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近岁以来，灾异频数，天文变于上，地理震于下，人情恐惧，物论纷纭。臣被诏至都，复用为相，虽蒙给假治疾，未遑朝见而坐于私室，如在冰渊。况蒙累遣使臣，促令陛对，惊惶陨越，寝食不安。然偶于灾异之间，或闻有说者不近正道，臣甚忧之。比俟入见日面具开陈，又恐差缓，盖救患不可不急，施惠不可后时。臣夙夜揣摩，事无大于此者。今遽以狂瞽，上渎冕旒，切望圣慈，更赐裁择。伏闻陛下自始即位，躬亲万几，每有凶灾，忧形玉色，孜孜询访，以求闻失，此真得修讲朝政，答谢天谴之道也。然臣窃知累有人奏，请凡百灾变，皆系时数，不由人事者，不知有之乎？若诚有之，此乃奸人谄佞之说，上惑圣聪，臣所谓不近正道者也。陛下明睿英哲，必不信纳。又虑奸人口才捷给，能以甘辞，致陛下或时信之。信则恤灾救患，答谢天谴之意，有时而怠。怠则亏陛下之德，损陛下之政，不为宗社生民之福，无甚于此焉。臣上所云天变地震，此天下皆知之，皆见之，大可惧者也。昔仲尼作《春秋》，不书祥瑞而独书灾异者，盖欲以警戒人君，使恐惧修德，以应天地之变，不闻以灾异归之于时数也。至西汉董仲舒传仲尼《春秋》之学，对武帝策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为西汉群儒之首，所陈灾异，谓尽由朝政而致，岂虚语哉！亦不闻以灾害怪异归之于时数也。夫上天之变，幽眇高邈，下民或有不见而不知者。若数路地震之异，河北特甚，则人皆见之而亲被其害，不可讳也。因而人民流散，舍弃坟墓骨肉而适他土，去如鸟兽，茫茫不知所止，饿冻病疾，死于道路者不少，甚可痛惜也。孟子对梁惠王曰：「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独得圣人之道为最深，而劝梁惠王专尚仁政，不可罪岁，是亦足以为后世法。陛下宜深信而行之，可以回灾异为嘉祥，变祸患为纯嘏，致宗社生民之福，岂有穷也！其奸人亏德损政，谄佞不正之语，必不可令眩惑于其间也。又臣少时读书，颇尝探寻天人之理，窃怪有唐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子谈天皆不得其要，臣今试陈其梗概。夫太极既判，遂生两仪，形而上者曰天，形而下者曰地。天地之间，盖载者曰万物。万物至众，不出乎动与植而已。植物不灵，不能有所运用造作。惟动物为有命，比植物为灵，然亦未能为善恶，知喜怒。独夫人，又动而有灵者也。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者，是人人自为者也。自为善、自为恶者皆小焉，天地亦随而应之以祸以福。故《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作善之家，必有馀庆；作不善之家，必有馀殃」。盖祥与殃祇及其人与家者也。夫所谓可以喜可以怒者，非人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实系乎帝王之所为而然也。帝王所为之政和，则天下人喜，人喜则其心亦和。和气既生，充于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气应之。天地气和，则阴阳顺，百谷成，衣食自丰，夭横不作，故民跻富寿，常怀乐康，虽欲使之为乱而叛去，必不可得也。若帝王之政不和，则天下之人不喜，不喜则悲愁怨怒，心亦不和。不和之气既生，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气应之。天地之气不和，则阴阳不顺，百谷不成，衣食不丰，夭横并作，故民皆穷困离散，父母兄弟妻子不能相保，其不思为乱而叛去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喜怒，所以能感动天地，致祸于国家如此之可必者何也？本缘天地万物，通是一气所生，无有纤间。惟是气之清者为天，气之浊者为地，清浊之馀气，散于天地之间，是为万物，万物之最灵者为人。以此观之，天地万物，同为一类，则最灵之人，岂不能以众喜众怒之气感动天地而致福致祸于国家者乎？是故先圣以万物中，独以人配天地，谓之三才。是知人者，与天地本同而末异，体均而气通，不可轻视虚用之也。为帝王者，宜先以仁政调和人心，使之安乐自固而不叛去，以为国家永永之福。舍此而望天地顺成，天下无事，决不可得也。《尚书·洪范》九畴，八曰庶徵，谓人君行肃、乂、哲、谋、圣五善道，则雨、旸、燠、寒、风五气时而为其休徵，乃百谷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人君行狂、僭、豫、急、蒙五恶道，则雨、旸、燠、寒、风五气常而为其咎徵，乃百谷用不成，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也。