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体，两说正相发明。而叔权所论乃欲有所优劣于其间，则不惟未达邵子之意，而于程子之语亦恐未极其蕴也。方君所谓「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赋予万物，万物禀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旧。盖其实虽非二物，而其名之异则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虽禀而受之于天，然与天之所以为天者初无馀欠」，则固未尝判然以为两截也。但其曰「道体无为，人心有动」，则「性」与「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为说耳。如邵子又谓「心者性之郛郭」，乃为近之。但其语意未免太粗，须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无病耳。所谓识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说是也。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微耳。欲识其义理之精微，则固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期。但至于久熟而贯通焉，则不待一一穷之而天下之理固已无一毫之不尽矣。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今先立定限，以为不必尽穷于事事物物之间，而直欲侥倖于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卤灭裂而终不能有所发明也。

知仁为爱之理，则当知义为宜之理矣。盖二者皆为未发之本体，而爱与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义者理之宜，则以义为本体之发也，不几于仁内义外之失乎？又以仁为性之全德，则与方君所谓天理之统体者无一字不相似；又以为仁为心体之流行发见，则与方君之流动发生之端绪，皆以仁为已发之用矣，又何足以相讥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数语自无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