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薄海内，南踰岭，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帝谓群臣曰：「此魏徵劝我行仁义之效也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臣闻帝王之兴，所遭之时异宜，所立之治异体，要皆胸中自有先定之规模。是故下之所言，上之所纳，千变万化，终莫能易其所守，以规模先定也。二帝三王不异此道，故曰与治同道罔不兴。所谓道，何道也？仁义而已矣。后世功利之说胜，而仁义之治息，非仁义不足用也，不能以仁义存心，而功利之说得以撼之也。夫存心以仁义，治虽未成，一念潜萌，冲和之气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则为帝王之隆平。存心以功利，事虽未济，一念潜萌，怨讟之气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则为战国之权谋。务先仁义，功利随之，雍容垂裕，其福无穷；务先功利，权谋随之，敚攘争取，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君之所以存心者可不审哉！此有贵于规模之先定也。唐太宗听魏徵仁义之言，如石投水，无不契合，行之果见其效。说者谓徵词旨剀切，有以动帝心，殊不知太宗胸中有先定之规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伦何为者哉？力以功利求胜仁义，人主胸中无定论者固易欺也。太宗可欺乎？臣愿陛下以仁义为规模，先定于胸中，凡施为注措，一以仁义为本。本立则末自随，若舍本而从事于末则殆矣。传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夫以仁义为本，治定功成，若此之易，尚奚以权谋为哉？太宗之治可谓得其要矣。

唐文宗朝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推排，文宗患之，每叹曰：「破河北贼易，破此朋党难」。

臣尝谓尧舜当朝，九官相逊；文武传国，十乱同心。未尝闻有朋党之说也。朋党之说，其起于后世乎！夫人材之众不能无贤不肖，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声臭之同，有不期合而合者。而谓之朋党，则《乾》之飞龙在天，大人不可以有造；《泰》之拔茅连茹，君子不得而在内可也。文宗不思化此朋党而欲破之，宜乎其固结而不可解也。夫破者必诛锄根柢，然后能绝至于化，则贤者用使，不肖者退听，不知其为谁之党。圆融和会，消患于冥冥，此人主御臣下之要道也。且以文宗之世、德裕、宗闵各为一党。说者谓德裕之党多君子，宗闵之党多小人。然德裕之党岂无白敏中之倾邪反覆，宗闵之党岂无周墀之独立不倚？吾能于两党之中，择贤者用之，则休戚不同，进退以道，自然破散不相为谋，又焉有朋党之迹哉？然则化之破之，其效不同。如文宗不知出此，切切然以为忧，则唐室之不复振宜矣。盖君子小人固各有类，然不可名其为党。名其为党，则君子憙于投合，小人憙于朋比。虽出一时之标榜，不知其能贻万世之祸也。后之著论若欧阳修、司马光等，皆以为君子不能无党。夫既已名君子之类为党矣，小人安得不结为死党，求以胜君子乎？党既分矣，于是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阴阳消长，否泰乘除，二者若循环，理势之必然，其不可破必矣。唯不名其为党，则泯然无迹，第见贤者用而不肖者斥耳。本朝吕夷简、范仲淹盖尝有党矣，吕党用则范党不用，范党用则吕党不用。虽其后二臣交欢解难，然朋党之论终不能平。至韩琦为相，乃两用之，其党遂消。夫以一韩琦尚然化其党与，使国家蒙万世之福，况以人主为之乎？以是益知文宗徒兴嗟惋之词，不得化之之道也。

唐明皇时，姚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顾，不主其语。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趋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帝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诲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重烦我邪」？崇闻乃安。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

臣闻古之帝王出而应世，必以辅弼之臣为腹心者，舜之禹、皋陶，汤、武之伊、周，汉高帝之萧、曹，孝宣之丙、魏，光武之寇、邓，唐太宗之房、杜是也。盖人君挈大器而欲置之治安之地，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必寄之腹心之臣，而自提其纲。譬夫富商之运货，必使之负者负之而趋，维持保护则在此而不在彼也。茍欲身自负之，行于夷途则可矣，险阻崎岖，前有蹶跌，后有遗忘，力或怠焉，左顾右盼，恐无肯任是责者。何者？素无委任之意，其可以一旦责成乎哉？明皇之用姚崇，知此道也。是故委任之意专，而崇乃得尽其腹心，进贤退不肖，了无疑忌之嫌，君臣之间可谓两得矣。或曰：人主当总揽权纲，岂应以权付宰相？对曰：若舜、汤、武、高帝、孝宣、光武、太宗，岂不知治而必以权付诸子者？知宰相之权重，则朝廷之势尊。朝廷之势尊，则人主在上，赫赫明明，天下莫不知敬也。然则以权付宰相而总揽其纲，亦人主自尊之道也。明皇曰：「大事吾当与决」，岂非自提其纲乎？至用郎吏，则曰「崇顾不能重烦我耶」，岂非以权付之乎？总揽之道，明皇得之，宜乎巍巍堂堂，处三宗之一也。

