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于陕西缘边颇究利害，所陈三策，必可施用。而国家禦戎之计，在北为大，臣等敢不经心。且北戎久强，在后唐日，以兵四十万送石高祖至洛阳，立为天子而还，遂与石晋为父子之邦，邀求无厌，晋不能支。一旦衅起，长驱南牧，直抵京师，虏石少主及当时公卿尽室而去，幽燕遂陷，为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国家以生灵之故，与之结和，将休兵养民有所待也。及天下无事，人人怀安，不复有征战之议。前年北虏骤变诡谋，称兵燕蓟，有背盟之变，割地之请。国家仓卒无备，难于用兵，遂增重赂，以续前好，彼既获利，方肯旋师。今乘元昊通顺之议，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势愈重。茍不大为之备，祸未可量。臣等固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一、密为经略者，自河朔罢兵以来，几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废弛，凡谋兴葺，则罪其引惹。昨朝廷选差转运使，盖欲革去旧弊，预为之防。然既有本职，则日为冗事所婴，未暇周虑。请选有材识近臣，假以都转运使之名，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若虏情骤变，则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议兵屯者，自来真定府、定州、高阳关分为三路，其所辖兵马未甚整齐，及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来于何处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合那减于何处驻泊，使就刍粮，以省边费，庶免先自匮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閤门祗候使臣已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三二年间，得人多矣。四、急于教战者，于陕西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阵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术，应敌无穷。五、训练义勇者，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农务，一时教战，然未建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县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敌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六、修京师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一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于今骄慢，必谓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我以京师无备，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战或不胜，则胡马益骄，更无顾虑，直叩澶渊，张犯阙之势。至时遣使邀求，欲以大河为界，我既无备，将何以禦？从之不可，拒之必难，又振逼京师，何以为计？若京城坚完，则戒河朔重兵不与之战。彼不能战，则无乘势之气，欲谋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可也。是则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时，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毕。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毕。考法于古，择利于今，京城之修，盖无疑矣。然须二年成之，则民不劳苦，人不惊骇矣。七、密定讨伐之谋者，彼幽燕数州，人本汉俗，思汉之意，子孙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东，乘胜北讨，数州吏民，望风请命。惟幽州未破，我军虚惊。班师以来，岁月绵远。如天限其北，无复轻议。一昨盟好已摇，安保其往？当训兵养马，密为方略，以待其变，未变则我不先举，变则我有后图。指彼数州，决其收复，使彼思汉之俗，复为我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晋千古之耻，则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无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