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比准朝廷行下，以敌国礼讲和，臣辄一具奏，疏虏已衰之迹，乞不弃四州之地。方以冒昧，日积忧惶，伏奉御劄，许臣以忠勤，谕臣以能副陛下之意，恩第加重，腹心示眷，臣之欲报，言之为浅。伏读圣诏所谓「四郡之地，虏人若许我，则当遣使以款之；若不许我，则不复议和」，睿谋闳深，圣断英果，固非臣所及，亦非在廷将相大臣百执事所能及也。《传》曰：「有君如此，其忍负之」？臣尚愿毕其说，惟陛下幸择。窃谓自古中国之于夷狄，或战或和，必因盛衰之势而用之。若当战而和与当和而战，此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也。汉高祖、唐太宗皆起于秦、隋大乱之后，其所遭之时、所用将相、所集兵车、所都胜势，大率皆略相似。及天下初定，高祖和匈奴，太宗征突厥，其不同遽如此，何哉？冒顿方盛而颉利衰故也。二君者岂能为天下之机，特因其机而不失尔。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虏为盛邪衰邪。方虏盛时，力茍不足，尚以和而诛我，我每堕其计中，自宣和、靖康而来，可迭考而究见之也。虏欲取契丹，始诛我以海上之盟；虏未得太原，又怵我以城下之盟；挞辣以蒙国为患，弃河南之地而怵我以盟；兀术既引兵临淮，知江南不可下，又怵我以盟。数十年之间，凡四与我盟，而率自叛之，而谓和犹可恃耶？虏力不足，虽战必和；虏力有馀，虽和必战。往事历历可鉴，而世不悟，有识者不知涕泗之横集也。虏今已衰，不止于力之不足，一和之后，虏之力有馀，不知今日之盟，士大夫能保其不叛否也！况逆亮死，旧盟已亡。皇帝者我自帝也，上天之所畀付也，大国者我自国也，祖宗之所传授也，何有于不正之名而汲汲于正之乎？侄国之称，岂无犹子之嫌，未可以言敌国；而四州之地与和尚原、商于一带之险，皆不可以轻弃。愿陛下深思而熟计之。当前岁之冬，逆亮败于采石，死于扬州，虏兵散亡遁去。我乘其机，仅能得此四州，而官军以战而死者几人？战骑殁于阵者几乘？输财发軵，所费不知其几千万计；第功行赏，所迁补者又不知其几千万官也，而一旦忍弃之乎？弃之之后，虏无可乘之机如曩时，又可以必取之乎？使必取而得之，国家之所以耗蠹费用，士马之所以散佚死伤，又不知几倍于前日也。士大夫厚禄于朝者，亦尝远虑却顾，一念及此乎！或者谓太上皇帝得和戎之福，陛下所宜循守，而不知太上当汉高祖之机，休养民力，积兵积财，坚忍二十年之久以待虏之衰，而以唐太宗之机付陛下于今日也，继伐之功孰大焉！浮言荧惑，古所深虑，愿陛下于问安之馀，从容及臣之说，二圣合谋，敉宁天下，开圣子神孙万世之丕基，臣不胜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