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人回，领赐教，不胜感慰。初虽闻驻节清口，继又闻已奏乞归盐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区区之意，以谓须取道城中而归，庶几得遂瞻侍，以慰释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禀者亦非一二，故前日专人拜书，已俟详报。今乃云廿四日取径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兰溪界矣。参差如此，怅怏何已！某欲去之计，前此屡以禀知，不惟才力短拙，无补于事，其间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此随家兄在黄州，一别七年，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虽有欲养之心，将以谁告？今身在省闼，可以言而不言，复何待乎？七月末，尝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复黾勉。十月初，四明有阙，遍见诸府，以情告诸公，皆谓进用在即，而乃求补外，岂有所疑乎，终不见察。左府云少待结果了去亦未晚，某云岂敢有此望，正使误蒙朝廷除擢，却恐去计愈难矣。时节因缘，未有易于今日者。未几四明除人，适辛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东阳为请，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见其决去，亦颇不乐。然某以是日轮对，先生以是日得宫祠，又十日而有东阳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为与永嘉相表里，至有死党之说。又以谓面对不合，腾播百端。惟是庙堂诸公，备知曲折，有间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子集所报，得于传闻，亦不无所自也。某上殿所论，以谓：「祖宗时治狱则有开封府、御史台，又置纠察刑狱司。断狱则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审刑院。自元丰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狱事，然犹置少卿两员，一以治狱，一以断刑。今则止置少卿一员，治狱断刑皆出于一，然则狱之有当平反者，当责之谁乎？又如祖宗时，虽有刑部、大理与审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别置详定罪犯一司，以侍从馆阁领之，刑部、大理、审刑皆无预焉。盖所谓罪犯者，议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详定，谁肯自以为非乎？至于梓、益、夔、利，去朝廷远，每赦则委转运钤辖司详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议法，今之详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锻鍊文致皆韩仲通为之，今又使仲通改正，岂复有是理？况又因星变降诏，许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户部者，复送本部，然则户部之有枉谬，谁敢以为言乎」？是时韩已去矣，上大称赏，以为切当，许以即当施行。时已有大理少卿杨揆一员矣，又除司农少卿陈章为大理少卿，专治狱。某又言：「近降指挥，治赃吏尽用祖宗法。今时与国初不同，国初承五代杀伐之馀，严刑峻法，未能尽革。当时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识字画而以仆从代书判者，至于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为之，故朝廷亦不复以士类待之。至于天下既定，选举益清，前日之刑，寝不复用。故范祖禹著《唐鉴》，以为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为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赃吏为可恤也，彼既已冒犯典宪，自绝士类，亦何足以士类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久而滥及于士类尔。不必远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乐者，往往皆诬以赃罪，今之大臣有亲被其害者。陛下圣明，今已灼见诬枉。若使当时尽用祖宗法治之，今虽欲改正而复用之，岂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所虑甚高远，人所莫及，然朕当择巨蠹者治之，以儆其馀」。宣谕之语甚多，今录其要者。某云：「臣谓赃吏皆当治，但此刑不可轻用尔。若使监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实，虽停降编窜亦足以惩恶，非谓纵奸而不问也」。上云：「卿所论甚善」。当日所对，大略如此。同舍有闻之者，从而缘饰撰造，欲相中伤。然面对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执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为纷纷尔。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禀。东阳初以赋财足用，故请，今乃不如所闻，未知所以为计。所示文字，谨当一一遵奉，别有委令，亦乞不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