浅深也。又引庄周鸥鸟之说而曰：「忘机则非其类可亲」，则其所以说诚身者益差矣。又曰：「反身而至于诚，则利仁者不足道也」。夫反身而至于诚，正利仁之事。若安仁者，则不待于反，亦不待乎至于诚而自诚矣。

鸥鸟以下所论得之。

《或问》谓「隐之见，微之显，实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存亡」字有误否？

心广体胖，实之存也。如见肺肝，实之亡也。此当时立文之本意。然语诚有病，当改之耳。

谢氏曰：「诚是无亏欠，忠是实有之理，忠近于诚」，正倒说著，忠是无亏欠，诚是实有之理。盖尽己之谓忠，一有不尽，是有亏欠也。以其自尽者言之，则谓之忠；以其实有者言之，则谓之诚。谓忠近于诚，亦非也。又曰：「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其言过高而且怪。理者，天下之公，认之为我，则骄吝益肆矣。

得之。

《章句》中解致曲一段，乃是程子之说。然一曲之诚至于则形则著则明者，是一曲之诚充扩发见而至于无所不诚，故能变化否？而《章句》与程子之说但称一曲之诚著见光辉，而所谓诚能动物，止一曲之诚耶？将无所不诚而能动物耶？若张子以明为馀善兼照，杨氏以明为无物不诚，岂疑此而为说也？故杨氏曰：「曲能有诚，诚在一曲也。明则诚矣，无物不诚也」。窃疑杨氏之说不为无理。

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诚，然致曲者固无曲之不致也。经虽不言，意自可见。张、杨之说恐未为得，不若程子之言为当。

吕氏曰：「学不厌，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广吾爱，自入德而言也」，亦恐未安。子贡之论学不厌、教不倦为仁智，正所以形容夫子之圣，自是成德事，岂可以入德言之乎？

得之。

杨氏曰：「《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甚径」。夫圣人之道自有等级，由其所造之地如何耳。非可以径取也。

甚径亦言其平直而无回曲耳。

吕氏曰：「诚与神交感，则同心者无不应。德与气同运，则同类者无不化」。盖诚者德之至实，神者气之至妙。诚与神以其精者言之，故曰交感则同心者无不应。德与气以其统体言之，故曰同运则同类者无不化。

吕说恐亦未可以为至论。

谢氏谓「帝是天之作用处」，自然之理恐不可以作用言。如程氏谓以主宰谓之帝，则善于形容者也。

得之。

杨氏曰：「无息者诚之体，不息所以体诚也」。非也。无妄者诚之体，不息者诚之所为也。

得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程子只解极高明而道中庸，非谓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极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岂以极乎高明者是乃中庸之道，非别有高明也？又曰：「理则极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以此而例上二句，则意皆明矣。然此乃兼费隐、贯上下之极至者言之，须得张子逐句一义一段之说，其义始备。其曰尊德性须是将前言往行、所闻所知以参验，恐行有错；致广大须尽精微，不得卤莽；极高明须道中庸之道，互相发明，斯无馀蕴矣。今观《或问》之说，乃谓吕氏因张子之意，须更以谢、杨二说足之，其义始备。愚谓三子之说皆非《中庸》之正意，谓之各是一说可也。吕氏曰：「虽有问学，不尊吾自得之性，则问学失其道。虽有精微之理，不致广大，则精微不足以自信。虽有中庸之德，不极高明以行之，则同污合俗」。今未暇辨乎其他，所谓虽有中庸之德，不极高明以行之，则同污合俗，则是高明、中庸自是两事，不相关涉，不能极乎高明，则道中庸者乃同污合俗耳。岂有同污合俗而尚可谓之中庸乎？岂有同污合俗之中庸必极高明以行之而复异乎？此乃缘文立义，而未究程、张之指与夫此章之正意也。且既以德性、广大、高明皆至德，问学、中庸、精微皆至道，其言虽不能无失，而其意则不害其为兼举全体。今曰失道与同污合俗之云，则至德果如是乎？又以道之在我、道之全体、道之上达分始、中、终之序，而谓不先立乎此、充乎此、止乎此之类者，其失同出一辙，今不暇复辨也。游、杨之说，皆以先后循序而言，则亦恐非正意，特其解经之一说尔。大抵此五句之义乃是圣贤竭其两端之教，不容偏废，或偏于一，则必陷于异端曲学而不足以知道学之全。然而学者之病往往多欲进于德性、广大、高明之域，而于所谓问学、精微、中庸者不留意，或为之而不知尽其义、极其至焉，则其所谓德性、广大、高明者，是乌足以为德性、广大、高明哉？程、张之说深得乎此，而吕氏之说之意，则所重者在德性、广大、高明，所轻者在问学、精微、中庸，则正与张子之说相反，岂得为因其意乎？杨氏又以温故知新为道问学之事，敦厚崇礼为道中庸之事，亦恐失之迁就。本文之意，盖谓温故者多不知新，敦厚者少能崇礼，与上三句相类耳。若必迁就其说，则温故知新亦可以为尽精微，而敦厚崇礼亦可以为尊德性矣。又曰：「道中庸而不极乎高明，则愚不肖者之不及」。则是凡愚不肖皆可以道中庸乎？比吕氏则甚焉者也。侯氏之说尤无伦次，既以礼为道之物，其名礼者既失之矣，又以和而至合，内外以和行，使万物各当其分谓之礼，礼各有其物谓之仪，则言礼又不经矣。继之曰：「统而言之则曰道，分而言之，则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学礼者见之则谓之礼可也」。先后不伦，轻重失当，果何为哉？特其辨杨氏「道非礼不止」之言之失，则似可取耳。其它至德至道之说，求仁上达之说，文义皆失之矣。

此段未安。

二十九章三重之说，程子言之，侯氏述焉。程子所谓此与《春秋》正相合者，意尤亲切，而侯氏所以发明者，亦详备而可观。通乎此，则一章之义首尾通贯，意脉接续，深有馀味。且又承上章夫子所言三代之礼，则三重为三王之礼所重之事亦可信矣。若如《章句》所从吕氏之说，固亦可通，但意味不如程子之长，且一章文意断续。如所谓上焉者指夏、商，下焉者指孔子，则是非惟夏、商之礼全不可用，而孔子之善亦无所施。然则夏时商辂与夫《春秋》之作谓之何哉？若谓其不必如此说，则下文继之以「故君子之道」，是上焉下焉皆不可用明矣。《章句》、《或问》考究推明，其必不苟。幸明辨而明告之。

更思。

侯氏举明道「尧舜事业如太虚中浮云」之说以解「故曰配天」一段，其引据已不亲切。继之曰：「尚可得而言也。若夫至诚，又非特如天如渊，配天而已」，却是发至圣不如至诚，岂有此理？

至圣至诚，非有优劣。然「圣」字是从外说，「诚」字是从里说。

吕氏说「以中立大本，以庸正大经」以下，恐皆未安。姑辨此二句。大本即中也，大经即庸也。经纶大经，立大本，即是尽此中庸之道。若谓以中而立大本，以庸而正大经，则中与大本、庸与大经皆二物也。至谓大经之正，亲亲、长长、贵贵、尊贤，又发明纷揉会同、更相为用处尽有功。然而不若只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为尤尽大经之义也。

