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况举大法而加大恶乎？既辄加之，又辄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轻易也。三子说《春秋》书赵盾以不讨贼，故加之大恶，既而以盾非实弑，则又复见于经，以明盾之无罪，是辄加之而辄赦之尔。以盾为无弑心乎，其可轻以大恶加之？以盾不讨贼，情可责而宜加之乎，则其后顽然未尝讨贼。既不改过以自赎，何为遽赦，使同无罪之人？其于进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赵穿弑君，大恶也。盾不讨贼，不能为君复雠，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较可知。就使盾为可责，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为善人，使无辜者受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杀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对曰：「不然。夫所谓借止垂教者，不过欲人之知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难者曰：「然则盾曷为复见于经？许悼公曷为书葬」？曰「弑君之臣不见经，此自三子说尔，果圣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讨贼而书葬也？自止以弑见经，后四年，吴败许师，又十有八年，当定公之四年，许男始见于经而不名。许之书于经者略矣，止之事迹，下可得而知也」。难者曰：「三子之说，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传如此。然则所传者皆不可信乎」？曰：「传闻何可尽信？公羊、谷梁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是可尽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