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论，今之施设措置常难言。论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设措置，吾未见其为果知古也。然则古亦岂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盖莫良于三代。遭秦变，古先王之制扫地而尽。由汉以来，因循苟简，视三代之法，几以为不可复行。盖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为大夏之暑；毫末之小，可以进而为合抱之大，顾当为之以渐，而不可以骤反之也。唐因魏、隋之旧，而成租调、府卫之制，官约以六典，而省之至于七百三十，此可以为复三代之渐，而唐之所以为可称者也。至于贫无以葬者，许鬻永业，自狭乡徙宽乡者，并鬻口分，启兼并之端，开避地之衅，此固失在于其法。省官之初，自谓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既而增员外，置寖广而不复除，此固失在于其身。居重御轻之说，在唐固不能无蔽，而府兵之废，实出于版图隳而不可考，阅习弛而不可用，其源盖与授田相表里，皆其立法之遗恨也。彍骑、两税，虽皆一时可喜之事，而坏经常简易之法，驯致钜创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修而复之，苟且变更以偷一时之利，而不顾其后，此尤君子之所深恶，不可诿前人之失而逭其诛。至于斜封、墨敕之滥，则诚无足深责。大抵君子之望于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进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岂不较然甚明哉？至推之于今日，则又有难言者。唐租调之法，固可以为复井田什一之渐矣。然连阡陌者难于行削夺之法，厌糟糠者无以为播种之资。削夺之法不行，则田亩孰给？播种之资既乏，则租课孰供？况今之取于民者，斗斛之数定而输再倍，和市之名存而直不给，殊名异例，不可殚举。而州县遑遑，有乏须负课之忧；大农汲汲，为支柱权宜之计。于此而议复租调之法，谁曰为通世务者。唐府兵之法，固可为复军旅卒伍之渐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则府卫之制不可复论。况迩者两淮流徙之民，朝廷欲因赈救之粟，使耕荒弃之地，以成屯田之业，而议者犹惧资储之乏，事弗克究。列营而居，负米而爨者，或者犹惧拊循之未至，居处之未安，习勤之未集，而遽欲望被坚蹠劲于田亩舍锄释耒之人，亦已难矣。于此而言府卫之制，盖索商舶于北溟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后，官不胜众，骤而约之，七百有奇，则复古建官，亦莫近于唐矣。今之内而府寺场局，外而参幕佐贰，可以罢而省之者，盖不为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惮为此者，则惧夫衣裳之流离而无以生也。今虽不省，而受任者或数千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夺园夫红女之利，不复可以责士大夫。为省官之说，则又不可无以处此。故曰论古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设措置者难。然则三代之法，其终不可复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抱之木，毫末之进也。况夫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仲尼谓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冯河之勇，有不遐遗之明，有朋亡之公，于复三代乎何有？愚不佞，他日执事大人论思之次，愿与闻焉。