得之。

杨氏曰：「大经，天理也。典敷教，所以经纶之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极，所以立之也。化育，和也，穷神而后知之也」。典敷教，即是经纶大经，即是天理，非惇典敷教之外别有天理为大经也。建其有极，固与立大本之义不同，然所谓建其有极，所以立大本，莫却无病否？以化育为和，则其失明矣。自「圣人人伦之至」以下，与侯氏之失同而又甚焉。

惇敷是经纶，典教是大经，建是立，极是本。

侯氏「诚则经纶之」以下，其失与吕氏言「以中立大本」者同。盖本文之意谓惟天下至诚者固能如此，非是以诚去立之知之也。

「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乃承上文「尚絅」之意，起下文「不愧屋漏」与慎独之端。盖道虽无所不备，而其所以不可离者实在于戒谨恐惧之际。惟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也。隐微之间，虽人所忽，而理之善恶则显然著见。惟君子必慎其独，是所谓知微之显也。然而言戒谨恐惧之意，则以知远知风言之，谨独则止以知微言之，何也？盖远之近者，以事物而言，则其理未尝不具于吾心；风之自者，以人伦而言，则其用未尝不本于吾心，故言之也详。言微则隐在其中，故言之也略。今观《章句》之释，所谓「著乎外者本乎内，有诸内者形诸外」，发明三知之义固已明白。若更以愚意参之，则上下语脉愈益通贯精密矣。不审如何？吕氏卒章之说纲目不明，诚如《或问》之所论者。至于以「天何言哉」以下为不待言动而人敬信，则属之「不愧屋漏」之下者，非惟失其文意，愈错乱而不备矣。如忘法度、忘言动、德之声色之者，尤过高而无实，与其他悫实自得之言若相背驰，不可晓矣。

以上皆得之。

辂孙不知记得外翁否？渠爱壁间狮子，今画一本与之，可背起与看，勿令揉坏却也。此是陆探微画，东坡集中有赞。愿他似此狮子，奋迅哮吼，令百兽脑裂也。

居庐读《礼》，学者自来，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后生乃能如此。前此尝患来学之徒真伪难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开大炉鞴煅炼一番，一等浑殽夹杂之流，不须大段比磨勘辨，而自无所遁其情矣。

日暮涂远，心力疲耗，不复更堪讨论矣。日者多言今年运气不好，不知得见此书之成否？万一不遂，千万与诸同志更相勉励，究此大业也。

此间朋友间有一个半个，然不甚济事。但不易其敢来，亦可怜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谓何？因书报及，仍略品目之，慰此穷寂之望也。学古、鲁叔相继逝者，可伤。吴伯丰尤可惜，朋友间似渠晓得人说话者极少。始者犹疑其守之未固，后来得子约、张元德、刘季章书，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尝不惨然也。季章书语录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时辈流负愧入地也。

吴元士曾相识否？昨看王伯照《杂说》，中间有一段理会不得。或云渠尝学于王公，恐能知其说。试为宛转托人扣之，却见报也。

斋中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来此道为世排斥，其势愈甚，而后生乡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极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无多，无以副其远来之意，深愧惧耳。前日郑齐卿去彼如此，闻后来亦有一二如此者，初甚虑之。近亦渐渐开明，甚悔当昨不且留之也。

所说论致仕文字，其大概止为一二人。如减年，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语迂回无下落，以「宗师」之语推之，意其为沈。而近得元善书，乃云果尔，则此自无可疑。而城中诸人苦相沮抑，不令剡奏，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间已得之，后来节次有便，而游宰以为渠有专人，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带去为便，遂以付之。渠乃迁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处留滞。若今尚未到，则便遭论列，亦是本分，怪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两片，亦须打做两截，不复能顾虑也。诏旨正为戒敕伪党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见之。器数命题却已寝罢，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会者。前日之弊乃为汎滥细碎，徒扰扰而无益。今遽罢之，又不究其弊之所自来。大抵此辈用心岂复更有是处？自不须论也。林正卿归自湖外，少留两夕，亦颇长进。但恐将来流成释老耳。其弟学履安卿中间到此，近寄得疑问来，亦看得好，甚不易。一书报之，可分付入试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题壁揭榜者，正不足怪。但不易诸生能自安于是，贤于子合矣。初见渠时，闻其说曾子寝大夫之箦，以为不欲咈季孙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后来讲磨，尚庶几其有改，不谓止是旧来见识也。

想闻子约之亡，重为吾道伤叹也。近事似稍宁息，而求进者纳忠不已，复有苏辙、任伯雨之奏，想已见之，大率是徐叶耳。然似此纷纷，何时是了？两日无事，闲读《长编》，崇观以来率是如此，甚可惧也。

子约之亡伤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间岂复有此人？尤足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写来。前日李彦中归道长沙，见子蒙及赵漕说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会，死了许多好人。老拙尤觉衰惫，非昔时比。脏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后能行，恐亦非复久于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归，陈坂上对面一寺中。盖先买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万事尽矣，尚何言哉！一恸之馀，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来讨《诗传》，今年印得寄之。近得书来云，日读数板，秋来方毕，甚称其间好处，枚举甚详。不意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细读。如赵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见《中庸》说，极称序中危微精一之论，以为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见其资质之美。惜乎前此无以此理謦欬于其侧者，而今日闻之之晚也。所论曾晰事甚佳，但云道体虚静而无累，恐钝滞了道体耳。吴元士说六十律为京房之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为宫而生六十调，非为六十律也。

二孙随众读书供课，早晚教诲之为幸。郑齐卿亦要去相从，渠此几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听其讲解。念其志趣坚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资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费人心力也。致仕文字为众楚所咻，费了无限口颊，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无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员。或者以为俞山甫必肯，近以书扣之，乃漠然不应。今不免专人去问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词也。

《礼书》便可下手抄写，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颇有益。南康李敬子与一胡君同来，见在书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细密。胡君坚苦，读《丧礼》甚子细，亦不易得。永嘉林补字退思者，亦暂来，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读圣贤书，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学者今年有几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于接引为佳。

收近问，知斋馆既开，慕从者众，尤以为喜。规绳既定，更且耐烦勉力，使后生辈稍知以读书修己为务，少变前日浅陋儇浮之习，非细事也。

益公每得一书，必问昆仲动静，且云尝附书，不知已达否？此便回，能以数字报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为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己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当附人去，成败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为念也。通老来未？志仁能与俱否？病倦，不暇作书，烦为致意，春暖一过此为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书。谦之数字，可付之。此间朋友不多，亦未见大有进者。然早晚略得举扬一番，亦不为无补也。试后江浙间必更有故旧来，恨直卿不在此，不得与之商量耳。此理要处无多说话，不知如何人自不晓？以此追念伯丰，愈深伤惜。如子约辈，亦不谓其所造只到此处，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贡集解》编得稍详，今附去试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别发此册回来为佳。二孙切烦严教督之，闻外边搜罗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况于其他？只可着力学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时所望于儿孙者不过如此，初不曾说要入太学、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发得去，度今尚未到，闻已有台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诸贤牵挽之力，他人不足责。曹晋叔老大隐约，号为有思虑者，前日闻有此章，尚以不及见止为恨，不知此是何等见识？处事不问义理，只顾利害，已为卑鄙，况今利害又已晓然，犹作是论，真是不可晓也。彭子寿行遣想已闻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个人填窠子，图得旧话加色，一番光鲜，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书，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间附来，近方到，不知有何语也。书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亦非细事。可且勉力讲论，令其反己，着实用功为佳。然此外亦须防俗眼谗口横生浮议也。《礼书》附疏须节略为佳，但勿太略。