〔别拟〕臣闻荀况有言曰：「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夫要者，人主执其纲，而百官有司各尽其职，所以百事详也。若人主好详，则百官有司不任其责，而人主日不暇给矣。是以《书》称「元首丛脞」，必继之以「股肱惰，万事隳」，不谓之荒而何？譬之富商宝货山积，欲转而之他，必使有力者负之。所谓富商者，当徒手在旁，维持覆护，虽负者数百，保其无遗忘矣。若欲身自负之，方且自顾之不暇，焉能使数百人各尽其力哉？何者？不素委之，临时难以责其效力也。明皇知此道者，故曰「大事吾与决」，岂非能执其纲乎？至用郎吏，必责之姚崇，况其小小者乎？断无好详之弊矣。开元之治，百度具举，井井不紊，岂非好要之效欤？太宗尝谓房玄龄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多阅于讼牒，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乃敕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且玄龄，辅人主者耳，太宗犹不欲以细务萦之，则太宗所以自处者为如何哉？好要之道，太宗得之，此贞观之治所以巍巍堂堂，与三代同风也。太宗而下，惟明皇知此，其治之美，几于贞观，岂无所自而然哉？

汉扬雄《法言》曰：「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臣尝谓《大学》之道，明于帝王之世，不明于汉唐之世。明于帝王之世者，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其不明于汉唐之世者，轲之死不得其传。夫《大学》之道何道也？正心诚意而已矣。盖自正心诚意而学焉，推而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是道也，尧、舜、禹、汤得之谓之传，而不谓之学，盖其心心相授，出乎自然。高宗恭默得于甘盘，天命傅说发明其说，高宗独能领解，于是学之一字始大彰明。周公、孔、孟乃专以是为设教之门，故扬雄有见于此而宣言之曰：「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于乎！使周公、孔子、孟轲之教得行于中国，后世圣明之王不耻于学者，傅说倡之于前，扬雄衍之于后，其有助于吾道不为小矣。其开导于后世，可谓切矣。后世犹有自用之君，矜其智力而不肯学，自圣之君痼其鄙陋而不能学。夫惟自用则恶忠言，自圣则忌胜己，其奔走先后皆谗谄面谀之人尔，此帝王、周、孔、孟轲之道所以不明于汉唐之世也。其治岂无间有可喜，要不纯于正心诚意之学也。故韩愈号于世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亦可悲矣。恭惟太祖皇帝得天下如尧、舜，平祸乱如汤、武，文化如文王、周公、孔、孟，是以圣圣相传，心心相授，皆出此道。故能挈唐浅陋之习，置之帝王、周公、孔、孟，《大学》之道也。呜呼盛矣！太上皇帝得道在躬，于干戈抢攘中，崇儒右文，统《大学》，振乾纲于弛纽，回既倒之狂澜，始克以此道传之圣子。陛下以天纵多能之圣，缉熙光明之学，承太上口授心传之妙，无一念不出于正心诚意。是故以之事天则三光全、寒暑平，以之事地则草木茂、五谷熟，以之事祖庙则神灵欢喜，以之事两宫则慈孝昭明，以之柔远方则向风慕义，以之感人心则天下和平。此正心诚意之明效大验也。臣愚犹觊陛下研磨此学，不倦以终之，使其道高出尧舜之上，以符孔子之所望。夫学而至于尧舜，至矣尽矣，而孔子语博施济众之事，修己以安百姓，皆曰「尧舜其犹病诸」，诚惧后世圣人学至尧舜而止也，于是而进焉，《大学》之道也。《大学》曰：「德日新，日日新」。新新不穷，陛下之道将高出尧舜之上矣，亦臣区区之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