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圣人制为君臣，以立于朝廷者，岂独辨上下之体，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势必相须，其义必相济，将以办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际，常患乎责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无相与之情以固相须之势，无相信之实以伸相济之义。是以贤智才能之士，不获自尽于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盖人主以细务为先，而不留神于天下之大计；以猜疑为术，而不思忧患之谁与处也。夫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乱安危之机，政教威福之具，所谓大者也，举而责之大臣，则当矣。大臣之责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贵自处，而薄其顾遇之礼；不以盈成閒暇为足恃，而与之计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无疑贰之际，而下无猜嫌之端。则固能竭忠致力，尽其得为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办矣。此《易》所谓泰，而刘向以为通而治也。永惟尧舜之盛，九官分职，礼乐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君有以谕于臣，而臣有以告于君。其言皆出于恳诚，而其道各务于训戒，昌明之化，基于此矣。汉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盖世之才经营天下，奇谋密画则责之萧、张，典章礼乐则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间，相与论议，则丁宁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圣君贤主善任大臣，而能尽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谓经邦论道之官，与天子维持天下而图安危者，其智虑之所存，其才业之所及，岂止于除吏断狱之间，而不出金谷律令之外乎？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夷未宁，必有以禦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导也；纪纲未备，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责者，其重如此，则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明职任以待，当时之辅相，可谓至矣。或谕以抚夷夏、和阴阳为效；或戒以进贤退不肖为职；或命以簿书之外，极言时务；或赐以诏旨，问禦戎之策；或给以笔札，俾疏陈利病。其于君臣之义，岂不笃哉！此真忠大节之所以感奋，而嘉猷至计之所以不可默也，天下之务，不患其不能尽矣。今垂拱坐朝，迩英召对，奏白之馀，清閒燕处，其亦暇及于此乎？其未暇及乎？臣实疏贱，莫得而知也。及于此矣，则圣贤之交，万政毕举，天下之大福也。若犹未也，则上下之情疏，而君臣之义有未至，朝廷庶务失于讲之无素，重贻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忧过计也。然好议者窃谓陛下嗣政之始，天威赫然，睿略雄断，如高明之不可窥而度，左右大臣虽有远谋奇策，可以尽天下之利害，犹深思极虑而不敢辄发，则亦非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为心，敦厚恩义于君臣之际，示之以无所不测，结之以有所不疑，降意垂听，从容终日，以咨访询求于二府之臣，使之言当世大务，而与之图其取舍，则处无遗策，举无过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