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食者生民之命，货者百用之权，兴自古初，世所最急。神农氏始辨五种，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知粒食；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立交易之法，而世之财用不乏。黄帝、尧、舜经土设井，授时布政，「通其变，使民不倦」，而天下之美利备焉。禹辨三壤，定九赋，懋迁有无，万邦作乂。周文王在岐，制司马之法，建平土之政，均土地，连什伍，以稽其人众而井牧其田野，以物地事、授地职，而令贡赋税歛之事。盖古之王者所以制财用之道，惟田及山泽为正，其百工、商贾、衡虞之赋，以其浮食去本之民，犹罚而抑之也。自周之衰，庶民失职，经界隳坏，繇役横作。秦知顺人心，改之可以获大利，故灭庐井而置阡陌，急耕战之赏，尊奖兼并猾诈之人，弃削王制，务为一切深害偷苛之政。至始皇、二世，收太半之赋，征戍输发并起，剿绝蒸民之生，天下愁怨，遂用溃叛。汉氏接秦之弊，务安百姓，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景躬修俭德，节用而爱人，四方和平，家给人足，都鄙廪庾尽满，府库皆馀财，人知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愧黜辱。及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工作，七十年之积，未几而竭尽，征戍交起，天下共其劳，行者赍，居者送，中外扰骚。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而言利立功之臣，析毫分铢之士，纷然而进矣。于是设平籴，立均输，起漕运，兴盐铁，置爵级，制榷酤，算舟车，占积贮，又下告缗之令，更造皮璧之币，天下萧然无聊矣。以一人侈心之故，为生民万世之患，是故圣人尊仁贵义，称叹俭德，以利为贼，其意远哉！自兹已还，捃摘愈甚，损下益上，日剥月朘，侵刻小民，以为忠功，南北披攘，王泽竭矣。在唐初世，薄赋宽徭。天宝季年，国用寖广，边有立功之将，朝有专柄之臣，戚里相骄，女谒竞进，故崇礼、慎矜、韦坚、王鉷以聚歛而进，实繁有徒，为上聚怨，为民疮痏。是时承平既久，民不愿乱，而此数人进邪策以侵扰之，终为厉阶，以致丧败。迨至德之后，兵戈不息，调发转饷，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赋歛多门，殊科异调，计司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猾吏权臣因缘为市，津渡有率，堰埭有征，庐舍有税，苗稼有敛，乃至平率豪姓，配取僮马。夫人之常情，与则喜，夺则怒。故先王见其与之形，而不见夺之理，然后民可得而有也。横敛虽复，利在侵剥，犹以抑末遏强为辞，唐氏之赋也异哉，直取无名，曾何异乎劫剽掠夺之也欤！昔者明王之保国也，其经费制用，夫岂天降地出，亦自民而已矣，然其所以御轻重，调盈虚，出入之节，备储之道，必有术焉尔。大约唐制租庸之令，定于武德；两税之法，起乎建中；牢盆之利，大于第五琦，而成于刘晏；榷茶之禁，萌于赵赞，而成于张滂；进奉之名，起乎兴元，于后则有日贡月进之臣，方镇羡馀之目。沥民膏髓，结上恩泽，不领于县官之经费，而入人君之私藏焉。此唐氏制财用之大经也。我国家抚有万方，富全四海，太平安乐且五十年，边塞无聚徒宿师、馈运赏功之费；州郡灾沴，足以饥穰相补，民无急征杂调、朝令暮具之急。是宜绰然舒泰，而乃公私之积不足兼年，不幸仍饥，民力困屈，所在仓廪，无以振救，其由何哉？非以天下之民趋末而背本者众，生之寡而靡之多，外则疆敌为耗而供亿无厌，内则兵旅夙骄而匪颁亡度。法制不立，故编民僭王侯之服羞；教化有亏，故齐民入释老之邪道。倚市萃乎游手，命卿鲜乎诚士，是故耕桑之民渐鲜，衣食之路益狭，而资以奢侈，用无纪极。夫如是，安取乎富且庶者哉！是以圣人制民，别其四业，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于抱关击柝，其爵禄、奉养、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故上下有序，而民志定矣。在《易·履卦》，《象》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在《节卦》，《象》曰：《节》「以制数度，议德行」。又曰：「不节若，则嗟若」。故先王制礼立法，要在使人循于轨道，裁其淫过，使之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尔。管子曰：「使民知分，王道之本也」。若乃上不能节用啬费，使人以时，国之制度不立，民之游蠹不去，则虽夷吾之权术，李悝之能尽地力，晁、贾之善议论，诸葛亮之理国用，亦不足以有成也。谨列往代济国利民之得策，危邦害物之乱谋，可戒可法，宜于今者，举其要焉。

《食货论》原分为二卷，今为醒目，以「上」「下」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