夫雨、旸、燠、寒、风，虽先后说之，实则一也。然而可以为休，可以为咎者，只系乎人君为善为恶而遂分也。《洪范》者，二帝三王所行之常道也。后之君人者，当信而师尚之，不可谓陈迹不信用也。信之则为福，不信则为祸。《书》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本无心无耳目，亦无喜怒爱威，作《书》者假视听聪明以为之说，故《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者是也。其实只缘天地人本是一气，善恶动静必然相应合若符契，间不容发，无谓天人形体隔绝至远，便谓两不相干而不以为信也。气既相贯，气动则应。人有喜怒，天应如响，亦犹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其气眇然，人不可得而见，惟以葭灰验之，无不刻期以应。天下人喜怒之气能感动天地之气，亦皆刻期而应也。是故治天下者，直宜以仁政悦民心，和民气，使其气自通于天地。日星山泽，又皆有神灵主之，则必能默观君人者所为善恶及人之善恶，助其自然之气，降福降祸，岂不尤速耶？岂不尤可惧耶？以此益见天地灾变不可尽归之于时数，而不修人事以应之。然可以归之时数者，故时亦有焉，独尧水汤旱是也。夫尧、汤之为君，必不使人心有不和之气以感动天地而致其水旱也。盖尧、汤大圣人，其佐亦贤，上下协心戮力，无一夫不获，无一物失所，故其水旱不得已可以归之于时数也。然虽有水旱之灾，而不闻有重役横敛、劳民惊众之事，亦不闻有流移播散、冻馁死亡于道之人，惟闻常有九年之蓄，民无菜色，而天下奉尧、汤亦如无水旱之时。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人心熙熙，和气不减，乃是虽遭水旱而民不被其害，国不忧其危也。自秦汉以降则不然，凡有灾变怪异，皆由时君世主不能举直错枉，用贤退不肖，复有不能行善道、施仁政、悦民心、和民气，此其以人事致天地灾异必然之理也，必不可归之于时数也。灾异既作，又不能恐惧修省，行消复之道，坐视苍生赤子弃坟墓，离乡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播徙，不能相保守，往往君自君，臣自臣，民自民，不相为恤而不加救拯。民既如此被其害，而不悲愁怨怒，以思为乱者，鲜矣。民既怨怒思乱而国不危者，又鲜矣。彼既上下乖戾，不能同心协力，以致灾变害民而危亡其国，乃妄欲比尧、汤水旱，以己之所致灾异归于时数，是欺天欺民之甚也，胡可信耶？夫地者，至大至厚至静，不可动摇之物也。古今固亦有震动之时，随其所震大小远近，必灾患以应之，然未尝闻数路皆震也。震且不一，有日或十数震者也，又不一日而止，有至今踰半年尚震而未止者也，是岂不为大灾害耶？大怪异耶？此陛下正当穷究致震之由，推至诚，行至德，思所以厌塞其变，以谢天之谴告焉。不然，则恐董仲舒所谓「败伤乃至」者，必将不能免也。陛下即位未久，而天下但闻圣德勤俭恭孝，不闻有过，此变非由陛下而致。然陛下若不为祖宗任其事，则天地之变，谁复可以任之哉？陛下既任其事，则固宜兢兢业业，夙夜忧勤，登用正人，兴行正道，思与天地合其德而济之以不懈，使天下皆知陛下恐惧修省，视民如伤，悦其心，和其气，则天地之气亦和而应之。茍如此，何患灾异之不息，人民之不安乎？其奸人谋身害国，罪在杀无赦。其所说，愿陛下绝之，不复留于心术而稍有所惑。其为宗社之福，邦家之庆，必不出乎此也。若陛下万一惑其所说，以灾异归于时数，而圣怀坦然，不以为惧，有司之不职者不加择，政事之不平者不加治，万民穷困失所者不加恤，天下人心必益愁怨而不喜，则阴阳之气何由而和，天地之变何由而息也！大凡奸佞之人，阿谀巧诈，善移人主之意。其说虽目前可喜，而终无益于世。其大指已达者不过欲持身固禄，未达者不过欲希进厚己，而都不以生灵祸福、国家安危为念也。是可谓大忍人也，大奸邪也。夫违天贼民，背公弃理，臣故曰罪在杀者也。此须陛下详观其语，熟察其意，复以其人前后所为而参考之，则邪正自见，必不能逃圣鉴矣。臣蒙陛下召作宰相，以疾尚未能一对天表，而不避忤犯，辄敢恳恳如此之切者，何哉？盖观今灾变不与常等，实恐奸人以脂韦善柔之说，移陛下忧劳之志，安陛下克责之心，而致陛下不专心于救患恤灾，以误陛下至大之事也。惟圣慈深赐裁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宗庙社稷之幸。

〔贴黄〕臣以此奏词颇繁多，然以诚激于中，惟恐陛下未赐信，察臣所以务尽犬马之志，故不觉词之多也。然直书实事，文字鄙拙，不敢徒事章句而已。伏望陛下万几之馀，时赐一览，必亦粗有裨益。如陛下未以为狂妄之罪，即臣方敢更以管穴之见，仰尘天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