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然读经以《尚书》为先，读史以《唐书》为首。盖《尚书》论人主善恶为多，《唐书》论朝廷变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汉之张释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泰清，莫有获者，彼庸人哉！天下后世典狱之官，当以有功为法，以衮为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盖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汉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则察而不明，高宗则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长，其惟汉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至于法度，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孙世守，则历年至今犹存可也。

仁义者，人主之术也。一于仁，天下爱之而不知畏；一于义，天下畏之而不知爱。三代之主，仁义兼隆，所以享国至于长久。自汉以来，或得其偏，如汉文帝过于仁，宣帝过于义。夫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名器之贵贱以其人。何则？授于君子则贵，授于小人则贱。名器之所贵，则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贱，则小人勇于浮竞，而君子耻于求进。以此观之，人主之名器可轻授人哉！

周厉王监谤，秦始皇偶语者弃市，徒能禁于一时，岂能禁之于万世？观厉王之恶，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恶，至汉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于后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贤君所以专务修德，而乐闻善言；当时之臣，故亦乐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达此，规规然徒禁一时之论难，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议其非，或致亡于一朝，而取讥评于万世，不亦误哉！然想当时未必其身亲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济之，此可以为世戒。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仁义礼智，所以为立身之本，而阙一不可。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而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而无羞恶之心则非人；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而无辞让之心则非人；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李林甫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灵，无恻隐之心；阿附宦官，无羞恶之心；势利相倾，无辞让之心；上下雷同，无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俱亡，安得谓之人？宜乎有天宝之乱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则朝廷治安，得不谓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则家道隆盛，得不谓之福乎？俗人以富贵为福，陋哉！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国家而言。故晋武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平陈，房乔知其不久。祸福倚伏者，其在兹乎！

唐德宗之恶过于纣，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何则？仁义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纣皆残贼之，遂失天下。观德宗之恶，讵止于贼仁义哉？社稷不亡幸矣！

奸邪之人乱国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人弱国势，张禹是也。荀子曰：「权出于一者强」。谓权出于一则主势不分，而君道尊矣。后世宰相侵君之权而不令终者多，贤如李文饶，尚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为人臣者，视此以为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离者，扶苏在焉。及扶苏死，二世立，而秦亡。贤主之国家为何如！

王者富民，霸者富国。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国，齐、晋是也。至汉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严，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国而费用无节，国乃至于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乱。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恶。而圣贤未尝致忧于其间，盖邪正已明故也。至于邪正未明，则圣贤忧之。观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孔子则诛之。杨墨一则为我，一则兼爱，孟子则辟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众，此孔孟之所汲汲。

继志述事，《礼记》独指武王、周公，不可执此而行。使宣王继厉王志，述厉王事，可乎？

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类作三卷，目之曰《唐鉴》，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考其所论，可为万世鉴，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惩三者之患，其本不过有二：以内则清心，以外则知人。能清心，则女后不能乱之；能知人，则奸臣不能坏之，宦官不能覆之。请借明皇一君而论，开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惠妃、萧嵩、杨思勉岂能易其志？及天宝之际，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杨贵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乱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欤！

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则外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邪，则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不虚言哉！

三代法度，秦尽变之，然独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灭？

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乃善识治体者。夫治郡不进，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诘责之，何耶？盖中兴之际，内之朝廷，外之郡县，法度未备，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进，则百职废矣，乌可不责之？夫一郡尚尔，况天下乎？予谓汉宣帝识治势。

汉武帝知汲黯之贤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误耶？夫人主知贤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为善；知佞而不知去，未若不知之为愈。苟知贤而不能用，则善无所劝；知佞而不能去，则恶无所惩。虽然，武帝知贤而不用，犹愈于元帝知萧望之之贤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犹愈于德宗知卢杞之奸而复用焉。观元帝、德宗之与武帝、太宗，岂不相寥绝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后世反之，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汲黯正直，所以辟公孙弘之阿谀；忠厚，所以辟张汤之残刻。武帝享国五十五年，其臣之贤，独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为君可知。

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然三者，未尝不相赖也。凡人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谅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有忠义，则不固宠以欺君矣。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君言之，则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则赵广汉、张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则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则龚遂、黄霸得之。君臣优劣，于此可见。

圣人无欲，君子寡欲，众人多欲。

路温舒之见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宽猛，中外未尝见之，而路温舒首以尚德缓刑为戒，援引古今，至于千言。其后盖宽饶、杨恽以无罪见戮，果符温舒之言。呜呼，人臣见几而能谏，人主闻善而能徙，然后君臣两尽其道。温舒见而能谏矣，宣帝闻善不能徙，惜哉！

昔季氏伐颛臾，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其后阳货果囚季桓子，圣人之言可不为万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师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萧墙之害者多矣。

成汤处心过于武王，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则岂复有惭德哉」？又《汤誓》、《汤诰》数桀之恶浅，而《泰誓》数纣之恶深。善乎，古人谓纣虽无道，不如是之甚者，诚知武王之心欤！

人君纳谏之本，先于虚己。禹拜昌言，故能纳谏；德宗强明自任，必能拒谏。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盖德则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则格人也浅，而一时所畏。然德与威不可偏废也，常使德胜威，则不失其为忠厚之士；苟威胜德，则未免为锻鍊之流。观羊祜与杜预俱守襄阳，后人思祜之深而思预之浅者，岂祜尚德而预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于所习。见其善则习于为善，见其恶则习于为恶。习于为善则举世相率而为善，而不知善之为是，东汉党锢之士与夫太学生是也。习于为恶则举世相率而为恶，而不知恶之为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汉人才可与适道，东汉人才可与立，三国人才可与权。杜钦、谷永可与适道，而不可与立，故附王氏；陈蕃、窦武可与立，而不可与权，故困于宦官；至于诸葛孔明，然后可与权。夫人才至可与权，则不可以有加。

张良近太公之材略，诸葛近伊尹之出处。然良佐高祖，论其时则宜，语其德则合。亮处三国，则才大任小，惜哉（《豫章文集》卷一一。）！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