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象，以龙、马明《乾》《坤》之用。夫《乾》《坤》之气，变化之大，无穷而不可测，而圣人独以二物明之者，何故？以为天之用，不可得而极，其可见者，云雨风霆而已。云雨风霆，非龙无以行之，则天下之物，有能尽天之用者，莫过乎龙也。地之用亦不可得而极，其可见者，际乎海深，入乎蛮夷，而无有涯畔。人之力不足以胜之，而驰骛战斗，涉地之远，非用马则弗能济。则地之用，又莫若乎马。此《易》之所以重乎龙与马，偕之于《乾》《坤》也。国之宝畜，兽之等夷，莫重乎马。《易》象之所贵，《周官》之所列，《小雅》《鲁颂》之所载，史氏传记、兵家之说所备，兵之胜负系焉，国之虚实彊弱系焉。蛮夷戎狄四方之民，其俗不同，其轻死而喜为中国寇盗一也。然而能深入而为大患者，自古常在于西北，不在于东南，其故何也？马出于西北而不出于东南也。冒顿单于数十万骑困高祖于平城，駹骊駮白，皆从其方之色。多马如此，故能屈中国之势。孝武乘文、景之富，夺击匈奴，匈奴少衰矣，后以马少遂无复出。唐文皇既定天下，席其胜势，破突厥、诛高昌、平吐谷浑；继之以高宗，碎高丽、擒百济，而中国之地西至于焉耆，北踰于阴山，尽得多马之土。故分坊布于陇右，而唐马最盛。今之马大抵衰耗，不及于汉唐者，何也？多马之土，不为中国而为狄也。耶律氏之君，以马上为国，不骑则不能战，故其兵以马为命。女真亦尝通马，间市于我矣，诏蠲大谢岛民租，令操舟以泛马。耶律患之，置戍于海岸，而女真之贡，不能至矣。继迁玩战日久而马大耗，德明臣顺以偷其安，怀其种落，专其畜牧者，凡三十馀年，宝元间至以谷量马，故元昊兵气飘逸而为边患矣。秦夏杂羌，虽以马为市，然皆癯疾之馀，中国固未尝得之也。西北之产不入于中国，中国之所恃，蕃吾马而已，而马官日以弛，马政日以坏，朝廷曾莫之计，以失兵备。猝然有不得已之战，顾欲驱步卒、驰沙漠而捍堂堂之锋乎？伯益知鸟兽之情而畜马息，故帝舜氏之以嬴而俾世其任；非子牧于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不夺其业。王毛仲、张万岁彊干而知马事，故唐付之以闲厩监牧之政，勋虽至开府而仍典焉。是择其人、专其职、久其任而责其功也。今之群牧，数十年之间，为之者凡几人？以知马而任者谁耶？任之而有成效者谁耶？以无劳而得大谴者又谁耶？间有可任者，亦未及究马之情、谙马之数而徙矣。故马官视马之耗登，蔑若秦之视楚人之亡羊而弗知恤，此国马之所以不繁也。周之时有庾人、校人、圉师、牧人、趣马、巫马，咸专其事而不复治他。春秋之时，郑虽小国，以下大夫为师，则其馀列国莫不有马官矣。故任久职专则政举，而畜牧遂字。令尝求知马之人而任之，惟贵与侍从之臣人其资地迭处而兼领焉。上之任之也为恩而已，非痛责以马事也；下之受是任，幸增廪给、便役使而已，弗以其事自任也。故不亲其劳、不悉其务，田业有遗利，吏卒有遗力。国之宝畜，聚散于沮洳潟卤之泽，暴露于冰雪无水草之野，相枕藉偾路而数以大耗，可不为之惜哉！夫畜牧止家人野夫之事尔，少多之食，出入之时，惟其便而不可以素为之节，要在适马之性，使蕃息而已矣。不知付之于其人，治之如家人野夫之事，而严为条教，旧令日积而新请继至，吏卒惶惑，不知所以为者。马之疾不同，而不敢不殊其寒温之剂，肥瘠老壮所任之不同，而不敢不均其出入与食之少多，扃扃欲以文法治马，求国马之蕃，不可得也。今欲养马蕃之，必择其人，必专其职，必久其任，使毕力于事而责成功。吏之废置，卒之诛赏，寒暑耕牧，牝牡食息之节，适其便而相宜，一切无束以小法，惟视其岁增之数如何，则马政举而兵备渐实矣。国家于闲安无事之时，其失常在于因循，不能先事而有所思，一朝急猝之变起，则烦忧而不知措，以败大事，为中国无穷之辱。惟马又非可以亟索而得者，可不预虑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