彭子寿、刘德修二事想已闻之，杨恽之说何言欤？吁可畏也！

借得黄先之数册陆农师说，初意全是穿凿，细看亦有以订郑注之失者。信开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说甚善。但见说讲授亦稍劳，似当节省并合，令其简约，庶可久也。

二孙在彼如何？书社诸事既有条理，想自不容其违犯。更望痛加鞭策，少宽暮年却顾之忧，千万千万！小四郎与刘五哥莫须常来咨问否？虽不在斋中宿食，亦望有以遥制之也。

致仕文字虽已得之，但诸贤切齿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搏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时所附书想已达，所带去文字想皆见之，今则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条理，盖缘来有先后，人有少长，乡有南北，才有利钝，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错乱缠绕，病中每与之酬酢，辄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吴伯丰，未尝不怆然也。履之兄弟却差胜，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阳，留其季子在李敬子处，姿质亦淳谨。但未有奋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祸患重复如此，可畏。此又岂章子厚之所能为耶？

古之禅宿有虑其学之无传而至于感泣流涕者，不谓今日乃亲见此境界也。前书所说常惺惺，此是最切要处。诸朋友行持亦颇见功效否？向来学者得此一番试过，虚实遂可辨，殊非小补。王子合前日过此，观其俯仰，亦可怜也。

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礼书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闲文字。元来世间文字被人错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别，而况此道之广大精微也耶！诸生相从者，亦颇能有志否？近报时学小变，举子辈往往相贺。然此岂足为重轻耶？

致仕且是己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击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刘季章书云，孙从之得郡，非其自请，乃复被缴。适病牙痈，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党同一气运，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寿相见亦甚衰悴，题目不小，想见忧惧，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说大规摹、细功夫者甚善，诸朋友中必有向进者，恨未得从容其间耳。

精舍诸友讲论颇有绪，通老果如所论，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细，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适以病倦，又以诸幼疾患为挠，不得甚与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学所以不进，只缘从初无入处，不见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无入处，又只是不肯虚心逊志，耐烦理会，更无他病也。所论巩仲至两句，切中其病。前日与语，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诗，而所谓诗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头一关，则万事皆低，此话卒乍说不得也。二孙久烦教诲，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渐次贴律，做得依本分举业秀才，不至大段狼狈猖獗足矣。

伯谟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间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胸怀趋操，不谓乃止于此，深可伤悼。而母老家贫，未有可以为后日之计，又深可虑。想闻之亦为一怆然也。

伯崇之子见留精舍，随敬子作举业，亦淳谨朴实可喜也。仙游不成举措，然与今之受不系伪学举状者，分数亦不多争。前日得致道书云，郑明州临行欲荐潘恭叔，恭叔对以必于章中刊去此说，然后敢受，郑亦从之。此亦差强人意，而在郑尤不易。闻杨敬仲乃大不以为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场也。

外间汹汹未已，楼大防亦不免。闻林采诉冤于朝，已下本路究实。先所委官见其案牍，骇异不敢下笔，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请。此诸人挦剥已尽，或须作语头来相料理。老朽宁复计此？一听诸天而已。伯谟不幸，前书报去。未去时，亦安静明了。但可惜后来一向废学，身后但有诗数篇耳，然亦足远过今日诗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几日？讲论莫须更有进否？已劝渠莫便以所得者为是，且更乡前更进一步，不知后来意思如何也。渠说冬间更欲来访，但恐迫于赴官，不能款曲耳。

诸生仍旧相聚否？此间朋友只南康节次有人来，甚不易得肯向此来。如庐陵处，即全未有转动意思也。知彼中诲诱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诸人谁是最精进者？因来喻及为佳。

斋中朋友终年相聚，当有极精进者。此间诸人来去不常，然气习偏蔽，各任己私，亦难尽责一人不是。大率江乡人太的确而失之固执，此间人太平易而流于苟简，此古人所以有矫性齐美之戒也。今敬子已归，临行又与安卿不足，只恐向后精舍规绳又旷阔耳。安卿将来却须移出旧斋，自不与精舍诸人相干也。礼书须直卿与二刘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病日甚于前，目前外事悉已弃置，只此事未了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为，则已绝笔久矣。不知至后果便能践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贤者之来，了却礼书。前书所说且从闽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诸书来，如何？用之岁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礼》来，因得再看一过。其间有合脩处尚多，已略改定（如前书入《名器篇》者，却移不得。），及重编得《冠义》一篇颇稳当。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穷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攒促功夫，未来了绝也。以此急欲直卿与用之上来，庶可并力，此外无他说也。

钜钧到彼，烦直卿钤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请谒知旧。有合去处，亦须令随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斋随众读书供课之外，更烦时与提撕，痛加镌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忧归，闻之惊骇。渠素体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缣，烦为货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礼。鄙文一通，并烦令人读之也。直卿向留东阳之久，做得何功夫？《诗》及《论语》看到甚处？因便喻及。

所示《论语》疑义，足见别后进学之勤，甚慰所怀。已各奉报矣。

喻及读书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后会。但未知几时能复来？此间少人讲论，殊愦愦也。

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来，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

道间看得格物意思稍觉通透，日前元未曾说着紧要处也。讲学不可不熟如此，可惧可惧！

目疾不观书，缘此看得道理亦渐省约。不成不读书后，便都无道理也。所论气禀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为朋友说《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见面论之也。

肤仲寄此来云，陈是陆学，王是吕学。以今观之，王是矮子。渠乃疑为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试果如何？

岁晚矣，何时定可来？前日因书，亦以直卿昆仲告郑帅。此公厚德，能一见之否？来时恐亦须人，便中报及，当为作诸公书去也。书会此中无有，已嘱子约，但殊未可必。旦夕更嘱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为图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钱物造得耳。

示喻读书次第甚善。但所论先天太极之义，觉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间只教此心常明，而随事观理以培养之，自当有进，才觉如此狭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闻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见已写书，只一两日，须可遣人。得请固幸，万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来听命，又看如何。似闻上意颇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为言者。此亦似一几会，但觉得事有难得尽如人意者，脚甚涩，懒向前。道之兴废，只此一念间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劳蓍龟也。

所遣去辞免人病久未还，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云是谢坡所荐。旦夕申省辞免，万一未允，即欲再辞，而以封事并进。前日者太草草，已别草定甚详。到彼亦不过是许多说话，况口说未必得如此之详，又免再出头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则魏主奚少于一夫耶（省状稿录去，只呈二公，勿示他人。）？试为思之，并与仁卿景思商量，度亦无以易此也。

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计复何如？此中甚欲直卿来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计度否耶？

觉得岁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梦寐为之不宁也。近又得正父书目，亦有好处。其长处是词语严简近古，其短处是粗率不精致，无分别也。

辞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请如何。头势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辞。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为喂鹰饲虎之计，又度得无益于事，亦未必中于语默之宜，且更筹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辞，亦无害于义也。若已得请，便不须说，只恐未允，故有此念。盖犹是从官，不应默默也。

泰儿挈其妇归，粗慰老怀。衰迟至此，无复他念。但更得数年整顿，了却诸书。此儿粗知向学，它时稍堪直卿诸人提挈足矣。

此间番阳近有一二朋友来，颇佳。恨直卿不在此，无人与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计不便，未可往。今缘经界住罢，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禄，亦已幸矣。生计逼迫非常，但义命如此，只得坚忍耳。闻欲相访，千万速来，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学徒甚盛，学业外，亦须说令知有端的合用心处及功夫次第乃佳。徐叶至此已久，终是脱去旧习未得。近日看得后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自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熟，有得力处。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诳误后生，辗转相欺，其实都晓不得也（此风永嘉为甚。）。

书来，知甚长进，可喜。近得漳州陈淳书，亦甚进也。今老病无它念，只得朋友多见得此道理，即异时必须有立得住者，万一其庶几耳。

闻今岁便欲不应科举，何其勇也。然亲闱责望，此事恐未得自专。更入思虑，如何？通老过此，留三日，已过去矣。诚实可敬，但业未甚修耳，亦非细事。

天子之礼，至尊无上。其居处则内有六寝六宫，外有三朝五门。其嫔御、侍卫、饮食、衣服、货贿之官，皆领于冢宰。其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领于宗伯。有师以道之教训，有傅以傅其德义，有保以保其身体。有师氏以微诏之，有保氏以谏其恶。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在舆有旅贲之规（旅贲，勇士，掌执戈楯，夹车而趋。），位宁有官师之典（门屏之间谓之宁。），倚几有训诵之谏（工师所诵之谏书之于几也。），居寝有亵御之箴（𣊓，近也。），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师之诵。史为书（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又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旅，陈也，陈货物以示时所贵尚。），百工献艺（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书《春秋》《尚书》有存者。），御瞽几声之上下（几，犹察也，察其存乐。）。不幸而至于有过，则又有争臣七人，面列廷争，以正救之。盖所以养之之备，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肃，言之从足以作乂，视之明足以作哲，听之聪足以作谋，思之睿足以作圣，然后能以八柄驭群臣，八统驭万民，而赏无不庆，刑无不威，远无不至，迩无不服。傅说所谓「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武王所谓「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箕子所谓「皇建其有极，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正谓此也。何谓六寝六宫？曰，王大寝一，小寝五。大寝听政，故向明而治，故在前。小寝释服燕息也，故在后。其小寝一寝在中，四寝在于四角。春居东北，夏居东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宫，正宫在前，五宫在后，其制如王之五寝。何谓三朝五门？曰，王宫之外门，一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又曰虎门，又曰毕门，此郑司农说也。康成以雉门在库门外而设两观。）。其朝在雉门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门之外者曰治朝，路寝之廷曰内朝（皋门之内，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与九棘，设嘉石与肺石，而朝诸侯、听诏询大事在焉。应门之内，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仪正王之位，而王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燕朝也。太仪正其位，掌摈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然则王日视朝于治朝，而退听政于燕朝矣。雉门之外悬治象，所以待民。应门之外设宗庙社稷，所以严神位。路门之外则九室，九卿朝焉。路寝之内亦九室，九嫔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小宗伯职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然则外朝在库门之外，皋门之内与。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门之内者，或谓之燕朝。）。何谓货贿？曰，有太府以受其货贿之入。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稍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宗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内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则外府掌之。

《洛书》九数而五居中，《洪范》九畴而皇极居五，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若北辰之为天极，脊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而《礼》所谓民极，《诗》所谓四方之极者，于皇极之义为尤近。顾今之说者既误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说展转迷缪而终不能以自明也。即如旧说，姑亦无问其它，但即经文而读皇为大，读极为中，则夫所谓「惟大作中」、「大则受之」为何等语乎？今以余说推之，则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辐凑，面内而环观之。自东而望者，不过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过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则必有天下之纯德，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准。故必顺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协五纪以齐其政，然后至极之标准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环观者莫不于是而取则焉。语其仁，则极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为仁者莫能加也。语其孝，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者也。由是而权之以三德，审之以卜筮，验其休咎于天，考其祸福于人，如挈裘领，岂有一毛之不顺哉？此《洛书》之数所以虽始于一、终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范》之畴所以虽本于五行、究于福极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其曰「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云者，则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其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云者，则以言夫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则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标准也。其曰「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云者，则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为至极之标准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云者，则以言夫君既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或有浅深迟速之不同。其有谋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当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尽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当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云者，则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从君而以好德自名，则虽未必出于中心之实，人君亦当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则是人者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实也。其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则以言夫君之于民，一视同仁，凡有才能皆使进善，则人材众多而国赖以兴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则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后可以纳之于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赖于其家，则此人必将陷于不义。至其无复更有好德之心而后始欲教之以修身，劝之以求福，则已无及于事，而其起以报汝，唯有恶而无善矣。盖人之气禀或清或浊，或纯或驳，有不可以一律齐者。是以圣人所以立极乎上者至严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宽至广，虽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浅深迟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长养涵育，其心未尝不一也。其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从乎上之化而会归乎至极之标准也。盖偏陂好恶者，己私之生于心者也。偏党反侧者，己私之见于事者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谓皇极者也。遵义、遵道、遵路，方会其极也。荡荡、平平、正直，则已归于极矣。其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则以言夫天下之人于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谨行之，则是能不自绝远而有以亲被其道德之光华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云者，则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所以能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不然，则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矣。是书也，原于天之所以锡禹，虽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则已备矣。顾其词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尝试虚心平气而再三反复焉，则亦坦然明白而无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因复误认中为含胡苟且、不分善恶之意。殊不知极虽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义。且中之为义，又以其无过不及，至精至当而无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误认之中为误训之极，不谨乎至严至密之体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堕于汉元帝之优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颠倒、贤否贸乱而祸败随之，尚何歛福锡民之可望哉？呜呼，孔氏则诚误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随文解义为口耳佔毕之计而已，不知其祸之至此也。而自汉以来，迄今千有馀年，学士大夫不为不众，更历世变不为不多，幸而遗经尚存，本文可考，其出于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无一人觉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万世，是则岂独孔氏之罪哉！予于是窃有感焉，作《皇极辨》。

冯当可字时行，蜀人，博学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愿陛下远便佞、疏近习，清心寡欲，以临事变，此兴事造业之根本，《洪范》所谓『皇建其有极』者也」。其论皇极深合鄙意。然则予前所谓千有馀年无一人觉其缪而正之者，亦近诬矣。但专经之士无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识之，岂汩没传注者不免于因陋踵讹，而平心诵味者有时而得之文字之外耶？庆元丙辰腊月甲寅，东斋南窗记。

《吴执中传》在《徽录》八十八卷，《国史》九十三卷，与其家传皆相应。但家传云：「公缘微病，踰月不对，已有间之者。一日面奏，论列边防利害，及于一二大臣。上不说，翌日落职，知滁州（大观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告下。）」。又载：「十月二十二日奉圣旨，吴执中初除中宪，议论刚正，凡所陈述，殊无顾忌，颇有古直之操，遂降诏褒之。厥后仅两月馀日，并无建明。一日进对，奏陈论列，殊无根柢，惑于邪说，顿失所守。可落职知和州，替蔡嶷。仍放谢辞，限日下出国门。其蔡嶷别与差遣（此必是省劄。）」。而传云：「先是，蔡京忌张康国，引执中居言路。执中论刘炳兄弟不葬亲，数宋乔年父子过恶，相继罢黜。炳与乔年，皆京党也。及上语执政，嘉其不阿，康国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国之章果上。上怒执中怀谗，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据，但语意向背不伦。执中本是京引居言路，使攻康国，则不应先攻京党而后及康国也。）」。又家传云：「政和改元，星文示变。公以为推寻厥咎之由，实自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信，刑罚失中，公帑空虚，民力困匮，农桑失业，货财不通，而穷荒无用之地追讨兴建无已之罪，请降京五官，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又载御笔云：「比以旧弼蔡京擅作威福，傲睨弗悛，屡致人言，禠官斥外，申严邦宪，足示诫惩。尚虑怨仇乘时骋忿，捃摭旧事，论列未休，下石相挤，弹击不已，务快复雠之私忿，不思体貌之前规，致矫枉过中，疾恶已甚，宜俾宽宥，曲示始终。咨尔台僚，明听朕命（大观四年。）」。而传云：「彗星见，上察京奸状，欲逐之。言者交论京不已，执中上章，谓进退大臣当存体貌，于是为京降诏而京得不重贬（此与家传亦不同。然执中后以不论张商英贬黜，则非蔡氏之党矣。未知本传何据书此。）」。执中尝举游酢自代，又尝差同开封尹李孝寿鞠陈正汇告变事，执中平心以处，得罪者自以为不冤。尝论花石纲，诏即罢之。后每有所须索，必戒左右曰：「毋令吴某知」。翰林学士张阁等出守杭州，陛辞日，乞领花石纲事。自是应奉愈炽，不可救矣。尝论郭天信过恶，而言者以为与商英皆天信所荐。与吕惠卿为友婿，惠卿遭时得君，所荐无不拔用。执中在选调，未尝附丽以图进取（并家传。）。御笔云：「卿前日上殿，奏陈曾任学事，见今放罢姓名，可亲书实封进入」。「臣伏奉御封（云云。）右臣昨面奏，系是提举荆湖南学事胡安国，谨具奏闻」。

执中子岩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太师鲁公京门。余深尝于彭世英家见其议蔡卞谥文正议。

魏徵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寘内府。今此书不复见，甚可惜也。

王彦霖行蔡确词，乃邵武大乾高宇所为，其家尚有遗稿（方伯谟尝见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说去年见李兼济说寿皇曾遣一小珰，以中原事问平江何蓑衣。蓑衣授以纸笔，口诵数语，令书以进曰：「贺新郎，贺新郎，胡孙拖白不终场。不终场，未便休，雄豪分裂争王侯。争王侯，闹啾啾，也须还我一百州」。寿皇以示兼济之父秀叔参政。后数年，虏储允恭死，虏酋雍亦毙，而孙璟袭位，即所谓胡孙者也。岂璟将不终而中原分裂，河南、北将复我也耶？元善又见异书云：「火龙变化丹蛇腾，青羊踯躅乌犍耕，玄豨冲突苍鼠平」，亦莫详其为何等语也。姑并记此，三年而后出之。

释氏有清草堂者，有名丛林间。其始学时，若无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见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无它念。唯其不动，动则鼠无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学虽与吾异，然其所以得之者，则无彼此之殊。学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闽中人李复，字履中，及识横渠先生。绍圣间为西边使者，博记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间有论孟子养气者：「动必由理，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无忧无惧，其气岂不充乎？故曰是集义所生者。舍是则明有人非，幽有鬼责，自歉于中，气为之丧矣，故曰无是馁也」。此语虽疏，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诸儒之论多以过高而失之，甚者流于老庄而不知，不若此说之为得也。惜其乱于诗文博杂之中，学者或不之读，故表而出之。

蜀人冯当可之文号《缙云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跸建康，选将练卒，用张浚、刘锜总统诸军，节用损己，以充军费，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远便佞、疏近习，清心寡欲，以临事变，此兴事造业之根本。《洪范》所谓『皇建其有极』者也」。此绍兴庚辰、辛巳之间所上，其谋画议论，皆奇伟的当。而所论皇建有极，又深明治本而略识经意，古今论《洪范》者少能及也。余尝作《皇极辨》，与之暗合，因笔其语以證余说。旧见汪端明尝称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谬云。

《说文》：「䏌，振䏌也，从肉，入声，许讫反」。东坡疑从「入」无缘为䏌声，而谓舞必八人为列，乃谓「佾」即「䏌」字，从「八」从「肉」。今按，此乃《说文》之误，东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为说则非。若以「八」字为「兮」而从「肉」、「兮」省声，则正得许讫切矣。「䏌」又从「人」，乃为「佾」字，盖舞则人之振䏌也。然今《说文》不见「佾」字，坡云有之，未详其说。每详「䏌」字即「肸」字，故《说文》但有「䏌」字而别无「肸」字。坡疑「佾」即「䏌」字，亦非也。《班史·武纪》谓云「屑然如有闻」，亦肸乡之义也。

东坡又云《宋书·乐志》论房中乐非后妃事，盖《周礼》注误，极有理（当考。）。武庚即是禄父，东坡以为两人，恐别有据（已上并见泉州舶司所刻《雪堂帖》。）。

东坡手书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知前辈读此，皆依古注「勿正」为句绝，非独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于王氏乎。然文势亦或有之，未可直以为非，故予于《集注》两存之。

会稽官书版本有《子华子》者，云是程本字子华者所作，即孔子所与倾盖而语者。好奇之士多喜称之。以予观之，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其语多用《左传》、《班史》中字，其粉饰涂泽、俯仰态度，但如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祗因《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予，必是当时贤者，可以假托声势，眩惑世人，遂伪造此书以傅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祗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遂为南康军戴师愈者伪造《正易心法》之书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尝辩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尝识之，其书鄙俚，不足惑人。此《子华子》者，计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丽，过《麻衣易》远甚。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铚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华子》者，今亦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为刘向而殊不类向它书，后二篇乃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类若世之匿名书者。至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剥它书，傅会为说。其自叙出处，又与《孔丛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孔丛》亦伪书也。）。又言有大造于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于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明甚。而近岁以来，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说以自證其姓氏之所从出，则又诬其祖矣。大抵学不知本而眩于多爱，又每务欲出于众人之所不知者以为博，是以其弊必至于此。可不戒哉！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东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苏黄门《诗说》，周之程邑，汉扶风安陵县也。予按，雍州之境东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数千里，不知所谓州东二十里者，自何处计此里数？若指丰、镐而言，则经传初不明言其为雍州治所。又按《汉志》，安陵在长安北四十里，不应言东。又按《皇矣》之诗，此诗乃是文王克密之后所作，亦不得为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语必有自来，但「州」字当是衍文耳。所谓雍者，乃扶风之雍县，其地亦在长安之北，计与安陵相去不远，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别有所据，然亦未知其与《诗说》孰为得失也（当考。）。

上虞、馀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号百官，俗传百官牛羊之处也。或谓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孙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袭讹谬，如《子华子》后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贵溪县，盖其图经之说如此，岂有此理哉？以它书考之，地名鬼谷者凡数处，疑特俚俗相传物魅之区尔，未必仪秦之师所居也。上虞旁邑嵊县有戈、过二姓，即少康所灭羿浞之党。其子孙乃聚于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传，疫疾能传染人，有病此者，邻里断绝，不通讯问，甚者虽骨肉至亲，亦或委之而去。伤俗害理，莫此为甚。或者恶其如此，遂著书以晓之，谓疫无传染，不须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实不然，是以闻者莫之信也。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以利害言也。曰虽染而不当避者，以恩义言也。告之以利害，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不知恩义之为重也。一有染焉，则吾说将不见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义，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则虽有染者，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抑染与不染，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论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时邻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亲。公为煮粥药，日走其家，遍饮病者而后归。刘宾之官永嘉时，郡中大疫。宾之日遍走视，亲为诊脉，候其寒温，人与药饵。讫事而去，不复盥手，人以为难。后皆无恙云。

沙随有《活人书辨》，当求之。

严州王君仪能以《易》言祸福，其术略如徐复、林瑀之说，以一卦直一年。尝言绍兴壬戌太母当还，其后果然。人问其故，则曰：「是年《晋》卦直事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谓此亦小数之偶中耳。若遂以君仪为知《易》，则吾不知其说也。沙随《春秋例》说滕子来朝为自贬而用小国之礼，如郑人争承之比，最为精当。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称人，谷邓书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诸儒之说，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对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实论之，便有不通，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说者见其不通，便欲强为之说，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习之《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于江」，因谓淮泗入江，乃禹之旧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邮耳。此说甚似，其实非也。按《禹贡》，淮水出桐柏，会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于四渎，正以其能专达于海耳。若如此说，则《禹贡》当云南入于江，不应言东入于海，而淮亦不得为渎矣。且习之「沿溯」二字似亦未当。盖古今往来淮南，只行邗沟运河，皆筑埭置闸，储闭潮汐以通漕运，非流水也。若使当时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则不须更开运河矣。故自淮至高邮，不得为沿；自高邮以入江，不得为王。而习之又有「自淮顺潮入新浦」之言，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过高邮后，又迎江潮而出，故复有似于溯，而察之不审，致此谬误。今人以是而说《孟子》，是以误而益误也（今按，《来南录》中无此语，未详其故。）。近世又有立说，以为淮泗本不入江，当洪水横流之时，排退淮泗，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此说尤巧而尤不通。盖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为一。若排退淮泗，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汉水自嶓冢过襄阳南流，至汉阳军，乃入于江。淮自桐柏东流，会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汉之间，自有大山，自唐、邓、光、黄以下至于潜霍，地势隔蓦。虽使淮泗横流，亦与江汉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后汉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无害于义理，不必曲为之说，闲费心力也。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此说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众？不过得游手聚观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见《左氏传》，极有首尾。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尔，何足为据？或者乃信其说，以解《春秋》。既为谬误，又欲引之以解《论语》樊迟从游舞雩之下一段问答，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发者，则又误之甚矣。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说，而近世又增广之也。尝见徐端立丈说曾以苏说问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经而欲新奇，何所不至」？闻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说《鱼丽》诗云：「罶，笱也。笱者，寡妇之器也。寡妇得鱼而不为富彊所夺，则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于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固为无理。然专以笱为寡妇之器，似亦未然。盖聚石为梁，必有笱以承其阙空，乃可得鱼。凡取鱼者皆然，非但寡妇也。但笱易成而易用，虽寡妇亦能置之，故以为寡妇之笱。它人则取鱼之器尚多，不专用笱耳。非谓它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妇得用，亦非谓寡妇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鱼也。《谷风》《小弁》之诗皆曰：「无逝我梁，无发我笱」，岂寡妇之作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谪耿切之声，亦有用去声处。大抵方言多有自来，亦有暗合古语者。如浙人谓「不」为「弗」，又或转而为「否（呼若甫云。）」。闽人有谓「口」为「苦」，「走」为「祖」者，皆合古韵。此类尚多，不能尽举也。

附子今人未尝不服，但熟即已疾，生则杀人耳。汉淳于衍毒杀许后，盖生用也。果尔，则虽平人亦不免，况乳妇乎。或者乃以今人有新产而以附子愈疾者，遂疑汉史之误，过矣。予尝中乌喙毒，始时头岑岑然，久之加烦懑，正如许后之證。当时在深山中，不能得药，须臾通身皆黑，势甚危恶，意必死矣。偶记汉质帝语，得水尚可活，亟令多汲新水连饮之，遂大呕泄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或谓李华著论废卜，故终失节。王涯首议搉茶，后亦得祸。至如近岁茶商作贼，杀人甚众，皆涯之罪也。予谓废卜固其所见之谬，然与失节事不相类。搉茶固为有罪，然甘露之变，死者十馀族，岂皆搉茶所致？且今村民争田争水，劫取谷粟，以致杀伤者多矣，又可追咎神农、后稷耶？大抵论事只当言其理之是非，不当计其事之利害。此等议论虽欲因事设为警戒，然其势将有所穷，反使世人并与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韦苏州集》载秦系诗自署「东海钓客，试秘书省校书郎」，而诗有「久卧云间已息机，青袍忽著狎鸥飞」之句。盖系尝隐泉州九日山，故有东海之号。「青袍忽著」，自谓其新授校书郎尔。故韦和诗云：「知掩山扉二十秋，鱼须翠碧弄床头」，正答其意也。或者乃谓青袍、翠碧皆为韦发，既失诗意，又谓唐刺史不借服色，则又误矣。牛丛对宣宗云：「臣今服绯」，是刺史所借。而白乐天忠州被召时诗言之极详，何考之不审耶？韦苏州事迹，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详。近年姚令威又作后序，于厚叔外又增补二事，然皆失之。其一以韦赠人诗有「少年游太学」之句，遂谓韦尝游太学。不知韦诗所云，乃是谓所赠之人也。其一以韦有「分竹守南谯」之句，遂谓韦尝守亳，不知南谯乃滁州也。其说之误，正与青袍者相似。夸多之弊，至于如此。事虽不急，亦可戒也。

或说「说大人则藐之」，以藐为自小之意，云说大人时当如子弟之对父兄，恬然泰然，说尽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谓小视大人也。此说甚怪，下文更说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说？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盖正理不明而先入为主，故其惑如此，亦非止此一条也。

或云旧见《水忏》言有行者盗常住食物而变为饿鬼者，初不之信。近见《夷坚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予谓二事一律，妄则皆妄，真则皆真。今乃疑其一于前而信其一于后，何耶？天下之事，巨细幽明莫不有理，未有无理之事，无事之理，不可以内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则岂理之谓哉？或又云庄、列、释氏皆有大过人者，但为从别路去，故不可与校是非。予谓既云别路，则须自有正路，只此正路别路之间，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

或读《关雎》，问其训诂名物，皆不能言，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读《诗》，则只消此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成十一字，后便无话可说。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因记得顷年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易传》何处是切要处，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最切要处」。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它」？余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

《艮》下《坎》上，其卦为《蹇》。蹇，难也。西南阴方，平易之地；东北阳方，险阻之处。当蹇之时，利趋平易而不利走险阻，又利见大人以济蹇，而守正则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传》言之，云《易》本义合如此。

礼书，此书异时必有两本，其据《周礼》，分经传，不多取《国语》杂书迂僻蔓衍之说，吾书也。其黜《周礼》，使事无统纪，合经传，使书无间别，多取《国语》杂记之言，使传者疑而习者蔽，非吾书也。刘原父尝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国宝书》、《三礼春秋》，而予反病二书之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也。异时此书别本必将出于信饶之间，石桥之野，故箱败簏之间，其亦足以为予笔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读余正父修《礼》而书。

论曰：习俗之移人，虽贤者不能免也。于贤者不能自免之中，而挺然特异者，是未可以习俗之移者而例论之也。何则？习俗之所积，士之气习迁焉。人惟迁于流俗，故皆诱于所长，而不知陷于所短。其间能有所见长立于品汇俦伍之中，盖艰其人。君子论人，乌可例取之哉？汉之诸将，山西之族居多。然其风声气习，喜功名而乏器识，优于勇敢而劣于涵养，虽贤者犹化之，而无深沉浑厚之习。独充国、苏武二子挺乎其中，似非山西人物。班固立论不能抑扬之，而猥以例取。汉山西诸将孰优？微二子吾谁与归？且论人于燕赵，不当取其慷慨而当取其深沈；论人于邹鲁，不当取其浮华而当取其朴野。盖举世皆有，则有者不足贵；俗之所无，则绝无而仅有者斯可喜也。大抵湍水无踪鳞，风林无宁翼，三家之市无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也。习俗之移人，鼓舞变化，虽贤者堕其中而不自觉。齐人多诈，公孙儒者犹为之；楚人深于怨，虽屈原之贤不能免也。呜呼，孰谓山西之风声气习而有苏、赵二子者乎！自秦之兴，功利之说一开于商君之齿颊，诗书礼义之泽斩于李斯之手，士之雍容宽大之气又摧败困死于始皇敲朴之下。其民安于战斗，狃于攘夺，颉颃相高，争欲奋牙距而搏噬者，至汉犹未泯也。贤如李广，以敢目之可也；贤如辛子，以介目之可也；贤如傅子，以锐目之可也，其深沉浑厚何有哉？数子之馀，益不足道。孰谓山西之风声气习尚有如苏、赵二子者乎？夫充国佐方隆之汉，毙垂尽之先零，振兵压境，虽以无道行之，灭此而后朝食，谁曰不可。武也衔命敌庭之日，虽欲屈而臣之，以其碎首全璧之勇，死于一击，以寒毡裘之胆，似可快也。是何充国舒迟容与，以孩提视䍐开之属，方休兵屯田以厚吾之势，而独弱其力以徐伺有定；武亦鲜腆倨傲，以虚舟飘瓦视单于之横逆，虽滨于死者数四，终不肯为匹夫匹妇之谅，庄乎其容，浩乎其气者不衰也。呜呼，岂惟山西，虽汉之诸将，孰有出于二子之右者乎？为将之道，不忧其无功而忧其贪功，不贵其敢死而贵其能处死。故夫徼危幸衅，逞于一快之怒，非国家之福，而养威持重，忠于君命而不携贰者，真爱国之将也。孰谓山西之风声气习而有忧国之将如斯人者哉！况夫天下之事，沮于群议者易变，而咻于众人之口者不能夺也。充国上屯田之策，而破羌彊弩，诸将恶其成而乐其坏者多也。武之在匈奴，李陵、卫律之徒劫制耳语者非一人也。而二子视之若无，曾不加动，守之愈固，居之愈安，作之愈高，非有忧国之心出于天授，孰能至是乎？孟坚作史，不能轻重言之，噫！后世无君子之论，则二子亦山西人矣。谨论。

社仓事，自元晦建请，几年于此矣，有司不复挂之墙壁，远方至无知者。某在敕局时，因编宽恤诏令，得见此文，与同官咨叹者累日，遂编入广赈恤门。今乃得执事发明之，此梭山兄所以乐就下风也。其间琐细，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续得布禀。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向尝以智愚、贤不肖、过不及之说布复，想洞然无疑于此矣。《诗》称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康衢之歌尧亦不过如此。《论语》之称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人能知与焉之过，无识知之病，则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矣。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不然，则作好作恶之私，偏党反侧之患，虽贤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执，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扰未能，辄此荐其区区，尊意以为何如？幸有以教之！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

皇，大也；极，中也。《洪范》九畴，五居其中，故谓之极。是极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万物以此而育。古先圣王皇建其极，故能参天地，赞化育。当此之时，凡厥庶民，皆能保极，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气嘉生，薰为太平，向用五福，此之谓也。「皇建其有极」，即是敛此五福以锡庶民。舍极而言福，是虚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极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极，但其气禀有清浊，智识有开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古先圣贤与民同类，所谓天民之先觉者也。以斯道觉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极也，即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也。今圣天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从事，皇建其极，是彝是训，于帝其训，无非敛此五福，以锡尔庶民。郡守县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为圣天子以锡尔庶民也。凡尔庶民，知爱其亲，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为保极，宜得其寿，宜得其福，宜得康宁，是谓攸好德，是谓考终命。凡尔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身或不寿，此心实寿；家或不富，此心实富；纵有患难，心实康宁。或为国死事，杀身成仁，亦为考终命。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世俗不晓，只将目前富贵为福，目前患难为祸。不知富贵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恶，是逆天地，逆鬼神，悖圣贤之训，畔君师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圣贤君师所不与，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静时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瞒者。若于此时，更复自欺、自瞒，是直欲自绝灭其本心也。纵是目前富贵，正人观之，无异在囹圄粪秽之中也。患难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圣贤之训，不畔君师之教，天地鬼神所当佑，圣贤君师所当与，不辱父祖，不负其身，仰无所愧，俯无所怍，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但自考其心，则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迁善远罪，但贪求富贵，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处，何缘得福以与不善之人也。皇极在《洪范》九畴之中，乃《洪范》根本。经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圣天子建用皇极，亦是受天所锡。敛时五福，锡尔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发明尔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尔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恶，即为保极，可以报圣天子教育之恩，长享五福，更不必别求神佛也。《洪范》一篇著在《尚书》，今人多读，未必能晓大义。若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常岁以是日建醮于设厅，为民祈福。窃惟圣天子建用皇极以临天下，郡县之吏，所宜与尔庶民惟皇之极，以近天子之光。谨发明《洪范》敛福锡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几承流宣化之万一。仍略书九畴次叙，图其象数于后，恐不曾读书者，欲知大概，亦助为善求福之心。《诗》曰：「自求多福」，正谓此也。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兑》上缺，《巽》下短，《离》中虚，《坎》中满。

《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纵横数之皆十五。

汉王子渊、董文伯皆资阳人也，流风所被，千有馀载，为士者矜之曰：吾乡词人儒士著称两京，到于今三尺童子犹知所以为重。往五六十年，余得诸见闻，资阳之学者非静庵贾先生之门人，则东山谢先生之弟子也。二家之门人弟子各欲以其师配祀汉两贤，则其笃道义、谨传授之意可见。遗风馀俗愈久而益光，人物愈秀而益达。独县之庠校，二百年中三经创修，而规制不宏，岁久且复颓坏，士意觖不满。嘉定元年，普慈杜君为之宰。期年，政平令孚，农劝于野，士劝于学，乃崇孔子庙，以尊圣人之道，乃阐黉宇，以修先王之教。曾未几，焕然一新，昔也苟而今严，昔也隘而今广。以楹记之，昔也半而今倍。然后于文物之邑、礼义之乡为称也。庙学既成，徵记于余，张禹玉、贾成己贻书襄岘以请，而杜君亦以是见托。顾衰年久废卷，因谢曰：「杜君宜自记；不自记，则禹玉之犹子义今为太学师儒之官，使纪述其乡之新学，其又何辞」？禹玉复书曰：「惟公之师是曰东溪文谦先生，文谦蚤尝游于吾里贾、谢二先生之门。二先生之门得文谦而道愈彰。惟公亦尝侍文谦来吾里读书，然文谦之学晚得公而名声日益以流。夫不朽之传非一日所能克也，是不可以躐进，其必欲得公文者此也」。嗟夫！今余虽老，幸复际夫不讳之朝，道尝蚀矣而复明，文章尝窒矣而复通。于是不惩记之譊譊，而为郡邑二三友放论此理之昭昭乎，而不知其不可也。夫郡邑之有学，诗书礼乐皆圣贤之遗意，亘百世而犹存，可使儒其冠者有所慕而勉，有所愧而不为。虽市井田野之匹夫，知崇儒而重士，望夫子之门墙，而孝悌之心油然以生。其为化也深，其为功也远，杜君可谓知为政之本也。由是邑而去为汉中大慕府之属，又得以行其所学矣；其进而去为天朝羽仪之选，岂其难乎？而余行且乞归休林下，距资阳不百里，尝见邑之俊造益彬彬然，禹玉、成己尚能访我而诵斯语也。杜君名孝严，字忠可。嘉定三年十二月日，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刘光祖记。朝请郎、显谟阁待制、泸州府安抚使、知泸州许奕篆盖。宣教郎、太学士张方书。

余筑小楼于敝庐之东，而以「是亦」名之。或疑焉，余告之曰：「直不高大尔，是亦楼也」。人生天地间，所欲无穷，必求所以满足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养其小而失其大，沦胥不仁不义之域，岂不哀哉？此余所甚惧而不敢也。楼之深广，寻有五尺，崇近广而微杀，材甚眇，体颇具，故曰：「直不高大尔，是亦楼也」。其前累石为山，高不过丈馀。虽无怪奇伟特之观，是亦山尔。依山植丹桂六，楼之右复一桂架酴醾以相接，及杂花木数本。品虽不多，是亦花木尔。推之于一服御、饮食、钱财及使令之人皆然，又至于宦情亦薄。每曰：「直不高显尔，是亦仕也」。自奉者甚狭，而取于世者甚廉，此心休休，无所羡慕，自适其适。齿发虽彫，而神明不衰，聊以是自慰焉。虽然，身外之物，可以寡求而易足。若夫吾身与天地并广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砺，善必迁，过必改，追古人而及之可也，岂徒侪于庸凡，而曰是亦人尔乎哉？此又余所以自警，且以诲子孙者，故书以识之。

由栝苍而东，翼以两山，贯以一水。陆行则嵚崎巉绝，绵亘不断，穿崖为径，仅可投足；舟行则巨石峭立，惊湍奔放，折旋之顷，稍失顾视，则有破碎覆溺之患。如是一百五十里，始得稍稍平旷之地，是为青田县。县之四环亦山也，民多滨溪结屋，覆以茅茨。溪之下流，委注江海，江风飘发无时，火灾间作，居民病之。岁在戊子，范公成大守是邦，余移书道其事，请出郡帑之馀，造瓦易茅，以苏民祸。范诺之，俄以召去。楼公璩继其后，欲以四千缗成范之约。适国子监檄余赴官，他无肯任责者，其议遂格。自是三十年，余宦游不暇里居，每念此事，未尝不衋于怀也。三十年间，无一岁不火，或一岁而再火，民力日瘁，民俗日陋，茅茨之居，至是十几七八。火之始炽，未尽一室，而茅烬飞飏，抟空而下，四面之火环合而起，操器提水欲事沃灭者，眙愕无所措。漏下数刻，燎馀之室无几矣。居者懔懔，苟幸朝夕之安，殆不知有生之乐也。今太守赵公善坚才全而贤，始至，访民之疾苦，皆罢行之。摩抚羸瘵，政化日洽，补漏葺罅，财用日裕。余亦得请居闲，因自喜曰：「三十年落落之志，其登济于斯乎」？爰露前恳，公无靳色。县有征木之入，岁率归郡，郡给以资其用，令尹黄由己总其施行之略。余命乡官毛当时、邑士潘硕司其出纳，董凡役事。二子于义甚勇，遍走里巷，携寻度以计民居之广狭，而籍其用瓦之数，且号之曰：「贫者给之，富者而自易之」。榱桷楹杙之朽腐挠弱者，次第新之。民悦以听，罔敢违拒。乃于溪之南北择便地而陶焉。藉乡县之匠，以次就役，日给佣金。买薪于贩鬻之家，僦工于游闲之夫，无一毫扰吾民也。以庆元二年六月始事，至次年九月讫工。蕞尔井邑，斩然一新。甍宇相属，栉比鳞合，沿流下上，明洁可观，东西行者，叹昔未有。是役也，郡用钱百万有奇，县佐以十之一，费不甚夥，而利则甚溥。以邑令措画究心，与士夫相其成者众也。曰余熙、陈熺、留自度、祝大辨，其直之不取，而捐地以为埴；赵希慥、毛竑又相先后，随事以宣其劳。于是相率有请曰：「事之肇始为难，继之而不坏者为尤难，公之成此事亦勤矣。继自今以往，有所改创者，以瓦不以茅，违者禁之。严保伍，具器用，谨修火政，以备叵测。是二者，皆宰邑之责，可无语以诏之乎」？余曰：「此宜书也」。遂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